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科学的角度谈翻译学的建立

从学科学的角度谈翻译学的建立

一、关于翻译学学科定位问题的讨论

1996年5月在青岛召开的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上，杨自俭先生提出了给翻译学重新进行定位的问题。他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和关注。嗣后不久，在今年《现代外语》第3期上，他又发表了题为《谈谈翻译科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一文。文中他又重申了这样的观点：翻译学既不属于语言学，也不属于文学或艺术学，而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同时，他指出，1992年11月1日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这一文件把翻译学列为语言学（一级学科）之下的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中的一个门类（即三级学科），这是不科学的。翻译学应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它应是与中国语言文学及外国语言文学相并列的一级学科。

杨先生的设想与建议是很有创见性和建设性的。他倡导了一种唯理而不唯上的精神。但应如何给翻译学定位与定性，是一个需要多方面分析和研究的课题。其中包括翻译学科成为独立学科的依据与条件是否充分；如果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性质又该是什么；独立不意味着孤立，那么它在大的学科群中又是处于何种位置；它的邻近学科又是什么；它又有着怎样的分支学科，等等。这些问题仍要做细致的分析与探讨。本文拟从学科学的角度谈一谈上述问题。

二、学科学的发展与翻译学的孕育

学科学是一门以学科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其任务是研究学科的定义、分类、结构、形态、特征、更替、衍生、动力、方法、流派、组织、管理及预测等一般规律。它虽然是一门新的学科，但其发展已有了很悠久的历史。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断加深及科学的不断发展，它已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

它的第一个时期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并一直延续到16世纪近代科学产生之前。但这只是一个学科结构的朦胧意识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从16世纪近代科学产生到19世纪初科学比较发达并产生不同学科分类理论的一个时期。第三个时期是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这段时间，这是人类对学科结构的整体把握时期。这一时期内，科学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产生了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学科划分理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专门对学科分类问题做了论述，并按物质运动形式对学科总体进行由低级向高级的分类排列，把从无机物最简单的运动形式到有意识的生命和思维运动的复杂形式进行理性分析，把学科结构的客观原则与发展原则高度统一起来，使人类在学科结构的整体把握上成为可能。

与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关系最大的是学科结构理论的第四个时期。它是学科理论研究的系统综合时期，它从20世纪中期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还要继续发展。这一时期由于科学的飞跃发展，尤其是计算机技术、信息科学的诞生，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横向方法论的出现不仅改变了科学、生产和生活的面貌，更改变了人们认识事物的方法。人们认识到各科知识不再是一条孤立的线，而是一个广袤的网。各科学科就如同网上的一个个结，与其他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既向其他学科发散，其他学科也向它集结，形成辐射和辐集相结合、纵向和横向相连通的格局。每一个学科既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同时也是诸多学科的交汇点。所以，人们对学科理论的建设既强调系统性，又强调综合性。于是，横向学科、综合学科、交叉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新理论、新术语、新方法、新流派、新思潮如潮水般涌来。这是学科理论系统综合时期的特点，也是学科学发展的必然。翻译学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萌动和孕育的。

长期以来，人们或以文艺学的理论来指导翻译，或是通过语言学取向的途径，或从社会符号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但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既有系统又有综合的理想框架。以往翻译研究中争议颇多，见解殊异，诸多流派意见相左，或各行其是，或论战不休。而翻译研究本身也如同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不知所属，时而叩击语言学大门，时而又寄身于文艺学篱下，时而又在社会符号学门前徘徊游荡，但终因其具有多学科的性质而被视为异己，被诸学科排除在外。

但在当前这一系统综合学科研究浪潮中，翻译研究者独立的学科意识开始萌醒。尤其是国际间交往的日益频繁，口译、同声传译、机器翻译需求的日增，人们感到原有的研究方法已不适应，原有的理论已有很大的局限，原有的模式已陈旧。人们近几十年的翻译研究已冲破原来原语—译语的两极封闭的藩篱，努力开辟通往一个既有独立系统又有综合特征的新的理论框架。它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理论体系，又是一个与相邻学科相融的兼容体系，它是一门既可以对各种传统形式做出指导又有利于从不同角度去进行研究的新学科，那就是翻译学。这是学科结构理论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时代需要的呼唤，同时也标志着翻译研究进入了一个系统综合的新时期。

三、作为独立学科的条件与要求

怎样的知识体系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呢？根据学科学的观点，如果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他知识系统不同，亦即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工作任务，并能据此而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与方法，而这些理论、原则与方法又是不可能被其他学科的原则与方法所取代的，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这一意义上来看，翻译学的确应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长期以来的翻译研究表明，无论是从语言学、文艺学，抑或是社会符号学的单一角度都难以完成翻译活动所担负的任务。所以，建立翻译学势在必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但是任何一门新学科的建立都不是偶然的。根据学科学的理论，它的出现需要三个必备条件，即（1）一定的历史条件；（2）一定的理论准备；（3）要有一批思想敏锐、勇于创新的学术和学科带头人的队伍。

从历史条件来看，应该说是比较成熟了。第一，翻译活动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有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的活动。在上千年的翻译实践活动中，人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有成功的探索，也有失败的教训。这对任何一个学科来说都是十分宝贵的和不可缺少的，因为它是实践基础。第二，当前国际交往的迫切需要也从客观上对翻译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翻译形式多样化，现代科技进入翻译操作等，使得人们要对翻译研究的原有模式做出新的调整，研究领域必须扩大。人们普遍认识到建立翻译学的迫切性与必要性。第三，相邻学科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促进翻译学建立的重要作用。在近几十年中，语言学、文艺学、符号学和文化学等都有了很大进展，为人们借用相关知识与理论充实完善翻译学的新框架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第四，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协同学等横向方法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把人们的着眼点从单向研究转向系统综合的研究，把封闭式的研究变成开放式的研究，这为我们建立翻译学打下了思想方法的基础。第五，学科结构科学的发展又增强了人们的学科学意识，学科建立中有了理论指导与依据。可以说，翻译学的建立已具备了比较充分的历史条件。

从理论准备来看，翻译理论的研究已历时久远。从西方以修辞学为指导的文艺学观点到近现代语言学指导的研究，从交际理论的出现到社会符号学的介入，已经经过了几个阶段，在每一阶段中都有一批理论家留下的宝贵理论财富。尽管它们都够不上被称为“翻译学”，但的确为翻译学大厦的建立奠定了基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些系统方面已有了相当规模。在我国，从案本到求信，又从神似到化境，也走出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翻译理论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已把我们原来比较落后的翻译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使得我们几乎可以和西方研究相同步。这些成就与成果如果放在翻译学的框架中去，那么翻译学就会如一台机器一样，很快就会被装配起来。

在学科带头人方面，可以说队伍已形成并正在壮大。已有一批勇于开拓、锐意创新的译界代表人物出现，如罗新璋、刘宓庆、杨自俭和谭载喜等人，他们悉心研究、精心构筑、奋力拼搏，提出明确的口号，为翻译学的建立贡献自己的才华，他们振臂一呼，许多中青年学者积极响应，很快一支队伍就在翻译学的旗帜下聚集起来。

但是，从每一个新学科的建立所经历程来看，它又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要经历动因—准备—孕育—顿悟—验证—传播—发展这样一个时间阶梯。目前，我们只能说翻译学仍然处在孕育阶段，尚未达到顿悟。顿悟的标志并不是“翻译学”口号的提出，而是找到一个合理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具有系统综合特征，它能兼容各方面的理论并转为指导完成本学科任务的能力。亦即翻译学的框架结构，明确它的各种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在完成任务时所起的作用，等等，综合并不意味着把原来单独的成果像拼盘一样拼凑在一起，而是建立起它们之间有机的联系，使其具有整体性、制约性和互动性。有些人热衷于讨论是谁最先提出“翻译学”的概念这一问题。其实，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尽快构建起这一学科的主体框架，完善各种机制，使它如同一部机器，其各部件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协同工作，而不是相互碰撞，甚至彼此抵触。只有如此，顿悟的阶段才能完成，翻译学才能在人们心目中成为一门不可否认的独立的学科。

四、翻译学的定性与定位问题

翻译学研究的内容是跨文化跨语际的信息传播活动的规律及操作规律。奈达指出“Translation is communication”，我们把它译作“翻译即交际”。实际上英语中“communication”又是传播、传通之意，这句话也可译为“翻译即传播”，这是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的特殊传播活动，所以，它的本质是传播。近年来，西方各高等院校都纷纷设立传播系，对传播活动做多维度的研究。奈达在一些书中所提出的翻译活动的要素如信源、信宿、信息、信道和噪音等术语就是直接从信息学与传播学中移植过来的。但奈达在研究中没有全面和深入地继续下去，他又转向社会符号学的方向研究，这实际上又回到了翻译的载体上了，是局部的进步而总体上的退步。我们应对翻译的全过程中所涉及的各要素进行系统综合的研究，既研究各要素的性质功能与作用，又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它们之间是如何协同发挥作用，从而产生总体功能的，我们要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翻译学的总体论、本体论、主体论、客体论和载体论的体系。

显然，翻译学要遵从传播学的一般原理，但又有其跨文化与语际的独特之处。这也正是翻译学所要研究和解决的任务。我们说翻译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是没有问题的，但独立学科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级学科。所谓一级学科必须是原生性强，对其他学科多指导性而少依附性的一些学科。从翻译学很强的综合性来看，它就不可能成为一级学科。它的产生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语言学理论、文艺学理论、符号学理论和传播学理论的发展，让它自己独立地去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翻译学初创时期不认真地去确定其学科位置，就不利于在人类知识网上找到它的位置。不知道它的邻近学科该是谁，它的上属学科及分支学科又如何，这对它的发展是不利的。我们认为：翻译学应是信息科学中的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它是专门研究跨文化与跨语际的信息传播的。在这一学科下面应有许多分支学科，即下属学科，如从时间上来看应有共时与历时之分，历时性研究即翻译史研究，翻译史又可以有中国、西方的文学翻译史、科技翻译史和翻译理论发展史，等等。而共时性的当然要有翻译学概论的研究，其中包括总体、本体、主体、客体、受体和载体等系统；又可以由内容划分为文学翻译学、科技翻译学；还可以由方式划分为口译学、机器翻译学、同声传译学，等等。

五、翻译学的学科性质

翻译学不是一级学科，这是很明确的。没有语言，人类便无法交际，很难传递信息，没有语言学理论作基础，翻译学的研究也就难以进行。同样，没有文艺创作，没有文艺学理论，文学翻译也会难以想象。所以，翻译学是缺乏原生性的。我们今天说翻译十分重要，或曰某世纪是翻译的世纪，但重要性不能决定学科的性质。就如我们都知道遗传工程学非常重要，但它也不能跃到遗传学和生物学这些学科之上一样。我们讨论翻译学的重要性时，不应把它和学科级别相联系，实际上许多基础性的学科远不如它的分支学科和它的边缘学科等更有应用价值，但这改变不了它们之间的学科关系。

下面，我们根据新时期的几种学科分类理论分析一下翻译学的学科性质。

首先是群体学科划分理论。它是一个当代比较流行的学科划分理论。它把学科划分为若干群体，它们既是核心学科和相关学科的内在组合又把每个群体看作整个学科王国正在演变中的新的有机结构形式。关于学科群体的划分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学科群划分为五类：（1）自然科学；（2）工程技术；（3）医药科学；（4）农业科学；（5）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按照这种划分，翻译学当然属于第五学科群体。因为社会科学中包括人类学、人种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学、语言学、管理学、政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而人文科学又包括艺术学、文学、历史学和宗教学等相关科目。那么，翻译学又应属于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的综合学科。因为它不仅涉及语言学，也涉及文学艺术等，它不是任何一学科所能包括得了的。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把学科群划为五类：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我国学者钱学森则将其分为九类，但无论如何划分，翻译学都只能是跨学科性质的，具有综合性质的学科。

把学科进行群体划分有助于人们对把某一学科放在整体中去考察研究，对群体中各科之间互补结构有充分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发现学科结构方式的新变化，寻找新学科的突破口。翻译学的发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相关学科的支持与指导。

特点式学科分类理论是对当代主要是社会科学新学科进行分类的尝试。在最近几十年中，社会科学领域有许多新学科崛起，在这一过程中，它们呈现出了一系列新特点。社会科学一方面处在高度分化，一方面又高度综合的系统整体运动中。特点式学科划分法有着不可忽视的长处。人们从一些学科的特点出发，确定它的学科位置，寻找相关学科，这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办法。我们也正是根据翻译是信息跨文化传播这一特点找到了其传播学的归属，传播学有与翻译学一样的性质特点，即一方（信源）有意向地将信息编码并通过一定渠道传递给意向所指的另一方（信宿）以期唤起特定的反应或行为。只不过翻译的过程是语际间的与跨文化的，但一般性的特点是一样的。它们也有共同的构成特点，如要有信源、信息、信道和信宿等共同要素，等等。

综合式学科划分理论，也是为适应当代科学系统综合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一种根据宏观整合的观点对学科体系进行整体考察的方法。这种理论把学科划为综合学科、横向学科、交叉学科（即边缘学科）和分支学科。

所谓综合学科是指那些综合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以某一主题为对象的事物进行系统综合研究，以揭示其运动规律的学科。按照这一原则，翻译学正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学科。有人把翻译学说成是交叉（边缘）学科，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因为交叉渗透而形成的新学科，往往是用某一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去观察另一学科的对象而产生的学科。如以化学的理论与方法去观照物理学中的对象而产生的化学物理，或反之的物理化学，以及生物化学、人口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等。这显然与翻译学综合各学科理论、方法与知识而形成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是不一样的。所以，翻译学是一门综合学科而不是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

分支学科是指在原有学科的基础上，由于发展的需要而繁衍、派生或分化出来的新学科。例如，心理学成为独立学科以来的一百余年中，为了在某一向度上进行更深入和专门化的研究，已派生繁衍出了一大批分支学科，它们都以心理学为核心科学，但各有侧重，如儿童心理学、青年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犯罪心理学、营销心理学、广告心理学、学习心理学、艺术心理学和审美心理学等。

按照这一分类理论我们可以构建翻译学的分支系统，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又向上属于传播学的领域，而向下又有若干分支，如翻译美学、翻译文化学、文学翻译学、机器翻译学、口译学、同声传译学、翻译批评学和翻译史，等等。

根据分支学科理论，核心学科与分支学科之间并无先后之分。也就是说，分支学科不一定非得在核心学科产生之后才能出现，它可以先于主学科而存在，亦可以同核心学科同时孕育、破土和发展。当然，不可否认，一旦核心学科确立，其分支学科的建立就容易得多，它的原则、理论与方法会对分支学科有很大的指导性。在翻译学这一学科中有的分支学科已初见成效，或已基本建立起来，如翻译史，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陈玉刚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等就是翻译史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它们标志着翻译史作为一门翻译学的分支学科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有些与翻译主体框架、理论原则较密切的其他分支学科就可能要等到主学科确定之后才能更快发展，所以翻译学的总体构架的确立的确是刻不容缓的事。不然，没有总体理论指导的研究必然会带有零散性与盲目性，很难取得突破。

六、如何促进翻译学的建立

根据学科学的理论，任何一门新学科都是在其内在动力和一定环境机制的相互作用下生成的，而内在动力又是学科建立的关键。学科内在动力系统包括：（1）现代学科意识；（2）现代理论模式；（3）现代思维模式；（4）现代科学方法等四方面内容。

我们的翻译学的建设者不能不加强现代学科意识，提高学科理论水平，掌握新学科创生规律，创造它的创生条件，把握它的破土时机。而盲目地研究，甚至走从前的老路，就会使人们失去建立翻译学的信心。现代学科意识中又包括元科学意识及潜科学意识。元科学意识是反映科学知识的本质、特点、结构、功能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它对任何科学研究都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潜科学意识是研究潜科学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主要任务是探索潜科学的结构要素、基本特征和评价方法以促进潜科学变成显科学的演进。翻译学仍是一门孕育中的学科，所以具有一般潜科学的性质，如不确定性、反常性、创造性和艰巨性。我们应研究这方面理论以引导翻译学尽快诞生。

新学科的建立也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模式。这种模式中又包括现代科学的发现模式、检验模式和发展模式。其中发现模式对新学科的创建十分重要，只有在学科建设中有发现模式才能确立最新的理论思维的追逐点，迅速找到理论突破口。如果缺少它，大家势必会墨守成规，在旧理论、旧框架、老路子上打转转，绕圈子，打不开新路子。我们在翻译学的建立过程中，进展缓慢，缺乏突破，其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是与翻译学的建立有密切关系的一环。这包括：（1）系统与综合并重；（2）纵向与横向并重；（3）辐射与辐集并重；（4）反思与超前并重；（5）精确与模糊并重等特点。我们前一段工作就有不符合这种思维方式的地方，如在反思与超前问题上，我们显然偏重于反思而忽视了超前，偏重了翻译经验的总结和归纳，而忽视以新的思路和理论去规范它，等等。

现代科学的方法论对新学科的建立具有触发作用。例如，系统方法就是新学科建设者必须掌握和运用的方法，它对人们深刻认识新学科的结构体系和层次空间，从本质上说明新学科的系统结构、功能、行为动态，从整体把握新学科研究系统，驾驭新学科的发展规律都十分有意义。它使得一个新学科在建设者眼里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学科，而是被置于有机联系的学科整体之中。

总之，以上几个方面的研究会从理论上指导一个新学科的创生与发展，作为翻译学的倡导者们不可等闲视之。

参考文献：

［1］　陈燮君，《学科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91。

［2］　拉契科夫，《科学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54。

［3］　陶承德，《现代科学方法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4］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恩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　耿洪江，《西方认识论史稿》，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