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语言态度调查

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语言态度调查

态度（attitude）指个体对人和事稳定的行为倾向（张德1987：448—449），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属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畴（Alport 1953；Carlson 1956）。语言态度是态度中的一个类别，指人们在社会认同、感情等因素的影响下，对一种语言的社会价值所形成的认识和评价。国外对语言态度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下半叶（Lambert，W.E.1963）。国内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沈依青（1997：92—98）、高一虹（1998：21—27）、龙惠珠（1999：56—62）、姚喜明（1999：67—71）、王远新（1999：9—14）、徐伟成（2001：86—89）和张洁（2002：44—46）等才从语言态度的不同侧面开展研究。他们采用变语配对（matched guise）、语义微分量表（semantic differential scales）、直接调查和间接调查等方法（桂诗春1997：190），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如分离出了语言态度的构成要素，分析了某些因素对语言态度的影响（如职业背景）。但是，目前尚未见到对语言态度影响因素进行全面分析的文献。更为遗憾的是，国内仍未见文献对外国留学生汉语语言态度进行专项研究。

其实，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入世”的推动，世界各国对汉语的需求越来越大。中国正成为许多外国学生汉语学习的“圣地”。这些学生构成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虽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说不同的母语，来华求学的目标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学习。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其汉语语言态度的构成要素是什么？影响他们汉语语言态度的相关背景因素是什么？汉语语言态度是否影响他们的汉语学习？针对这些问题，本文特采用语言态度的直接调查法，在外国留学生中展开调查，旨在外国留学生汉语语言态度研究领域进行探索，为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科研和改革提供参考。

1.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通过对被试者背景情况和语言态度的调查，研究被试者语言态度的构成以及不同背景因素对被试者语言态度的影响。再通过对部分被试者语言态度和学习动机的调查，分析语言态度与学习动机的相关关系。

1）调查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分两类：语言态度调查问卷和动机水平调查问卷。

（1）语言态度调查问卷：包含个人基本情况和对待汉语的语言态度两部分内容。个人基本情况部分涉及：年龄、性别、国籍、汉语水平、华裔背景、学历、文化程度、来华前汉语学习时间等。对待汉语的语言态度部分：根据陈松岑（1999：81）选用的十个语言态度特征（好听、亲切、友善、有权威、文雅、有身份、精确、用处多、方便和容易）改编成Likert五级（完全反对、反对、不确定、同意、完全同意）问卷。两部分合并后分别译成韩语、英语和日语。

（2）动机水平调查问卷：以秦晓晴（1998，附录Ⅰ）的动机水平调查表为基础，针对留学生汉语学习的具体情况，将问卷中涉及英语学习的内容改为汉语。调查问卷共分四个方面：注意力、持续力、学习活动的主动参与程度、努力程度。

2）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语言态度调查问卷由专人分发给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全部留学生。发出451份，回收451份，回收率100%。删除欠完整的数据，最终获得完整数据427份。语言态度调查问卷有效率为94.68%。其中，与动机水平相应的语言态度调查问卷均记实名。

由于动机水平调查问卷涉及汉语学习的内容较多，且均是回顾和反思性的问题，调查对象需要有较长的汉语学习经历才能作出有效回答，故我们只挑选了两个高级班进行调查。调查问卷均记实名。发放24份，回收24份，有效率为100%。

3）数据处理

所有调查问卷经专人输入计算机（SPSS11.0）。

4）调查问卷项目的预处理

（1）样本背景因素的分组或分类

①年龄：平均27.3岁。根据样本年龄的分布，取低端（21—22岁）和高端年龄（28—29岁）组分界线，将样本分为三组：17—21岁为第一组，共62人；22—28岁为第二组，共239人；29岁以上为第三组，共126人。

②样本所属国家或地区的地理分布分类：根据石定果（1998：36）的外国留学生地理分布分类：一类为东亚国家（指韩国、日本），共211人；二类为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共75人；三类为混合类，不属于一类和二类的国家，共81人。

③学历：分三类：一类为高中学历，共76人；二类为上过大学或正在上大学暂无学位者：152人；三类为已获得学位者：199人。

④汉语水平：用班级的等级（高级、中级和初级）粗略代表学生的汉语水平。所获样本中，高级：18人；中级：137人；初级：272人。

⑤华裔：106人（占24.82%）；非华裔：321人（占75.18%）。

⑥职业：分三类。第一类：无职业者，共89人；第二类：学生（暂无职业），共205人；第三类：从业人员，共133人。

⑦来华前汉语学习计时间（累计）分三类：短期：（0—6个月），共299人；中期（7—24个月）：共82人；长期（25个月以上）：共46人。

（2）语言态度因子的提取和合并

分别对总体、华裔和非华裔样本语言态度的十个特征进行因子分析，所得结果如表1所示。

表1：总体、华裔和非华裔样本语言态度因子分析结果一览表

注：1）萃取特征值为大于1；

2）最大方差旋转法，因子分析最大迭代次数为25；

3）因子入选负荷值为大于0.5，用＊表示。

表1显示：三种不同样本提取的因子排列顺序虽不同，但构成要素基本一样（仅华裔样本提供的因子在“精确”上因负荷值小于0.5落选）：第一类因子：有权威、文雅、有身份和精确；第二类：好听、亲切和友善；第三类：用处多、方便和容易。在分析数据时，我们将语言态度合并（取均数，合并项目间的α＞0.6）为三个单一项目，分别代表语言态度的三个侧面。在后续统计分析中，把“好听、亲切和友善”构成的因子简称为语言态度的情感因素，“有权威、文雅、有身份和精确”简称为地位因素；把“用处多、方便和容易”简称为适用因素。语言态度的项目合并后，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总体、华裔和非华裔样本语言态度对比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只有总体样本和非华裔样本的地位因素均值低于平均值3。这说明，在其他因素上，无论是总体，还是华裔或非华裔样本，他们对汉语的态度均是积极的。而对于汉语的地位因素，总体和非华裔样本均持消极态度。

（3）动机水平调查问卷项目合并：在SPSS中，将动机水平调查问卷各个方面的条目分别进行Cronbachα信度检验。按提示，逐步删除对信度影响最大的条目，直至信度α＞0.6。最后将剩余条目取均值，分别代表学生汉语学习动机水平的四个方面。

2.调查结果

1）各种背景因素对外国留学生汉语语言态度的影响

（1）年龄

从表3可以看出，只有适用因素存在组间差异。经多重比较，发现：年龄一组（17—21岁）对汉语适用性的评价明显高于年龄三组（29岁以上），其他均无统计学差异。

（2）性别

表4显示：只有情感因素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的评价明显好于男性。

表4：性别对语言态度的影响

注：采用t检验

（3）华裔背景

如表5所示，华裔学生在语言态度的三个方面均好于非华裔学生。其中，差距最大的是地位因素，达0.66。

表5：华裔与非华裔留学生的汉语语言态度对比

从表6可以看出，不同学历背景的留学生在语言态度的三个方面均存有明显差异。得分最高的均为三类学历背景（获得学位）的学生，其次是二类（上过大学暂无学位），最低的是一类（高中学历）。多重比较显示：对于情感和地位因素的评价，三类明显好于一类和二类。一类与二类之间无差异。语言适用因素虽然存在组间差异，但组内两类比较无明显差异。

（5）汉语水平

表7表明：不同汉语水平的学生，其语言态度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表7：汉语水平对语言态度的影响

（6）所属国家或地区的地理分布

总体看来，位于不同地理分布的学生在语言态度的情感、地位和适用因素等三个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见表8）。地理分布属二类（东南亚）的学生，语言态度评价得分最高，其次是三类（混合类），最低的是一类（东亚）。多重比较显示：对于情感因素而言，二类的均值明显高于一类，而一类和三类，二类和三类之间无差异。对于地位因素和适用因素，二类明显高于一类和三类，三类明显高于一类。

（7）职业背景

表9说明：不同职业背景的学生（一类为无职业的学生，二类为学生，三类为已就业者），其语言态度间无显著性差异。

表9：职业背景对语言态度的影响

（8）来华前汉语学习时间

表10说明：学生来华前汉语学习时间的不同，其汉语语言态度在情感、地位和适用等三方面表现也不一样。其语言态度得分分布在语言态度的三个方面表现类似，学习时间为中期（半年至两年）的学生其态度得分最高，其次为长期（两年以上），最低的为短期（低于半年）。多重比较提示：中期和长期在语言态度的三个方面均无差异；对于情感因素，只有中期明显高于短期；对于地位因素，仅长期明显高于短期；对于适用因素，唯有中期明显高于短期。

2）汉语语言态度与动机水平的相关关系

从表11中可以看出，语言态度的情感因素、地位因素和适用因素与动机的注意力、持续力、活动度和努力程度等四个方面均无明显相关关系。

表11：语言态度与动机水平的相关关系

3.讨论

1）外国留学生汉语语言态度的构成要素

由于调查对象、方法和分析角度的不同，所获得的语言态度所构成的要素也不尽相同。据龙惠珠（1999：56）报道：不少语言态度的研究都通过因子分析得出了两个基本因子：亲和力和地位价值。龙惠珠所述的亲和力是指：个人对事物和人物的正面情绪表现，这种情绪也反映了对于事物的一种牵系和认同。地位价值指这个人对事物的实际利益所抱的看法。龙惠珠通过“变语配对”方法，从职业背景的角度，在香港人的语言态度中分离出了“亲和力”和“地位价值”两种成分。采用同样的方法，高一虹（1998：23）通过对香港、北京和广州三地学生语言态度的对比，提取了“社会地位与意识”、“经济地位与意识”和“优良人格特征”三种成分。

本研究采用语言态度的直接调查法。所得结果与上述研究有相似之处：我们的“情感因子”和“地位因子”与龙惠珠所分离的“亲和力”和“地位价值”在内涵上非常相似。我们的“地位因子”与高一虹获得的“社会地位与意识”和“经济地位与意识”内涵相似。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研究所分离的“情感因素”和“地位因素”至少可以确定为留学生汉语语言态度的核心有效成分。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本研究还发现：他们的汉语语言态度（部分因素的否定态度）与想学好汉语的主观愿望出现分离。一方面，留学生对汉语地位因素的评价均值低于平均值，表明他们对汉语的地位因素基本持否定态度。另一方面他们本身又是成千上万汉语学习者中最积极的代表，他们来华学习汉语的行为展示了他们学好汉语的良好愿望。

2）影响留学生汉语语言态度的背景因素分析

根据对汉语语言态度的影响，背景因素大致可分为两大类：有效因素和无效因素。

（1）有效因素包括：华裔、年龄、性别、来华前汉语学习时间、学历、所属国家或地区的地理分布等六个方面。

华裔背景：来华外国留学生中，华裔的比例一般较高（赵氚2001：167—173）。本研究调查对象的华裔比例为24.82%。他们对待汉语的语言态度与非华裔的学生存在明显差异。他们的汉语语言态度无论是在情感因素，还是在地位因素和适用因素上都明显好于非华裔的学生。

地理分布：总体看来，东南亚和混合类的留学生对汉语的语言态度明显好于东亚。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汉语在留学生居住国或地区的地位不同。在有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汉语本身就是官方语言（如新加坡）或通用语言（如马来西亚），或是社区内通用语言（如印度尼西亚）。而在东亚的日本或韩国，他们仅使用一定数量的汉字（在日语或韩文中通用汉字均为2 000左右）（王德春1990：496）。其二，华裔构成比例不均。东南亚和混合类的华裔留学生比例均明显高于东亚，如东亚的华裔比例为4.10%（如与总体样本的华裔比例24.82%比较，Χ²＝70.247 1，P＜0.01，明显低于总体样本），东南亚为74.7%（Χ²＝49.757 6，P＜0.01，明显高于总体样本），混合类为48.1%（Χ²＝17.033 8，P＜0.01，明显高于总体样本）。

来华前汉语学习时间：总体看来，留学生汉语学习时间直接影响他们对待汉语的态度。学习时间为中长期的留学生，其汉语语言态度明显好于短期的留学生。其中，中期尤为明显。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积极的语言态度能维持较长时间的汉语学习；另外一方面，经过一定时间的学习，对汉语有所了解后，进而加速语言态度向积极方面转化。长期反而在某些方面比中期低的原因主要是：长期学习汉语的学生在他们国内大多以汉语为专业，而中期的学生往往不是。总之，通过我们的分析，至少可以得出这一结论：留学生学习汉语的经历改变了他们的汉语语言态度。

学历背景：总体看来，留学生学历背景对汉语语言态度的影响存在这样一种趋势，学历越高，对待汉语积极态度越明显，尤其是在获得过学位的留学生与仅有高中学历的留学生相比时差异更显著。如综合汉语学习时间对语言态度的影响，这一趋势可以进一步论证刚才得出的结论：留学生的学习经历改变了他们的汉语语言态度。

年龄和性别：本研究提供的资料表明，在汉语适用因素方面，较小年龄组（17—22岁）的留学生对汉语的态度要好于大年龄组留学生。在情感因素方面，女性留学生对待汉语的态度要好于男性。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年龄小的学生对语言态度的变化反应比较敏感，还是他们受新近“汉语热”的影响程度大，还是女性对语言态度的情感因素反应灵敏些？这些解释只是笔者的一些理性推测。目前，有关年龄和性别等生理因素对语言态度影响的文献不多，这些生理因素对语言态度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2）无效因素包括：职业背景和汉语水平两个方面。

职业背景：龙惠珠（1999：56）发现，职业背景与香港人如何看待广东话和普通话的地位价值有密切关系。本研究经过分析未能发现留学生的职业，影响他们的汉语语言态度。但这并不表明我们的调查否认职业背景对语言态度的影响。这是因为：首先，我们分析的对象大多为在校学生，已就业的留学生比例较小（31.14%），明显小于正常社会群体的就业比例；其次，学生在社会群体中属于攀升群体，并且是攀升群体中最有潜力，也是变化最大的群体。职业对于他们来说还不是一个稳定的背景。鉴于上述原因，我们有关职业背景不影响汉语语言态度的结论也只能局限在留学生这个特殊群体内，不可推广到更广泛的群体。

汉语水平：如果把汉语水平作为外国留学生汉语学习经历特征之一，通过学历和来华前汉语学习时间对汉语语言态度的影响，来推测汉语水平对汉语语言态度的影响效果，结论似乎应该是肯定的。但是，我们的结论却是否定的。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外国留学生的汉语水平并不像“学历”和“汉语学习时间”一样，能够代表他们有意识接触汉语的经历。有些学生的汉语水平是在成长环境和生活环境中自然和无意识的状态下习得的。良好的汉语水平并不一定是积极汉语语言态度下的“产物”。故针对外国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汉语水平作为背景因素不像“学历”和“汉语学习时间”那样明显影响他们的汉语语言态度。

3）语言态度与汉语学习成就

外国留学生汉语学习属第二语言学习。关于语言态度对第二语言学习成就影响的研究成果虽多，但因分析语种、语言环境和方法的不同，其作用机制和作用效果的研究结论也大相径庭。

Lambert（1963）是研究语言态度在第二语言教学中作用的先驱。他认为：对待第二语言学习的态度及倾向（orientation）决定了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从而决定了学习者第二语言学习的成就。Gardner、Lalonde和Pierson（1983：3）在Lambert的研究基础上，把语言态度纳入动机的三要素之一进行研究。他们认为：语言态度是语言学习中重要的因素之一，不是因为语言态度直接影响学习者语言学习成就，而是因为态度“支撑着”学习者的学习动机，语言态度与学习者的社会环境交互影响动机，再由动机直接影响学习者的语言学习成就。Spolsky，B.（1989：160）认为语言态度的作用机制在于：选择语言时，社会和个人的价值观决定了个人学习该语言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转换成态度，态度进而影响动机形成的程度和类别。

与语言态度对学习成就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一样，有关语言态度对语言学习成就的作用效果研究，不同的研究者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Gardner、Lalonde和Pierson（1983：3）发现：在不同科目（如外语、解剖、生理等）的学习中，语言态度对语言学习成就的影响比其他科目均明显，而且，语言态度与学习成就的关系不受智力和学习性向（aptitude）的影响。Svanes，B.（1988：365—366）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三个与“西方文化”有不同“距离”的三组学习者中，最近的是欧美学习者、最远的是来自亚洲的学习者、中间距离的是中东和非洲的学习者。亚洲学习者的成绩虽然差一些，但他们的语言态度却是最积极的。语言态度与语言成就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Baker（Ellis，R.1994：199）的研究显示：语言态度决定某个体的行为方式，但行为结果和语言态度的相关程度不高。

Ellis，R.（1994：200）精辟地概括了目前语言态度对第二语言学习成就影响的研究现状：语言态度与第二语言学习成就的关系非常复杂，即使有些研究在设计上希望分析态度与第二语言学习成就的关系，但也没有得出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在解释结果时要小心。

在我们的研究中，由于外国留学生入学时的汉语水平差异较大，加之他们听、说、读、写四种技能严重脱节，用汉语测试方法来衡定外国留学生学习成就的做法操作性较差，故我们选用了动机水平作为学生未来汉语学习成就的代表值进行研究。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语言态度与动机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无可否认：在分析外国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与语言态度的关系时，我们的研究在课题的设计和方法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我们只考虑到调查对象对汉语学习动机内涵的理解和领悟，而忽视了调查对象的代表性（我们的研究样本仅局限于汉语水平较高的学生）和样本的数量（仅24人）。所以，在得出语言态度与汉语学习动机没有明显相关性的结论时，正如Ellis，R.（1994：200）所说，我们须持谨慎态度。

4.结论

通过对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语言态度的调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语言态度至少包括两个要素：情感因素和地位因素。如果采用语言态度的直接调查法，还应包括语言的适用因素。（2）外国留学生对待汉语的语言态度与主观愿望之间出现分离。（3）在影响外国留学生汉语语言态度的众多背景因素中，对汉语语言态度存在影响的因素包括：外国留学生的华裔背景、所属国家或地区的地理分布、来华前汉语学习时间、学历、年龄和性别等。对于外国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暂时没有发现职业背景和汉语水平影响他们的汉语语言态度。（4）外国留学生的某些经历可改变他们的汉语语言态度，如学历、来华前汉语学习时间。（5）外国留学生语言态度的三个构成要素与汉语学习动机水平的四个方面均无明显相关关系。

诚然，本文虽然在外国留学生背景因素对汉语语言态度的影响和汉语语言态度与学习动机水平的相关关系方面，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但是，有关语言态度的研究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入，如语言态度作用机制的理论研究、生理因素对语言态度的影响结果和机制的研究、影响语言态度背景因素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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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语言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