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和目的

1.2　研究范围、方法和目的

“所有成功的研究都有它特定的目的和方法。”金立鑫（1995:58）就理论而言，语言学的对象可以是自然真实的语言，也可以是符合理论原则但不完全真实的语言。程琪龙（2005:203）将前者称作“真实实体”（real object），将后者称作“理论实体”（theoretical object）。Frege（1892）、Russell（1919，1956）和Chomsky（1957，1961）等承袭的是理论实体的研究路子，Austin（1962）、后期的Wittgenstein（1953）、Halliday（1977）和Mey（2001）等从事的是真实实体的研究路子。我们认为，出于语言观的缘故，研究者有权选择理论实体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是理论实体的研究必须是对真实实体的模拟，最终能够实现理论实体与真实实体对接的目标。然而，语言毕竟不是语言理论的结果。我们在沉迷于理论解释的同时，不要忘记“根据语言事实来提升语言理论”的使命（桂诗春2004:3）。理论实体是手段，真实实体是目标。当今有影响的语言学流派都重视理论实体对真实现象的解释力，力求从现实中来，再回现实中去。从理论目标和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出发，语言理论研究的过程是从理论实体向真实实体逼近的过程（程琪龙2002:31）。对象的真实性是科学研究的根本要求。

本研究将以现代标准英语和汉语中的真实语料为依据，兼顾古代汉语，力求做到真实与充分。这里的标准英语指的是规范的、全民公认为正确的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本书的语料主要来自理论专著、文学作品、新闻报道等真实的语言环境，以确保语言材料的可靠性。此外，我们还参照权威词典中的词语定义以及作者本人的语感。狭义地方方言中偏离标准语的词语搭配方式不在本书的范围之内，虽然从广义的社会语言学角度，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都属于地方方言。

本研究课题的范围是主动语态肯定语气陈述类核心句的组合方式，不考虑句子的易位变体。因此倒装句、疑问句、被动句中的词序变化成因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列。这是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把这三类问题看成是由陈述句转换出来的句式，尽管真实语境中的转换比这要复杂得多。因语用因素导致的临时缺省变体也不列入我们的讨论范围。此外，本研究还不考虑否定句，因为在逻辑学中增加否定的算子（operator）能约束变量，往往会改变词语的搭配行为，使不合格的肯定陈述在加上否定词之后成为合格。严格意义的否定词都属于否定算子，它们是能够直接构成否定命题的词项。

句子的定义因人而异，Van Valin et al（2002:29）对句子（sentence）的定义就比较特殊。传统上的句子定义包括复合句和简单句，而他们将句子的外延缩小到复合句和并列句，用小句（clause）特指简单句，从而确定了句子的核心是小句。为了寻找更小的核心，他们又将简单句再切分为核心（core）和边缘（periphery）（ibid:25—26），在此基础上再第三次切分出动核（nucleus）及其论元（arguments）。由于动词或动核在句子组织中的核心作用，学术界通常把主语和宾语之类的语法功能项或语法关系项看作是可以根据句法结构进行定义的成分。为了使核心在静态下能够满足语义自足的条件，Van Valin et al又区分了直接论元（direct argument）和间接论元（oblique argument）（ibid:29），以解释介词之后的必有论元结构。他们所称小句中的核心部分就是我们所指的核心句，也是我们分析的重点。

出于理论立场的考虑，我们还将采用传统语言学对句子的定义，即句子是“表达一个完整意义的语言单位”（Hartmann and Stork 1981:313），或者说句子是“表达一个完整思想的一系列词。”（徐烈迥1990:20）用吕叔湘（1942:7，23）的话说，“‘句’是语言的通常的独立表现单位。”在此“完整意义”、“完整思想”和“独立表现单位”都是指一个命题内容（propositional content）的完整性。

讨论句子的表义行为不能不涉及它的三个层面，传统上我们区分句子意义（sentence meaning）、陈述意义（statement meaning）和话语语义（utterance meaning）（Cruse 2004:19—22）。句子意义是结构成分和命题内容完整的表义单位。它虽可能满足真值条件，但不考虑表义是否真实。与句子意义不同的是，陈述意义必须符合真值。据此，我们不能因使用了一个句子的陈述形式（a sentence of declarative form），就简单地认为，这个句子就一定具有陈述意义。话语意义是在交际过程中产生的有可能违反真正条件的表现主观意图的意义。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句范围主要包括:（1）主语＋动词谓语结构；（2）主语＋动词谓语＋宾语结构；（3）主语＋动词谓语＋宾语＋宾语补语结构；（4）主语＋动词谓语＋双宾语结构。由于语言结构和意义的复杂关系，出于充分论证的考虑，这些范围也许会略有突破。鉴于英语和汉语在句型结构上的差异，借用Quirk et al（1973:343）对英语核心句的归纳，我们将本研究的主要结构类型总结如下:

这些构式也基本涵盖本研究所涉及的汉语句子类型。但需要说明的是，汉语与英语既然归属于不同的语系，因此在进入各种构式中充当句子成分的词语类型不会完全对应。考虑到汉语名词和形容词都能独立用作谓语，按照Chomsky的处理方法，将形容词属于动词类；至于名词作谓语我们不做专题论述，但将在相应的章节中给予适当的分述。通过核心句的词语搭配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语言本质的了解，因为用来解释核心结构的理论机制也可用来解释语言的其他扩展结构。

既然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而搭配又是语言符号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搭配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本书的多角度研究的方法。我们将汲取不同学派和学科的有益成分，为我所用。学科的发展和学派的出现使得多角度研究语言成为现代语言学的主要趋势之一。

词语的合格搭配表现为词语与词语之间的组合和聚合关系。所谓组合关系是词与词根据特定的句法规则构成的句法结构，因此句法结构是组合关系的产物。但是词语组合还要受到来自词语类别的限制，将同一组合关系中具有相同语法功能或处于相同语法地位的词进行归类，为组合提供选择与限制，这便是词在组合中的聚合关系。组合注重搭配的形式规则，聚合注重搭配的功能和语义内容。因此，横向的组合与纵向的聚合共同决定着词语的合格搭配。没有组合就没有聚合，同样没有聚合也谈不上组合，它们是一个共生共现的集合体。组合和聚合的双重标准至少涉及句法学和语义学的观察角度。这只是对搭配作“微观”、“共时”和“语言”的观察。研究者多从心理逻辑的角度作出解释。静态的搭配研究重视规范。

真实的词语搭配还存在于组合的动态关系之中，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结合“宏观”、“言语”和“历时”来观察词语的搭配行为。只要广泛观察就会发现，语言规则中允许的一些潜在搭配在言语活动中可能很少出现甚至不出现，而在言语交际中经常出现的搭配现象未必都能被语言规则所涵盖。为此，Cattell（1962:156—169）还提出了语言习惯限制。I changed buses的合格搭配经被动转换后变得不合格:＊Buses were changed by me.^[6]被动句不仅合法，而且合义，只是不合习惯。相反，出于主观表情和表义效果的需要，人们可以突破规范，创造性地使用语言，形成超常搭配。这就需要用不同的原则来作出解释。历史的发展都是在继承和否定原有的规范中进行的。社会是不断发展的，语言是人类社会与思维认识的产物。

从历时的对比中我们认识到，语言在词汇层面的变化最为显著。据《汉语大词典》记载，“博士”一词自产生以来，其语义演变经历了好几个阶段:（1）遍通古今的博学之士（如“子南方之博士也”）；（2）学官名（如晋朝的国子博士，唐朝的太学博士、太常博士、五经博士、算学博士等）；（3）对擅长某种技艺或专门从事某种职业之人的尊称（如茶博士、酒博士），相当于后世称人师傅；（4）大学中最高一级学位（如哲学博士、医学博士）。产生于现代汉语的意义在古汉语中不存在，用古代汉语标准又如何能够衡量搭配是否合格？社会的发展和语言社团认识的不断变化导致了词义的“扩大”（broadening）或“泛化”（generalization）、“缩小”（narrowing）或“特指化”（specification）和“转移”（semantic shift）。词义变化的直接结果是，过去不允许的搭配可能成为今天的规范，而今天允许的搭配在若干年后可能成为偏离。

语言在语法层面的变化虽不及词义那么显著，但也在历史的长河中悄然进行。吕叔湘（1942:3）指出，“春秋时人说‘尔何知？’现在的人说‘你知道什么？’宋朝人说‘吃不得这酒成’，现代的人说‘吃不成这席酒’”。另据石毓智、李讷（2004:1）介绍，先秦的汉语中没有“是”的判断词，唐代以前不存在“把”字句结构，宋代以前缺乏“了、着、过”等体标记词，元明以前不见动词拷贝结构等等。从魏至唐“了”是普通动词，只用于“动＋宾＋了”的格式，到了宋代却变成“动＋了＋宾”的格式（ibid:127），两种格式在现代汉语中都是合格搭配。“语言的发展是由于社会的发展引起语言内部体系和功能的矛盾而导致语言的变化。”（王德春1997:1）社会需求下的言语修辞创新是语言发展的重要原动力。这就是语言的建构过程。动态的搭配研究重视创新。它要求研究者从语用学和修辞学的角度对词语搭配作出解释。

由于语言观的缘故，当代主流的形式语言学对动词短语内部结构搭配的研究多限于形式上的探讨，着眼于人类心智对搭配的判断，即搭配何以成为搭配或搭配何以合格的根由。搭配受约于句法、语义、语用、修辞等多个层面的事实表明，以句法或语义的单一标准去衡量词语搭配显然力不从心、不够充分。核心句的主谓关系和动宾关系在句法结构上看似简单，而内部成分的语义关系却十分复杂，加上动态因素，其内部语义网络和搭配成分的相互限制条件将更加复杂。对核心句内的词语搭配机制作一较为广泛的探索是本课题的核心任务，也是本研究期望能够有所建树的突破口。我们将采用组合与聚合相结合、语言与言语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和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方法，从语法、语义和修辞的三个平面分析核心句中词语搭配的制约因素。这是我们的研究方法。

由于核心句的核心作用，我们希望本研究的成果能够为其他类型的搭配研究提供方法论的启示，这是我们研究词语搭配的理论目的。理论与实践在概念上的区分和操作重点上的不同并不能否定理论与实践的本然统一。在实践哲学的视野中，理论的价值在于它能服务于实践。揭示词语搭配的机制对语言教学（尤其是外语教学）、词典编纂、翻译、跨文化交际等应用语言学领域都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