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科技翻译新体系的建立

论中国科技翻译新体系的建立

1.问题的提出

纵观我国上千年，尤其是近几十年的科技翻译史，中国科技翻译可概括成一种“文字处理体系”，它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1）科技翻译的原则与标准具有片面性

关于科技翻译的原则与标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派别：（1）海外派，如有人主张借用西方比较盛行的翻译标准——“等效翻译”原则。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奈达（谭载喜1987；刘宓庆1990）。他认为译文在译语读者中所引起的效果，应等同于原文在原语中所引起的效果；也有人建议在科技翻译中应遵循“等值翻译”的原则。这借用了西欧与东欧比较流行的卡特福理论（刘宓庆1990；吴新祥等1990）。他坚持翻译实践的中心任务是在译语中“寻找等值物（式）”；翻译理论的实质是描述等值的机制（等值的条件及本质）。（2）中华派，强调在科技翻译中要坚持“信”、“达”、“雅”以及“准确”、“通顺”的标准。他们认为：科技翻译首要的标准应该是“准确”，即通常所指的“信”，要求译文忠实于原文的内容与结构，通过译文能准确地理解原文所述内容及其精神实质。其次是“通顺”，也就是所谓的“达”和“雅”，要求译文简洁明快、流畅通顺，充分体现科技文体的特点（蒋太培1985；陈忠华1987）。

按上述诸学派的标准和原则分析下面的例子：

甲和乙同时译了一篇关于免疫球蛋白治疗癌症新进展的文章。乙的“雅”度虽不如甲，但能准确传译文章内容，并在科研和临床上很快发挥其效益。甲按上述各家学派的标准均无可挑剔。只是译文时效落后于乙。这样，其内容对科研和临床上的应用价值远不及乙。这种情况下，甲的译文胜乙一筹吗？

这说明：文字是传载科技信息的载体，如果在科技翻译中，只拘泥于文字载体表达上的优劣，而不重视传载内容的传播时效。这样的翻译原则和标准，未免有点本末倒置。

2）翻译技巧的研究存在局限性

在翻译技巧的研究中，往往只重视字词和句段的翻译。如果译者能娴熟地掌握这些技巧固然好。但这能否说明凭这些翻译技巧，他就可成为一位合格的现代科技翻译工作者？在此亦举一例。

甲能熟练掌握字词和句段的各种翻译技巧。而乙虽然在这些技巧上略逊色于甲，但它有敏锐的“嗅觉”，能及时地从信息网中获取有益的信息，并能迅速地翻译出来，交给信息对口的科研人员或单位，为科研提供了“广、准、快、精”的信息。甲却在文字上用娴熟的技巧反复琢磨，细心推敲。待其译文出来时，其内容对科研进展已无价值可言。这样，两人的科技翻译能否相提并论？

由此可见，只重视文字处理而不重视文字内容传载速度快慢的科技翻译技巧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

3）翻译人才的培养缺乏系统性

在科技翻译人才的培养方面，目前，人们只着眼于科技翻译人才数量及其语言能力的培养，即目的语与译语间转换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了下列几个问题（陈沾伟1990）：

第一，科技翻译人才的年龄层次不均衡。目前，我国科技翻译队伍出现年龄断层现象，骨干力量为41—45年龄段的人员，而31—40岁的人员仅占19.31%，30岁以下占9.81%。中国科技翻译队伍将会严重老化，处于后继无人的境地。

第二，中国科技翻译队伍的能级结构极为不合理。科技翻译队伍中高、中、初级人员之间的比例为1∶1.65∶0.43。专业人员为1∶3.73∶0.45。正常的能级结构应形如金字塔，高、中、初级人员的合理比例大致为1∶3∶6。而中国科技翻译队伍的能级结构呈橄榄形，初级人员缺乏。

第三，学科分布不均。中国科技翻译队伍的主要成分（占87.46%）是专业翻译工作者（29.90%）、工程技术人员（27.58%）、教师（19.73%）和科技人员（10.25%）。就其所熟悉的专业而言，工科占绝对优势，达69.7%，理科为11.2%。而农、医、经济等学科分布分别占5.79%、6.53%和2.69%。

第四，总体人数太少。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事科技翻译的工作人员有20万—30万，而专业翻译工作者仅占30%左右。且只能翻译科技文献中很少的一部分。其数量和质量远远不能满足要求，情报资料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在科技翻译人才的培养上，还很凌乱，缺乏系统性。

4）翻译思维方式的探索缺乏彻底性

在研究科技翻译思维方法时，虽然有人曾对此进行过专项研究，但侧重点无疑还是在语言文字的处理上。他们认为科技翻译的思维方式是：想象思维＋形象思维＋突发灵感性思维（黄忠廉等1991）。其突发灵感性思维是指译者所创造的东西。这种创造仍然是指文字表达上的创新，得到了更为雅致的表达。这种情况下，是否说一位译者具有这些科技翻译的思维就足够了呢？让笔者再举一例：

甲乙两人翻译同样一篇文章。在翻译过程中，假定他们的思维表达上出现的灵感大致相同。不同之处是：甲译完之后，在投稿上没有动脑筋，不计算稿件邮寄所需时间，也没有考虑到期刊文献的刊用时间及覆盖面。他不假思索地把译文寄给了一家专业对口的编辑部。乙在这一点上仔细琢磨，最后选定了一家最佳的编辑部发表译文。这样，乙的译文可能比甲早发两个多月，且读者也比甲多。在评价甲乙翻译思维的优劣时，能说甲乙处于相同水平吗？

这说明，中国科技翻译工作者仅有文字处理上的思维是不够的，还需考虑信息的传递方式及速度。目前中国科技翻译思维方法的研究仍缺乏彻底性。

5）科技翻译活动的统一管理缺乏科学性

我国科技翻译的统一管理上仍然是一片处女地。目前，我国科技翻译工作未建成完整的体系。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根据自己的需要开展工作。由于中国科技翻译界基本处于分散作业状态，加之信息不灵、协调无力，重复翻译和无效劳动时有发生，因而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

综上所述，中国科技翻译旧体系的翻译原则和标准具有片面性；翻译技巧的研究具有局限性；思维方式的探索缺乏彻底性；人才的培养没有系统性；在科技翻译活动的统一管理上无科学性；这一旧的以文字处理为核心的翻译体系，已明显不适应时代的发展。

2.问题的解决在于改变中国科技翻译的旧体系

面对这一现实，笔者认为：中国科技翻译史上面临一次新的革命，以新的翻译体系——“有效信息的处理体系”取代传统的翻译体系——“文字处理体系”。其核心内容是：一切为了“广、快、准、精”地传递有效的科技信息。

所谓信息，是指人们对事物了解不确定性的减少和消除（邬昆1988）。科学信息的实质就是科学知识。但其知识内容不能存在于任何物质外壳之外，它必须借助于物质才能存在和传递。传递这种信息的物质是载体，其主要形式是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进行思维和交往的一种工具，一种符号系统。科技信息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通过语义性来反映其本质内容（严怡民1983）。

从图1可以看出：当读者从综合信息网获取信息时，假如没有语言障碍，可以直接从信息网（经信道Ⅰ）获取，不需通过科技翻译这条辅助渠道（信道Ⅱ）。中国科技翻译在信息流程中的职责和功能就是解决读者从信息网中获取信息时，因文字载体不同而带来的语言障碍（信道Ⅱ）。

图1：科技信息的流程图

诚然，有些读者不需借助于科技翻译的帮助而直接从综合信息网中获取自身所需的有效信息。但是，在当今中国的未来一段时间内，综合信息网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科技翻译这一渠道传输到读者手中。这是因为：我国科技人员的外语水平普遍较低，相当一部分人不能直接阅读外文资料。即使有些能熟练掌握一种外语，对于其他语种，仍需借助于科技翻译。以天津某工学院为例，图书馆陈列的63种外文原版期刊中：从未动过的占41.72%，特别是俄文期刊，从未动过的比例达83.3%。我国外文原版科技期刊的刊订率只占世界总数的1/4。文摘年报道量也只有全世界论文总数的1/6—1/5，大量的科技文献和信息还没有翻译报道过（陈沾伟1990）。

由此可见，科技翻译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在当今中国仍然是主要的信息流通渠道——主信道。

3.新翻译体系的内涵

要实现有效科技信息“广、准、快、精”地在我国传递，我国科技翻译体系就必须进一步完善、必须建立系统化的信息传递渠道。具体方案如下（见图2）。

图2：系统化的信息传递渠道

下面分述各系统的职责和功能。

1）译者的职责

（1）从信息网中获取有效的科技信息，以最快、最准的方式提供给科技工作者。与传统的体系相比，其特点是：除要求文字处理上准确和通顺外，还要求提供的信息具有时效性。前例中的甲与乙相比，甲在时间上比乙慢，甲的信息量（申农值：信息量＝Log后验概率/先验概率）的有效性小于乙（壬雨田1986）。

把信息提供给科技人员，有许多途径。其中，提供给信息发放系统（出版社、期刊编辑部和各种会议）为主要方式。信息的生命在于流通，只有流通信息才可能增值。信息在社会流通中，信息量虽然不能变大，或许因传输而受到一定程度的衰减，但信息的社会价值却在随信息的流动而增大。信息因科技翻译所致流通而增大的社会价值，就是科技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过程中创造的劳动价值。

（2）目前，传统的科技翻译体系多强调信息的输入，即译者将目的语译成汉语。向综合信息网提供信息也是我们科技翻译工作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其目的在于：促进信息流通，提高信息的社会价值，推动全世界各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为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2）科技翻译人才培训系统

（1）使科技翻译人才的年龄构成合理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使译者的数量保持稳定。

（2）根据时代的需要，随时调整语种及专业分布。

（3）使译者的总体能级结构保持稳定。在人才的培养方面，除重点强化培训高中层次的人才外，对初级人员的培养也不能放松。争取高中级人才带动初级。起到按比例，平衡、协调发展科技翻译事业。此外，还应注意保持科技翻译总体人数与科技界对科技翻译力量总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

（4）办好几种专业性翻译报刊，推动我国科技翻译活动的开展。我们需要大量的初级人才，而我们又不可能花大量的精力和昂贵的费用对这些人进行脱产培训。况且，这些人员中，大部分本身就是科技工作者。我们可以通过办报、电台广播、电视讲座等形式进行大众化的教育和培训，以提高他们的翻译水平。

3）宏观调控系统

该系统为中国科技翻译界的最高统帅机构。其职能包括：

（1）协调各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对于译者，提供有价值的翻译信息。如书、论文、汇题资料、会议纪要等。其他的人是否译过？哪些出版途径较好？这样，可以克服重复劳动和人力与物力的浪费。对于人才培训系统：有关科技翻译人才的能级结构、年龄构成、语种及专业分布等情况，宏观调控系统应该从全国整体需要出发，全盘考虑后再发布统一指令。对于发放系统：及时传递读者、译者的反馈信息，提高发放系统的质量。尽量减少信息量在传递过程中不必要的衰减。

（2）标准化，主要是科技术语的标准化。对于术语，应尽可能减少同义词，特别是新名词的翻译，应尽量避免“百花齐放”。此外，还有诸如科技翻译人才考核的标准化等，也应该由该系统统一负责（李亚舒1991）。

（3）加强横向联合，有三层意思：一是加强与国外同行之间的联系。该系统应该起到牵头部门的作用，与国外学术界进行广泛交流，互派学者参加学术会议。二是加强国内外同行之间的联系。在我国科技翻译界，过去几年里学术空气日益浓厚，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在有些地区依然存在。各种学会、学术刊物，高等院校应在宏观调控系统的管理下经常举办学术研讨会、经验交流会，以促进我国科技翻译事业的发展。三是国内与科技翻译交叉的学科的同行们应加强联系。应用语言学家、计算机专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应联合起来，齐心协力，推动我国科技翻译事业的发展。

4.结论

我国科技翻译传统体系是“文字处理体系”。它以个体劳动为基础，采取分散作业和各自为政的组织形式，现已不适应这一时代对科技翻译的迫切需要了。崭新的科技翻译体系急需取而代之。笔者把这一新体系称之为“有效信息处理体系”。它有着具体而丰富的内涵。笔者愿抛砖引玉，提出此问题，广泛讨论、集思广益，推动我国科技翻译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陈沾伟，1990，加强科技翻译之我见［J］，《科技情报工作》第10期。

陈忠华，1987，《科技翻译技巧文集》［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黄忠廉等，1991，论科技翻译中的形象思维［J］，《中国科技翻译》第4期。

蒋太培，1985，《科技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M］。北京：海洋出版社。

李亚舒，1991，中国科技翻译学的科学内涵［J］，《中国科技翻译》第4期。

刘宓庆，1990，《现代翻译理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壬雨田，1986，《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谭载喜，1987，《奈达论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吴新祥等，1990，《等值翻译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邬昆，1988，《信息哲学》［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严怡民，1983，《情报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载《语言与翻译》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