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批评与问题意识

时间：2023-04-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范式批评与问题意识——对译学研究的两种路径的批评研究一、译学研究的两个基本路径及其理论来源无论我们是否已经意识到，我们的译学研究也都是同其他一些学科一样，是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进行着的。在西方，译学研究主要是以范式批评的方式进行的，而在我国，译学研究则是以问题式的方法占主导地位的。

范式批评与问题意识——对译学研究的两种路径的批评研究

一、译学研究的两个基本路径及其理论来源

无论我们是否已经意识到，我们的译学研究也都是同其他一些学科一样，是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进行着的。一条是范式批评的路径（paradigmatic approach），一条是问题式路径（problematic approach）。在西方，译学研究主要是以范式批评的方式进行的，而在我国，译学研究则是以问题式的方法占主导地位的。当然，这也不是纯然的，但是它们的主流趋势是十分明显的。这两条路径都是科学发展模式理论，都旨在推动科学的有序发展，所以是并行不悖而且相互关联、互为补充的。

所谓“范式批评”的方法是指研究者以某种科学观（包括他的哲学观、认识观、真理观、理性观和语言观等）来建立他们的科学概念系统（scientific symbolism），形成模型体系（scientific model），即一定的理论体系。然后运用该模型系统的理论来解释或解决该领域中的具体问题。我们把这样的理论模式称为“范式”（paradigm），而以这种理论来指导工作的人就形成一个“学派”（academic circle），这一特点在西方译界是十分明显的。例如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就把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划分为语文学派、语言学派、交际学派和社会符号学派。而翻译史家、翻译理论家根茨勒（Edwin Gentzler）在《当代翻译理论》（1993）一书中又把译学理论研究划分为北美翻译培训班学派、翻译科学学派、早期翻译研究学派、多元体系学派和解构主义学派等（Gentzler，2004：2）。我国香港学者陈德鸿、张南峰等人又把西方译学分为语文学派、诠释学派、语言学派、目的论学派、文化学派和解构学派等六大学派（陈德鸿、张南峰，2000：前言）。无论他们是依据什么来划分的（如译学思想、译学功能、译学目的或依据不同的学科理论等），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西方译学研究“学派林立”。

这种学派的差异根本原因是他们所遵守的范式不同，而范式的更新与嬗替现象下面隐藏着研究者学术理念的更新和世界观、科学观的整体性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与嬗替并非是偶然的、无序的，而是有其内在规律性与一定的逻辑顺序的。所以研究这种方式有利于我们把握对象的发展规律和动态结构，从而也对提高学科发展的预测能力和理论批判能力，促进“学派意识”的形成十分有利。不仅如此，这种方式还有助于研究者不断对自己的理论立场和科学观念进行反思与自省。

这种研究方法的理论来源主要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这一理论，并提出了诸如“范式”、“范式危机”、“范式革命”和“科学共同体”等关键性概念。库恩反对传统科学哲学那种横断面式的静态研究，主张发展地、动态地研究科学发展过程，并寻找发展规律。他认为科学活动是某一“科学共同体”按其共有的范式所进行的专业活动。当他们在研究工作发展过程中发现某些不能纳入共同体原有范式之内的事实或现象（如译学研究中，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不能纳入诸如译者目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等外部因素）或出现用该范式的理论无法解释的事实或现象时（如按等值论理论无法解释同一原著被不同译者来翻译，其译文居然各不相同的现象），就出现了“范式危机”。当人们遇到这种情况时，共同体成员中就会有少数人提出新的理论来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或解决，一旦获得成功，他们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科学共同体，如果不同人采用不同的视角都解决了这一问题，也许就会形成不同的新共同体，这表现为在大的学派下面常有小的学派出现，这种现象在社会与人文科学中十分常见。这种用新的理论替代旧有理论的过程就是“范式革命”。但是，库恩指出，新旧理论之间是不可通约的（incommensurable），也就是说，这一新的科学共同体将以一种新的范式模型来工作，他们的科学观、世界观都发生了格式塔式的转换，即整体性的转变。这种范式革命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和进步。

所谓“问题式”方式是指研究者以某一学科领域中的共同关注的关键性问题为中心展开讨论和研究，并在不同的解决方案之间展开批评性讨论，最终通过排除错误达成共识，形成最终解决的方式。这种方法侧重于在实际研究中发现问题，并找出解释或解决该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并探讨不同解决方案之间的理论关联和逻辑关系，在讨论中又引出新的问题。这同样是研究科学发展规律的科学发展理论模式。

这种理论主要来自于英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他的“证伪理论”和“三个世界理论”在科学哲学界享有盛誉。同样，他的科学发展“四段式”（tetradic schema）也是科学发展理论中的重要理论。他的“四段式”在不同的著作中均有论及，如在《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一书中首次论及后，又在《客观知识——一项进化论的研究》（Objective Knowledge—An Evolutionary Approach）及《通过知识获得解放》（Emancipation Through Knowledge）等书中又反复讨论过。

他的问题四段式可以表示如下：

P₁─→TT─→CD─→P₂（波普尔，1996：207）

或　　　　P₁─→TS ─→EE ─→P₂（波普尔，2001：298）

用文字表述就是：问题₁→──→尝试性理论─→批评性讨论─→问题₂；

或　　　　问题₁─→尝试性解决─→排除错误─→问题₂。

波普尔认为问题（即P₁）必须是在一定知识背景的衬托下出现的，也就是说“科学萌芽于问题”，它可以来源于实际，也可以来源于理论。来源于实际是指在实际研究中出现了用某种理论不能解释的现象，需要寻求新的理论解释，即产生问题；来源于理论是指理论的发展陷入困境或两种理论发生了矛盾或冲突，因此而产生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人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寻求理论解释或解决，从而提出不同的猜想和预测，并逐渐形成尝试性的理论（即进入TT阶段）以试图解决（即TS）。但是这些不同的解决方案或尝试性理论并不是和睦相处和相安无事的，而是进行激烈的争辩和讨论，互相辩驳，这就是所谓CD阶段，在辨别和讨论中排除不当的或错误的方案和理论（即EE），最终形成最合理的解决方案。但是这个方案或理论仍需证伪，从而提出新的问题（P₂）。这样一个四段式就算完成了，但新的问题又会导致新的一轮四段式，如此周而复始不断引导科学发展。

这种问题式的研究方法在我国一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近几十年的译学发展，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特点。例如，在传统时期，“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直译与意译”的问题、“归化与异化”的问题和“风格翻译”问题等都曾经是讨论的中心和焦点。如往下发展（如可译性问题），又引出了诸如“诗歌的可译与不可译”问题，进而又是“以诗译诗还是以散文译诗”、“由诗人译诗还是非诗人译诗”、“以汉诗形式还是以英诗形式译诗”，以及“以顿代步”的问题，如此等等。

在围绕翻译学建立过程中又有一系列问题相继出现，先是“翻译研究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继而是“翻译学的学科性质”的问题、“翻译有没有理论”或“理论有没有用”的问题、“翻译标准是一元还是多元”的问题、“翻译标准有无客观性”的问题，以至“中国译学有没有学派”及“为什么中国译学没有学派”的问题，等等。随着这些问题的逐渐展开和深入讨论，我国译学也得到了发展。从以上简略的清单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译学研究是以“问题式”的方式展开研究和推动发展的。但是我国对范式批评的方式是很不重视的，而在问题式研究中亦存在一些问题。

二、我国译界问题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说我国的译学研究主要以问题式方式进行，并不意味着我国的译学研究者就十分熟稔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发展模式理论，并按照他的理论来指导研究。实际上，我们迄今似乎尚未发现有人系统介绍他的方法，这说明我们是在一种自发的和非自觉的状况下采用这种方法的。如果我们用卡尔·波普尔的理论原则来衡量和检查一下我们以往的研究，就会发现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用他的理论和原则来规范一下今后的研究。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波普尔所谓的“问题”这一概念的精神实质，即什么才算得上是问题。

这一问题似乎有点近乎荒唐，因为，难道还有人不知道“问题”（problem）是什么吗？可是，在科学理论中，尤其是在波普尔的科学发展理论中，问题就不那么简单，因为波普尔把“问题”作为他的理论的起点，他的科学发展理论模式就是一个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逻辑模式。不仅是波普尔，其他科学哲学家也同样对“问题”有着严格的界定。如美国科学哲学家拉瑞·劳丹在他的代表作《进步及其问题》中把问题与解决问题提到科学主旨的高度，认为科学的全部任务无非就是要解决两类问题：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即一种是经验世界中的问题，另一种是理论所显示出的问题，这与波普尔的问题来源于实际和理论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这说明此“问题”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一词有着天壤之别。

因此，“问题”的性质及如何提出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波普尔强调“问题”必须以一定知识作为衬托，即要有一定的理论背景。问题不是凭空臆造的，不是心血来潮或灵机一动的产物，问题基于下面的事实：“所有知识的增长都在于修改以前的知识—或是改造它，或是大规模地抛弃它。知识绝不能始于虚无，它总是起源于某些背景知识——即在当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知识——和某些困难及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通常是由两个方面的冲突而引发的，一方面是我们背景知识中的内在期望，另一方面则是某些新的发展，诸如我们的观察、由观察所提示的某些假设。”（波普尔，2001：75）这一点波普尔与库恩的看法是一致的，库恩在《必要的张力》一书中写道：“新理论及越来越新奇的发展不能从头诞生，相反，它们是从旧理论中涌现，是关于世界应包括什么现象和不应包括什么现象的旧信念的母体中涌现的。”（库恩，2004：230）他们这么说，是因为任何理论都必须发展，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终极性真理，都需要批判和进一步证伪，都是一种“对暂时性的尝试性解决方法的建议，因为原则上知识观念本身包含这样的可能性，即它的结果会是错的”（同上：230）。

如果我们在译学中提出一个问题，而它并不具有这样的品质，那么它就不是一个“问题”，或者说是个“伪问题”。例如：有人提出“谁是翻译的主体”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一个伪问题，因为马克思早就讲过一切从事现实活动的人就是主体，从而也就构成了历史的主体。难道这还有疑问吗？翻译的主体在这里当然就是译者本人，难道你还能从巴特的“作者之死”推及到“译者之死”从而认为只有还“活着的”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是创作与翻译的主体吗？如果你不是从实际活动的角度来讨论“主体”问题，而是从纯哲学的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那又另当别论了，因为“主体”问题是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个核心性问题，不同哲学派别也有不同解释。就在国内，关于“主体”的理解归纳起来也不少于七八种。但这些哲学家不会从经验的层面提出“谁是某项活动的主体”这样的问题。这种不分领域、不分层面地讨论问题往往会造成混乱，把我们引入迷魂阵，使我们迷失自我，最后导致不知“我是谁？”的怪现象。

伪问题的最根本性特点不仅在于可能会引起误导从而耗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把我们引上歧途，还在于它结构的封闭性而非开放性的特点。真问题则必须是一个开放性结构。在这方面，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思想追问的目的不是答案和终结了的断言，真问题不在于谋求终极正确的真理大全，它不封闭和阻止人们积极思想，因此，它不会以任何承诺和‘担保’为前提。非结论式的‘开放的问题’实际上是由一个开放的提问结构决定的，这就是说，提问的可能性开放视域的根本在于思考的‘开放结构’。”（阿尔都塞，2001：55）

根据这种认识，我们不难发现，在我国译学界前几年的一些讨论中也不乏此类伪问题。如“翻译研究不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翻译学只是迷梦和幻想”和“翻译理论没有用”。因为它们都是一种终结性的断言，一个封闭了的结构，它们已向我们提出了担保和承诺，阻止我们向任何可能的方向努力思考，使我们放弃研究理论和建立翻译学的“幻想”。我们只能接受现实中已经存在的现状，不再发出“翻译研究为何不可为‘学’”的疑问。我们既从这些问题中看不出有什么理论背景，也找不出其知识依托，只是终止了我们的猜想和预测，放弃对于它的理论探索。而波普尔的理论精髓恰恰是“猜想与反驳”。没有猜想，就不会产生各种解决方案。没有不同的解决方案，有何谈它们之间的辩驳与讨论呢？可能有人会说，这种结论是来源于直觉经验，因为他们发现在没有所谓翻译研究或理论之前，那些大翻译家也译出了不少作品，而且有些还是名译，这岂不是说明翻译理论没有用，更谈不上建立什么翻译学了。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对于这些直觉性经验，我们应如何看待呢？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直觉经验的知识并不可靠，另一方面我们应从理论上去寻求对直觉经验的理论解释。这样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对于直觉经验知识的不可靠性波普尔也有论述，他指出：“更重要的是要放弃那种关于直觉是知识的确实可靠源泉的错误哲学”（波普尔，2001：144），而且指出直觉经验是有待于批判和纠正的。我们的做法应该与之相反，我们应从诸如文艺学的形成经验中获得启发。在文艺学理论没有形成之前，同样也有人在写诗作文成了文学家，难道每个作家都是先学习了某些小说创作理论才成为小说家的吗？那么文艺学是否也没有用，或者说不必建立什么文艺学这一学科了呢？显然不是，事实恰恰相反。我们译学界也正是从这样的事实中受到启发，获取灵感，从而提出建立翻译学的构想。所以在这方面的真问题应该是“翻译研究是否也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呢？”这样的问题是开放性的，你也可以否证它，说它不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这必须是在争论和辩驳之后，而绝不可以在未开展讨论之前甚至尚未提出问题之前。而事实是，我们以开放式的方式提出了问题，并进行了一两年的讨论，终于得出翻译学是一门独立学科的结论，而随着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假设它为问题1），后继的问题（P₂，P₃…）就出来了，而且形成了一个问题域中的“问题集”，例如“翻译学的学科性质”问题、“学科特点”问题、“学科结构”问题，甚至“学科级别”问题，并从而指出目前国家技术监督局对翻译研究的学科定位错误等。随着这些理论问题的解决，在实践中也有了很大变化。如一些高校翻译学系的建立，以翻译学为专业的硕士点、博士点的出现（原来国家规定三级学科不能单独设立学位点），大大地促进了译学的发展。从而可见，只有真问题可以引导科学的发展，而且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起点，其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接受一些伪问题的结论，我们只能接受和沿袭原有的旧观念，仍停留在原来的经验层面，每天看见苹果从树上落下而不会有万有引力定律的出现。因此，波普尔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常识，我们获得进步的主要手段是批判”（波普尔，2001：36）。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常识性经验，如果我们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常常会导致科学的发现。

阿尔都塞指出问题式的研究方式从实质上来看是一种“理论问题的生产方式”。当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时，表示着我们对原有信念的质疑，而在这种质疑中已经凝聚了一种新的思想，然而这种新的思想当时只是一个雏形和粗糙的框架。但无论如何，它已不是一片空白或与原有理论完全相同的思想了。只是这种雏形的思想和粗劣的框架尚未经过验证和接受批判的检验，所以不能以结论的形式提出，只能以问题式提出，它是一种猜想和预测，是对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性理论的结构与性质的构想和预见。因此，阿尔都塞十分注意“提出问题的方式”。他一直认为“只有理论问题式才决定了认知对象的基本理论性质”（阿尔都塞，1884：48），而且还认为“一种新的理论即以正确的形式提出问题的体系的结果，是一种新的问题式的结果”（阿尔都塞，2001：178），“当理论问题式真正变换了的时候，理论对象也必然发生相应变化，不仅仅是对象的‘某些方面’，而且对象的结构细节也发生了变化，甚至是对象的结构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同上：180）

由是观之，我们可以说，问题的提出方式实际上就预设了一种理论的整体框架结构，阿尔都塞说：“问题式的概念在思想的内部揭示了由该思想的各个论题组成的一个客观的内在联系体系，也就是决定着该思想对问题做何答复的问题体系。”（阿尔都塞，1984：47）阿尔都塞认为问题本身存在着一种统摄问题域及其对象性质的隐性功能结构。试想当尤金·奈达等人提出译文是可以同原文等值的问题时，这一问题就隐含了他是个完全的语言共性论者，并表示着他是在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来解释这一问题的构想与预见的。当我们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时，我们已预构了翻译研究从对语言因素的关注向文化现象的关注的一次重点转移，将讨论文化因素在翻译中的作用与地位，以及翻译活动与文化的关系。而当人们提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时，则是指文化学领域，或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一次重点转移，尤其是指西方人类文化学者在后殖民时期放弃了原来文化进化论的观点，而相信任何文化均具有平等地位，因此开始转入关注边缘文化及边缘文化中的语言与文本的翻译问题。但这一问题的提出方式不会预设翻译领域本身的变化，所以，问题式的问题提出方式是十分重要的，绝不是随意提出的。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问题以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关系与顺序。在问题式方式中，“问题”是主宰，是对整个问题域的统摄。问题的顺序是该领域理论构造的内在结构和内在逻辑的顺序，同时也标志着我们研究工作的由浅入深、由此及彼的发展顺序。它们之间不是任意的关联和无序的组合。而从我国译界以往的状况来看，似乎在有些问题之间是缺乏这种关联的。这同样说明我国的研究者也并非严格按波普尔的理论模式进行研究的。这个方面的明显表现就是“跟风现象”，所谓跟风主要指译学研究不是按自身学科发展规律提出问题和开展问题讨论，而是跟随相邻学科的热点问题或者跟西方译学之风。前者如，目前语言学界的热点问题是“认知”研究，于是译学界马上会以“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研究”为中心展开讨论。以往的情况，我们可以信手拈来一些，如“隐喻与翻译”、“语篇学与翻译”、“接受美学与翻译”，近两年又把哲学的核心概念“主体性”、“主体间性”等为题大书特书。这是我们译学研究者盲目和缺乏学术理念的表现。

应该说，作为综合学科的翻译学，从其他相邻学科得到启发，吸取它们的理论成果是无可厚非的。但关键的问题是，每个学科的发展都是有其内在规律性与内在逻辑顺序的，他们每个问题的提出也绝不是随意的，而是有其理论背景的，如果我们不知道它们产生的原因与知识背景，又如何能很好地移植呢？即使移植过来了，其他学科的这些问题在译学研究顺序中又如何找到适当位置呢？即如何和以后的译学研究发展接继，以及如何承接以往的译学研究呢？这样的结果只能造成译学研究的前后脱节和断裂，从而破坏了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近几年来，我国译学界的研究状况有些混乱，让人摸不到头绪，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源于这种跟风现象，这是我们的研究者缺乏学科立场和缺乏学科意识，尤其是缺乏学科发展逻辑意识的表现。翻译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初始任务是十分繁重的。从学科结构来看，它的三大组成部分还十分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如理论本身的系统性十分不完整，除引进和译介外，缺乏我们自己的理论建树和创新。尤其是自解构主义多元研究范式以来，就始终处于零散状态。关于译史的研究，只处于初始阶段，尚未进入真正的“史学”研究阶段，即只是人物、事件的收集和罗列，从未用某系统理论分析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关系；我们的批评研究也还只是一种对具体文本或现象的实践批评的性质，十分缺乏翻译批评学的理论思考，如此等等。可是我们却把哲学界的200年来都作为核心的概念“主体”、“主体性”和近年来出现的“主体间性”作为一个大题目做个没完没了，从硕士到博士，从讲师到教授，也都以此为题大书特书，似乎我们的研究可以解决200年来哲学争论不休的问题。而有人在这些讨论中始终都没有看到目前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争论实际上是有人想用后现代主义的个体与个体性来取代现代主义的主体与主体性的本质。就翻译界而言，他们一方面宣判作者的死刑，而另一方面又赋予读者以绝对的自由。后现代主义理论在主体理论的悖论中施用两面手法和双重策略，一方面批判代表着作者（言说者）在场的语音中心主义，压抑和排除作者，另一方又推崇代表言说者不在场的文字学，让文本成为意义在能指符号上无限延义与流动和在互文关系网中任意播撒的场地，让读者与这些已剥离了作者主体意志与情感的文字符号去对话和交流，从而让他们各自不同的前理解占据了阅读活动的主宰地位，使意义在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对话中任意生成，让阅读活动成了个性差异狂欢的游戏。他们在泯灭作者主体的主动性、能动性与创造性的同时，张扬了读者个体的主动性、能动性与创造性。忘记了作者的意向性、文本的构成规律、语言规律对读者的制约性，一句话，一切束缚读者（包括译者）的“清规戒律”全被践踏和抛弃了。我们说“作者死了”，他就真的什么都不是了吗？不是，作为立法者，他的确不应存在下去，但对于叙事者，作为对话参与者还是存在的。如果说读者是阅读活动的主体，那么作者当然是创作文本的主体。如果否认作者主体的存在，否认其主观性、能动性与创造性，你只同文本对话，而你又可以随意摆布文本，岂不又变成了“我—它”关系了吗？这不正是阐释哲学所指责与批评的吗？他们一边提倡“我—你”的对话关系，甚至反对“我—他”的关系，怎么一边又退到“我—它”关系了呢？解构主义者的这些悖论到底能给翻译研究带来怎样的后果，又能给翻译实践带来怎样的具体指导呢？我认为我们不是不可以去探讨主体与主体性问题，但应以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为指导，把主体看成是社会生成物，是历史视域内“现实的人”。它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以及表现他“自我意识”的精神属性，既有主动性、能动性与创造性，又有受动性、被动性和被制约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关于主体问题是有明确论述的，他反复强调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是现实中的个人”（马克思，1995：54）。当然任何个人又都是受自然社会与自我意识制约的人，即具有有限主体性，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的一切关系在个人身上都会有所反映和体现，他不能超越生活世界对他的限制，不能独立于生活实践的抽象存在物，这是实践哲学的一种内在必然要求。提出“谁是翻译主体”这样问题的人可能是把主体与意义的主体决定论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混为一谈了，以为如果承认了译者是主体，就同承认作者还“活着”一样变成意义的决定论者了。实际上，意义在对话中生成，并不否定创作主体的存在，而恰恰是作者主体与读者主体间的关系才形成对话关系，翻译活动也是一样。另外我们更应关注和学习辩证法，要善于从两个不同方面去关注同一个问题。我们学习类似的哲学概念或用它解释译学中的一些现象是非常有益的，可以增强我们对译学现象的理解力和解释力。但更主要的是用于我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面。绝对不宜把哲学论题当作译学论题展开讨论，因为我们没有哲学的专业训练也没有深厚的哲学学养和理论分辨力，很容易陷入理论的混乱之中不能自拔。

三、范式批评方式在我国译界的状况

我们说在西方译界，范式批评的方式是一种主流方式，绝不意味着问题式方式被排斥，而是两者兼而用之的。但在我国的情况就有些不同，问题式研究方式是占明显主导地位的，有意识地使用范式研究的方式或对这种方法本身进入系统研究的情况比较少见。虽然我国的译学研究已经经历了三种范式，或经历了两次“范式革命”，即从传统的语文学研究范式，到20世纪80年代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以及90年代后期的解构主义的多元研究范式，但研究者本人并没有清晰地认识到在他们的思想深处已经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和变化，许多原有的观念已被更新，原有的理论已被他们所批判和放弃，他们已经经历了一次思想革命。这实际上就是发生了“范式革命”。这种明明已经在自己身上发生却尚不自知的情况是因为范式转换是一个比较复杂且十分隐性的，不像“问题”那样，是十分明显的表现。说它复杂是指这种转变是一种整体式的，是一格式塔式的转换，这完全同于视角格式塔转换。大家都知道著名的彼得—高尔高脚杯的图形，如果我们看背景，它是两个面对面的人的头像，但如果看中间的空白处，则是一个高脚杯。这种转变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只是你的视角转换了，但这一转换却产生了整体性的转换，图形根本不一样了，你不可能同时把它看成既是一对人头像又看作高脚杯。范式转换也是一样，在译学范式的模型中包括你的哲学观、认识观、真理观、理性观、语言观，一旦范式革命在你身上发生，你所有的这些观念就会整体地发生变化。例如，当你原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的译学观念转变为解构主义范式时，你的认识论主体哲学变成了诠释哲学，原来主—客认识观变成了主—主模式的认识观，你的符合论真理观变成了存在主义真理观，你的工具理性观变成了非理性的理性观。这些在思想深处的变化你可能没有充分的意识，但很可能当你最初读到那些与原来内容大不相同的理论或观点时，是有所震动的（如从意义的确定论到意义的生成论时），我们都会由最初的惊讶到逐渐被吸引继而接受过来，并接下来发生了一连串的改变。最终，上述这些观念全部地转换了，因为原来的知识与后来的是不相容的，这就是库恩所说的“范式不可通约”论。他的比喻就是你不能同时相信上帝又相信进化论。因此，不同范式观点的争论与交锋表面上看上去仅仅是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不同，但这些不同看法其实是隐在它们下面的各种观念的不同，是它们在交锋，在争论。以往我们只关注观点的内容，忽视了它们底层的东西，只有我们以范式批评的角度来看，或用范式分析的方法去分析才能看清潜层的差异。这些潜层的东西不易被我们发现，这说明我们范式批评的意识不强，现在译界有人呼吁要增强“问题意识”，我认为这不无道理。但我要说的是更应增强“范式批评”意识，前一两年不也是有人呼吁要增强“学派意识”吗？还提出“为什么我国译学没有学派”吗？实际上，“学派意识”就是“范式批评意识”。没有“范式意识”，即使有学派我们也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甚至自己处于某种学派之中却又不清楚自己在使用怎样的范式在工作。

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应该学习他们那种“范式批评”和“范式革命”的精神，这是他们会不断有新观点新理论推出的根本性原因。但遗憾的是，我们只关注“问题”而忽视“范式”。以当前的解构主义多元化范式研究为例，我们往往会把它们分成若干“问题”，而不善于把它们潜在的深层挖掘出来进行分析，变成了分专题地讨论“译者目的”、“意识形态”、“后殖民”、“文化”、“女权主义”等与翻译的关系。其实这些都是已表现出来的，没有表现出来的是它们下面的并使它们作如此表现的“范式模型”。这才是隐在水面下的冰山，那些露出水面的只是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只满足于了解西方译界目前有什么理论，有什么代表人物，代表性著作。我们不应去跟这些风，而应关注这股“风”是怎么来的，原来的“风”为什么势微衰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跟风”，甚至我们也能掀起一阵风。因为只要我们把握了范式嬗替更迭的内在原因、内在逻辑，认清其内在结构，要做到这一点，是不难的。

国内译学研究者吕俊近年来就比较关注范式批评的研究方式，并通过几年的努力进行了译学范式的划分，根据以往几种范式发展和更替的逻辑顺序提出了新的范式——建构主义译学范式。他所划分的范式是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解构主义的多元范式和建构主义范式。其中语文学范式包括传统的翻译研究和传统的文艺学派译学研究，而解构主义多元范式包括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各种译学流派，如译者目的论派、操控学派、文化学派、诠释学派，甚至后殖民译学研究与女权主义译学研究的文化政治学派。之所以这样归类是因为这些派别都有打破原来结构主义束缚，吸纳外部因素进入译学研究的特征，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诠释哲学）及真理观、理性观和语言观的共性基础。为了线索清晰，他没有按其他原则（如译学目的功能等）进行细分，而是以它们的最根本的知识基础（即前述各种“观”）来划分。他分析了四种不同范式的知识基础，说明它们分属不同范式的原因及迭替的原因，并从前面三种发展的内在规律研究出发，指出在解构主义研究之后应遵循建构主义的范式进行研究。他努力挖掘出各种范式的底层基础，而不是静观表面现象，发现这些基础的转换规律，并由此而推导出建构主义译学范式。如他指出在从语文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解构主义多元—建构主义的演进过程中，其哲学观是按直觉主义心灵哲学—认识论主体哲学—诠释哲学—实践哲学的路线发展的；其语言观是按过程论语言观—结构主义语言观—本体论语言观—行为理论语言观的线路发展和嬗替的。其理性观是按心灵真理—符合论真理—存在主义真理—共识性真理的顺序变化的，如此等等。他所采用的共识性真理观、实践哲学、交往理性等均属于目前西方哲学中的建构主义思想，所以名之曰“建构主义范式”。它表现了一种理性的重建，因为语文学式是采用了神秘主义非理性，到了结构主义那里，又以工具理性为指导，而解构主义用怀疑论的非理性否定了工具理性，成了反理性思潮，建构主义翻译学用交往理性替代这种反理性思潮。因为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它不可能是反理性或非理性的。^[1]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我国译界，这种范式批评方式的研究还只是刚刚起步，既没有形成规模，更谈不上研究风气。我们要做的是要认真研究和真正把握库恩的这一科学发展模型理论的精神实质，让它成为我们的一种方法论武器。科学范式理论是由库恩提出的，在科学哲学界影响巨大，但是他更多的是从自然科学着眼，我们在学习时还应注意社会人文科学的发展与之不同。如很明显的一个区别是虽然它们都遵循范式不可通约的原则，但是，自然科学中新范式的出现往往是完全取代旧范式，使旧范式消亡，但在社科人文领域，新旧范式可以并存，并不是非取代之不可，这样就可以使不同范式（或者说不同学派），在争论中并存，在共存中竞争，实现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样才可以促进学派的真正建立，从而不必去赶时尚、跟风潮，一阵风一阵雨地进行译学研究。那种一边倒、一个声音的研究也很难深入对问题的探讨，因为缺乏对话与争辩。这样持不同范式的研究者团体可以坚持原来范式不断深入该范式的研究，发展这一范式的优势，而不是急于转换范式，因为范式转换是一件十分复杂的整体转换，不是像变换一个“问题”那样容易。

四、两种不同方式的共性与互补

虽然范式批评与问题式有着不同的研究方式，有着不同的理论来源，库恩与波普尔也有过分歧和争论，但它们又是有许多共同之处的。这主要是因为它们都是探讨科学发展规律的理论。正如库恩在谈到波普尔的理论时曾有过一个共性方面的概括。他说：“几乎每当卡尔爵士同我明确转向解决同一些问题时，我们两人的科学观就十分接近一致。我们都关心获得科学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于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由此我们都强调只有实际的科学生活的事实和精神才是合法的材料，因而我们常常转到历史中去找材料。从这些共同的材料库中，我们得出许多共同的结论。我们都反对科学通过累加而进步的观点，都强调新理论抛弃并取代了与之不相容的旧理论的革命过程，都特别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旧理论在面对逻辑、试验、观察的挑战偶尔失败所起的作用。最后，卡尔爵士和我还一起反对经典实证主义的一些最特征性的命题。”（库恩，2004：262—263）这些共性为我们在译学研究中对这两种方式兼收并蓄、优势互补提供了前提条件。

它们虽有共通之处，但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方式，有着不同的特点，也有各自的不足。例如，范式批评的方式对学科发展的总体脉络呈现得更为清晰，有助于对学科内部结构和发展规律的把握，又可以提高我们对学科发展的预测力和理论批评能力，也使我们研究者对自己的理论立场和学术理念有更清楚的认识，从而也增强学派意识，促进学派间的交流。但其弱点也很明显，即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和精细论证不如问题式方式。问题式方式在这方面明显优于范式批评的方式。但问题式把握不当会使研究过于分散，缺少学科发展的动态连续。实际上，这两种方式如果兼收并蓄，各取所长，是完全可以的。例如，在问题式的研究中，在它提出尝试性理论并试图解决问题时，和在不同尝试性理论的批评性讨论中，是给各种不同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个平台和空间的。波普尔也指出过这一点，他在《客观知识》一书中还特别指出：“……在这个形式中，仍然丢了一个重要因素：试探性解决办法的多样性，尝试的多样性。”因此，我们最后的图示变成了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