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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文化传播的最后一公里

时间:2023-04-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一、关于翻译性质的争论关于翻译的性质,历来看法不一。前面所说的“科学”是指语言学派所认为的翻译性质,而这里的“科学”则是指科学王国中的一个分支领域,一个独立的学科。由于信息的重要性日益为人们所认识,信息科学就应运而生,而传播学又是信息科学中的一个分支,它研究的对象就是社会信息的传播规律。

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

一、关于翻译性质的争论

关于翻译的性质,历来看法不一。从西方翻译史上关于直译与意译的争论到中国佛经翻译中“文”与“质”分歧,都在本质上反映了把翻译看成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两种不同观点。这里我们所说的“科学”是针对语言学派而言。因为这一学派认为翻译就是以一种语言符号去传达另一种语言符号所传达的思想内容。在这个过程中,语言学的各项原则在翻译中是普遍适用的。所以和语言学一样,翻译也是一种科学。而文艺学派却认为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创造相等的艺术价值,即通过创造相等的美学价值以传达原作的美学价值。它是艺术的再创造,所以它是艺术,而不是科学。

实际上,这种争论是缺乏共同基础的,所争论的问题也不是在同一平面上展开的。语言学派讨论的是一般翻译原理,而文艺学派讨论的是特殊的翻译原理。而且其侧重点也不一致,语言学派把重点放在客体要素上,而文艺学派把着眼点放在主体与受体的要素上。这同后来等值论与等效论的争论是一脉相承的。如果我们要消除这种分歧,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与翻译研究的深入,停滞在目前的研究状态是不可以的。我们必须寻找更大的理论框架去统领、驾驭翻译活动中所涉及的各种要素,那就是翻译学,或翻译科学。我们这里所提到的“科学”与前面提到的不是一个概念。前面所说的“科学”是指语言学派所认为的翻译性质,而这里的“科学”则是指科学王国中的一个分支领域,一个独立的学科。

翻译学是对翻译活动中各要素进行系统综合研究的新学科(尽管它尚在孕育之中,恕我先这样称呼它),其综合性很强,所涉及的不仅是语言学、文艺学,同时也离不开文化学、心理学和思维学。它所涉及的要素也很多,如原文作者、原语符号系统、原语所传达的内容、所通过的渠道、译者、译者所使用的语言符号、译语所传达的内容、原文与译文的接受者,等等。那么翻译学用怎样的理论框架才能包容这些要素?这些要素又是在怎样的理论指导下才能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共同发挥整体功能呢?这正是人们目前所考虑的问题。

我们在给翻译学选择机体框架时,首先应对它的性质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清楚地知道这一学科所要完成的任务,并注意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所涉及的诸多要素,以及各要素在完成任务时所起到的作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所遵循的规律,等等。同时,我们也要考察这一学科与邻近学科的关系,即从内部与外部做一个系统的、全面的分析。

那么,翻译的性质与要完成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概括地说,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的活动,其本质是传播,无论口译、笔译、机器翻译,也无论是文学作品的翻译,抑或是科技文体的翻译,它们所要完成的任务都可以归结为信息的传播。所谓传播,是一个系统(信源),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信宿)得到传播的。翻译同样具有传播学的一般性质,即是一种社会信息的传递,表现为传播者、传播渠道、受信者之间一系列关系;是一个由传播关系组成的动态的、有结构的信息传递过程;是一种社会活动,其关系反映社会关系的特点。与普通传播过程不同的是,翻译是在跨文化间进行的,操纵者所选择的符号也不再是原来的符号系统,而是产生了文化换码的系统,但其原理却是与普通传播相同的。所以,我认为,翻译应属于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传播学中一个有一定特殊性质的领域。

二、为什么要把翻译学纳入传播学范畴进行研究

要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对传播学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什么是传播学

传播学是信息科学的一个分支。现代科学认为物质(材料)、能量和信息是现代社会环境三大支柱,并把信息看成是人类社会的重要资源、现代化的重要工具、科学决策的依据、社会进步的关键环节。信息是否发达已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盛衰强弱。那么,什么是信息呢?关于它的定义有很多,但我认为信息论创始人之一,美国科学家维纳在《控制论与社会》(1950)一书中所归纳的定义具有较高的概括性。他这样解释道:“信息就是我们适应外部世界并把这种适应反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交换的内容的名称。”按其来源与作用它又可以分为自然信息、生物信息、社会信息与技术信息。就传播学而言,我们主要涉及的是社会信息。所谓社会信息,主要是指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信息流。它既包括物质信息也包括精神信息,社会信息的基本形态是语言,语言形态也可以转换为文字和电磁波等形态。语言、文字、图像等都是交流社会信息的载体。由于信息的重要性日益为人们所认识,信息科学就应运而生,而传播学又是信息科学中的一个分支,它研究的对象就是社会信息的传播规律。美国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D·麦奎尔和S·温德尔在《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中指出:传播是个人或团体主要通过符号向其他个人或团体传递信息、观念、态度和情感。这种传播是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普遍现象,它是一个有结构的信息过程。

传播学孕育于20世纪20年代,形成于40、50年代,到70、80年代,在北美、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它已成为队伍庞大、理论学派林立、学说纷呈、著作层出不穷的显学。美国许多高等学校都设有传播学系或专业。但在我国,这种译介工作才刚刚开始,其应用只限于一些新闻专业,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论队伍,其影响力也无法同欧美相比。但从近两年来大批传播学译著的问世和其出版势头,可以预见,不久它也会很快在我国发展起来。

2.翻译的本质决定了它应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

那么,翻译的本质是什么呢?联邦德国的翻译理论家沃尔夫拉姆·威尔斯(Wolfram Wilss)在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一书中指出,翻译这门科学形成的过程之所以如此缓慢的原因是人们“不知应遵循什么特定的研究模式,也不知应按什么顺序去加以研究”。而且,以往的研究“迫使翻译学忽视本身的许多特点,特别是有关信息传递性质的那些特点”。所以,他写这本书的一个宗旨就是“认为翻译乃是与语言行为和抉择密切相关的一种语际信息传递的特殊方式”。我认为威尔斯对翻译的定义最本质地阐明了这一学科的性质。原来的一些翻译理论家多把翻译看成是原语与译语之间的两极转化过程,从语言的不同层面上去寻找对应关系,而忽视了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其他诸多因素,把信息传递这一动态系统看成了静态的两极封闭系统。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清楚地从下述翻译定义中看到:“翻译是一项对语言进行操作的工作,即用一种语言文本(text)来替代另一种语言文本的过程”(J·C·卡特福德);“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巴尔胡达罗夫);“翻译是在接受语中寻找和原语信息尽可能接近、自然的对等话语,首先是意义上的对等,其次才是风格上的对等”(尤金·奈达)。

从上述几位名家的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到清晰的两极界限和这个封闭的系统。以这种思想作为指导,我们就把翻译的许多其他要素排除在外,而且也使许多学科的理论成果难以在翻译中应用。

但在传播学中就不然,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传播学的奠基人和先驱之一,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在其被誉为传播学的独立宣言——《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1948)一书中把传播的过程归纳为五个要素的互动关系与活动过程,这五个要素就是五W模式:即谁(Who),说什么(Say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产生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它包括了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等五个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拉斯韦尔又针对这五种要素提出五种与之相对应的传播研究:对应传播主体的研究,即“控制分析”,对应传播内容的“内容分析”,对应渠道研究的“媒介分析”,以及与后两者对应的“受众分析”与“效果分析”。当然,这五种分析不是静态进行的,而是动态的,有各种变化的。正如《孙子兵法》上所说“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上述五种要素的变化繁衍也是无穷尽的,这五种分析也是十分复杂和互相交错进行的。拉斯韦尔不仅从内部结构上分析了传播过程的要素,也从外部功能上概括了传播过程的作用。传播具有监视环境、联系社会和传递遗产等三大功能。在拉斯韦尔之后,还有一些著名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的参与建设,最终使传播学成了一门对人类传播现象及其规律进行综合性与深层次研究的新兴交叉学科。如果说以往的翻译研究没有找到适当的模式与顺序,那么,我们可以说,传播学就是它的模式。这样,我们的眼界可以大大开阔,我们可以从信源、信道、信息、信宿、信源与信宿的关系、效果、传播目的与传播场合等一系列要素做系统的、动态的研究。尽管近年来翻译研究已打破原语与译语的两极局限,并开始对其他要素有所涉及,或从文化学、符号学等方面进行新的探索,但这一研究仍处在一种孤立的、非连续性的,甚至是针锋相对、各树一帜的局面。这对翻译学的建立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只有把翻译学放在传播学的框架中去,对翻译的本体、主体、客体、载体、受体等诸方面进行系统性研究才能有助于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3.传播学观照下翻译研究应有的特点

如果我们将翻译学置于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之中进行研究,就会使翻译研究带上传播学的一些特点,这将对翻译学的发展与建立十分有利。这些特点是:(1)整体性;(2)动态性;(3)开放性;(4)综合性;(5)实用性。

所谓整体性是指结构主义的原则。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是世界由各种关系而不是事物构成,即在任何既定的情境里,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实际上是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同是一个人,在家庭之中他可以相对妻子而言是丈夫,相对儿女而言是父亲,相对父母而言又是儿子;在单位里,他可以是同事,是上级或下级,也可以是其他什么;而在学校里相对学生,他又可以是教师,如此等等。我们研究翻译也必须把翻译中的诸因素放到系统的整体中去观察,而不是割裂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孤立地去研究它。我们要时时注意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或联系,注意它们中的每一个个体,我们要从这一角度去认识和把握它们。无论我们要突出哪一个要素,我们都势必需要调动其他要素才能达到这一目的。整个传播过程是一个连续的、彼此制约的整体,我们要时刻注意整体的一致性。在整个传播过程中,除了拉斯韦尔提出的五W模式外,后人又增添了两个要素,即总共七个要素构成了传播全过程:(1)谁传播;(2)传播什么;(3)通过什么渠道传播;(4)向谁传播;(5)传播的目的是什么;(6)传播在什么场合下进行;(7)传播的效果如何。以上七个要素构成传播过程的整体,也就构成了翻译过程的整体,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联系、彼此制约的。它们的活动都必须依从整体一致性原则。翻译活动实际上也应以这七个方向为研究对象。

所谓动态性原则是传播学,也应是传播学观照下的翻译活动的另一项原则,它与整体性原则密切相关。我们说整体性,并非说它是一个一潭死水一般的系统,结构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它强调结构内部各要素的互动性,它们既密切联系,又互相制约。在传播过程,尤其是翻译活动中,这种跨文化、跨语言,甚至跨时代的活动中,各种要素都含有许多变量,我们必须在整体原则下去分析这些变量,并控制这些变量在变动中保持整个系统的平衡发展。例如,我们同是进行莎士比亚著作的翻译,虽然“谁说”这个要素确定了,但传播目的不同,或传播渠道不同,或向谁传播不同,也必然会引起整个系统的其他要素的相应变化和调整。例如,我们译文是供学者研究,或为一般读者欣赏,我们采用的方法就应有所区别,贴近原文的直译更得研究者的青睐,而语言顺畅的意译更受一般读者的欢迎;传播的渠道不同,也会影响到一些因素的变化,舞台演出更要考虑的是舞台效果;如果是原版电影的翻译,我们又不可能不考虑语流的快慢与长短,甚至是口形的相近;如是以文学形式的印刷出版则另当别论;向谁传播问题也是如此,如向儿童介绍莎士比亚,可能在选译原文时,选用兰姆姐弟的改写本比莎剧原文要更有效。所以翻译也同传播一样,某一要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要素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应以整体原则为指导。有人想以一条原则来确定翻译的标准,其结果是十分困难的,也是徒劳的,因为它缺乏对于动态变化的针对性。

开放性是另一项重要特征。把翻译学置于传播学的框架中,更有利于把翻译学向各相关学科开放,使它能从任何一个角度,使任何一个要素或在任何一个层面上向着要解决的那个任务的所有现象开放,使凡是与之有关的各学科的知识和方法,都能渗透进这个系统中来。以往的封闭型系统使得语言学科的有些成果都很难引进,如语义学、成分分析等静态性的内容就容易为翻译学所吸收,但语用学这样涉及较多动态内容的成果就会比较难以为翻译所吸收和消化。同传播学一样,翻译学也是多学科介入的综合性学科,不仅是在语言学,还有文艺学、心理学、思维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科的成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它必须向着这众多的学科开放,并消化吸收它们的营养,充实和完善自身,使它更具兼容性。这就需要像传播学这样的开放性系统框架。以前语言学派与文艺派的若干争论,都是与两极封闭系统的局限性有关。原有的机体框架系统不利于翻译学的建立,我们必须选择新的模式,让它在更广阔的土地上发展壮大。

综合性特点是在开放性的前提下形成的另一特征。翻译学是一个综合学科,它不是独立成长起来的学科,而是在以上我们提到的诸多学科的孕育和催动下才形成的,它吸收和内化了它们的许多成果与方法,所以具有综合性,但原来的翻译研究一直排斥综合性,各派观点互相攻击,论战不休,这都是学科不成熟的表现。成熟的学科不是没有争论,但它们的争论的结果应是前呼后应、循序而进、互相补充、彼此修正、逐步深入、不断前进的,而不是互相诋毁、互相攻击、互相抵消。这正是传播学之所以在20世纪从20年代到40和50年代的二十多年中就得到飞跃发展,很快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显学的原因之一,也是翻译学千呼万唤不出来的根源所在。

综合性原则并不是说具有这一特征的学科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凡是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都具有综合特征。即使是原来独立很早的诸学科,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断增强,它们的综合性特征也越来越明显了。我们所说的独立学科是指那些有自己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有与其他学科不同的原则与方法,从任何别的单一学科角度去研究它都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困难,只能依赖于它特有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去解决才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翻译学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最后一个特征是实用性特征。

众所周知,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有翻译活动的历史可谓久远,但有理论指导的翻译实践的历史却并不太长,以往翻译实践或批评多是感想式的或经验式的,缺乏指导性与广泛性。所以翻译学的建立势在必行,而且随着国际交流、信息爆炸的形势日益逼人,建立以传播学为框架的翻译学理论就会更具实用性。以往的理论缺乏实用性的原因就是局限于语言与文学两个方面和译语与原语的两极之中,所以,不能适应于日益广泛和变化频繁的实际信息传播的活动,因而也就缺乏实用性。例如,我们的口语翻译理论是十分薄弱的,我们的机器翻译同先进国家相比也很落后。翻译学理论的实用也应包括这些方面,它们是传播的一个方面,显然,传统的翻译理论是远远不够用了。一种新的以信息传播原理为指导的翻译学理论亟待建立起来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4.传播学丰富的理论成果是翻译学建立的坚实基础

传播学虽然是一门年轻的科学,但在从20世纪中期建立起来之后的短短四十几年中就已发展成了一门成熟的学科,已建立起相当雄厚的理论宝库,有了十分丰硕的成果。传播学的许多成果对翻译学都有十分直接的指导意义。这不仅体现在传播学对信息和符号等方面的深刻而广泛的研究上,更主要体现在信息传播内在机制的研究上,如人脑在信息加工中的复杂过程的分析,等等。传播学以认知心理学的理论为指导,认为信息加工理论就是认知研究的中心,它批判了行为主义心理学而着重对于人的内部心理过程和状态的研究,并吸收控制论、信息论等思想方法,引入人脑的计算机模拟,试图用程序和流程图来说明人的认知和思维的内部奥秘。这个模型主要有四个成分:即感知系统、记忆系统、控制系统和反应系统。各系统间是互相联系、配套工作的,感知系统接受环境输入后,进行变换和整合,首先提取外界刺激的基本特征,加以组合、编码后的物理刺激进入记忆系统,与记忆系统中的信息和模式进行比较与匹配。记忆系统并非一个静止的信息库,它又分为长时记忆与工作记忆(短时记忆)两种,长时记忆中存贮有运动技能、语义信息、价值和加工程序等各种信息,工作记忆则含有处于人类注意中心的信息和用来处理这种信息的特定操作,长时记忆中的一部分信息可以被激活而处于工作记忆之中,从而也可以参加到当前的加工中来。控制系统决定系统的操作过程。反应系统则控制系统的全部输出,包括动作、语言和表情等。传播学家还对这四个系统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研究,在此我们无法尽述。上面只是讲一些最基本的情况以说明传播学对人脑的运行机制的研究及对翻译学内部工作机制研究的启发作用。这也是翻译学要建立起来的心理学基础。以往翻译学的研究只侧重于外部而尚未深入这一活动的心理过程,这也是翻译学不能走向成熟的原因之一。

当然,传播学在许多方面都为翻译学的迅速发展和学科的建立打下了基础。而且十分有意思的是许多传播学的著作都已把翻译作为它的一个子民,可翻译学仍长期流浪在外迟迟不肯去认祖归宗。

5.把翻译学归入传播学有利于建立起翻译学的方法论体系

方法论体系能否在一个学科内建立起来也是一个学科是否成熟的一个标志。以往,翻译的方法仅仅局限于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法上,这显然是肤浅的,很不完全的。它必须包括哲学方法、横向方法、学科方法与具体操作方法等几个方面。传播学在20世纪中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一时期也正是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这三个重要现代科学方法论形成的时期。很有趣的是,信息论的诞生与广为流传,是和传播学的集大成者、美国著名学者施拉姆有密切关系的。当申农发表他的信息论的奠基之作《通信的数学原理》时,仅在《贝尔工程技术杂志》上刊登,再加上他的文章观点新、专业性强,而且很抽象,因而没有什么人注意这篇文章,但施拉姆独具慧眼,看到这篇文章的极其重要的价值。于是他请数学家韦弗对这篇文章做了注释讲解,使之通俗易懂,并利用他的职务之便(他当时是伊利诺伊大学的校长助理兼该大学出版社的社长)正式出版发行了这本书,使信息论很快被人们所接受。而信息模式就是在信息论或申农所提出的信息传递式基础上产生的。同样,控制论中的反馈论对翻译学也有很大指导意义,翻译中译者不断利用反馈进行译文的调整与总体控制。而系统论主要在方法论方面对传播学(包括翻译学)有明显的指导性,在以上一些方面,传播学都有比较深入的论述和探讨,把翻译学纳入这一领域,借助它已取得的成果无疑对翻译学的方法论体系建立大有裨益。

三、在纳入传播学领域之后仍需注意翻译学所具有的特殊性

传播学一般研究对象是以同一文化、同一语言中进行的传播现象为主,而翻译则是于跨文化语言中进行的传播活动。它们的共性都是传播,是信息的处理与交流。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翻译活动所具有的一些特殊矛盾,这不仅体现在其跨文化与跨语性的问题上,还体现在它对原有的传播模式的改变上,如原来“谁传播”的问题,只有一个主体,而在翻译中就变成了两个主体:原文作者与译者。这看似简单,实际上是增加了许多研究内容,而这些内容也正是在翻译学中要重点研究的。所以,我们把翻译学纳入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之后,不能生搬硬套已有的模式,必须对它加工改造,适于解决翻译学中新出现的问题,找出一些特殊的方法去解决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的问题。如果当这些问题解决了,翻译学的一般理论与特殊理论也就能做到完美的结合,一个崭新的学科——翻译学也就确立起来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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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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