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权力观与批评性语篇分析

16．福柯的权力观与批评性语篇分析

16．福柯的权力观与批评性语篇分析^[1]

批评性语篇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通过分析语篇的语言特点和它们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来考察语言结构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并进而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关系。蒂施尔（Titscher，2000）等在谈到CDA的理论渊源时指出，福柯（Foucault）对包括费尔克劳（Fairclough）在内的一些CDA的倡导者是一个主要的影响来源（p．144）。福柯关于权力和话语的理论对CDA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费尔克劳（1992）用了整整一章来介绍福柯的理论及其对CDA的影响。甚至CDA中的一些重要术语和概念都原封不动地来自福柯，例如“话语形态”（discursive formation）、“话语秩序”（orders of discourse）、“生命权力”（biopower）等等。本文拟简述福柯的权力观和他关于权力与知识和话语的关系的思想，并试图由此表明，虽然以费尔克劳等人为代表的CDA深受福柯理论的影响，但在涉及权力、真理和意识形态等一些重要方面却有微妙的差异。

一、权力与知识／真理

权力是福柯著作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当人们使用“权力”这个概念来分析人类的社会行为时，它可以有两种含义：“行为的能力”（power to）和“支配他人的能力”（power over）。前者指的是人们为追求自己的目标和利益而采取行动的能力。每个人或组织机构都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一定的位置上，这使得他们有能力在追求自己的目标和利益时调动资源、做出决定、采取行动来干预事件的顺序或者改变事件的进程等等。具备不同程度的这种能力的个人或集团也就具有了大小不同的权力，他们相互处于由权力决定的社会关系中。权力的第二个含义，即支配他人的能力，是一种关系：在两个人中，如果一个处于支配地位而另一个处于服从地位，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前者相对于后者具有权力。

在福柯的理论中“权力”的含义有全新的发展。福柯不是把权力看做一个给定的能够对事件做出解释的总体概念，而是把它视为一个自身“有待解释的东西”（Foucault，1991：148）。1972年他在与德勒兹对话时指出：“权力问题始终完全是个谜。谁行使权力？在什么领域？我们现在相当准确地知道谁在剥削别人，谁获得利润，哪些人与此有关。……但是说到权力，我们知道，它并不在实行统治的人手里。……我们也应该研究权力运作受到的限制——权力运作的中介及其对控制、监视、禁止和限制的等级网络的许多微不足道方面的影响程度。”（引自刘北成，2001：262）人们往往认为权力有具体的来源（例如君主、国家、统治阶级等等）并总是自上而下单向发挥作用。但是，在福柯的理论中，权力并不属于任何具体的个人、国家或组织，而是遍布社会实践的各个角落。他指出，从“阶级”的角度、以“阶级”的方式思考权力也许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权力不是一元的，它的行使也不是二元的。权力并不是以链条的方式起作用的，它是循环的，从来不会为一个核心所独揽。它是通过一个像网络一样的组织来布置和行使的（Foucault，1980：98）。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某种程度上被纠缠在这个权力的循环中，既是压迫者也是被压迫者。权力并不只是向下行使，也不来自一个地方，权力关系渗透于社会存在的所有层面，因而作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福柯并不是孤立地单纯从政治理论的角度来研究权力问题，而是运用其“系谱学”（genealogy）研究权力和知识的关系。通常的看法是，只有在权力关系暂不发生作用的地方知识才能存在，只有在它的命令、要求和利益之外知识才能发展。福柯提出了与此不同的“权力-知识”观：权力和知识相伴而行，“没有任何权力关系不构成相应的知识领域，也没有任何知识不预设并同时构成权力关系”（Foucault，1977：27）。权力不只是压制性的，它也是生产性的：“权力不是只妨碍知识，也生产它”（Foucault，1980b：59）。福柯进一步指出：“倘若没有本身就是权力的一种形式，并以它的存在和功能与其他形式的权力相联系的传播、记录、积累和置换的系统，那么知识体系便无法形成。反之，假如没有知识的摘要、占用、分配或保留，那么权力也无法发挥作用。”（引自谢里登，1997：172）这种权力知识观在西方思想史上源远流长。培根就曾提出“知识就是权力”（Knowledge is power），尼采也有过知识随权力的增长而增长的论述。

不仅知识是一种权力，而且像知识是否和在什么情况下被引用这样的问题也涉及权力。应用的问题和权力／知识的有效性问题要比知识的真实性更加重要。与权力相结合，得到权力支撑的知识不仅享有真理的权威性而且也有权使自己成为真理。任何知识，一旦在现实中获得应用，就会产生真实的效果并在这个意义上“为真”（become true）。知识用于调节他人的行为就意味着限制、管理和训诫。知识并不存在于真空之中，它在具体的场合、历史环境和社会制度下通过各种应用技术和策略来发挥作用。我们在特定时期关于事物的知识与我们对这些事物的管理和控制有关。例如，如果要研究“惩罚”就必须研究知识／话语和权力的结合是如何生成某种犯罪观和罪犯观的，是如何影响了罪犯和惩罚者的，并且这一切是如何在某一具体历史时期的监狱制度中被实践的。

权力无处不在，在权力关系之外不存在任何人们可以到达真理的位置。因此，福柯从不谈绝对真理，而是说某个话语形态支撑着“一个真理统治”（a regime of truth）。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真理离不开权力……真理属于此在，它纯粹是由各种限制产生的并引起有规律的权力效果。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真理制度，真理的“一般性政治”（“general politics”of truth），即它所接受的并使其功能为真的那些话语类型，使人们能够区别真假陈述的那些机制和范例……”（Foucault，1980b：131）例如，“单亲家庭必然导致青少年犯罪”这种观点或许正确，或许错误。但是，如果每个人相信它是正确的并因此惩罚单亲父母，那么这就会对父母和孩子都产生实实在在的后果并在这个意义上“为真”，哪怕这种真理从未得到可靠的证实。福柯坚信，断定在真理和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某种实质性区别的观点是荒谬的，把真理和权力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通过权力产生真理；除非真理产生，我们就无法行使权力。”（ibid．：93）

二、权力与话语

福柯研究的不是语言而是“作为一种表述系统的话语”。通常，“话语”是一个语言概念，指一段连贯的书写或口头言语。但是，福柯赋予了它一种新的意义，他用“话语”这个词指一组陈述，这组陈述为在特定的历史时刻谈论某一特定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者表述方式。因此，福柯的“话语”并不是一个语篇或者一组符号而是“某种东西，它能生成其他东西（如一句话、一个概念、一种效果），而不是独立自在可以进行单独分析的东西”（Mills，1997：17）。在CDA中，克莱斯（Kress，1985）对话语的定义或许最接近福柯“话语”的原意：它是“表达一个机构的意义和价值观的一套有组织的系统性的‘陈述’……一种话语提供一套关于某一特定领域的可能的陈述，组织并构造谈论某一特定话题、对象、过程的方式。它为社会和个人行为做出描述、规定、许可和限制”（p．7）。这个意义上的话语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概念：它既是关于语言的又是关于实践的。话语建构主题，界定并生产知识对象，规定谈论话题的方式，界定说话、写作或者个人行为的方式。总之，意义和有意义的实践都是在话语中建构的。像符号学家一样，福柯是位“建构主义者”（constructionist）。但是，与他们不同，他关注的是知识和意义的生产。关于意义和表征的建构理论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世上存在事物和行为，但是它们只有在话语内才具有了意义并成为知识的对象。福柯认为，既然只有当事物具有意义时我们才能具有关于它们的知识，因此正是话语，而不是事物本身，产生了知识。像“疯癫”、“惩罚”和“性”这样的话题只有在关于它们的话语中其存在才有意义。

法国学者M·冯塔纳（M．Fontana）在1977年发表的一个谈话里认为是福柯首次把权力引入话语分析。虽然福柯谢绝了这种恭维，但是他的确把话语看做权力关系的网络，认为话语始终是与权力和权力运作交织在一起的，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权力总是通过话语去运作：“在任何社会里，话语一旦产生，即刻就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防范它的权力和危险，把握不可预料的事件。”（引自谢里登，1997：160）福柯指出，一切事物都可以归结为两样东西：权力和话语（知识）。权力并不只是压在我们身上的一种否定力量，它制造事物，引起快乐和各种知识，生产话语；它是贯穿整个社会机体的生产网络（Foucault，1980：119）。例如，惩罚制度生产书籍、论文、规章、新的控制和反抗策略、国会辩论、会话、忏悔、诉讼辩护和上诉、对狱吏的训练制度等。对性欲的控制也产生了大量的话语，如关于性的交谈、电视和无线电广播节目、布道和立法、小说、故事和杂志特写、医疗咨询建议、散文和文章、学术论文和研究项目等等。因此，“我们必须永远停止把权力的效果描写成贬义的：它‘排斥’、它‘压制’、它‘审查’、它‘抽象’、它‘掩饰’、它‘隐藏’”。这一观点与CDA对权力的看法大相径庭，这里提到的所有这些权力的负面效果都是CDA声称要通过话语分析来揭露的，并且如有可能，要通过实际行动来减轻或者消除的。

费尔克劳批评福柯忽视对具体语篇的分析：“福柯的话语分析不包括对真实语篇的话语和语言分析”（1992：56）。事实上，福柯也分析具体的语篇和表述，但他更倾向于分析一个语篇或话语实践所属的那个“话语形态”（discursive formation）。他感兴趣的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组织人们的行为、理解、实践和信念，指导和规范社会群体和个人的那些知识，以及话语对这些知识和意义的生产。福柯特别注意权力／知识型的历史性，认为它们总是植根于特定的语境和历史中。与符号学中的非历史性倾向形成对照，福柯赋予话语、表征、知识和真理以历史性，认为话语总是具体的、历史性的话语实践，植根在社会制度之中并受其制约。语篇作为话语总是权力运行的场所，是历史现形的所在，语篇具有历史性。福柯不相信同样的现象会出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认为在每一时期，话语都会生产出各种形式的知识、知识对象、知识主体和知识实践；不同时期的知识及其对象、主体和实践会有很大差异，它们之间也不一定存在连续性。例如，精神病并不是一个存在于所有历史时期和文化中具有相同意义的客观事实，只有在特定的话语形态中，“疯癫”这个对象才是一个有意义的或者可以理解的概念。就是说，关于这类话题的知识和围绕它们的实践总是具有历史和文化的特定性，它们不可能脱离具体的话语而有意义地存在。

福柯在其后期的作品中越来越关注知识是如何通过在具体社会机构环境中的话语实践被用于管理他人的行为。他聚焦于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权力是如何在社会机构中运作的。这种方法尤其关注在现代社会中知识、权力和身体之间的关系。福柯把身体置于权力／知识的各种不同形态之间斗争的核心位置。身体是各种管理技术的应用对象。不同的话语形态和机器按各自不同的权力制度和真理规定对身体进行分割和分类并将其打上不同的烙印。例如在《训诫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中，福柯分析了在法国不同的惩罚制度下对罪犯身体进行生产和训诫的不同方式。这里的身体并不单单指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具有的自然赋予的肉体。这个身体是在话语中根据不同的话语形态生产出来的。这是一种深刻历史化了的身体观念，在此意义上，身体就像一个表面，各种不同的权力和知识制度在上面写下它们各自的意义和效果：身体“完全被历史和历史对身体的解构过程打上了烙印”（Foucault，1977：63）。这种突出话语、知识和权力之间关系的做法对建构主义方法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它使表述（representation）摆脱了纯形式主义的束缚，赋予了它以一个历史的、实践的和世俗的运作语境。

三、CDA与福柯的“权力”观

CDA的主要代表人物费尔克劳认为福柯理论中的以下5点对CDA尤其重要：1）话语的建构性质：话语建构社会，包括客体和社会主体；2）“互话语性”（interdiscursivity）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首要性：任何话语实践都由它与其他话语实践的关系来规定，并以复杂的方式吸收利用其他话语实践；3）权力的话语性质：现代“生命权力”（biopower），例如审查和忏悔，在很大程度上是话语的；4）话语的政治性质：权力斗争既发生在话语中，也是为了话语；5）社会变化的话语性质：变化着的话语实践是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Fairclough，1992：55—56）。

不过，CDA与福柯在涉及权力的含义、权力与知识／话语和真理的关系，以及话语分析的对象和目的时都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对于福柯，权力不是一种给定的可以被拥有或占有的东西，而是一种在全社会中运作的力量关系：“权力不是可以获得、夺得或被分享的东西，不是一个人可以抓住不放或者任其溜走的东西。”（Foucault，1978：94）权力不是一个国家内机构对公民的控制，不是意识形态控制的一种形式，甚至也不是“一个群体施加于另一个群体的统治制度”（1980a：92）。权力是指“它在其中运作的那个领域中固有的多重力量关系”（ibid．），它产生于“各种力量关系的相互支持，形成链条或系统，或者反之，产生于使这些力量相互分离的分裂和矛盾”（Foucault，1978：92）。CDA的代表人物对权力的理解不是这样的。例如，范戴克（van Dijk，2001）指出，权力意味着“控制”（control），“即一个群体（的成员）对另外一些群体（的成员）的控制。这种控制涉及行为和认知：即一个权力群体不仅会限制其他群体的行为自由，也会影响他们的思想”（p．302）。范戴克认为，当今与控制人们的行为相比，更有效的权力来自对人们认知的影响，实施这种权力有各种渠道，包括通过说服、伪装或操纵来使他人的思想向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的方向改变。正是在这里，语篇和语篇分析显示出其重要性，因为左右他人思想的这种功能主要由语篇或话语来完成。汤普森（Thompson）是这样看待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的：“广义上，意识形态就是服务于权力的意义（meaning in the service of power）”（1990：7）。费尔克劳也坚信意识形态和权力紧密相连，前者再生产那些已经与后者相联系的常规惯例并使现存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差异合法化。由于意识形态总是参与维持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并往往通过语言获得表达，所以我们必须在语言中寻找权力得以维护的途径：“在现代社会里，权力的行使越来越通过意识形态，更具体地说，经过语言的意识形态运作……语言或许已经变成了社会控制和权力的基本媒介……如果（……）意识形态普遍存在于语言中，那就意味着语言的意识形态本质应该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主要课题之一。”（Fairclough，1989：2—3）。

彭尼库克（Pennycook，2001）认为，CDA的上述权力观的主要问题是把权力理解为一种给定的已经存在的东西，靠语言中的意识形态运作来维持着。她指出CDA往往“把权力只与一种统治集团的观念相联系”，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p．90）。我们已经看到，福柯的理论则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权力始终是个有待解释的概念，就是说，权力分析并不先于语言分析而存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把权力看做一个社会学上已经规定好了的（是由统治集团掌握的），并把我们的任务视为通过对语篇进行语言分析去显示权力是如何被运用的，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永远不是探索而只是展现。相反，如果我们把权力看做一个有待解释的概念，那么我们分析话语的目标将会是去探索权力是如何运作的，而不是仅仅去论证其存在。”（Pennycook，2001：93）至于意识形态，福柯明确反对使用这个概念而更倾向于使用“话语”，理由是意识形态“总是站在被认为是真理的某种东西的对立面”（1980b：118）。CDA坚持采用比较传统的意识形态概念，认为意识形态“通常（尽管不是必然）是对社会的虚假的或者没有根据的建构”（Wodak，1996：18）。这就导致了帕特森（Patterson）指出的那种困境，使得“批评性语篇分析处于了一种有些矛盾的境地”，因为“如果实证主义者关于自己掌握了真理的声言令人难以置信，那么，作为一位批评性分析者，我竟然轻易认为自己掌握了关于意识形态运作方式的真理就似乎显得很奇怪了。”（1997：426）

一般的知识分子都把知识领域说成是真理和思想自由的领域，并在知识领域和权力领域之间划出一道明确的界限。但是，福柯否定知识或真理的“客观性”和“纯洁性”，他对知识分子的这种自欺和自负表示：“在考察人文科学时，使我吃惊的是，这些知识分子的发展都不可能与权力运作分开。……社会能够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的行为从某个时候起成为有待分析和解决的问题，我认为，这一切都与权力机制紧密相联。……因此，人文科学的诞生是与新的权力机制的确立携手并进的。……科学也行使权力。这种权力强制你如何说话。否则，你不仅被视为错误，甚至被视为骗子。……真理无疑也是权力的一种形式。”（引自刘北成，2001：264）在福柯看来，所有求取知识和真理的行动，都是权力游戏中的行为。

与福柯有所不同，虽然许多批评性语篇分析者批评实证主义，对人文学科中的科学客观主义没有好感，但他们仍然希望证明政治立场和分析的科学性并不矛盾。沃德克（Wodak）把CDA形容为一个“社会性质的科学范式”（1996：20）。克莱斯把批评性语篇分析者的观点总结为“虽然他们的活动具有政治性（politically committed），但是依然具有适当的科学性，并且由于它意识到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伦理态度，或许就更具有科学性。”（1990：85）在费尔克劳（1989，1992b，1995）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为了把CDA建构成一个具有科学性的学科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但是，福柯把这种声称具有科学性的做法看做是一种权力和知识的结合物，应该予以质疑。福柯感兴趣的不是真理本身，而是关于真理的声言。福柯（1980b）指出，重要的不是创建一个科学知识的范畴然后声称唯有自己才拥有真理，而是要考察“真理的效果是如何在话语中被历史地生成的，这些话语本身即不真也不假”（p．118）。

四、结语

我们参照福柯的权力和话语理论来重新审视CDA的一些观点，这并不是说福柯的理论就无懈可击。福柯经常受到的批评首先是他把太多的内容赋予了“话语”，结果可能会使其支持者忽视权力／知识运作中的物质、经济和结构因素的影响。其次，有人认为，他拒绝任何真理标准，代之以“真理制度”（regime of truth）和“权力意志”（the will－to－power），这是“相对主义”（relativism）。例如，卢克（Luke）就指出，福柯对权力的形而上学的定义使得我们很难分析权力在特定社会语境中的运作机制：“由于对权力没有进行分类，福柯模式有落入情景相对主义之中的危险（即每一场所都以不同的方式展开权力，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或者使这一原则普遍化，对权力不能做任何经验的分析（即无处不存在权力，唯一的区别在于场所不同）。”（1996：326）

卢克（1996）认为，与福柯相比，博尔迪（Bourdieu）为分析权力在特定语境中的运作提供了一个更加实用的框架。博尔迪“把世界视为一个多维空间，分割为相对自主的不同领域；在每一个领域中个人按其所拥有的各种资本的数量而占据着相应的位置”（Thompson，1991：29）。这种资本并不是简单的拥有物，其价值和重要性受到不同社会领域中的知识和权力关系的影响，因而会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博尔迪（1986）按人们在不同的社会文化领域中占有、使用和生产资本的形式来描述权力，他区分了经济、社会、文化（和语言）三种资本并指出“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对于其中的任何一种的运作都是至关重要的。符号资本是一种社会资本，指的是能够帮助取得和利用其他资本的各种社会联系和组织成员资格。显然，与传统的唯物主义观点不同，博尔迪把经济资本只看做多种资本中的一种，一个人占有和使用物质资料的能力只有与文化（和语言）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相结合才能够体现为某种程度的权力。

根据博尔迪（1986）的解释，文化资本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为了解释来自不同社会阶级的孩子取得的不同的学业成绩，这种解释把学业上的成就与文化资本在不同阶级或群体中的分布以及不同阶级背景的孩子能够从“学术市场”（academic market）上获得多少具体的利益相联系。文化资本有三种形式：1）自身文化资本（embodied cultural capital）是指我们自身通过社会化和教育而内化了的“习性”（habitus），即自己养成的习惯、性情、态度和行为；2）客观文化资本（objectified cultural capital）是指可以在人们之间转移传送的物质文化产品；3）制度文化资本（institutionalized cultural capital）指各种凭证或证书。彭尼库克（2001）在谈到博尔迪的这一权力分析框架的实用性时举例指出，它可以使我们讨论下列现象引起的问题：英语的符号资本、英语本族语者的自身语言／文化资本的作用、TOEFL的制度化语言文化资本的权力等（p．125）。这些都是CDA和“批评性应用语言学”（critical applied linguistics）在当今英语全球化的浪潮中所一直非常关注的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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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原载于《外语学刊》，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