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应从解构主义那里学些什么

翻译学应从解构主义那里学些什么——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译学研究的反思

一、近年来我国译学研究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翻译研究进入了以解构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研究阶段。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这又是一次大的飞跃。在刚刚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期，我们多年闭关锁国，与世隔绝，这使得我们的翻译研究仍处在传统的语文学式的研究模式阶段。那时，人们还只着眼于字词，依赖于灵感。而到了80年代中期，由于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引进，使得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研究模式一跃成为主流。这次飞跃，是以一种理性的思想引导我们走出神秘主义的重要一步，也把我们的关注点从主体移向了客体。由于语文学式的研究完全排除客体，把对客体的理解完全依赖于译者的主观直觉，强调人的悟性与灵感的作用。而这种悟性与灵感的拒绝分析性自然会导致神秘主义，以这种方式来探讨翻译，自然也会给翻译研究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结构主义给人们带来分析的方法，使人们通过对客体的分析，认识其内部的层次与结构从而更好地把握认识的对象。这种研究摆脱了语文学式的神秘性和不可知性，让人们转而关注语言规律与文本结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研究模式曾取得了十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试图通过语言符码转换的规律性来建立翻译的科学。例如美国的奈达、德国的威尔斯都提出过明确的口号，并有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在我国，这一时期颇富成效的研究也为这一目标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物质条件。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内有人提出建立翻译学的问题也绝不是偶然的。

但是，虽然结构主义语言学在认识语言系统上是一种很科学的理论，可是一旦移置到解决实际应用的语言（即言语）上，就会显示出许多不足，如对主体的拒斥与对语境的排除。因为结构主义观照下的语言是一个静止与封闭的系统，是机械式的符号规律，而在实际翻译中人们接触和处理的却是活的语言，是言语，是有不同的主体与不同的语境的。所以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模式风行几年之后，人们就逐渐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也正是在这时，滥觞于西方哲学领域的解构主义思潮进入我国学术界，先是鼎盛于文论美学界，后又浸淫翻译理论界。它是出于对工具理性在人文社会领域的霸权地位不满，以及它对人文精神的窒息而兴起的。它表现为对结构的怀疑和拆解，否定结构的稳定性、意义的确定性，而主张意义的对话性和生成性，以及开放性与差异性；否定中心的存在，不主张从深度上去寻找事物的内在本质，反对逻各斯中心，也否定抽象的普遍性。这一思潮更关注具体而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但它们不仅仅是停留于“在场”的现实，而是超越这种现实，但又不是如结构主义那样超越到抽象的永恒性与普遍性上去，而是超越到“在场”的背后“未在场”的现实事物上去。这一思想认为不在场的事物与在场的事物一样，同样是有现实意义的事物，而不是抽象的永恒或本质。

因此，这种思潮一进入翻译界就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因为它冲击了许多传统观念，也给翻译研究带来一个多元取向的研究方法，从而取代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单一模式。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几年中，我国译学界格外热闹，语文学模式、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和解构主义模式的各派观点交织在一起。由于解构主义思潮对结构主义的冲击，也打破了以现代语言学单一模式建立翻译学的迷梦，从而在客观上又迎合了原来语文学派反对建立翻译学的观点。因为解构主义思潮中有强烈的主体情愫，所以语文学派的译学研究者自然在这方面又视之为同盟军。可是与语文学派不同的是，解构主义者又有建立翻译学的巨大雄心。当然，解构主义学派要建立的不是语言学单一模式的翻译学，而是多元的翻译学，这又与结构主义语言学派表面相同而实质上不同。这几种不同思潮所错综交织的矛盾与冲突就在应否建立翻译学这一焦点问题上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从表面上来看，在这一问题上只有两派不同意见，或是赞同，或是反对，阵垒十分分明。但如果仔细审视一下不同人的观点，就会发现各个阵营中仍存在着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出发点。在反对派中是以语文学派为主的，他们更强调主体创造性，对个性与差异性情有独钟，因此反对简单划一的规律性。但反对派中也不乏一些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论者。这些人认为语言转换的机制只是一些有规律的技巧与窍门，这些方法与技巧又怎么可以称“学”呢？显然有些小题大做。而赞成派中自然有前面提到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但在这次争论中的主力却是解构主义翻译学派。他们从西方解构学派的多元翻译理论那里获得支持。如文努迪、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等人都已明确地提出翻译学的概念，并认为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牢固地建立起来了”（Bassnet，1999：2）。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我国解构主义翻译学派似乎尚未抓住解构主义的本质，不像西方学者那样通过对结构主义的解构而使翻译学由单一的语言学向度的建构而变成多元取向的重构，恰恰是只抓住解构主义所表现出来的那些表面性特征（如怀疑性、否定性和拆解性等）把翻译研究引向了极端，提出了许多与建立翻译学背道而驰的主张，如“翻译即改写”、“翻译即背叛”、“翻译即征服”、“翻译即解构”，等等。其结果必然是为反对学派提供了口实，人们会说，你明明在拆解翻译，又空谈什么建立翻译学呢？这样一来，就会使本已不平静的翻译界变得更为混乱，使得关于建立翻译学的争论深入不下去。

毋庸讳言，这一时期也打破了人们的一些传统观念，例如，人们不再追求乌托邦式的忠实性，不再认为意义仅仅是由语符预先设定的，而把意义看成是对话的生成物。人们不再把文本看成是封闭性的，而是看成是一种开放性的，其解释是向着一切可能开放着的，等等。但在对解构主义的本质认识上仍存在一些问题，因此要深入开展解构主义翻译研究，首先要进一步抓住其本质性的精神。

二、翻译研究者应从解构主义那里学些什么

学习解构主义首先要抓住它的创造性，或者说“重构性”的实质，而不是否定、破坏、拆解等表面特征。西方翻译学者正是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在把结构拆解之后努力使结构外部的因素与原来结构内部的因素相结合，从而促进多元的重构，并不是仅仅停止于拆解和破坏。我国前一阶段的翻译研究正是忽略了解构主义的这种创造性，即重构性，而只注意了破坏性、消解性和否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种误导作用。美国著名哲学家大卫·雷·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在其近著《超越解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一书中就指出建设性的解构主义才真正代表着后现代运动，并指出如皮尔士、詹姆士、柏格森、怀特海和哈茨霍恩等人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的主要任务并不仅仅是“解构对现代世界观来说至关重要的概念，而在于建构一种新的宇宙论（它可能成为未来几代人的世界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它们的重点在于“重构性”（reconstruction），因为这个词本身就已预设了一种解构的要素在内。他们的特点是利用怀疑、解构与否定的精神去破坏旧的理性，发现其中的非逻辑因素，找出其理论上的缺陷，并从此入手去打开结构或系统，让其内部因素与原被排除在结构外的因素有尽可能多的结合可能，从此展现多种可能性和产生多元的研究视角，最后重新建构。西方翻译学正是沿着这种思路才形成了今天的文化构建派、目的论派、操控论派和诠释学派的。

而我国的译学研究者学习后现代理论和解释学却浮于表面流于肤浅。例如，对一些后现代哲学家的思想尚缺乏认识就论述它们的翻译观，几年中海德格尔、德里达、尼采、伽达默尔、本雅明等人的翻译观几乎都有人论述过了。再从一些人在前一时期的论述来看，竟看不出一种连贯性和不断深入的特点，常常是今天与这一学科的热门话题结合写一篇文章，明天又与另一领域的热门话题结合写一篇，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没有系统性和连贯性。这样是很难把研究导向深入的，也不利于学科建设。这是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造成的。

后现代哲学家大都是解构主义者，他们也都是极富创造性的人。他们的否定、怀疑正是其创造性的前提，其拆解性与破坏性也正是重新创造的前奏与开端。我们对他们的学习不可以只停留在表面上。

其二，我们要学习他们思考问题的思维范式，即现象学的范式，而不仅仅是结构主义那种逻辑—数学范式。这两种思维方式都是一种超越，但超越的形式不同。逻辑—数学范式的超越是纵向的，它是从在场的事物超越，达到其内核与本质，以寻找抽象的同一性、普遍性，一种恒常性或永恒性。这是一种从感性到理性的超越，即达到“永恒的在场”或“纯粹的在场”。而现象学范式则是横向超越，它同样是超越在场的事物，但不会是寻找深藏于其中的内核与本质，它并不认为一切事物均有一种恒定的本质，而认为现象即本质，所以它是超越到未出场的，即不在场的事物上去。它以想象与联想的方式，不是以抽象与归纳的方法去思考事物，是通过想象与联想使不在场者与在场者综合融通，形成整体性。这些不在场的仍然是现实之物，并不是抽象的概念或逻辑关系。这种想象与联想的思维方式更适合于人文学科。当人们看到落下的树叶，或想到的是秋之将至，或想到的是生命的结束，或生悲秋伤世之感，或有美人迟暮之叹。凡·高所画的《农夫的鞋》，上面黑洞洞的敞口，鞋下磨损的印迹，海德格尔想到的不是这双鞋的本质是什么，而想到的是没有在场的农夫，以及想到他步履的艰辛，劳作的辛苦，人生的坎坷，等等。这种思维方式把我们从逻辑—数学范式的抽象思维中解脱出来，并激活我们的想象力和联想力。在这方面，海德格尔、胡塞尔都为我们提供了十分丰厚的理论基础，我们学习现象学、解释学更多的应从这些方面来吸取营养。翻译学虽是综合性学科，但主要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综合，我们所涉及的翻译文本许多是饱含诗意的艺术品，其审美意义正是隐蔽于不可穷尽的不在场性。阅读中意义的生成、翻译中的再创造都是与这种想象与联想的横向超越密不可分的。因此仅以语言学的单一模式去建立翻译学，而不考虑对现象学思维方式的研究和学习是不可想象的。作为翻译学的建设者，或是不赞同建立翻译学的翻译研究者都应从中学习这种思维方式。因为它更适合于人文学科的思维方式。

其三是学习解构主义思想中的开放性思维。多元的思维风格是后现代主义思想的精髓之一。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并非都是一因一果的单纯关系，也可能是一因多果，或多因一果，抑或是多因多果。任何事物都可能是多方面因素决定的。翻译活动涉及因素很多，如作者与译者的主体因素、信息性质的因素、传播渠道的因素、接受者的因素、两种文化与语言差异程度的因素，等等。往往每一因素的变化都会引起整体活动的变化。而且这一活动所涉及的学科知识领域也十分广泛，具有高度综合的特征。一种开放性的思维尤其显得重要。对于古典经验论以来人们奉若神明的归纳法，英国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早就给予了十分有力的批判。他主张一种“开放的思想”，他所提出的试错法或可否证性是一种新的科学方法理论，它也成了解构主义者用来解构系统、拆解结构的方法和武器。他们所倡导的怀疑性、否定性正是来源于这种思想方法。他们努力从各个方面对一些旧的理性，如结构主义，进行批判，以便找出其错误和弱点，即非逻辑因素，从而拆解它，就是突出了反驳和否证。因此，作为科学工作者就应保持一个开放的思想，不囿于旧的传统、旧的理性和一切看上去合理的东西。因为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也没有人可以证实某种理论就是真理，因为他们都具有不可证实性。只有通过否证的方法找出其不足才能发展这一理论，使之更逼近真理。这种思想方法所需要的就是一种开放的思想。西方翻译理论家也正是运用开放的思想方法，从各种可能的方面质疑结构主义语言观的翻译理论，找出其破绽，从而开拓了多元的研究向度，并建立了不同的译学流派的。目前我国研究者在这一方面尚有欠缺，一旦学习了某种理论之后就认为这是唯一最正确的东西。这就是一种缺乏开放思想的表现。开放性思维方式也是多元性的前提条件。没有开放性，就不会有多元性。翻译过程是由不同译者主体与不同文化传统的若干因素，译文对象的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因素，传播方式与渠道等多种要素互动中决定的，语言学研究模式排除了太多的要素，只专注于语义—句法关系，其不合理之处太明显了。以上每种要素都可以因受到强调而引起其他要素的相应变化，从而形成不相同的译文。在这种活动中，开放的思想方法和多元的思维风格是断不可少的。

三、在学习中应避免的几个倾向

在目前我们的解构主义翻译研究中还表现出几种倾向，是应该避免的。

其一，不应把在解构过程中发现的潜意识变成显意识。

解构主义的一个很大特点是发掘人的潜意识。他们善于从人们的潜意识的行为结果中找到被显意识所压制的东西，然后依此去诘难人们的意识行为之不合理性。这在翻译研究中是不乏其例的。但我们一旦认识到这种潜意识之后应如何对待它，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般说来潜意识是具有非理性的性质的。我们的意识行为也因此而压抑它，不让它成为控制我们行为的力量。但在近年来的翻译研究中，我们却看到一种放纵甚至张扬潜意识，任其发展，乃至把它当作一种意志性行为或目的性来看待的倾向。这正是我们说的走向极端的做法。

例如“翻译即改写”的提法，就是其中一例。“改写”可分为有目的性的改写和潜意识的改写。如果我们根据需要对一些原文做了有针对性的改写，如把一部科学性很强的文献译为针对普通读者的科普读物，或者文学翻译中将非关键情节删去，保留主要情节，产出简译本，等等。这自然不是解构主义翻译研究者所说的“改写”。他们所说的改写是一种潜意识的行为结果，即译者并非有意识地去改变原文，其显意识中仍然是如何尽量“忠实”地去翻译它。但是在他的头脑中先有、先在、先识的前理解构成了它已有的视域，这个视域与其他读者或译者的先有、先在、先识前结构并不完全一样。但每个译者大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差异。他认为别人的理解应与自己是一致的，这就是因为这种前结构（或称前理解）是一种潜意识状态的。那么，当他的视域与作者的视域相融合时就会生成一定的意义，这种对话中所生成的意义就与其他译者并不完全一致。这样就产生了所谓的“改写”。所以，不同的译者在译同一部作品时，其译文并不会一字不差的，有时甚至会有很大差异。因此我们说每一次翻译在这一意义上都是一次“改写”。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也知道，这种改写只是人们潜意识的行为结果，而决不是人们的有意识行为。解构主义的阅读理论揭示了这种潜意识，以及这种潜意识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在翻译上也推翻了所谓翻译中的“再现”、“复制”与“模仿”的种种说法。但有人在此基础上，对“改写”问题大肆传扬，似乎是要把这种潜意识行为表现出来的结果当成意志性行为大加提倡。这实际上已不再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观的解构而是对翻译活动的破坏、否定和解构了。这与我们建立翻译学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建立翻译学的目的是建立起不同文化与不同语言之间的平等交际和交往的合理模式，对那些过分或过激的做法给予克服和抑制，而绝不是放任它们，让它们“怎么都行”！“翻译即征服”、“翻译即叛逆”等说法，也同出一因。

再如“翻译是一种被操控的行为”也是一例。毋庸讳言，解构主义的翻译观打破了结构主义翻译观的那种封闭性与静止性，揭示出在翻译活动中无论原文作者或译者都不是在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上去操作的，他们也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创作的。他们的意识中有着时代的影响，传统文化的积淀，民族心理的因素，意识形态、道德观、价值观等成分，这些东西无时无刻不在左右、支配和操控着译者，这在跨文化的对话中更显得明显。但这些操控因素也是处于潜意识层面的，并非处于显意识层的。当两种权力话语对话时人们也不会意识到。但解构主义翻译观揭示了这种潜意识，指出翻译实际是受双重权力话语操纵下的产物。这让人们意识到，翻译并不仅仅是语义—句法之间的转换，它们的下面有许多制约因素，从而开拓了新的研究视域。但问题是有些研究者过分地夸大了这种外部因素对人们潜意识的作用，把翻译活动完全置于被操控的地位，从而使翻译活动变成无所作为的被动性活动，从而也剥夺了译者的主动权与创造性。我们在认识和研究这一现象的同时也不可以把译者的主观能动作用完全抹杀，把有目的性的意识性活动完全取消，从而把翻译活动的积极性和进步意义压抑下去。这从历史与现实中都可以找到许多例证来说明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显示出来的主动性和操纵性。作家也是如此，因为真正的艺术家既是时代的产物，也同时是时代的先驱，如果只强调其被动的一面，而忽视他们主动的一面，也不是对他们作用的公允评价。

在我国翻译界，众所周知的严复、梁启超和林纾等人都是启蒙思想家，他们并没有完全受封建时代和传统的操控，而是借助翻译传播了资产阶级先进思想。严复翻译《天演论》意在宣扬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想以促进变革维新，显然他并不屈服于封建文化的操控；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的目的是促进国内舆论之变化直接服务于变法和革命；林纾选择《黑奴吁天录》是让国人感黑种之将亡的同时感黄种之将亡，以唤起民族的自强意识。“五四”时期许多革命先驱大量翻译马列著作也是要操控中国社会，而不是仅被中国旧传统和旧势力所操控，如此等等。这些事例说明我们在认识到翻译的被操控现象的同时也不应忘记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不能把自己置于完全被动的地位，从而忘记译者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

其二，不应把解构当成目的。

解构主义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的方法，揭示了人类认识活动中存在着久被忽视的东西，其进步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可以说，没有这种思想方法，我们不会从结构与系统的封闭中走出来，拓展多元开放的研究方向从而发展翻译学的研究。但解构是不是我们认识的终极和目的所在呢？显然不是。解构主义不仅不是终极真理，甚至它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真理理论，也可以说它的本身都不是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作为以解构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正如特里·伊格尔顿在《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一书中所说：“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2]同时，“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格，它已同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中主义的、多元主义的艺术反映这个时代性变化的某些方面”^[3]。从这一概括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只是一种怀疑与反思的思想方法，是一种拆解式的文化风格。我们学习解构主义，首要的是要学会这种方法，了解这种风格，从而开拓我们的思路，从传统的思维方式的束缚中走出来，换个视角审视我们已经掌握了的理论，分析一下已十分熟悉的概念，看一看其中还有什么不合理之处，并由此入手去深入分析它、拆解它，并补充它原来所缺并发展它。所以，我们只应把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和破除一元论的武器，以及必由之过程，而不是一种目的或结果。对于翻译研究亦是如此，解构并非目的，目的是在拆解之后的重构（reconstruction）。绝不是把原来的结构拆成一堆碎片就置之不理了。我们学习了并利用了解构主义的思想方法的目的在于建构，可以说建构才是目的。

其三，不应把非理性当成理性。

解构主义强调了一种非理性的精神。无论是它强调潜意识的作用也好，还是在理性中去寻找不合理也好，还是指出规律性之外的非规律性也好，这些都是对非理性的强调。它能够从理性中发现非理性是因为理性本身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而且人类本身本来就既包含着理性因素也包含着非理性因素，如人的情感与理智就是明显的例子。并且理性也有不同的种类，人类的理性至少应有以下三种不同类型：认知理性（亦称工具理性）、道德理性（亦称实践理性）和交往理性。确切地说，解构主义反对的是理性主义，而不是理性精神。实际上解构主义者发现非理性的过程也正是成功地运用理性思维的结果。他们对结构主义发难，是因为结构主义对于工具理性给予了过分的强调，形成了逻各斯中心主义这样一种唯理性主义。人们对理性强调过了头就会导致对人性或主体精神的压抑与排斥。对工具理性过分地强调就会把本来为人服务的工具变成左右人、主宰人的力量。这在人类近代历史上是有惨痛教训的，而解构主义的发轫也与此相关。但过分张扬非理性也同样会带来灾难，因为非理性是人的本能、欲望、情感、意志等因素，它们具有先天性、潜在性、非逻辑性和情绪性。它们如不为理性所约束而得到放任，更会产生破坏性。人类有别于动物，正在于人类具有理性。这样人类才能进行逻辑思维、推理判断等认知活动，才能遵守道德参与社会活动和从事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活动。解构主义揭示出在翻译活动中存在的非理性因素并不是让我们因此去张扬它、放纵它。以翻译的“目的论”为例，如果我们过分强调译者的个人目的性，就必然会破坏翻译的平等对话原则，从而影响文化的正常传播。再以诠释学派为例，诠释过程如没有一种理性和客观性作为尺度也会变成过度诠释，把翻译活动的本质扭曲。在三种理性当中，交往理性又是应当在翻译学建立中起主要作用的，用这种理性原则去克服一些非理性的东西。这在解构主义之后走上重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解构可以以发现非理性为主要任务，而建构则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完成。所以，我们不可以以解构主义为我们所揭示出的非理性内容当成建构翻译学的理性依据。

参考文献：

［1］　Bassnett，Susan.Translation Studies.London ＆New York：Routledge，1999.

［2］　Bassnett，Susan ＆Lefevere，Andre.Constructing Cultures.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3］　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London ＆New York：Routledge，1993.

［4］　Nord，Christiane.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5］　Wilss，Wolfram.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6］　大卫·雷·格里芬，《超越解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7］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质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8］　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9］　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外国语》2002年第5期）

【注释】

[1]大卫·雷·格里芬，《超越解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

[2]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Ⅶ。

[3]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