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稳定意义和稳定意义

5．互文性、非稳定意义和稳定意义

5．互文性、非稳定意义和稳定意义^[1]

一、引言

互文性的概念出现于上个世纪60年代，其创造者是保加利亚裔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Kristeva）。今天这个词已成为批评词汇中使用最广而又误用最多的术语之一。我们从互文性理论的发展史中总能发现两种“意义”观念的斗争。一方面，互文性一开始就被后结构主义者，尤其是巴尔特（Barthes），用来作为批判结构主义所追求的稳定、客观意义的理论武器。另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如热奈特（Genette）和里法泰尔（Riffaterre）等则试图在保留这个概念的同时寻求文本意义的确定性。同一概念在不同的理论家那里似乎获得了截然相反的阐发与运用，其内涵与功能也就随之不同。

互文性理论赖以发展的基础有两个：索绪尔的语言观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前者把语言看成一个由相互差异的符号构成的系统。如果所有的语言符号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相互差别的，那么它们就可以被看成本质上是非指称性的，背后隐含着不计其数的、可能的关系，语言符号成了一个意义不稳定的相对的单位。对语言符号的这种认识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话语本身：它不再是作者原创思想的产品，也不是装有意义的容器，而是潜在的无数关系在此组合的空间。作为背后隐含多重潜在意义的由词句所构成的空间，文本现在只能以一种比较的方式来理解：读者走出其表层结构，进入它与其他作品和语言结构构成的关系网络中。

巴赫金对语言采取了同索氏不同的视角，他更加关注语言活动的社会语境。如果说索绪尔的语言相对性源自他将语言看成一个抽象系统的观点，那么对于巴赫金，语言相对性则来自语言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场景和语域以及特定的言说和接受言说的时刻这一事实，其最重要的特征是，所有语言都对先前的话语、意义和评价模式做出回应，并寻求和促成进一步的回应；没有话语是独立存在的或“独白性的”。一次言说，也许以一个独立的实体出现，似乎是独白的，然而它却来自由先前的各类著作构成的历史之中，寻求来自惯例的、社会的复杂情境中的积极回应。

二、互文性与非稳定意义

互文性这个词是克里斯蒂娃向西方世界介绍巴赫金理论时创造的。当时西方文艺和文化领域正处在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型期，不仅文本的意义被看做是不确定的，就连文艺批评本身也被认为是源自主观欲望，因而是不确定的。克里斯蒂娃运用互文性这个概念向传统的作者观和意义观发出了挑战。在其早期作品《有边界的文本》（The Bounded Text）和《词语、对话和小说》（Word，Dialogue，Novel）等中，她尝试建立从已经存在的文本中构建一个文本的方式。作者不再是从自己的原创思想来建构文本，而是利用已存在的文本编纂文本；一个文本就是“众多文本的排列组合，亦即一个特定文本空间中的互文本”，在该文本中“从其他文本中提取的一些话语相互交织、相互中和”（^［13］：36）。

克里斯蒂娃试图将索绪尔与巴赫金的理论结合起来进行一次新的批评尝试，但有批评者（如^［10］）指出，她对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进行了错误的表述，尤其是将作者抽象成纯粹的语言和文本过程，即巴赫金的理论以实在的主体人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运用语言为中心，而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则试图回避主体人而倾向于更加抽象的文本和文本性：“克里斯蒂娃有效地根除了意指过程，将之从对话冲突中撕离，对于巴赫金对话冲突是唯一可以想象的语境……意义是在独立于历史的纯粹的文本操作中发生的；文本中的多重可能的意义来自该文本本身而不是来自文本在其中可以被阅读的多种可能的场合。”（^［9］：98）

受到索绪尔和克里斯蒂娃的双重影响，巴尔特认为，文本的起源不是统一的作者意识，而是多个不同声音、多个他人话语：“互文是由这样一些内容构成的普遍范畴：已无从查考出自何人所言的套式，下意识的引用和未加标注的参考资料。”（Barthes，引自^［23］：12）在巴尔特看来，没有词语的意义是单一的，没有所指能使意义稳定下来，读者不再“发现”意义，而是跟随意义的流动和爆炸。在此基础上巴尔特宣布了“作者之死”，指出作者的话语不是来源于自己独特的意识而是来自其在语言文化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作者使用的每一个词，生成的每一个句子、每一个段落或整个文本均来自语言系统，并因该系统而获得意义。因此，在巴尔特的互文世界里，我们以代码的形式，在一个已被言说、写作和阅读的文化空间内思考和行为。被他称作“刻写者”（scriptor）的现代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不释放“单一的‘神学的’意义”，而是将已经被书写的、言说的以及阅读的东西排列编纂成“一个多维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各种各样的作品（没有一个是原发的）相互拼合、相互冲突”。于是，文本成了“从无数的文化中心吸取的引言所构成的织体”（^［5］：146）。

在巴尔特的著作中我们时常可以发现他在“稳定意义（doxa）”和“非稳定意义（paradoxa）”之间摇摆。首先，他重新定义了传统的“作品”（work）和“文本”（text）这两个术语。“作品”现在占据了“文本”曾经占据的位置，即为阐释意义提供可能性的书籍，而“文本”则指作品中能指的游戏：“作品是完成了的客体，是能够占据物质空间的可以计算的东西；文本是一个方法论的领域。因此，谁都不能计数文本，至少不能以任何常规的方法计数；我们只能说在如此这般的一部作品中，有或者没有某个文本。‘作品是拿在手中的，而文本则只存在于语言中。’”（^［6］：39）“作品”不仅代表稳定的意义、交流和权威的意图，而且代表一个物质的客体；“文本”则代表“书写之力”（the force of writing），这种力量尽管在一些作品中潜在地得以释放，但是根本不是那些作品的财产。文本根本上是多元的，它由无数的话语编织而成并由已存在的意义纺织而成。

其次，巴尔特区分了为获取稳定意义而阅读的“消费者”和在阅读中具有生产作用的“读者”，后者本身也就是文本的“作者”。与此相应，他还区分了“书写者文本”（writerly text）和“阅读者文本”（readerly text）。书写者文本可以被每一位邂逅者重新书写或解读，它赋予读者一种角色，一种功能，让他去发挥，去做贡献。阅读者文本在很大程度上跟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联系在一起，即与“现代”文本相对的“经典”著作。阅读者文本将读者引向一个意义，它创造一个幻觉：它是由一个单一的声音所产生的（^［3］：41）。阅读者文本反对被读者重新书写，因而使读者无事可做，读者“只剩下一点点自由，要么接受文本，要么拒绝文本”（巴尔特，引自^［24］：116）。书写者文本被认为优于阅读者文本，因为一个文本越是多元和开放，潜在解释的范围也就越是广泛，读者就越不可能发现文本的原意。

对于巴尔特的第一个区分和其文本概念，有批评者指出，他关于书写之力的概念与话语出现的特定社会场景仍然没有关系。克莱顿（Clayton）和罗瑟斯坦（Rothstein）在把巴尔特与福柯（Foucault）相比较之后指出，由于对巴尔特等后结构主义者理论中可以观察到的关于语言和话语的抽象观念持反对态度，很多批评家在福柯的理论中发现了对语言饱含社会性方面的关注。福柯从文本角度看待主体人，更加重视分析其背后的社会权力关系：“巴尔特和德里达认为文本是无边界的，与他们不一样，福柯关注的是限制文本自由循环的力量。尽管每一个文本拥有数不清的和其他文本相交的点，这些连接点将一部作品置入已存在的权力网络，在创造文本意指能力的同时也限制了这种能力。福柯坚持认为必须分析权力在文本的生产中的作用和文本在权力产生中的作用。这包含着对于那些社会的和政治的情景的密切观察，主体在形成文本意义的过程中被这种情景所征服、所鼓励、所规范。”（^［8］：27）

关于巴尔特的第二个区分及其“作者之死”的断言，人们不禁会问，如果如巴尔特宣称的那样，用互文的眼光来观察的语言是“无限的”，如果作为意义的权威的作者死亡了（因为他不能控制自己在写作中所释放的意义），那么读者怎么能够将构成文本的所有痕迹聚合在一起呢？难道读者，这个后结构主义者用来反对整体意义观的概念，没有丧失在差异、写作和互文性中吗？米勒（Miller）认为巴尔特理论的问题在于，在将传统中作者这个人物杀死的过程中，他也使其他对于写作和阅读主体进行的讨论不具合法性：“当一个被称为‘蛛网学’（hyphology）的文本理论选择了蜘蛛结的网络而放弃了蜘蛛时，并且被称为‘可写性的’文本性概念选择了缎带的丝线而放弃了织缎带的人时……主体自觉地被一种文本生产模式所清除，这种文本生产模式预先取消了参与者本身。”（^［14］：80）

三、互文性与稳定意义

摩根（Morgan）把当代文本理论家分成两大阵营：一个是后结构主义的，他们“强调基本的符号关系（即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的模糊性和意指的无限回归性”（^［15］：9）；另一个是结构主义的，他们“假定文本或者一组文本的意指行为可以通过描述它们的基本单位以及单位之间的系统性和循环关系来确定，从而得到充分的解释”（ibid．）。如果说克里斯蒂娃和巴尔特属于前者，那么后者的代表当首推热奈特和里法泰尔。

热奈特（1982）阐述了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拼合者”（bricoleur）这个概念，指出“拼合者通过重新排列从先前的结构中创造出新的结构，这种重新排列起到了对原来结构进行描述或者解释的作用。”（p．5）热奈特的互文性理论试图把文本的互文关系细化和明确化，他的“1982年面世的《隐迹稿本》（Palimpsests）一书决定了‘互文性’概念从广义到狭义的过渡”（^［23］：17）。热奈特在该书的开篇就提出区分五种文本的“跨越关系”（transtextuality）。第一种是“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热奈特的互文性与后结构主义者使用的那个概念不同，是指两篇或几篇文本共存所产生的关系，可以简化为“一个文本在另一个文本中的实际的存在”（^［12］：1—2），手法为引用、抄袭和暗示。如此定义的互文性不再涉及文化和文本意指活动的符号学过程，而是局限于处于构成单个文本的要素间的实用的、可确定的互文关系。第二种是类文性（paratextuality）。类文本由附文本（peritext）和外文本（epitext）构成，前者包括诸如标题、章节标题、前言和注释等要素；后者包括处于被讨论的文本之外的诸如采访、公开宣言、批评家的评述和对评述的评论、私人信件、作者和编辑之间的讨论等要素：“类文本由所有那些我们不能肯定属于一部作品的文本的东西构成，但是这些东西通过使文本变成一本书来帮助呈现文本。它不仅标明文本和非文本之间的过渡地带，而且标明一种交流。”（热奈特，引自^［1］：104）类文本具有多种不同的引导文本读者的功能，这些功能即会帮助读者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如什么时间出版的？由谁出版？为什么目的而出版？等等，也会帮助读者确立文本的目的，告诉他们应该怎样阅读或者不应该怎样阅读文本。热奈特将作者本人亲笔写就的类文本同出自作者以外的他人（如编辑或出版者）的类文本做了区分，指出亲自写就的前言和他人写就的前言的根本功能是鼓励读者阅读文本并指导读者怎样正确地阅读文本。热奈特对于类文性的这种描述将他的理论与后结构主义对作者意图的排斥区别开来，他实际上认为类文性的最为重要的功能就是“确保一个文本的命运与其作者的目的保持一致”（热奈特，引自^［1］：107）。这种对作者意图的肯定是结构主义互文观的一个重要特征。

热奈特区分的第三种跨文性被称为元文性（metatextuality），是指一篇文本和它所评论的文本之间的关系。当一个文本对另一文本构成评论关系时，“它将一个特定的文本与他所谈论的另一文本联合起来，在谈论该文本时它不必引用它（不用召唤它），实际上有时甚至不用提及它的名称”（^［12］：4）。第四种是超文性（hypertextuality），指的是一篇文本的派生：“我所称的超文是：通过简单转换或间接转换把一篇文本从已有的文本中派生出来。”（^［23］：21）超文性所关注的是文本间故意地、自觉地被赋予的关系，例如荷马的《奥德赛》就是乔伊斯（Joyce）的《尤利西斯》的前文本，它们之间存在着超文关系。热奈特的大部分研究涉及的是对于具体的前文本进行超文本转换的方式。文本可以通过自我修改、删减、扩写等过程来得以转换。热奈特区分的最后一种跨文性是“统文性”（architextuality），指的是文本同属一类的状况。这里他所关注的是支撑整个体裁或语类系统的基本的、不变的（或者至少是缓慢进化的）基本建构材料：“不是只考虑其单一性的文本……而是统文本，或者文本的统文性（如果我们更倾向于这种说法）……整套的一般或者超越个别的范畴——话语的类型、阐述模式、文学体裁——从这些东西中产生了单个的文本。”（ibid．：1）热奈特在《隐迹稿本》的最后指出，读者能够选择将文本进行独立的阅读或者将之放入互文关系中来阅读。这样的方法将作品中本不可分开的东西（即它的文本结构和它的互文关系）分解开来。这种分割只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故意消极地忽略互文性时才可以实现。

里法泰尔的互文性理论可以说是建立在对于文本意义和互文关系能够进行稳定、精确的描述的信念之上的。虽然他和后结构主义者一样强调“文本不指称它以外的客体，但是指称一个互文本。文本的词语不是通过指称事物而是通过预设其他文本来进行意指活动的”（^［18］：228），但是他所倾向的文本分析试图解释文本的独特性：“在文学中我们所能构想的最大的分析对象应该是某个特定的文本而不是一个文本集”（^［20］：5），文本因其具有独特性，而能够“控制它自身的解码”（ibid：6）。里法泰尔对互文性的坚持和对文本自足的独特性的坚持之间表面看来似乎十分矛盾，只有当我们进入他的阅读理论和文本理论的具体细节中时，这一悖论才能得到解释。

里法泰尔提出的阅读策略可以概括为：文本的不确定性促使在一开始寻求文本所模仿的东西的读者对文本的非指称性结构进行更深层次的考察。于是，阅读在两个前后相继的层面上进行：首先，读者在“模仿”（mimetic）层上以线性的模式进行阅读，试图将文本符号与外部的指称物联系起来；然后，读者在“追溯阅读”（retroactive reading）层上以非线性的模式推进阅读，以便发掘底层的产生文本的非指称意义的符号单位和结构。促使读者从模仿层跳跃到符号学层的原因在于里法泰尔所谓的文本的“不合语法要素”（ungrammaticalities）。这些要素在文本中会与从模仿层进行的指称性阅读相矛盾，但是当人们从文本的底层符号结构来重新阅读时，这些矛盾便会迎刃而解。符号层就是我们在指称阅读层不能解释文本之后，继续阅读所到达的阅读层面。例如，在Sylvia Plath的Mary’s Song这首诗里（详见^［1］：116—118），读者在模仿层面进行阅读时会认为题目中的“Mary”指说话者自己，但全诗似乎又找不到其他指称方面的理由来解释它为什么应该有这样的题目。读者在进行了初始阅读之后会认识到存在于符号层面的一些联系；例如，诗里充满着对因宗教信仰而遭受迫害的人们的指涉：在宗教改革之后遭受迫害的异教徒、天主教徒或新教徒，在纳粹统治下饱受蹂躏的犹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等等。至此，读者会意识到该诗开始和结尾处的家庭场景（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们准备周日烤食）同那些历史指称物之间的联系。实际上，诗中的母亲将自己比作圣母玛丽（Mary），她的孩子则成了这个世界将会“屠杀和吞食”的基督式人物。

里法泰尔认为理解文本的意义不必去寻找所阅读文本背后的具体的互文本，我们需要做的是去假设一个互文本，它既可以是一个具体的文本也可以是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语言片段：“互文阅读就是对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可比较性进行感知；或者说如果目前没有互文本可供比较，那么就通过假定来进行这样的比较。在后一种情况下，被阅读的文本具有识别等待在某处的一个互补性的互文本的线索（如形式的和语义的空白等）。”（^［19］：626）里法泰尔以这样的方法试图避免像后结构主义者那样解读文本，他坚信文本能够给读者提供解读它的清晰的线索，而且读者具有对文本进行成功解读的相关知识和能力。

正如一些文论家（如Orr和Allen）指出的，里法泰尔的阅读理论并没有解决互文性的根本问题，即读者先前的知识对互文关系和文本意义所构成的挑战：“一个文本只有通过某种阅读过程才能被理解；在阅读那一刻所产生的意义起源于读者带入阅读过程中的所有文本的交叉作用。文本中暗示的某部作品，如果不为读者所知，在阅读中就不会被注意。另一方面，读者所经历过的但不为作者所知的一些实践和理论会导致对文本的新的解读。”（Worton＆Still，引自^［17］）德曼（De Man）和卡勒（Culler）也指出（见^［1］：132），主张文本促使读者以特定方式阅读文本的观点回避了形式主义者对文本自足性的强调与阐释理论及其实践之间存在的矛盾；后者由于认识到读者在文本意义生产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与前者是对立的。里法泰尔的理论关注的是文本和互文本研究领域，所以忽视了所谓的“阐释循环”（hermeneutic circle）的破坏力。这个术语指的是，我们无法确定是阅读产生了有关文本性的理论，还是阅读支持了文本性理论并受其推动；就是说，我们是先阅读文本，然后在结束阅读之后得出理论吗？还是我们先熟悉文本理论然后在该理论的指导下去阅读特定的文本呢？里法泰尔有关预设的概念和预设帮助读者确定文本意义的观点似乎不足以回答上述问题。由于不同的读者具有不同的背景和阅历，我们不应认为读者的预设会是单一的或者是可预见的。

四、回归巴赫金的对话理论

我们在前文极为简单地概述了克里斯蒂娃与巴尔特所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和热奈特与里法泰尔所代表的结构主义的互文性理论。前者坚持无边界的文本和作者之死，后者追求确切的互文关系和稳定的意义。我们已经看到，双方的理论都导致了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和矛盾。艾伦（Allen，^［1］）在回顾了互文性研究的历史和困境之后，以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作品和理论为例，提出互文性研究应回归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因为这种理论坚持对话语进行情景的和历史的描述，本身就包含着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的拒绝。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是互文性理论的重要源泉。如果说语言符号是相对性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存在于一个抽象的语言系统中，也是因为语言具有饱含社会性这一本质。所有话语都是对先前话语的回应，我们在特定情景中所选择的话语都包含着“他者性”（otherness），即它们属于特定的语类，带有先前话语的痕迹：“用于表达个体意识的语言存在于本人和他人之间的边界线上。语言中的词语一半是他人的。”（^［2］：276）词语是通过“挪用”（appropriation）才成为言者自己的词语，这意味着词语永远也不会是自己独有的，总是已经饱含他人的词语和他人使用的痕迹。另外，话语也直接指向特定的“他人”（others），即特定的受话者：“事实上，词是一个两面的行为。它既取决于是由谁说出的也取决于是向谁说的。作为词，它恰恰是说者和听者，发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产物。每一个词都表达了‘一个’（one）与‘他人’（other）的关系。我从他人的角度，最终是从我所属于的群体的角度，来表达自己。一个词是在我与他人之间架起的桥梁。如果桥梁的一端依赖于我，那么另一端就依赖于我的听者。一个词是由说者和听者，发话人和他的对话者共享的领地。”（^［22］：86）正是语言的这种“他者性”为巴赫金理论中的“对话性”（dialogism）概念提供了解释。

与巴尔特不同，巴赫金不寻求宣布作者之死。在他看来，作者仍然站在其小说背后，但他或她不再以一种引导性的权威声音进入小说。巴赫金眼中的作者同样也不能说是从其原创性的想象中构造出作品中的人物。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很多话语不过是重述、戏仿、转换以及通过其他形式对下列要素的挪用：现存的各类言语题材、各类话语；与特定意识形态立场、阶级地位以及其他特定的社会文化相联系的话语。巴赫金的互文性与后结构主义的互文性观点显然不同：如果互文性拥有作为意义来源的主体，后结构主义者将之归于语言本身而不是作者。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则建立在下述观点上：语言体现着其使用者的意识形态、世界观、各种观点和阐释相互之间的生生不息的对话性冲突。

艾伦^［1］讨论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作家和理论家的作品和思想来支持其向巴赫金回归的观点。例如，肖娃特尔（Showalter）对那些试图完全摆脱父权话语，寻求纯粹的女性写作形式的女权主义者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样的女性话语空间是难以获得的：“将妇女写就的文本看成是一个未开垦的地带，这种观念只是一个戏谑性的抽象；在我们必须以一个批评家的身份来面临的现实中，妇女写就的文本是双声的话语，体现了社会、文学以及文化的遗产，这些遗产既来自被剥夺发言权的人又来自居统治地位的人。”（^［21］：263）对于话语的对话和双声的本质的认识使得肖娃特尔和其他女权主义者停止追寻一种完全“他者性的”写作传统，而开始探索妇女和其他被边缘化的人群所写就的文本是如何利用现存话语资源的。巴赫金的“双声话语”概念使得人们能够在一个父权文化和社会中关注女性写作中的那种“他者性”，而抵制后结构主义对于写作主体的抹杀，同时又不回到那种认为意义是由像上帝一样的男性权威所生成的认知模式，这种欲望似乎只有回到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才能最好地被满足。巴赫金的狂欢化、杂语、双声以及语言中与独白原则相对立的对话原则对于清晰地阐述被他者化了的主体的说话、写作和阅读方式具有很大的帮助。鲍尔（Bauer，^［7］）指出，巴赫金的理论对于妇女作家和读者来说，是一个“能够给人以力量的模式”。他运用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考察了霍桑（Hawthorne）和詹姆斯（James）等的小说中的人物怎样学会通过他人的语言来看待自己和自己的社会化过程，认为这些被社会话语他者化了的女性人物可以与狂欢节上愚人的形象联系起来。

对话并非一定要求在语言游戏中具有相同权力的主体之间进行，更确切地说，它是指不同语言和话语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突显出社会区分，也突显出个人主体内部话语结构中明显相互分割开来的空间。例如，一个非洲裔美籍女作家可能会发现自己是一个矛盾的话语“主体”，其话语是双声或者多声的，中间存在着统治者话语和被压制者话语之间的冲突。正如尼尔森（Neilsen）指出的，“尽管在20世纪末的政治话语中，美国的白黑混血的历史几乎不再看见，但是在语言中它仍然在不断播散。每一个言说主体都说着一种既带有种族差别又带有种族融合的语言。”（^［16］：78）这段话表明了话语的被编织的特征，事实上，没有哪位作者不是以一种表现出互文性和双声性的语言来进行写作的。把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相结合，将会把我们引向一种积极的阅读模式，在这个模式中语言既是我们自己的，同时又是他人的。这样的互文性使我们回归到写作主体：写作主体现在被看成总是处于形成过程中，总是能够对形形色色的独白性进行反抗，因为这种独白性否认写作主体具有的对话性和互文性的中间状态。

五、结语

互文性一开始就被后结构主义者用来挑战认为意义客观而稳定的传统观念。与后结构主义相对，结构主义者则运用互文性概念来寻求意义的稳定性和批评的确定性。同一术语在不同的理论家那里似乎获得了截然相反的解释和运用，表明了互文性是一个多么灵活的概念。难怪艾伦（^［1］：2）会感叹，任何给互文性下一个根本性定义的尝试注定要失败。虽然如此，由于互文性突显了现代文化生活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性，因此是一个十分有用的概念。它有助于我们认清这样一个事实，即文本的意义存在于它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中，这种相互关系本身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互文性既代表一种激进的符号多元观，涉及符号、文本以及文化文本之间的关系，也涉及文本与语类之间的关系。互文性提倡了一种用于观察意义，继而观察作者身份以及用于阅读的新视角，那就是反对根深蒂固的有关原创性、独特性、单一性以及自主性的视角。就目前的话语分析和语篇研究而言，我们在借用互文性这个概念时首先需要回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中去，探究它是怎样和为什么获得了现在的各种意义和应用。国内已经有人在这样做了（如^［25］），本文也算是这方面的一次尝试，只不过我们侧重的是互文性这个概念如何为关于稳定意义和非稳定意义的讨论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Allen，G．Intertextuality［M］．London：Routledge，2000．

［2］Bakhtin，M．M．The Dialogic Imagination：Four Essays［C］．Austin TX：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1．

［3］Barthes，R．S／Z［M］．New York：Hill and Wang，1974．

［4］Barthes，R．The Pleasure of the Text［M］．New York：Hill and Wang，1975．

［5］Barthes，R．Image－Music－Text［M］．London：Fontana，1977．

［6］Barthes，R．Theory of the Text［A］，in R．Young（ed．）Untying the Text：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C］．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1．

［7］Bauer，D．M．Feminist Dialogics：A Theory of Failed Community［M］．Albany 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8．

［8］Clayton，J ＆Rothstein，E．（eds．）In f luence and Intertextuality in Literary History［C］．Wisconsi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

［9］Denith，S．Bakhtinian Thought：An Introductory Reader［M］．London：Routledge，1995．

［10］Durey，J．F．The State of Play and Interplay in Intertextuality［J］．Style 25（4）．1991．

［11］Genette，G．Figures o f Literary Discourse［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

［12］Genette，G．Palimpsests：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Degree［M］．Lincol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 Press，1997．

［13］Kristeva，J．Desire in Language：A Semiotic Ap p 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14］Miller，N．K．Subject to Change：Reading Feminist Writing［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

［15］Morgan，T．Is There an Intertext in This Text：Litera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Intertextuality［J］．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 3（4），1985．

［16］Neilsen，A．L．Writing Between the Lines：Race and Intertextuality［M］．Athens GA ＆London：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4．

［17］Orr，M．Intertextuality：Debates and Contexts［M］．Cambridge：Polity Press，2003．

［18］Riffaterre，M．Interpretation and undecidability［J］．New Literary History 12（2），1980（a）．

［19］Riffaterre，M．Syllepsis［J］．Critical Inquiry 6（4），1980（b）．

［20］Riffaterre，M．Text Production［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21］Showalter，E．（ed．）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Essays on Women，Literature and Theory［C］．London：Virago，1986．

［22］Volosinov，V．N．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M］．New York：Seminar Press，1973．

［23］蒂费纳·萨莫瓦约著，邵炜译．《互文性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24］特伦斯·霍克斯著，瞿铁鹏译．《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5］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J］．《外国文学评论》．No．3，2004．

【注释】

[1]原载于《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