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言研究科学性的几个问题

时间：2023-04-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关于语言研究科学性的几个问题——兼谈乔氏语言理论的科学性“社会科学也应具有自然科学的研究态度和考察方法，使之逐步具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严密性和真理性。……从各门科学的研究实践中总结提升出来的方法能作为人文科学的骨骼而存在，使之走向定量化、客观化、科学化，将人文研究变为真正的科学。”

关于语言研究科学性的几个问题——兼谈乔氏语言理论的科学性

“社会科学也应具有自然科学的研究态度和考察方法，使之逐步具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严密性和真理性。……从各门科学的研究实践中总结提升出来的方法能作为人文科学的骨骼而存在，使之走向定量化、客观化、科学化，将人文研究变为真正的科学。”（丁长青，伍正亮，1993:14 15）人类语言的人文性与社会性无疑可将语言的研究划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领域。而且，将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是……接近自然科学的学问”（于根元等，1999:303），“语言学的方法与成果……跟自然科学也相仿佛”（布龙菲尔德著，袁家骅等译，1997:622）。所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从各门科学的研究实践中总结提升出来的方法可以作为语言研究科学性的参考标准，这些方法中比较典型的是理想化、抽象化与数学化。而正是在这些方法的运用方面，我国外语界颇有微词，尤其反映在对乔氏语言理论的批评中。本文就这些问题谈谈。

1.理想化

有的学者批评乔姆斯基语言学只追求所谓的理想化状态，“忽略了对丰富多彩的语言应用现象的研究”（见《外国语》2005年第3期第7页），研究视野“只是语言非常有限的方面”，并不是“有血有肉的语言系统”（见《外国语》2006年第4期第53页）。从科学研究的方法看，对研究客体应该采用“理想化状态”与“有限的方面”，应该忽略“丰富多彩”与“有血有肉”。其理由是:（1）被研究的客体时刻处在各种复杂的相互联系的现实之中，它们多方面的性质与特征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为了揭示客体的本质特征与客体系统运行的内在机制，人们研究它时必须“暂时背离复杂的现实，从最简单、最纯粹的理想状态开始，考察它的特征与规律”（张琼等，1990:105）。（2）被研究客体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使人们对客体属性的了解有主要的也有次要的，有必然的也有偶然的，有本质的也有现象的。为了保留其主要的、必然的本质属性，去掉其次要的、偶然的非本质属性，需要简化与纯化客体，使其升华为一种理想化状态。（3）被研究客体作为一个整体或系统是由各个局部或个体组成的，而客体的整体或系统的性质或规律并不是局部或个体的性质或规律的简单总和，它们间存在着质的差异。为了得到客体整体或系统的性质或规律，需要通过想象、运用直觉与逻辑思维，把客体简化为一种理想化状态。这几点理由中说到的客体的“多样”、“复杂”、“现象”、“个体或局部”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等可以反映语言的“丰富多彩”与“有血有肉”，要研究语言的本质，必须忽略它们。

理想化的科研方法集中体现在选择理想客体、设定理想系统、建立理想模型、进行理想操作:

1）选择理想客体。理想客体是人们根据学科研究的需要，运用抽象方法对现实客体进行简化、纯化后的客体。它突出了现实客体的本质，强调甚至夸张了现实原型的某些特征，同时舍去了它的另外一些非本质特征。例如，几何学是研究空间图形的形状、大小和位置的相互关系的科学。在几何学中，为了探讨现实客体的这种关系，就把形态各异的客体抽象成点、线、面、圆、三角形、长方形等空间几何图形，它们分别可反映针尖、竹竿、桌面、碗口、三角板等物体。所有这些现实客体有大有小、有长有宽、有厚有薄、有不同的制作材料、有不同的颜色。这些都是它们的非本质特征。它们的理想客体（点、线、面、圆、长方形、三角形等）代表了它们的本质特征。

在乔氏的语言理论中为了便于研究语言同样抽象出了理想客体，它们来源于现实客体但不同于现实客体，它们舍去了现实客体的非本质特征。这些理想客体有N，V，A，P，I，C以及NP，VP，AP，PP，IP，CP等。N，V，A，P，I，C各自可反映所有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介词、曲折词、标句词，NP，VP，AP，PP各自可反映所有的名词词组、动词词组、形容词词组、介词词组，IP可反映所有的陈述句、不定式、V－ing、V－ed，CP可反映疑问句、限定从属分句、for...to...结构。至于各词组、各分句的长、短、复杂程度，各词组中的中心语有无前、后置修饰语以及有多少修饰语，句子的结构是SV，SVC，SVO，SVOO，SVOC，SV A还是SVOA，词组与句子中有无语篇标记词、有无重复等，都是它们的非本质特征，理想客体NP，VP，AP，PP，IP，CP等舍去了这些非本质特征。

2）设定理想系统。理想系统是人们在研究某类客体时，为了消除或减少研究中可能产生的技术操作上的困难，运用抽象和想象的方法对客体现实系统的影响因素进行消除或简化的结果。这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将现实系统的各个构成元素近似处理为理想客体；另一种是通过引入一系列简化假定，把现实系统中某些不甚重要的，或由于理论上和技术操作上的限制无法加以考虑的影响因素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从而得到一个相对简单、纯化明确的系统。这两种方式体现在乔氏的语言理论中:

（1）一种方式的体现。将语言的构成要素词、词组、分句、句子处理为理想客体，如，除上文提及的N，V，A，P，I，C与NP，VP，AP，PP，IP，CP外，还有D（限定词）与DP，PROG（进行体）与PROGP，PERF（完成体）与PERFP，NEG（否定词）与NEGP，TOP（主题性前置）与TOPP，FOC（焦点）与FOCP，F（功能词）与FP，等等。

（2）另一种方式的体现。乔氏语言理论中将那些不影响词组、分句与句子性质的，从而也不甚重要的语篇标志词、重复词等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以消除或减少现在的理论与技术操作上的困难。所以，以下这些真实英语在乔氏语言理论中转化成为括弧中相对简单、纯化的形式:

Well but then Mary surely the best idea is to join the group.（The best idea is to join the group.）

It came out you know a big philosophical thing.（It came out a big philosophical thing.）

Yeah like uh George Washington was a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George Washington was a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这“另一种方式”在乔氏语言理论中还有一种体现，即该理论给语言设定一些原则与提出一些假说，这些原则与假说排除了一些“特殊”情况，这些情况就理论的目前状况与目前的操作技术来说无法解决。也就是说，因为某些“限制”而无法考虑这些因素，所以把它们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例如，反身代词受约束的原则因难以解释下列现象而将它们排斥在外:

John_i talked to Tom about himself_i.

？John talked to Mary_i about herself_i.

＊John talked about Tom_i to himself_i.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1）将现实客体处理为理想客体时，只要“近似”即可，它并不要求与现实客体完全对应，它允许出现误差；（2）科学理论中允许排斥或避开某些现实客体，这是学科研究的需要。所以，某些人的类似“乔氏语言理论中有的与真实语言不相符”与“乔氏研究语言避开了某些语言现象”的批评难以成立。

3）建立理想模型。科学理论中的理想模型是人们脑中创造出的、以思想映象的形式所构成的、具有某种极限特征的高度抽象的理想客体。它具有以下这些特征:（1）它作为理想化的形态，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以客观现实为原型，是对客观客体的一种反映2它是对客观客体的一种近似的反映突出地反映了客体的主要特征，即客体的本质，因而舍弃了客体许多非本质的特征；（3）它是一种简化的模型，以突出客体本质特征为目的，科学中不存在能适应一切要求和反映现在客体一切特征的模型；（4）它借助符号、图形等形象的手段来表述，因此它是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统一；（5）它是建立科学概念、原理、规律的基础，客体的科学规律只有在相应的理想模型中才能得到精确的体现。

乔氏语言理论中建立了这样的理想模型，例如X阶理想模型（X，Y，Z分别代表head，specifier，complement）:

A模型适合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等，B模型适合日语、土耳其语、缅甸语等，C模型适合马来西亚语、吉尔伯特语、斐济语等。这样的模型能反映语言的各种词组、分句与句子，但反映的只是代表语言本质特征的语言单位。中心语、前置语与补足语是各语言词组、分句与句子的基本也是主要的构成要素，它们代表了语言的本质。它们不能用来描绘或反映自然语言中的所有现象。所以，这样的模型是对语言这一客体的近似的、简化的反映。这同样能说明，乔氏语言理论不能，也没有必要解释某些语言现象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4）进行理想化操作。理想化操作以一定的原理或公理为出发点，通过理论分析与逻辑推导描述现实客体、现实系统的内在机制与规律。它具有以下这些特征:（1）它的出发点是公理性的原理或假设，这是不能从经验事实中逻辑地推动出来的；（2）它根据提出的原理或假设，将客体系统的行为过程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想象出来一步一步地推导出来直至得到需要的结论3它在现实中不存在，但能够在读者的思维中再现；（4）它的实行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现实系统中的行为或现象推至极端的理想化状况，另一种是从探讨某些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出发，想象出一个相应的理想过程，并根据已有的公理性的原理或假说逻辑推断该系统的特征或规律。

在乔氏的语言理论中有一系列的理想化操作。如，wh－词移动原则，其中的原理或假设是:它是从右向左的移动；它只能是一步一步地移动，一步只能跨越一个IP或复杂的NP；它的落脚点是CP的specifier的节点，如果specifier的位置已被其他词占据，则不能移动。根据这些原理，可以一步一步地推导出wh－词的移动轨迹，可以得出wh－句正确或错误的结论，例如，下列一正一误:

再如，核查原理（checking theory）。为了探讨语言结构的基本元素head，specifier，complement之间的一致关系，想象出了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核查原理:将head所需的specifier特征与其specifier的head特征核查，将head所需的complement特征与其complement的head特征核查，并规定，经核查，只有全消除了无语义解释（uninterpretable）的特征（这些特征是格一致、前置与补足、非限定动词的曲折的特征等）和只保留了有语义解释（interpretable）的特征（这些特征是人称、性、数、时的特征）时，结构才符合语法。按照这样的核查原理，从语义上逻辑推导出了语言结构的特征与本质。

2.抽象化

有人认为，“很多语法范畴是极其复杂的，……很难用抽象的符号准确表达出来见外国语2004年第2期第25页个别人有一个错觉，似乎越抽象、离我们的直观越远的东西才越科学”（见ibid:27）。这样的观点在我国的外语界有一定的影响。然而，从科学的方法论讲，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是因为:（1）抽象是科学的本质。科学追求的不仅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而要找到“为什么”的答案，就必须进行抽象的理性思维，“从表象的具体到达越来越稀薄的抽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972:103），“现代科学理论的抽象化发展，即远离直观经验的趋向，是科学认识不断深化的基本特征之一”（《科学方法论研究》，1983:144）。（2）抽象是发现现实客体本质或规律的必要手段。现实客体的表象与本质是分离的，“如果一切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1975:923），而现实客体的表象是错综复杂的，还会夹带着伪装或假象，但表象与本质间存在着关联，要“找到表象与本质之间隐藏着的联系，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抽象思维”（丁长青，伍正亮，1993:77），对表象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与加工，清除那些伪装与假象，消除经验认识中的偏差，从而“一步步远离了现象，一步步深入了本质”（《科学方法论研究》，1983:162）。（3）抽象更深刻地反映着现实客体。抽象虽然是渐渐离开表象的过程，但它是在经验事实的启示下、充分发挥思维的主观能动性而进行的创造性思维的过程。客体的本质虽然远离现象，但它是用简化形式表现大量知识，反映客体各种丰富多彩复杂现象的基本性质的科学抽象的产品。所以，“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列宁全集》第38卷，1959:181）

抽象化的实施过程通常有两种方式:

1）对一个或一类客体某方面的性质、特征进行抽象，它的直接成果是各种概念这类抽象需要将被研究对象从它的现实中分离出来，把客观上与它共存、但与研究目的无关的东西清除掉；再将被研究对象的某方面性质特征与其他的性质特征分离开，以便将注意力集中到与研究目的相关的现实客体性质上来。简单地说，它需要“分离”、“纯化”、“概括”、“限制”。

乔氏理论对语言的研究体现了这种抽象，它的曲折（inflection）、标句词（complementiser）、语迹（trace）、中心语（head）、标引（index）、轻动词（light verb）、提升动词（raising verb）、题元（argument）等各种概念是这类抽象的结果。这里以标句词为例，在乔氏理论中，that－分句的that、if－分句的if、“for...to...”结构中的for都称为标句词。这类词的抽象实施是:将客观上与它们共存的补足部分统统清除掉，这可谓“分离”；这类that中排除作代词与限定词的that，这类for中排除作介词的for，这类if中排除跟它语义一致的whether，这可谓“纯化”，也可谓“分离”与“限制”；将属于这类性质特征的that，if，for统称为标句词，这可谓“概括”。

2）对一个或一类客体系统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抽象，它的成果是描述现实客体的科学规律和反映其内在机制的普遍原理。这类抽象需要分析问题的影响因素、确定问题的范围、对与问题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因素之间的相互制约方式进行专门研究，具体措施是:（1）通常是理想操作，将有碍或模糊现实客体内在联系的枝节尽可能排除掉，从而在干扰较小的条件下考察某些因素之间的制约关系；（2）将研究对象充分理想化，设想它在纯化的、毫无干扰的状态下所能遵循的规律；（3）将经过简化的现实问题转化为一个数学问题，运用数学的推演来确定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

乔氏理论对语言的研究也体现了这类抽象。如，为了研究语言结构的中心语、标志语、补足语之间的X阶理论，为了研究词语照应关系的约束理论，为了研究wh－词移动限制与其他词语关系的界限理论为了确定PRO与某个词指称关系的控制理论为了研究各词项之间题元关系的题元理论，受约束词语（反身代词与相互代词）与其先行词之间存在着的成分统领关系，某成分移动的“岛”条件等，都体现了这种抽象:在所有这些研究中运用的是前文所提到的理想化语言，进行的是前文提到的理想化操作；至于数学问题，下文再谈。这里举一个反身代词与其先行词关系的例子，反身代词在John persuaded Mary to criticize herself/＊himself与John promised Mary to criticize himself/＊herself两句中的正误是因为它们存在着不同的逻辑抽象关系:

John_i persuaded Mary_j［_IP PRO_j to criticize herself/＊himself］.

John_i promised Mary_j［_IP PRO_i to criticize himself/＊herself］.其中的理想化语言、理想化客体、理想化操作为省篇幅不赘述，句中的符号说明了这一点。

3.数学化

有人批评乔氏理论:“拿数理逻辑来与自然语言简单比附是不合理的，因为两者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见《外国语》2005年第3期第4页），“乔氏在把数学或者其他自然科学的属性推及语言时，并没有考虑到它们与语言之间属性是否一致或相似……”（ibid:6）。这里，我们暂且不谈乔氏语言理论是否或怎样运用数学化的方式，谈的是语言研究能否采用数学化方式。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理由是:

1）世界的统一性。唯物辩证法是我们正确认识世界的哲学观，它的最根本的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所谓对立，指的是不同客体对立面之间存在着的互相排斥、互相反对、互相限制、互相否定的不相融合的属性；所谓统一，指的是不同客体对立面之间存在着的内在的、有机的、不可分割的相一致的属性。从这个观点出发，世界上五彩缤纷、极为复杂的现实客体千差万别，但它们在本质上都是有联系的一个明显的趋势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毫不相干的事物间的联系揭开了；随着历史的演进，迥然不同的领域统一了。”（《科学方法论研究》，1983:159）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籍日本学者渡边慧证明的著名的丑小鸭定理就是这个道理（见赵南元，1994:8），这条定理的主要内容是，世界上所有事物都相似，丑小鸭与天鹅之间的差别与两只天鹅之间的差别一样大。这样认识的“世界的统一性”告诉我们，语言学与数学“毫不相干”、“迥然不同”，它们有“丑小鸭”与“天鹅”之别，但它们的本质仍有联系、一致的方面。语言研究可以数学化。

2）研究所要求的精确性与逻辑必然性。数学是科学的语言，它可以用各种符号之间的关系来描述某一客体各种量或各个成分与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样的“符号”，形式简明扼要，内容深刻精确；这样的“描述”，从大量复杂的感性材料中找到客体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运用经过明确定义的、有严格规则的形式化语言以及建立数学模型（或叫理想化模型）揭示客体的本质特征和变化规律，它往往带有必然性；这样的“关系”，是某系统中各要素本质特征之间的形式逻辑关系，是客观世界中的现实系统与数学系统（符号与关系表述）之间建立起的一种对应关系。这样的结果，便于人们对问题进行理论分析与逻辑推导，便于得到明确的解释，便于对客体的某些方面作出预测。所以，爱因斯坦说:“为什么数学比其他一切科学受到特殊的尊重，一个理由是，它的命题是绝对可靠的和无可争辩的，而其他一切科学的命题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可争辩的，……没有数学，这些科学是达不到这种可靠性的。”（许良英等编译，1976:136）这样看来，语言研究要尽可能数学化。当然，数学化的研究结果只是对客体本质的揭示是精确的、逻辑必然的。但由于这种研究采用的是经过纯化、理想化的理想客体，因此当这研究的结论应用到现实中去时，必须考虑一些被忽略、被排除的因素的影响。

3数学化应用的普遍性与合理性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一门学科所取得的成果可以迅速转移到其他学科中去，从而促进和带动其他学科的发展。数学尤其如此，它被广泛应用于其他学科。这与其他学科的发展水平有关，也与数学的发展水平有关。19世纪关于数学的应用，恩格斯有这么一段话:“在固体力学中是绝对的，在气体力学中是近似的，在液体力学中已经比较困难了；在物理学中多半是尝试性的和相对的，在化学中是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在生物学中等于零。”（《自然辩证法》，1971:249）但自20世纪至今，在整个力学、物理学、天文学中，数学的应用无处不有；化学、生物学也广泛应用了数学方法；经济学、地质学、生态学、社会学、心理学以至法学等学科也越来越多地应用数学方法。在人文科学领域应用数学的方法会遭到反对，例如，一直有人否定心理学研究中的数学方法，但越来越多心理学学者认为，“积极发展心理学中的数学方法，是完善和改造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必由之路”（《科学方法论研究》，1983:244）。数学方法的这种普遍性依据就在于世界的统一性，列宁说:“自然界的统一性显示在关于各种现象领域的微分方程式的‘惊人的类似’中”（《列宁选集》第2卷，1972:295）。当今数学已非昔日的数学，已远远超出“微分方程式”，它已向综合分析的方向发展，向克服非实数困难方向发展，向不连续方向发展。因而它更适合应用于其他学科。世界是统一的，反映世间现实客体基本规律的数学化方式应该是普遍适用的。

数学化研究法指的是，运用数学所提供的概念、符号、技巧和规则对研究客体进行量和结构的分析推演。所以，数学化研究语言，并不是将语言与数学简单地类比。这并不是说这两者之间不能类比，因为（1）客观世界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如前文所述），一类事物与另一类事物、一个学科领域与另一个学科领域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2）“几乎可以说，两个类比物之间的共同点越少，彼此的联系越遥远类比的结论也越具有突破性独创性张琼等1990:48）

所以，乔氏理论运用数学的“生成”、“参数”、“计算”、θ、α、β、γ、｛H（K），｛α，K｝｝、P∈P、［XP［Spec］［X’［X Compl］］］等概念、符号、公式对语言结构进行分析推演完全在理。“他常常在数学中寻找思想灵感，他的语言学概念、方法和理论大都可以在数学中找到它们的原型”（见《外国语》2006年第4期第50页）这句话对乔氏语言理论的批评没有道理，乔氏的因此分析语言被指责为“不是根据对语言的分析提出的”（ibid）没有道理。当然，我们说的“语言”是前文提到的理想化语言。

其实，数学化分析语言也被乔氏之前的语言学家提出过，结构语言学家Leonard Bloomfield在谈到运用数学推理来分析语言会遇到困难时说:“问题不在语言的结构，而在于语言的实际运用”（布龙菲尔德著，袁家骅等译，1997:620）。乔氏的理论在于研究语言的结构，且是高度抽象的结构，所以采用数学化研究可行。

4.对乔氏语言理论的偏见

许多对乔氏语言理论的批评是一种偏见。这方面的内容除上文提及的外，再举几例:

1）“乔氏理论一直坚持，自然语言的句法是自主的形式系统，不受语义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乔氏学说的句法独立于语义。”（见《外国语》2005年第3期第4页）显然，这样的认识不对。我们知道，乔氏理论问世的20世纪50年代持这种观点，认为“语法学是自成一体的，是离开语义而独立的”（乔姆斯基著，邢公畹等译，1979:11）。但在20世纪60年代该理论认为，“生成语法是一套把语言信号和对信号的语义解释联系起来的规则”（徐烈炯等译，1992:3）。自那时起，该理论一直坚持句法离不开语义，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起的“最简方案”阶段更是如此，这时认为，“语言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计算系统，一个是词库”（Chomsky，1995 20这计算和词库与语义紧密相关所以句法讲究的是“中心词的语义选择与题元特性”（ibid:30）。

2）“笛卡儿的学术实践就是把数学的结构和方法应用到哲学中去。与之类似，乔氏则是把数学的结构和方法应用到语言学中去。”（见《外国语》2006年第4期第50页）这样的类比不对。笛卡儿不仅是一位哲学家，同时是一位“卓越的数学家，第一流的物理学家，近代生物学的奠基者”（《科学方法论研究》，1983:198）。他的唯理哲学受到过马克思的批判，但马克思主义承认在自然科学领域他坚持了唯物主义，他提出的数学是其他一切科学的理想和模型，总结出的一系列的数学方法“使科学领域发生了根本性地转折，……指引了科学事业的发展与革命”（ibid）。在这一点上，他与马克思几乎一致，马克思说:“一个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了数学之后，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保尔·拉法格等著，马集译，1973:7）所以，语言研究中尝试“数学法”无可非议，不能把它等同于笛卡儿的“唯理哲学”观。

3）“认知心理学的最新发展同样不支持乔姆斯基普遍语法的存在。……认知科学发展到今天仍无法证明乔姆斯基的假说具有生理基础或者心理基础。”（见《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3页）“乔姆斯基提出的UG假设，高度抽象，迄今既未发现生理基础，也未发现心理现实。”（见《外国语》2006年第4期第49页）这种说法不对。认知心理学与认知科学方面的专著我们读得很少，但从美国心智科学的领导人、认知心理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神经科学系主任Steven Pinker［批评者曾用他的观点批评过乔氏理论（见《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4页），但那是他20世纪80年代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问世的专著《语言本能》中可以对乔氏语言理论的“生理基础”与“心理现实”提出如下佐证（见Pinker，S.著，洪兰译，2004:24 25，27 30，135，236 237）:

1许多认知心理学家认为语言是个心理的器官是一个计算的模组。人知道如何使用语言，就好像蜘蛛知道如何结网一样。

（2）从科学家的角度来看，语言的复杂性是我们天生能力的一部分，不是父母教导我们，更不是学校教育出来的。语言的习得是我们大脑中预先设定的一个特别控制，虽然每个人都不同，但语言学习的质上大家都一样。

（3）现在的认知科学已经慢慢地揭示出我们的大脑是如何产生语言的，语迹、格、X阶（X－bar）和其他语法形式都是无声无味的，但它们却是潜意识心智活动的一部分。

（4）自从1960年初开始，心理学家就在想如何用实验的方法找到一些人脑确实在用转换语法的蛛丝马迹。经过几次失败后，这方面的研究被放弃了。几十年来，心理学的教科书都认为转换没有“心理学的实在性”。但近年来，心理实验技术进步了，这些技术用于人脑处理语言转换的研究可以说是心理语言学多年来最令人兴奋的发现。短语、语迹、移动等的每一个心理步骤都可以被测量到。

（5）乔姆斯基是20世纪第一个揭开语言系统精密性的人，是语言本能的创始人，也是奠定近代语言学革命与促使认知科学诞生的最有力的人物。他的排名已经超过黑格尔，紧跟在马克思、列宁、莎士比亚、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弗洛伊德之后，是排名前10位中目前唯一还在人世者。

5.余论

1）有人会说，语言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也不同于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研究，语言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它会因人、因地、因语体语域而千姿百态，对它的研究不适宜运用一般的科学方法。我们认为，受社会文化因素影响而千姿百态的是语言的现实或表象，其本质规律并非如此。对语言的研究重在它的本质规律况且语言研究接近自然科学跟自然科学相仿佛对它应该可以尝试本文所说的一般的科学方法。

2）有的语言理论“所依据的例证都是活生生的自然语言，分析往往让人觉得自然，结论让人觉得符合人们的语感。”（见《外国语》2004年第2期第27页）这种对自然的、符合人们体验的或语感的语言现实的分析也是研究语言的一种方法，但这是一种一方面与人们的常识相联系，另一方面又与经验性的科学知识相联系的经验概括式的研究方法。对于语言研究来说，这种方法应该得到承认与运用，因为对于非常复杂的实际问题（如语言）来说，科学理论的“采用简化的理想化方法、建立在理想模型基础上的理论推导不能直接用来解决……问题”（刘元亮等，1987:379），它需要有一定的经验的方法，“因此经验归纳的方法虽然是古老的方法，但……又是经常采用、不可缺少的方法”（ibid）。但从科学认识论讲，这种方法得出的理论反映了现在客体的“似规律性，……而决不能说明……它的指导具有必然性”（舒炜光等，1990:226），因此这种理论“在科学上理论地位较低”（《科学方法论研究》，1983:162）。“爱因斯坦认为，随着现代科学认识的不断深化，基本概念与基本关系更加远离了经验事实。……他把科学理论的建立分为两步:一是创造概念，发现原理；二是逻辑推理，导出结论。”（《科学方法论研究》，1983:148）所以，对语言的研究一方面要肯定像认知语言学的“首先来自经验事实的研究”（于根元等，1999:342）方法，另一方面更要肯定像乔氏语言学的“具有自然科学研究态度和考察方法”的研究方法，决不能以前者否定后者。

3）有的论著中说，“科学上的重大突破常常与科学方法的重大革新相联系”（刘元亮等，1987:1）。20世纪50年代乔氏理论的问世带来了一场语言学上的革命，在这几十年中该理论经过了五个阶段的发展，使得它越来越具科学性。从目前比较“流行”的几种语言学理论的研究状况来看，从科学研究的方法与标准来看，我们认为乔氏语言理论最具科学性但它并不完善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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