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解构·建构

结构·解构·建构——我国翻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我国的翻译研究走过了一段非常不寻常的道路，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经历了从语文学的研究模式到结构主义的现代语言学模式，在90年代后期又发展到解构主义的阶段，而且就在这时又提出建立翻译学的口号。于是围绕翻译学可不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又掀起了一大一小两次争论，可以说我国的翻译界是伴随着争论与困惑走进21世纪的。对于这段历史人们记忆犹新，但看法却并不一样，有人认为是“转型期”，有人认为是“沉寂期”，也有人认为这是一段最积极和最活跃的时期，也有人认为是困惑和低谷期，还有人认为是高潮期。总之，人们需要认真回顾一下这段时间走过的经历，展望一下未来的发展，这对翻译学的建立是十分必要的。

我认为要建立翻译学，首先需要理清我们的思路，分析一下我们走过了哪些路，它们的思想基础，或者说哲学基础是什么，我们处在怎样的位置，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弄清这些问题会有助于我们继续前进。

有人说中国的学术界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走过了西方半个多世纪甚至一个世纪的历程，这句话并非夸张。就翻译而言，可以说就是如此。我们的翻译研究就经历了语文性研究阶段、结构主义现代语言学阶段和解构主义阶段，下面我们简要分析一下它们的特点与根源。

一、语文学阶段

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都可以称作语文学研究阶段。这种研究的特点是缺乏系统理论的指导，既没有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也没有现代文艺学理论的指导，把翻译活动和文艺创作活动都看成是一种灵感与悟性的表现，认为禀赋天成，侧重于译者的天生资质，不注重规律性的研究与探讨。译者以自己所喜好的方式来翻译，而评论者也以个人好恶来评论，重点在于遣词用句之精当，欣赏所谓“神来之笔”，注重神韵，所以评论多为点评式、随感式，虽说不出更多的道理，但听起来都让人似有所悟。傅雷先生提出的“神似说”、钱锺书先生“化境说”等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性看法。这种翻译观缺乏理论基础和一定的哲学基础，带有一定的主观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所以就翻译研究本身而言，它也难以形成系统性理论，仅成了靠主观直觉判断进行的活动。于是翻译学的设想也绝不可能形成。

二、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外的一些翻译理论开始陆续进入中国，如彼特·纽马克、尤金·奈达等人的理论。其中以尤金·奈达的著作为最多，也最系统，其影响也最大。奈达最大的贡献是为我们翻译界带来了系统的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的翻译研究，与此同时其他语言学的知识也不断被吸收到翻译中来，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一段以语言学研究为中心的翻译研究热潮。这令多年来缺乏系统理论指导的中国翻译界一下子有了依靠，原来语文学式的翻译研究的致命的弱点被这种理论化和系统化了的知识弥补了，为我们带来了科学主义的翻译观，让人感到十分欣慰。可以说，是奈达把我们带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研究的新阶段。尽管奈达的翻译观点常有变化和发展，但他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本观点并没有变。从以下三点可以看出他的典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观。

（1）认为语言具有普遍的表达力，用一种语言所能表达的东西完全可以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

（2）对形式和内容的二分法，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内容上，他把形式比作衣箱，内容比作衣服，箱子的形状无所谓，只是衣服摆放的方式不同罢了。并明确强调：To preserve the content of the message，the form must be changed.（要想保存信息的内容，形式必须改变。）

（3）把语言看成是由几个深层格构成的结构。即核心句，如用E表示事件，即动作，用O表示人或物，用R表示关系即介词，用A表示抽象词，如形容词、副词等，其结果是把语义内容抽空，把复杂的语言现象变成一种纯抽象的数学—逻辑形式，这是结构主义的共同特征。

奈达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观，通过对语言结构的分析帮我们破除了长期以来语文学模式留给我们的神秘感，带来了科学和分析的思想，克服了主观主义，以语言分析代替了直觉感受。似乎是把翻译活动变成了一种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活动了，让我们从主观主义走向了一种客观性。

但是这一理论同样也渐渐显示出了其不足之处。

（1）过分强调语言的共性，忽视了差异性。语言是千差万别的，它有共性的一面，但也有差异的一面，而在翻译活动中，正是要关注如何克服差异性。同时它对语言的规律性给予了过分的强调，在克服主观性的同时又导致了把语言规律等同于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的倾向。从而抽出了主体性，突出了一种“工具理性”，以科学主义的思想统治了翻译活动，把翻译活动变成一种纯语言的操作，忽视了其人文性与社会性的一面。

（2）增强了二元对立的思想，并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上突出了其中的一元。如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突出了内容，从而忽视了语言的多层面性，在主客观二元关系上，突出了语言规律的客观性，而忽视了言语者的主体性，也根本没有考虑言语活动的社会制约性和规范性，形成了语言逻各斯中心。在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的二元关系上，突出了原文文本的中心性，认为人们只要遵循语言规律，人人都可以把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内容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从而也就把人的主观创造性的一面忽视了。

虽然奈达也提出过“等效论”的翻译观（显然他是受20世纪60年代德国接受理论和接受美学思想的影响），但从他的著作内容上来看，他并没有真正地走出文本，走向读者，他的分析与研究仍然集中在语言层面的转换上。所以结构主义语言观的翻译研究始终没有走出原文文本中心，始终是对同一性与一致性的追求。

三、后结构主义翻译研究阶段

由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观的如上不足，使得翻译研究者渐渐不满足于这种理论模式，逐渐走出文本中心的樊篱，开始突破这一结构，并从文化学、思维学、社会符号学等多元角度探讨翻译活动的规律，一种突破一元性规定、走向多元的开放的欲念在人们心中涌动，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辜正坤教授提出的“多元互补的翻译标准”。这一观点一经提出立刻引起了震动，但因人们当时尚未深刻理解这一观点所包含的深刻的思想根源，所以显得有些孤掌难鸣，没有继续深入下去地探讨。但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观走向多元性研究的信号和标志。

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我国的翻译研究有些消沉，发展方向也不明显，有向外散开的多元趋势，但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而显得散乱，虽然关于翻译学的口号已有人不止一次地提出，也有人反对，但争论并不激烈，而且缺乏理论深度，没有形成较大的影响。所以有人把这一时期看成是沉寂期，也有人认为是转型期。

在前面提到的多元发展趋势之中，有一种趋势逐渐形成较大的势力，那就是沿着西方文论发展的趋势，从结构主义走向解构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谢天振提出建立翻译的文艺学派，我也写了一篇“20世纪西方文论的学习与我国的翻译研究”一文，其目的是想走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研究的一元中心，开辟一条新路，因为20世纪西方文论从内在哲学基础上发生了从认识论主体哲学向语言论解释哲学的转向。这一哲学基础的变化导致了西方文艺思潮的变化。在此以后，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集中到解释哲学方面的研究。这时西方苏珊·巴斯奈特、勒菲弗尔、瑞里、斯纳尔·霍恩比等人建立的翻译研究学派的译论逐渐引进，取代了奈达翻译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他们的翻译理论是一种多元取向的，如目的论派、操控论派、诠释派、解释学派等。这是因为西方在60—70年代经历了一场解构主义运动，一些哲学家、语言学家和思想家对结构主义的哲学基础提出质疑，批判了其工具理性与语言中心论和二元对立的观点，提出了解释哲学，冲击了自笛卡儿以来的认识论主体哲学，对这一长期以来居中心的理性提出挑战。一时间形成浩大的气势，我国翻译界受文艺界的影响也被卷入其中。这是一种反思性思维，是一种怀疑主义思潮，它向人们提出了一种新的视角，让人们剖析旧的理性，认识其不足，同时也让人们看到非理性的一面。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我国的翻译活动也显得很活跃，但也显示出某种程度的困惑与混乱。这时，关于翻译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争论再次兴起，这一次比前一次声势要大，争论也更激烈，如果说第一次争论只是译论者自发形成的，那么第二次则可以说是带有一定组织性了，是由《外语与外语教学》这一学术刊物组织的。但是这一次争论因围绕译学建立的问题，没有更多地涉及深层理论和哲学基础，所以并没有解决人们心中所存在的根本问题。

四、翻译研究目前面临的窘境与翻译学建立面临的任务

目前，我们的翻译研究正面临着一种窘境，因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观的哲学基础遭受到冲击，一种理性受到了破坏，结构主义是一种建构性理论，但这种建构性理论受到了批判。人们失去了这种理性的依赖，而相反，解构主义思潮又是一种非理性的思想，它是一种怀疑主义的理论，是没有建构性的，而只有破坏性和消解性，它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新的真理性理论，我们没有办法利用这样的理论来建立我们的翻译学。但是由于解构主义的怀疑性与消解性倒使我们认识到原来结构主义的不足，并发现其组成要素与外部要素自由组合的可能性。因此在打破结构的同时也产生了多元性，如西方翻译研究学派的新理论，都是在打破结构之后，使其原有的要素与外部要素相结合的结果，如目的论，把译者的主观因素加了进去，而操控学派把翻译过程中各种权力因素与话语相结合，文化学派使文化中的一些要素介入其中，解释学派则把译者的主体视为重点，消解了语言逻各斯中心，等等。可以说，这些都可以成为翻译学的一些内容，但仅仅依靠这种多元性的研究是难以建立起翻译学的主框架的。因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当然少不得理性的支撑。这也正是在翻译学建立问题上争论的关键之所在。一些反对翻译研究是一门独立学科的人所反对的也正是用解构主义方法进行翻译研究的人，而主张建立翻译学的人却正在从事解构性的工作，即非理性的工作。而前者又恰恰是在维护一种理性。这看上去岂不是很矛盾的吗？

这其中的原因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观虽然是一种理性的思想，但由于它只关注语言规律的作用而忽视人的主体因素，所以认为所谓翻译只是一种语际符码之间的转换而已，用一种语言能表达的东西完全可以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所不同的只是表达形式上的异同而已。所以，翻译研究者所做的只是如何寻找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相同的概念的事情，这只是一种应用性的实际操作，谈不上什么理论，既然没什么理论那就谈不上什么“翻译学”了。

而另一方面，解构主义思潮一方面破除了语言逻各斯中心，否认了语言规律的决定论作用，一方面也带来了对语言差异性、离散性和模糊性的强调，在批判科学主义的负面影响的同时使主体的个人意志过分张扬，结果带来了“什么都行”的混乱局面，语言本身也成了无限衍义，不断延宕，意指永远得不到确证的结果。这种非理性又如何导致翻译学的建立呢？

我们认为，解构并不是目的，但是一种必要的过程，我们只有利用这样一种思想武器去破除旧的理性，我们不是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基础上去建立翻译学，而如不对它进行解构，我们就无法继续前进。它并不是新的更好的真理理论，只有通过它对原来旧的理性的破坏，我们才能找到适合于翻译学建立的新的理性观念。所谓“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这个道理用在这里是很合适的。

目前，我们的翻译研究对旧的理性，即结构主义语言观的翻译观念破得并不够，还有许多人并不了解它的问题所在，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翻译观就是一种结构主义的翻译观，从以往的争论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如有人认为“翻译无理论”，就是这种观念带来的结果。

作为翻译学建设者来说，所面对的任务则是更主要的，即寻找新的理性依据来作为翻译学的理论框架。

沿着对结构主义进行解构的思路，我们发现了两个极端性倾向，一方面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观对语言规律的迷信，从而走上了语言决定论，而完全排斥了主体因素。与之相反，解释哲学的解构主义观点又把主体的个人意志发挥到了极致，以致造成混乱。

那么，我们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一种新的理论，既可以避免语言决定论的极端，又能克服主体意志过分张扬的弊端呢？这种理性观念才是翻译学建立中所需要的理论。也就是说，翻译学的建立并不只是口号的提出，那只是学科意识觉醒的标志，并不是建立的标志。

五、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对我们的指导意义

哈贝马斯是德国著名思想家和哲学家，他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他所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是他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他的这一理论正是一种对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给西方社会带来的灾难的反思性理论，同时又是对解释哲学以来由于对个体主体意识的过度强调所造成的混乱而不满的批判性理论，他的这一思想是一个理性的重建理论。虽然他主要针对社会的社会学理论，但他认为社会的合理化取决于交往的合理化，而交往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所以他的理论首先是对语言问题的关注。他所提出的普遍语用学不仅是对语言哲学的贡献，同时也是对翻译学建构的重要指导性理论，他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只关注语言的系统，而忽视言语问题，结构主义认为语言是有规律性的结构系统，而言语则仅是个人现象，它不受规律制约，不可以进行规律分析。哈贝马斯则认为言语才是实际交往中所使用的，它的单位是言语行为，这种言语行为不仅受语言规律的制约，同时也受社会规范的制约。也就是说，人们若要合理地进行交往，言语行为必须按一定社会规范和准则进行，并据此提出了普遍语用学的思想。这一理论不仅克服了个体主体意识在交往中的无拘束、无限释义的弊端，也解决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以语言的规律代替言语行为的语言决定论。它是西方20世纪语言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语言学的杰出贡献，其哲学意义不仅影响到语言学界，同时也对人们的社会活动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它满足了人类回归理性的愿望。它对翻译学的构建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我认为这一理论（交往行动理论）是我们构建翻译学的思想指导和哲学基础。

这首先在于它改变了我们传统的真理观，不再强调主观对客观的认识问题，即把重心放在主体或客体的研究上，而是放在主体与主体交往的主体间性上，从中去寻找交际中所存在的合理性，即取得一种共识性，从而走出了“符合论真理”而走向“共识真理”的道路，摆脱意识哲学的困境。

其次，他把语言学在传统上仅重视句法与语义学的研究转向了语用的研究上，去研究在主体间的交往中如何取得互相理解的内在规律，以及重视对语境条件和有能力言说主体构造适合语境的语句并达成共识的有效性条件的关系。这就增加了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中被排除在外的言说主体与语境的内容，同时关注了社会世界（即群体主体）对言语行动的接受与理解的准则与规范，把语言同个体主体、自然世界及社会世界这三者的关系做了全面的理解和合理的解释，从而解决了解构主义在理解问题上为我们制造的困难，为翻译的可能性条件做了理论准备。

再次，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中为言语行为所规定的普遍有效性要求为我们建立新的翻译标准提出了全面的理论根据，这为重建工作不仅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提供了实践上的指导。在理性的重建中，如果缺乏一定的依据和准则，不论是翻译活动本身或理论批评都将无法进行。而交往行动理论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理性思维。

参考文献：

［1］　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New York：Routledge，1993.

［2］　Nida，Eugene A.＆Taber，Chanles 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E.J.Brill Leiden，1982.

［3］　Bassnett，Susan.Translation Studies.New York：Routledge，1994.

［4］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5］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6］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7］　德特勒夫·霍尔斯特，《哈贝马斯传》，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

（《中国翻译》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