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修辞与词语搭配

5.2　言语修辞与词语搭配

如前所述，语言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这就决定了研究者往往只能从一个侧面深入挖掘语言的某些属性。综观语言学各大学科和学派的理论，它们无不将语言的性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进行研究，从而达到观察、描写和解释的充分性。为了避免言语和语言之间的差异可能带来理论体系中的不一致，以Chomsky为代表的形式主义主流语言学是以牺牲部分真实的语言现象为代价，将研究对象严格限制在人造的理想状态范围之内，从而做到或者说努力做到三个充分。语言学的最终目标毕竟是要对解释真实的语言有所作为。因此，语言研究应该是尽可能地逼近真实的语言。除此之外，言语是语言的重要补充手段，它能言语言之所不能言，能及语言所不能及。没有言语，就没有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也没有语用学和修辞学。此外，没有言语，语言就得不到发展。本节正是为此而作出的一些努力。突破可以分为词义突破和结构突破。以下是一个词义突破的例子:

9.我阅读一天星辰，不知谁来阅读我。（胡玫《心之帆·思》）

从语义逻辑上看，“书”可以阅读，“星辰”可以被仰望，“人”可以被看望。“星辰”与“人”怎能阅读？但是例9却是以汉语为母语者能够接受的搭配方式，而且是某些言语活动中比正常搭配更加合理的搭配。为了表达主观的感情，颠覆平淡，我们往往会突破客观语义限制，创造性地使用语言。

要正确使用语言，就必须遵守语言规律；但为了最恰当、最有效地使用语言表达思想和感情，在突破语言规则的同时，就必须遵守言语规律。王德春（1990:383）将言语规律分为三大类:（1）与言语环境相适应的规律；（2）选择语言成分组成话语的规律；（3）与言语目的和交际任务相适应的规律。对言语规律的总结为词语搭配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现实语境中的真实情况是，说写者常常利用语言体系资源，通过词语的修辞意义，创造性地表达语义限制之外的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然而，这是否符合逻辑？

逻辑分各种各样的逻辑。事物的存在都遵照各自的逻辑。分类可以参照不同的标准。就本研究关心的话题而言，笼统地说，逻辑学可分为三大类:传统逻辑、数理逻辑和辩证逻辑。传统逻辑以常规现象为对象，其中包括词项或概念、命题或判断、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这些构成了语言体系内部语法分析研究和语义分析研究的基础。数理逻辑又称符号逻辑、理论逻辑，归属于数学，具有精密的特点，是形式语言学采用的主要手段和追求的终极目标。数理逻辑的精确化和数学化的形式逻辑是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基础，并在现代工程语言学中发挥关键的作用。辩证逻辑则在主客之间寻求平衡。辩证思维通过一系列的对立统一概念、范畴来把握处于普遍联系中的运动着的对象整体性。由于概念的内在矛盾运动，思维通过概念、判断、推理和理论等从抽象走向具体，最终达到对对象具体整体性的把握。修辞意义常常超出寻常文字、寻常句法乃至寻常逻辑，以奇特的组合方法和屈折的表达方式表现深刻的辩证道理。辩证逻辑不同于常规逻辑和数理逻辑，但不排斥一般常规逻辑。

徐烈炯（1988:142—147）以英语为母语者的语感为依据，列举了句子层面词语搭配可能构成的15种语义关系（semantic relation），其中包括同义（synonymy）、共义（semantic similarity）、反义（antonymy）、上义（superordination）、无义（meaninglessness）、歧义（ambiguity）、冗言（redundancy）、分析性真值（analytic truth）、矛盾（contradictoriness）、综合性真值（syntheticity）、不相容（inconsistency）、蕴含（entailment）、前提（presupposition）、可能回答（possible answer）、自答问题（self－answered question）等。并非所有语义关系都与本章讨论的重点有关。根据语义关系分类并结合本章的核心内容，我们将参照语言学家为语言演变机制提出的两对概念“重新分析”（reanalysis）与“类推”（analogy）（Meillet 1958）和“转喻”（metonymy）与“隐喻”（metaphor）（Lakoff ＆Johnson 1980），用Ungerer ＆Schimid（2001:115）的话说，“转喻”可解释为“迭合”（congruity），“隐喻”可解释为“类似”（similarity）和“比较”（comparison）。我们将从相似关系（relation based on resemblances）与相关关系（relations based on relevance）两个方面论述言语搭配的修辞作用。相关包括正相关（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和反相关（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由于正相关和反相关都属相关，因此我们没有继续单列专题，但会在相关关系中分别论述。

5.2.1　搭配的相似关系

在言语活动中，我们经常会利用两类不同事物的相似点，采用比喻的方法，将抽象的事物或深奥的道理讲得具体形象，通俗易懂。这种关系就是Levinson（1983）的“比较理论”（comparison theory）。其基本原则是包含一个隐喻的短语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包含明喻的短语，它不是说“A＝B”，而是说“A拥有X属性就像B拥有Y属性”，逻辑表达式表现为（“IS（x，y）＞SIMILAR（X（a），Y（b））”）。“书山有路勤为径”将书比作山，将勤奋比作路径，利用爬山需要路径的普通道理，使读书需要勤奋的抽象道理变得通透易懂。其逻辑表达式是:A∶B∶∶X∶Y（读作A之于B犹如X之于Y，即A is to B as X is to Y）。刘向《说苑》在记录惠施和梁王的对话故事中有这样一段话:“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这里的“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说明的正是这个道理。

在解释已知和未知事物的关系时，人们一般采用从具体向抽象过渡的路子。人类的认识过程是多样的。人类的认知和理解过程可以是从具体到抽象，也可以是由具体到具体，还可以是从抽象到抽象，甚至可以是从抽象到具体。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晚年提出了第一信号系统和第二信号系统的学说。他把用具体事物作为条件刺激所建立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反射叫做第一信号系统，把用语词作为条件刺激物所建立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反射做第二信号系统。作为第二信号系统，语言以抽象的符号形式代替条件刺激引起的条件反射。符号学研究表明（Peirce 1931），两种信号系统与符号中的“像似符”（icon）、“指示符”（index）和“象征符”（symbol）有关。“像似符”表示符号和符号所代表的事物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如烟和火的关系、风和浪的关系、闪电和打雷的关系等等。“指示符”表示符号与其所代表的客观事物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同时也受人为约定，如交通红绿灯分别代表禁止通行与允许通行、锤子和镰刀代表工农联盟。三种符号中抽象程度最高的是“象征符”，当符号和符号所代表的事物之间不存在天然内在的联系而完全约定时就使用像似符。由icon向symbol过渡是由具体向抽象过渡的过程。尽管三种符号形式不同程度地存在于语言之中，但语言主要由最抽象的“象征符”组成，属于第二信号系统。由于抽象语词具有宽广的能指范围，所以第二信号系统的建立，使人类的智慧得到发展，帮助人类最终从动物界脱颖而出，本质地区别于其他的动物。既然如此，人类的认识过程并非总是由具体走向抽象。第二信号系统是在第一信号系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但又反过来影响和支配了第一信号系统。人类的高级神经活动乃是第一信号系统和第二信号系统共同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

语言学界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人类以具体事物来认识抽象事物，用已知事物去认识未知事物，如“时间是金钱”的说法。在我们看来，用金钱价值来认识时间价值的说法符合一般的认知规律，但并不完全支持事物被认识的先后顺序的观点。我们知道，时间是永恒的。作为永恒的事物，它既无始也无终。人类对时间的认识远远先于对货币的认识。如果说对两者的认识有先后顺序的话，合适的逻辑推理应该是时间在先，金钱在后。与世界上万事万物一样，时间也有多个方面。人们使用“金钱”来喻指“时间”是为了凸显其宝贵的一面。和许多像似符号不同的是，语言主要属于第二信号系统。作为第二信号系统，除了少数拟声词被部分符号学家有争议地看作是第一信号系统的像似符号之外，绝大多数语言符号都是经过任意性抽象，表具体事物的符号也表抽象类指概念。抽象和具体是就事物在人脑中形成的概念而言的，而语言符号本身却都是抽象的。语言的抽象性是人类脱离动物界，由感性认识进入理性认识的重要标志。语言既然帮助人类脱离动物使抽象思维成为可能，那么抽象与具体都是可以相通的。我们能用具体喻指抽象，也能使用抽象喻指抽象。

相似性思维古今有之。“君子之德如风”、“君子之德风也”和“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都是事物相似关系在词语搭配上的反映。“风”的本义是空气的流动，但是其强度的不同会给人带来感受上的巨大差异，如和煦的春风与微风给人带来舒适，破坏性的狂风和龙卷风给人带来灾难。那么“风”与“德”主观上到底有何相似之处进而构成上述搭配关系呢？

语言学研究表明，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语言中的相似关系往往是以事物的某一或某些属性为参照的。以上句子源自《论语·颜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加草以风，无不仆者，犹民之化于上。”由是观之，这里是借“风”之势力，来表“德”之影响，用浅显易懂的普通道理说明有声望者的言行影响世态俗情的能力，使庶民受德教感化而顺从君上。这就是“德”与“风”的相似点。

从符号表达概念的常规关系上看，“如风”属常规的搭配，“风也”和“之风”是超常搭配。第一句说“德”像“风”，保留了“德”的原本概念意义；第二句说“德”是“风”，将A符号代表的概念意义转移到了B符号；第三句则直接用“风”替代“德”，干脆将“风”的概念意义完全融入“德”的概念意义，基本上使“风”成为“德”的一个引申义项。这就形成一个由明到暗，逐步递进的关系。“君子之德风也”和“先生之风”的搭配说明事物的相似关系是词语超常组合的基础。这也反映了概念跨域映射的被认可程度。本体和喻体之间的比喻关系一旦成为常规，便会逐步进入语言体系。超常搭配是人们对不同事物相似点主观判断的结果。本体的“书”就是“书”，本体的“德”就是“德”，它们与“山”和“风”的词汇意义有本质上的差异。“勤奋”的词汇概念中也没有“路径”的义项。它们之间的搭配关系完全是言语活动中因主观因素导致的。

现代汉语中利用相似关系运用语言的例子并不少见:

10a.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

10b.郎朗弹响黑白键盘上的神话。（《新闻晨报》2006-01-15:30）

利用熟悉事物与相对陌生事物的相似点作比喻是创造修辞意义的有效手段。用农作物的属性向农民解说道理不仅恰当，而且通俗易懂。例10a利用农民熟悉的瓜藤关系把社员与公社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静态孤立地看，公社和青藤在语义上毫无干系，人和瓜的联系在生物链上也相去甚远，不仅不同属，而且不同界。我们永远无法在“公社”的词条中查到有关青藤的释义，也不可能在“社员”的词目下查到瓜果的义项。修辞意义是在搭配组合中产生的。在例10b中，本体是曲子，喻体是神话。本体没有出现，而是在搭配结构中隐含的。从语义上考虑，与“弹响”构成最规范的搭配是音乐、曲目或者乐器，不可能选择“神话”作为组合对象。青年钢琴家郎朗参加国际钢琴比赛。貌不惊人、名不见经传的他技压群雄，获得了决赛冠军，创造了一个令西方人难以置信的“神话”。神话的难以置信与高超技艺的难以置信之间的相似关系是“弹响”与“神话”成为合格搭配的结合点。以相似为背景，我们就能够理解超越理性意义的潜在含义和信息。“弹响神话”搭配显然不合格；但用修辞意义衡量，却又合格。这种搭配虽然是临时的，但用在这个语境中却是十分恰当的。临时意义在现实生活中享有很高的出现频率，只要观察我们就会发现“新村”、“花园”等多被用来作城市小区的命名，甚至地球和国家的描述语，如“地球村”、“我们的祖国是花园”。“广场”、“书城”也常被借来作商场的名称。

为了能够解释这种现象，Talmy（2000:100）采用了“真实的”（factive）和“虚构的”（fictive）说法。用真实世界的标准衡量，用词汇概念意义衡量，例10a和例10b都是不合格的。它们之所以合格是因为符合虚拟世界的标准。当代语言学强调物力论（dynamism）对语言现象的解释能力。人类能够运用力学原理和力与力之间的关系来虚拟构建内部语言世界与外部客观世界。物力的运动可以理解为一个从真实的源域出发，向虚拟的靶域映射的过程，即“公社”和“社员”是源域，“藤”和“瓜”是靶域。运动方向是X→Y。有了物力的作用，语言才表现为高度的经济性；也正是由于有了物力，我们就能够运用有限的语言手段表达无限的概念和意义。

词义受主观认识反作用影响是语言张力的共性使然。Holme（2004:1）对常用表达方式Love is a rose做了以下的解释:人们在说Love is a rose的时候，其实就是将一种感情比作具有诱人香气和形状但却带刺的花卉。因为花卉具有美丽、诱人和危险的属性，故love在表达为rose时也就同时获得了rose的这些品性。

事物之间客观存在的相似性为我们灵活多样地使用语言提供了条件。然而词语搭配中修辞语义的运用必须受到语法意义和概念意义的约束。它必须符合现有语法规则并以现有词汇概念意义为生长点，否则信道就不能畅通，即便信道畅通，也不能产生任何积极有益的表达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带有修辞意义的超常搭配需要言语环境的支持。在许多情况下，脱离言语环境的超常搭配很难说得上是恰当。求新和守旧是人们在语言使用中表现出来的两种态度，也是促动和限制语言发展的对立因素。“创新”的作用是为了满足表达思想和避免词汇单调贫乏需要。但“创新”与“生造”有着本质的不同。区分创新与生造的标准是“必要性”。恰当的创新可以超越客观陈述的约束，大大增强表达效果。但不以表达思想为目的，生造词语或乱用语法的做法并不可取。使用在细微含义和修辞色彩上没有差别的同义手段是无益的重复，结果只能使语言变得累赘。我们把不符合现有规范，也没有任何修辞效果的临时言语现象称为生造，属于言语滥用。这种用法很难得到全民公认，更谈不上进入语言体系。利用事物之间的相似关系创造修辞意义以提高表达效果在英语中也很常见，例如:

11.Life is but a walking shadow.（Shakespeare:Macbeth）

从词语概念意义考虑，本体的人生与喻体的影子没有对应关系，但有潜在的相似关系。将人生比作影子的临时搭配借用了影子的不可捉摸来表达人生的虚无缥缈。这当然与影子看得见，但摸不着的性质有关。Macbeth受谗言唆使，杀死了国王，其本意是想得到实在的东西。当万念俱灰时他说出这句话，将life说成是shadow的搭配不仅合格，而且有着超常的表达效果。这种语义关系完全是主观的。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还有许多其他著名的比喻，其中包括将人生比作舞台和旅行，将现实生活中的人比作演员和旅行者的说法。这些用法都是修辞意义作用的结果。有了相似关系和修辞转义，搭配就可以超越词汇概念的客观所指范围的限制，按照使用者的主观意愿进行延伸。

说话或写作时，为了形象生动表达的需要，我们会故意地把人当作物，也会把物或者抽象的概念比作人，这就是修辞中的比拟。“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是拟人格。“敌人夹着尾巴逃跑了”、“她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是拟物格。Shakespeare的名句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就是将人比作太阳，接下来的描写更是直接的拟人:Sometimes too hot the eye of heaven shines，and often is his gold complexion dimmed.（Sonnet XVⅢ）。“高灼的天眼”显然是“太阳”的别称。即天空被比作是人，它有眼睛——太阳。之所以成立是它抓住了本体（太阳）和喻体（天空的眼睛）之间的共同点——“明亮”。

以上搭配都违反了词汇意义适配条件。桃花属植物，其义丛中不含［感情］的义素，怎么能笑春风？人无尾巴也不是照明物，又怎么会夹尾巴或变成灯？比拟也是以相似性为基础的。出于表情的需要，人们在言语活动中给词语赋予了客观概念意义之外的主观意义。Aristotle（1927）早就看到了语言的隐喻本质。Ricoeur（1975:104）将他的隐喻观总结为以下两个主要特征:

1）通过比较将约定意义转变成其他意义。

2）使用转义来代表一种未命名的现象。

正因为如此，利用事物相似性特征进行超常搭配在艺术语体中拥有很高的频现率。例如:

12a.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12b.矮小而年高的垂柳，用苍绿的叶子抚摸着快熟的庄稼；密集的芦苇，细心地护卫着脚下开放的野花。（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

12c.蝈蝈、蟋蟀和没有睡觉的青蛙、知了，在草丛中、池塘边、树隙上轻轻唱出抒情的歌曲。（杨沫《青春之歌》第二部第十四章）

凭语感，我们知道，“唱”、“弹琴”、“抚摸”和“护卫”在常规情况下仅用于指人的主语名词。义素分析表明，“唱”包含［＋歌词］的关键义素，这是油蛉不能满足的；“弹琴”包含［＋技能］的关键义素，这是蟋蟀不能满足的；“抚摸”包含［＋有手］的关键义素，这是垂柳不具备的；“护卫”包含［＋注视］［＋武器装备］的义素，这是芦苇不能满足的。以上动词在关键义素上与表物名词都不能适配。然而，它们却是现实语境中的真实用法。它们合格的原因是遵循了修辞原则。拟人的手法将物比作人，便使物具备了人的品质。既然物被当成了人，那么指人的动词搭配自然合格。事物之间的高度相似以及相似可被理解的程度使搭配在特定的语境中成为合格。

自2006年1月16日起中央电视台第3套节目的《动物世界》经典珍藏侦破系列以“荒漠谜案”、“雪地谜案”等为题讲述了几种食草动物被杀的故事。因为故事采用追踪调查的手法完成，因此故事的主题与案件有关，线索和细节也自然以案件的形式展现。介绍中讲述者使用了大量的法律词语:犯罪现场、凶犯、凶杀案、凶手、杀手、元凶、遇害、受害者、谋杀、本案、DNA化验、血样等。结果“野狗行凶，是凶犯”、“老虎和食人鱼暗杀了树懒”、“蛇谋杀袋鼠”等原本仅用于人类的带有强烈法律气息的述谓结构进入了动物的行为范畴，在特定的语境中都成了合格的搭配。没有语境和相似关系作为支撑，词语的修辞意义就得不到落实，搭配的合格标准也就失去了基础。

从本质上讲，搭配是一个关系概念或者说具有关系的属性。合格的搭配可以依赖线性的关系，也可以依赖非线性的关系。它可以是句内成分之间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可以是句子之外的因素多维关系网络互动的结果，其中包括使用者主体的参与。由于修辞意义的表情作用，新闻报道也常常借用相似关系以提高表达效果。2006年1月17日河南省及周边地区普降大雪。18、19日降雪继续加大，造成高速公路因结冰封闭，民航机场停航，大量旅客改乘火车出行，而大雪又导致途经郑州的绝大部分列车晚点，顷刻间6万多名旅客短期滞留郑州火车站，河南大雪成为全国铁路列车晚点的主要诱因。媒体的报道颇有特色:

13.郑州“感冒”，全国铁路都“发烧”。（《新闻晨报》2006-01-23）

理性地说，郑州和铁路都没有生命的属性，因此不会感冒，也不会发烧。以理性的概念意义判断搭配，这当然是不合格的。然而语言的运用虽以理性意义为基础，其能指和所指关系是约定的和相对稳定的，但却不是固定不变的。在各种主客观语境作用下，使用者可能在突破语言规则的同时遵循语用修辞原则创造性地、能动地运用语言。用Grice（1957）合作原则中质和量的准则来解释，那就是当表述的信息大于表述本身时，便会产生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广义的会话可以包括作者和读者。这里的会话含义便是超出词汇概念意义的修辞意义。用向明友（2002:310）关于实现“言语优化配置”的“一般均衡准则、前提共识准则、择近准则、从众准则和言语生效准则”五项准则来衡量，这种表述也是合格的。而实现五大准则的基础是参与配置的事物之间的相似程度。从“下雪”到“旅客滞留热”和从“感冒”到“发烧”，是因果关系相似起作用的结果。表述如下:

“郑州感冒，全国铁路发烧”是一种戏称。但是戏称合格的基础是修辞意义。修辞意义的基础是事物之间的像似性关系。下雪引发滞留热与着凉引发发烧的逻辑关系是相同的。这里还有一个理据，冷和热的关系。天冷是伤风感冒的必要条件，这与下雪气温下降具有像似性，其象征意义相同。媒体报道中的拟人创新用法不胜枚举，它们遵循的是相同的原则，本书不再赘述。

语言既有个性，也有共性。这已成为语言学界的共识。英语中拟人手法的普遍运用丝毫不亚于汉语，它们频现于表情丰富的艺术语体之中。英国诗人Dobson的The Rose and the Gardener利用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使超常搭配成为不仅合格，而且适切:

诗歌话题的主人公是植物。经过诗人处理之后，出现在读者面前的玫瑰已不是一朵玫瑰，而是一个浅薄、骄傲、忘恩负义的姑娘的形象。与此相适应的是一系列超出常规的搭配。通过拟人我们能够揭示深刻的人生道理，可以更加有效地讽刺恶劣的行径和歌颂高尚的品德。这也是语言表义和表情功能的使然。言和意的复杂关系包含着不同层次子系统之间质的区别，不同质需要辨证的分析方法，从系统内部的语言意义到系统外部的言语字面意义，再结合语境推导出完整的话语含义和说话人的真实意图，逐层将分析的成果做出整体的综合。

利用人们熟悉的人体部位做相似关系引申是语言中的常见现象，基于Wilkinson（1993）人体规约化隐喻研究和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的词条定义，Ungerer ＆Schimid（2001:117）总结了一份清单:

在Lakoff的理论模式中，已经被词汇化的隐喻被称作“死喻”（dead metaphor）。这么称呼是因为引申义已经失去了隐喻的身份，它们已经发展成为多义词的一个独立义项，能够不依赖原始义而独立存在，并根据该义项任意组合搭配。因此，一个词可以跨域使用。

与拟人相映成趣的是拟物，是将描写物的词语用来描写人的修辞手法。由于修辞意义特有的表达效果，因此它是话语解说中常用的方法。《百家讲坛》中，北京语言大学的周思源教授在其“举足轻重说贾母”的开讲词中将《红楼梦》中数以百计的人物比作一个庞大的星系。他说:“围绕这一星系的核心有三大恒星:宝玉、凤姐和贾母。除了恒星，还有行星。有些行星还有卫星。比如贾母这颗恒星围绕她的有好几颗行星，其中一颗就是贾政。赵姨娘就是围绕贾政旋转的一颗卫星。”用义项的标准衡量，人与星星毫无联系，我们却不能因此否定其使用的正确性。这种手法在其他文体中也不少见。再如:

15.养殖美女（《中华读书报》2006-01-18:16）

文章介绍说，“美女分天生和养殖两种”，“养殖美女又分圈养和放养”。“养殖”、“放养”、“圈养”皆属畜牧业用语，不能用来描写人类。根据陈望道（1997:8）“修辞所须适合的是题旨和情境”的理论，文章的题旨在于讽刺，即把描写牲畜的词语移就于只顾外表打扮的小姐们。词语的超常规搭配完全是为了表达主观的感情。在这样的情境中，采用类比曲说法就达到了直白式表述无法达到的效果。

相似性思维是人类思维的共性。这种思维方式通过各种语言都能得到表现。例如:

16.挪威人说:“易卜生是个天才的问号（？）。”英国人说:

“萧伯纳是个伟大的感叹号（！）”中国作家唐弢说:

“鲁迅是伟大的句号（。）”

上例是根据评论家列维陀夫发表在《国际戏剧》的评论改造而成的。为什么将人说成是标点符号？为什么这样的比喻在以不同语言为母语的使用者当中都能够被理解？用语言衡量，这是百分之百的不合格搭配；但用言语衡量，它恰恰是一个利用相似关系达到修辞效果的好例子。我们不仅能够理解这些话的意义，而且能明显感受到其中的修辞效果。这是因为各种标点符号的功能表现了不同文学家的突出个性。易卜生的作品以反映事业、伦理家庭、妇女等社会问题而著称。他提出的这些社会问题在他的作品中却没有给出答案，是没有解决的疑问，所以说他是“问号”十分恰当。萧伯纳的作品因其善用幽默的讽刺手法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使人看了感叹不已，所以他是“伟大的感叹号”。无独有偶，我国著名评论家唐弢认为鲁迅是一位由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进步到共产主义者的作家，他的后期作品体现了最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因此他是“伟大的句号”。

由于相似关系，标点符号也被用于作品评论。著名红学家孙逊曾说:《红楼梦》是伟大的惊叹号，揭露了地主集团的腐败及封建礼教的丑恶。它也是伟大的问号，对封建制度的永世长存提出了疑问。它又是伟大的句号，文体众备。诗、词、曲、赋、歌谣、散文、小说等样式皆全，可以说是对《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中国古典传统文化最好的历史总结。它还是伟大的省略号，它提供给人们丰富的想象余地，人们能从哲学、美学、史学、医学、建筑学等多方面去吸取其精华，并加以研究。孙逊恰如其分的比喻利用了事物相似关系，帮助读者达到一个更高的认识境界，对加深作品的理解不无裨益。

还是由于相似关系，邢福义在《〈现代汉语语法问题研究〉序》中有这样一段话语值得注意:“学者的道路，是永无休止地追求和探索的路。如果用句号比喻结论，用问号比喻疑问，那么，一个有作为的学者绝不会让句号牵着自己的鼻子走，而总是从问号到句号再到问号，永远站在问号的起点上。”

以上讨论充分说明，利用相似关系，可寓深刻于浅显，言必有中，使藏而不露的道理昭然若揭，从而提高表达效果。讨论还说明，在真实的语言活动中，仅有语言是不够的，言语在社会交际中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也不可替代，它能言语言之所不能言，也是词语搭配研究中的重要方面。

5.2.2　搭配的相关关系

受特定的语言环境和表达思想的影响，词汇概念意义乃至语法意义会在组合中发生变化。除了以相似为基础之外，词义变化还可能会以事物的相关特征为参照。与相似关系不同的是，相关关系不以事物之间的相似点为基础，它舍去客观事物的原本名称，借用其他相关的名称作替代。具体地说，相关关系可以实现为以事物的部分代指事物的整体，或以事物的整体代指其部分以及对立的关系。相关关系首先对应于修辞中的借代。例如:

17a.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孟子·离娄》上）

17b.那些不忍仰视的头颅们开始了对铁塔的声讨。（刘沙《高傲巴黎为之匍匐》）

例17a中的小德大德、小贤大贤是用事物的品质指代事物，小、大、弱、强是用事物的特征指代事物。义素分析表明，静态下的德、贤的外延意义本身并不含［＋生物，＋人类］语义特征；小、大、弱、强的义素分析更加令人困惑，在没有［＋国家］义素的前提下，还欠缺［＋实体］的范畴义素。这不仅在词汇概念意义上，而且在语法意义上与动词“役”设定的语义限制条件发生冲突。这是语言中借抽象代具体的典型实例。作为思维的工具，语言的抽象程度完全可以帮助人类完成各种复杂抽象的思想活动，因而语义的扩展方式并不总是从具体向抽象的单向映射。跨域映射可以是具体向具体或具体向抽象的路径，也可以是抽象向抽象，甚至抽象向具体的路径。从搭配的真实情况看，人们可以用一种形象具体的事物去比喻抽象事物，也可以用一种具体事物去比喻另一种具体事物，还可以用一种抽象事物来比喻另一种抽象事物。这一系列具体与抽象的转换过程是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体现。语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在反映思维的同时，还能帮助和促进人的思维。我们运用隐喻和转喻，目的就在于通过某一事物的突出属性，使另一事物的相似或相关性质得到彰显。运用隐喻或转喻式超常搭配必须遵守以下四条基本规则:（1）必须为表达思想服务，能产生修辞效果；（2）所比事物虽然不同，但一定有相似或相关点；（3）喻体事物具有突出的特征，因而本体事物的品质能够得到凸显；（4）比喻和转喻要适合于特定的环境。

同理，“头颅”作为躯体的一个部分，本身并不能满足“声讨”设定的选择限制条件。符号的原本所指与符号在特定搭配中的转指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似，而是相关。用词汇概念意义衡量，上述搭配均为不合格。这里的搭配遵循的是言语修辞原则。修辞作用使词语获得了临时的修辞转义。参与临时搭配的词语也是音义结合体。它是用原本代表一个意义的词语临时代表另一个意义。这再次证明了意义决定搭配的观点:改变符号的形式而不改变意义，搭配方式不变；而不改变符号的形式但改变其意义，搭配方式必变。

英语遵循同样的原则。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我们都能发现部分代整体的用法和超常规搭配方式。文学语言具有描述性、模糊性、多义性、象征性等特点。一些文学作品不但抒情，更富哲理。杰出的作家大都能以其强大的艺术魅力，驾驭着丰富的词汇、精炼的语言、鲜明的意象、深邃的思想，让我们随着跌宕起伏纵横有度的构架，进入艺术和思想的境界。此时超常搭配往往正孕育其中。例如:Samuel Lover在The Death of a Great President中使用了“No eyes saw him，but a second later every ear heard a gunshot”的搭配方式，例中的eyes和ears都是以部分代指整体的例证。以下我们再看整体代部分与搭配的关系:

18a.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

18b.我并没有读过尼采。（鲁迅《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

18c.Plato is on the top shelf.（Fauconnier:Mental Space）

严格地说，“大江”本身并未东去，千百年来它岿然不动，是大江之水不舍昼夜，滔滔东去；同理，“尼采”是人名，不是被阅读的对象，被阅读的是尼采的作品；这是词汇概念意义所不允许的，但是以上搭配已经获得了和“吃大碗”一样的句法结构定型，成为语言的组成部分。为了解释部分与整体的关系，Fauconnier（1985:3—10）使用了“身份原则”（Identification Principle，简称ID原则）的术语。ID原则允许语言使用者用“尼采”代指尼采的书，用Plato代指Plato的著作。ID原则显然是一条语用原则。根据Fauconnier的理论原理，ID原则同样适用于“大江东去”和“读过尼采”的例子和类似词语搭配现象。这种专名和通名的代指互通关系哪怕是在语言体系内部也不乏其例。在语言的历时发展过程中，专名向通名转化和通名向专名转化都是常见的语言现象。红娘曾是西厢记中的人物名，Effel是铁塔的设计者现在转指设计物。Cleanex原是商标名，现已用作普通名称。东方明珠则借用通名转指专名。正因为如此，“登上东方明珠”成为合格搭配。也就是说，由于所指对象发生了变化，语义范围也发生了变化，组合关系必然改变。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我们在下文中还要论述。

在英语中，相关同样是一条使临时搭配成为合格的重要原则和词义引申的重要机制。When forty winters shall besiege thy brow（Shakespeare:Sonnet II）采用的是winter代指年轮。winter是一年中的一部分就像江水是大江的一部分一样。类似的搭配在现实语境中非常普遍。Great minds think alike，Many hands provide great strength，She is just a pretty face等都是我们常见的组合形式。mind和hand都是以部分代整体。人脑是思维的器官，但思维不能脱离主体而独立存在。手是用于劳动最直接的身体部分，也不能脱离主体发挥作用。按照词汇概念本义理解，第一句的完整表述应该是People with great minds think alike。第二句的完整表述也应该是Many people who offer hands to help can provide great strength。第三句的完整表述也应该是She is a girl with a pretty face。从中规中矩的直白话语到迂回含蓄的隐性话语，实际上涉及深刻的认知机理背景和话语的含意性。在含意本体论看来，含意（implicatives）是指“人类运用语言表达时所利用到的言词以外但又却为语言单位的形音义所承载的意思。”（徐盛桓2006a:20）受语言和言语经济原则的促动，人类有优化思维的取向。在优化思维的主导和制约下，语言的运用也力求优化简洁，即“用最少语言手段表现尽可能多的内容，以少寓多，以简驭繁。”（徐盛桓2006a:20）这与Sperber ＆Wilson（1986:46，49）“人类的认知以关联为取向”以及“所有人都自动地趋向于最有效的信息加工”的观点是一致的。人们会将能够意会的信息略而不提，如由于孔子及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影响，“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顺”等都可代指年龄，明朗了每一个阶段都是对前一个阶段的超越和升华。用已有的手段来喻指新的内容，由此减少创新的手段，减轻语言以及语言习得的负担。

Levelt（1989）指出，在语言活动中，信息的形成由宏观规划（macroplanning）和微观规划（microplanning）共同完成。当说话人决定通过说话达到目的时，他往往需要从宏观规划过程开始。此时，交际者将交际意图分解成一系列具体的交际目的，并从语言数据中选择适当的语言材料和意图中适量的信息传递给交际的对方。然而，交际者没有必要把每一个细节都进行编码。原因很简单:“不用被显性阐述就能传递大量的信息。说话者通常会相信，合作方有能力从待传信息被表达的部分信息的话语中推断出目的或子目的。”（Levelt 1989:109）简洁的表达方式一旦在直白和迂回之间建立起了常规关系（stereotypical relation），词汇意义被默认的值（Jaszczolt 1997，1999，2005）也就随之扩大，成为人们习焉不察的认知推理过程和思维定式。按照Grice的原意，会话含义都是说话人运用会话原则进行交际时形成的，无需特殊语境便可推导出来的会话含义是一般含义，需要依赖特殊语境才能推导出来的含义是特殊含义。虽然Grice对会话含义的界定尚有争论，但以语境性质作为划分一般含义和特殊含义的标准，对含义的推导却具有实际的意义。Grice所谓的“无需特殊语境便可推导”，即意指按照常规关系进行的推导，常规指的是一些为常人所知的常识，而特殊语境则指在会话情景中具体的语用环境。徐盛桓（2006a:21—23，2006b:163—179）提到了常规关系必须以相邻和相似为基础，这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相似和相关的原则。相似或相关的事物被概念整合之后便与本体事物形成一个整体，因此Great minds think alike，Many hands provide great strength，She is just a pretty face也就说得通了。语法和语义研究中提到的“删略”和“截取”（如马庆株2003:318—319）就是建立在相关原则之上的运作机制。

当然类似转喻的现象在句子组合中是受限制的。例如:张韧（2007:21—28）提出，尽管我们可以这样写:I enjoyed Shakespeare；Proust/Shakespeare/Chomsky is hard to read；She is a pretty face；Lakoff is on the top shelf，然而以下搭配方式却值得怀疑:When I was young，I enjoyed movie，theatre and Langacker a great deal；One of my students was selling Langacker on the campus；I asked my students to read Smith；I find her a pretty face.这说明，词汇意义的固化程度和全民的认可度对搭配的自由度能发挥作用。

言语活动中有大量通过相似和相关原则实现合格搭配的表达方式。应用这两条原则，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只要知道“mind”和“hand”的概念意义，就能够正确理解类似以上例子中的词语搭配。它们毕竟都经历了形式上的缩减。此外，常规关系和语义默认还可以用来解释类似“wash hands”表示“上厕所”与汉语“洗手”表示“改邪归正”和“不再继续干某项职业”的转义现象。其实无论是“wash hands”还是“洗手”都只是截取了整个活动中的一个非核心的组成部分，从而引申出有别于字面本义的概念框架，使表达式的整体意义获得了重新默认。虽然一些搭配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固化成固定词组，成为语言的组成部分，但从词汇本义到引申意义却能窥见一个委婉修辞转义的过程，使语义朝着百科知识的不同框架发展。修辞转义使表述更加简约，它们仍有强大的修辞功能。

借代是相关，但相关不限于借代。在特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以语境为依托在不同的事物之间建立起相关的关系。修辞中的拈连就是很好的例子。请看:

19a.你别看我的耳朵聋——我的心并不“聋”啊！（郭澄清《大刀记》）

19b.小火车在欢腾地急驰。人们的心和火车一样，向家乡急奔。（曲波《林海雪原》）

“心”和“聋”以及“心”和“奔”之间都不能建立直接逻辑关系。在本书第3章中我们谈到“眼睛”与“瞎”的唯一语义关系。“耳朵”与“聋”的关系也可类推为唯一的。众所周知，触、听、视、味、嗅五种感觉是同五种截然不同的器官官能联系着的，它们在客观上和概念上的界限本来也是分明的。人的认识活动一般是从感觉、知觉到表象，进而形成概念、判断和推理。然而出于交际和主观表情的需要，人类会逐步扩大词语的使用范围。汉语“闻”和英语“flavour”的词义变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语言在历史长河中的不断发展造成了词语意义的边界部分模糊。这种语义错位的搭配常常被解释为“通感”（synaesthesia）作用的结果。即词义相通是以感觉相通为物质基础的。用Cytowic（1989）的话说是“a union of the senses”。简而言之，所谓通感，就是描写五种感觉器官的词语，即触觉（touch）、视觉（sight）、嗅觉（smell）、味觉（taste）和听觉（hearing）之间在与相应词语的组合上可以通用。汉语文献中有“感觉挪移”、“感觉移植”、“官能交错”、“移觉”等说法（陈光磊2001:89）。佛教著作《成唯识论》还把这种相通称作“诸根互用”。《文子·道德》有载:“故上学以神听，中学以心听，下学以耳听。”看来“移觉”乃是一种本领，下贱平庸之人不可为之。借用孔子不完全对等的话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第十七》。佛经《罗湖野录》卷一载空室道人作《死心禅师赞》中就有“耳中见色，眼中闻声”的记载。据说观世音菩萨也是因能观世上之音得名（伍铁平1999:32）。

英语中通感的例子比比皆是，Day（1996）仅仅从Thomas Pynchon（1973）所著的Gravity’s Rainbow前25页的词语搭配中就发现了五个运用通感进行组合的实例:a sour smell（p.3）（嗅觉→味觉）、humid green（p.6）（视觉→触觉）、the bitter chuckles（p.10）（听觉→味觉）、a sharp crack（p.25）（听觉→触觉）和a heavy explosion（p.25）（听觉→触觉）。通感使用频率之高可见一斑。这些通感用法已经基本完全词汇化了。通感在言语活动中的临时组合也不是什么新鲜事。Shakespeare就善于使用通感来取得多重的艺术效果，在Sonnet XXIII中他使用了:To hear with eyes belongs to love’s fine wit.在A Midsummer Night’s Dream（Act V，Scene I）中，他又使用了I see a voice...and I can hear my Thisbye’s face的超常搭配。在同一部作品的另一场中，他再次使用了“The eye of man hath not heard，the ear of man hath not seen，man’s hand is not able to taste”（A Midsummer Night’s Dream:Act IV，Scene I）这既是偶然，又是必然。说它偶然是因为竟然Shakespeare也赞同以眼听物的看法，之所以必然是因为语言之间的共性确实是大得让人叹为观止。

钱钟书先生（1990:92）对通感作过专题的论述:“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线。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体质。诸如此类，在普通语言里经常出现。”（钱钟书《旧文四篇·通感》）钱先生的这段话清澈明朗，剔透得要。一些语言现象已经打下了“通感”的印记。例如:“暖色”、“冷色”、“寒月”、“瞎说”等词语中，视觉、听觉、触觉构成了通感。人们常说“甜美的歌声”，将人的味觉和视觉印象引向听觉感受。人的各种感官虽有分工，但是它们在人的认知感受上却能相通。人类的形象思维是一个整体，同时也离不开抽象思维。通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形式和认识活动，它是一种心理现象，也是模糊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感兴趣的话题之一。运用通感，可突破人的思维定式，提高表达效果。

无论是“冷色”，还是“瞎说”，它们都是有相当理据的。“瞎”强调的是对目标的无视，而“瞎说”正是强调对所涉问题的盲目性和无针对性。这恰恰是事物之间构成交集的必备条件和要素。

当然这并不是在说任何与通感有关的搭配都是全民公认的语言事实，大多数通感类搭配依然是言语活动中的临时搭配，但是却是临时搭配成为合格的依据。事物的连续性（continuous）和离散性（discrete）引起了“有界”和“无界”的争议（参见沈家煊1995:367—380）。在讨论概念的界限问题中，Ungerer ＆Schmid（2001:1—2）提出了一连串发人深省的问题:“人的膝盖在哪个点上结束，大腿从哪里开始？树干从哪里开始变成了树顶，树枝又从哪里开始变成了枝条？……谁能说出山谷在哪个具体的点上再也不是山谷而是陡坡或山峦？谁能确切地辨别出毛毛雨变成雨，雨变成雪的节点，雾或霭的起止？……我们如何知道凉水、温水和热水的分界线在哪里？我们又如何能够在人类显然能够辨别的75 000 000个色度上分配英语中的主要颜色词？”其潜台词就是事物与事物的关系是连续的。但是基本颜色词有限数量的事实又清晰地告诉我们，在这个无限可分的连续体上有一个基于客观存在但根据人类认知需求而作出的任意选择。相同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其他事物的范畴化过程:尽管客观事物是连续的，但膝盖本质地区别于大腿，树干本质地区别于树顶。显然事物又是呈阶段性的。从连续性到阶段性是一个范畴化的过程，它需要经历Barsalou（1987:102）提出的三个步骤，即（1）选择刺激（Selection of stimuli），（2）辨认与分类（Ide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3）命名（Naming）。事物的命名是以事物的焦点或者说原型为依据和参照的。

客观事物本身除了呈缓坡状的连续体，不同事物之间还存在像似关系。事物之间的相似关系为人类认识不同的事物提供了方便。而语言作为人类反映、认识和表达客观事物的符号系统也就可能在体系中设计了与之对应的概念符号，连续性是语言强调像似性的反映。但客观事物的无限可分与语言手段有限性构成的矛盾又决定了符号的性质必然是块状的、分立的或离散的。离散性是语言强调任意性的反映。“人类生活在同一个物质世界里。在这个共同的环境中，人们始终不断地吸取信息，并在脑海里努力将其梳理成最佳的表达模式。由于人们生活的物质环境不同，各人的认知能力也有差异，因而所构建的表达模式也不尽相同。”（Sperber ＆Wilson 1986:38）从这个意义上看，哪怕概念的界线被严格地限定，在每个个体的脑海中形成的概念认识也会因人而异，“有界”和“无界”即成为必然。

在科学发展和自然生活空间不断缩小的今天，就是在生物界，动物的界限也一再被打破。人们比较熟悉的跨类现象有苹果和梨子杂交而成的苹果梨和马与驴的杂交后代骡子。这种跨类现象在人为的作用下似乎还在不断扩大。《南国都市报》曾多次介绍了发生在海南热带野生动物园的“狮虎恋”。自2004年6月该园诞生了我国第一胎狮虎结合的混种以来，许多动物园施展奇招，培育了一胎又一胎的“狮虎兽”（liger）。“狮虎兽”也成了我国各种媒体频频报道的新闻。更有甚者，2007年3月25日和26日，英国的《每日邮报》和我国的《解放日报》又相继报道了美国内华达大学的赞加尼教授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出了世界上第一只含15%人类细胞的人兽混种绵羊——“人羊”的新鲜事。有界和无界促进了精密科学和模糊科学的发展。对精密科学而言，无论是苹果梨，还是骡子，或者无论是狮虎兽，还是人羊，这无非是在原有的类别基础上增加了一些类别数，类别的界限依然清晰可辨。对模糊科学而论，类别与类别的界限可以被跨越。精密科学强调界限的清晰性，而一些认知语言学家在某种程度上却要取消界限。语言事实表明，“有界”和“无界”都是语言的属性，更是言语的特点。“连续的符号必定是相似的；而任意的符号必定是离散的。”（Cruse 2004:8）虽然连续与离散，相似与任意不是绝对的，但这种对立关系却是存在的。懂得了这些规律，我们就能够理解柳宗元的“孤舟蓑笠翁”为什么能够“独钓寒江雪”。毕竟“钓”的典型搭配是“鱼”。

利用相关关系表达思想是人类思维的共性。英语也不乏通过相关关系构成拈连式超常搭配的例子。

20a.Mr.Pickwick took his hat and his leave（Charles Dickens:The Posthumous Papers of the Pickwick Club）.

20b.Wage war and peace.

英语中称这种搭配为轭式搭配法（zeugma）。zeugma在语法和修辞两个范畴中的定义有所不同（邵志洪1997）。据Arthur Zeiger（1978:101，364）介绍，语法范畴中的zeugma是指一个动词勉强支配两个名词的现象，在结构组合上起省略作用。修辞范畴的zeugma指一个词同时修饰或支配两个词的搭配形式，而两个词当中只有一个在用法和意义上与中心词适配。语法范畴和修辞范畴对zeugma表现出了不同的容忍度。Quirk et al（1973:570）认为，She made up her mind and her face的搭配是不合格的。要使这样的搭配合格只能分述，不能合述。合并与缩略（the conjoining and ellipsis）只能作为语言笑话接受（would be accepted as a linguistic joke）。他们在注释中重申，就是将这句话分述成主从复合句仍然不合格:＊She made up her mind after（she made up）her face。以修辞意义为标准，这恰好是一个典型的合格范例。

Quirk et al的例子还不涉及动宾结构超常问题。不管怎样，make up one’s mind和make up one’s face的分述形式都是合格搭配。例20a与Quirk et al例子的性质相同，我们不再作评述。在例20中，wage war和wage peace的组配形式却不一样。根据语义限制，wage war是合格搭配，wage peace是不合格搭配，整个句子的合格是以前件的常规搭配带动后件的临时超常搭配，后件以前件的合格为基础与参照而获得意义。需要解释的是，轭式搭配有着各种不同的构成方式，除了代表核心句型的主谓结构和动宾结构之外，还有偏正结构、介词结构等。各种搭配形式遵循完全相同的搭配原理。用修辞的术语说，这些搭配是拈连格的具体运用。拈连利用一个正常搭配来拈连另一个超常搭配，趁便由典型搭配带动非典型搭配，使之浑然一体。超常搭配是与常规搭配的语义相关成为合格的前提条件。

对立关系也是相关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表面的对立可能蕴涵着实质的相关。在现实语言环境中，我们会看到两类相对或相反的意义或事物被并置的搭配现象，这就是修辞中的映衬。映衬分反映和对衬。由于映衬在语义内容上的矛盾对立，反映和对衬与矛盾格和舛互格相通。

毛泽东主席在《矛盾论》中精辟地指出:“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出主观的思想，组成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毛主席不仅善于总结规律，而且善于运用规律指导实践。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他多次运用矛盾律: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适应的，又是不相适应的；农民的生活是苦的，又不是苦的。进一步作词语搭配抽象概括就是:甲既是乙，又不是乙。这在语义学中叫做反义结合。语义对立采用矛盾法，它故意违背矛盾律，将表面上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两个概念或者判断巧妙睿智地排列在一起，使之形成鲜明的对照，以表达复杂的思想和深刻的道理。例如:

21a.这宁静的夜不宁静。

21b.雅的这样俗（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十九回）

我们知道，无论话语意义多么复杂多变，它总是以语言意义为依托的。这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况:其一，话语意义与语言意义相吻合；其二，话语意义与语言意义相去甚远。当话语意义和语言意义出现矛盾而搭配却依然合格时，我们又当作何解释呢？矛盾律认为，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具有矛盾关系的命题不能同时为真。即一个概念不能同时既反映事物的某种性质，又不反映事物的这种性质。一个判断不能既肯定事物的某种特征，又否定事物有这种特征。两个互相矛盾或互相对立的判断不可能同时为真，其中一个必定是假。换言之，事物必须共同遵守矛盾律、同一律和排中律^[2]。“宁静”与“不宁静”以及“雅”与“俗”在语义上形成了对立。这似乎违背了矛盾律。然而，表面环境的宁静可能掩盖实质心境上的不宁静，外表衣着上的清雅有可能反衬出内心本质上的俗气。

自然界有物极必反的规律:秋去冬来，日夜更替；日月相交，盈亏轮替；黎明前的黑暗总是昭示着光明；欲速往往能留下不达的遗憾。尚武之人都会向往“独孤求败”的最高境界。为人处世也是如此，“过犹不及”表明把事情做过了头就有可能引发相反的结果。万事都有个度，超出这个度就会量变导致质变。“否极泰来”、“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都是这个道理。事物内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为词语的超常搭配提供了基础和前提条件。

汉语中还有许多其他的成语和表达方式，如“色厉内荏”、“外柔内刚”、“刀子嘴豆腐心”、“伪君子”、“爱之深，恨之切”等都很能说明问题。相反，超常搭配的现象也如实地反映了事物矛盾统一的实质。矛盾法看似矛盾，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普遍存在而并不矛盾。语言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一、固定的关系。矛盾表达正是运用语言形式上对逻辑规律的悖反与接受者在心理结构和深层语义上的复归，使处于矛盾关系中的词义对立产生语义上的分解、融合或转化，从而取得言语变异的修辞效果。

关于矛盾，我国哲学界常有辩证矛盾之说。从外延出发，它们之间有些存在包含关系，有些存在全异关系。很难用明确的界限进行归类。李秀敏（2006:9—11）根据矛盾定义所指对象的不同，可以将其概括成三大类:第一类定义以金顺福为代表，该观点认为“辩证矛盾是指客体或过程内部所固有的对立面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斗争。”这就是说，辩证矛盾既指客观世界本身固有对立统一关系，也指主观思维对这种对立统一结构的把握。第二种定义以杜汝辑为代表。该观点认为，“现实的辩证矛盾在思维中的正确反映，就形成了思维中的辩证矛盾。”“辩证矛盾是事物内部两个对立面的矛盾。”即辩证矛盾是指客观世界本身所固有的对立统一关系。第三种定义以狄仁昆为代表。他们认为，辩证矛盾是指主观思维对客观世界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反映。

各种解释是否正确我们不作讨论。关键问题是，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并能够被人类认识。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为指导，我们可以得出，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从一个角度观察，事物展现出一个侧面，因此这个特点为真；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观之，事物又能呈现出另外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和第二个特点同时得到印证，因此对立的特征亦成真。客观事物本身的多样性决定了人类认识的多元性。黄山一步一景的说法鲜明而准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矛盾对立统一的辨证道理。矛盾的对立统一还体现在主客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过程之中。引用刘禹锡《陋室铭》为例:“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这是主观能够调节客观的真实写照。在崇尚物质享受的年代，我们不难理解诗人的主观感受对客观条件的反作用关系。它解答了为什么不同的人对待客观现实的主观感觉会是不一样的。这种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在现代语言中也是司空见惯的。比如:我们常常听到“现代科技使世界变小了”的表达方式。从数学和物理学的角度观察，世界并没有在面积上真正变小，变小只是我们的主观感受。超常搭配具有对逻辑规律的反制约性，主要体现在它在言语形式上突破了矛盾律、同一律和排中律的限制。超常搭配突破了这个限制，表面上与逻辑规律不符，但实际上却含义深刻。克罗齐（1978:156）指出:“逻辑形式虽然不能离开文法（审美的）形式，而文法形式却可离开逻辑形式。”超常搭配具有“可离开逻辑形式”的特征。（参见冯广艺1997:48）它一方面必须受逻辑规律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利用逻辑规律形成逻辑逆反。

所谓“逻辑逆反”并非随意违反逻辑规律，而是在逻辑规律的指导下，创造出一种从言语形式上超出逻辑形式的表达方式从而达到言语变异的目的。因此，超常搭配不是不符合逻辑，而是逻辑规律的巧妙运用。我们讨论超常搭配的逻辑逆反，是就语言形式而言的。（ibid）合理地利用矛盾法能够起到良好的表达效果。请再看下例:

22a.我追求的不是表演的表演，是生活而不是演戏。（姚忠礼《啊，明星》）

22b.最佳的表演就是不表演。（姚忠礼《啊，明星》）

根据《汉语大词典》第一卷（p.540），“表演”起码有两个义项:（1）戏剧、舞蹈、杂技等的演出；（2）做事不真实，好像演戏一样。第二个义项引申于第一个义项。这说明，预先设计好的表演动作有别于现实生活中的自然动作。表演的痕迹太明显就会使表演不真实。过分夸张的表演就是拙劣表演。艺术来源于生活，因而有品位的观众会用生活来诠释艺术，只有那些贴近生活的艺术才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作家利用的正是“表演”一语双关的意义，“表演的表演”是指不真实的表演，而“不表演”对应的不是词典中的第一个义项，而是第二个义项，意思是要将表演的虚假成分降到最低的限度。表面形式上的对立蕴含着实际意义上的和谐。用意义决定搭配的标准衡量，这里的搭配当然合格。“远”和“近”，“熟悉”和“陌生”是生活中常见的两对矛盾。在辩证法上，矛盾是客观事物和人类思维内部各个对立面存在的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两对矛盾在语言运用中作何阐释？请看下例:

23.他觉得照片上的她，离他既很远，又很近；那脸庞似乎很熟悉，可又很陌生。（李国文《危楼记事》）

从形式逻辑上判断，“远”和“近”以及“熟悉”和“陌生”构成对立关系，不可能同时为真，其中一个必假。然而，不同的观察点可以揭示事物的不同侧面，因而也能提供不同的结论。具体地说，从物理空间距离看，照片上的她近在咫尺，触手可及；从感情距离看，她又远在天边，难以捉摸。从相貌的辨认程度看，那脸庞是熟悉的；但从心理接受程度看，又是陌生的。矛盾法使表义能够同时反映事物的多重性质，说明处于矛盾中的事物具有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处于矛盾关系的客体是内部的对立面为我们的判断设定了不同的参照系，并以对立双方各自的参照系为标准来支配搭配行为。矛盾对立体终将在相互关系中得到统一。对立统一突破了排中律的羁绊，辨证地表达了复杂的思想内容，言简意深。如果根据排中律的要求，各例在言语形式上都“两者必居其一”，那么思想内容的表达就受到了一定的制约，言语形式也缺乏灵活多变，因此我们可以说，超常搭配对逻辑规律有反制约性，是从思想内容表达的需要出发的。远与近、生与熟是渐进反义（gradable antonymy）关系，它们分别代表对立的两个极，但它们之间还有无数个中间状态。生与死也是一对矛盾，但它们构成逻辑上的互补反义（complementary antonymy）关系。是生不可能是死，是死也不可能是生，没有中间状态。那么语言中如何反映生与死的矛盾？我们不妨先看实例:

24a.这里躺着两个死去的活人，或者是两个活着的死人。（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24b.呸！你们这班人都是活死人么？（矛盾《子夜》）

人死不能复活是一个普遍的真理。然而生与死的界限向来就不是很清晰，以心脏停止跳动作为依据还是以脑死亡作为依据的结论是不一样的。Leech（1987:139）说过:“生命和死亡之间没有明显的对立，甚至我们从一些词语的用法方面也能指出这条界限是模糊的。比如我们可以说:从技术上说他还活着，但是从一切实际意义上看，他已死了。可是问题在于语言总的来说使人感到它有绝对区别性。”自1968年美国哈佛大学死亡定义审查特别委员会提出脑死亡诊断指标以来，生与死已经有了科学定义下的界限。就人类等高级动物而言（蛇等爬行动物除外），以往临床经验判断死亡的标准是心脏停止跳动，自主呼吸消失，血压为零。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病人的心跳、呼吸、血压等生命体征都可以通过一系列药物和先进设备加以逆转或长期维持。脑死亡的标准是无自主呼吸，而且是永久的和不可逆转的。任何不以脑死亡为依据的医疗行为都有可能遭到道义上的谴责。近年来，一些医院和医生开始重新启用“不跳动的心脏”捐赠法。2007年3月20日的《参考消息》第6版就以《“心死亡”后几分钟即开始摘取器官——美器官捐赠新做法引起争论》为题，报道了有关在心死亡5分钟后摘取器官的案例和专家对此的强烈反应。报道称“有些人说它等同于谋杀”。可见真正科学定义下的死是有明确界限的，生理上的死绝对不是生。然而通俗定义（folk taxonomy）下的死却可以参照哲学中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灵与肉。灵死肉犹在，肉死灵尚存。灵与肉可以主观地被分离。

对生死的判断涉及判断者主观认识和感情态度等因素。受各种客观和主观因素影响，加上夸张的手法，因此语言中有“行尸走肉”、“死去活来”、“半死不活”的说法。科学定义和通俗定义的区别实际上等同于Putnam（1975）对专家（expert）和普通人（folk）的区分。日常自然语言使用以通俗定义为依据，不是以科学定义为依据。以上搭配的矛盾所揭示的正是通俗定义下的生死辩证统一。由于符合复杂逻辑规律，生与死的矛盾用法具有广泛的应用意义。如我们可以说:“雷锋牺牲了，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矛盾法常常通过事物的表面矛盾，揭示事物的本质以及事物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这充分说明矛盾修辞法符合逻辑的一面，相互排斥但同样可以论证的矛盾都符合哲学中二律背反的原则。

现实生活中许多不起眼的表达方式中包含了深刻的哲学道理。例如，我们会说“公开的秘密”，是“秘密”就没有“公开”，“公开”之后就算不上是“秘密”，但这是可以解释的。将本该保守的秘密公之于众的情况是完全可能存在的。“未婚妻”的组合也包含互补反义的关系。无论是依法还是依理，“未婚”就不可能是“妻”，是“妻”就一定是“已婚”。熟悉地方文化的人知道，江浙一带有喜食臭豆腐的传统。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豆腐之所以臭以嗅觉为依据，豆腐之所以香以味觉为依据，看似矛盾的搭配实际却并不矛盾。因此“飘香臭豆腐”的矛盾修辞成为合格搭配。《红楼梦》（第六十五回）记录了兴儿对王熙凤的评述:“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堆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把王熙凤表里不一的人格品性揭露得通通透透。湖北有一首民歌叫做《人人说她脏》，歌词如下:头发梳得光，脸上擦得香，只因不劳动，人人说她脏。（见李瑞进、杨芸芝1996:15—16）从外表形象看，歌中的“她”显然很干净，但是用品德来衡量却是丑。利用客观和主观的双重标准可以辨证地表达同一事物的多个侧面。事物的多面性需要使用语言的复杂手段才能得以反映。这大概就是《文子·附言》中所述“善游者溺，善骑者坠”和韩愈在《原道》中“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之道理的普遍反映吧。邢福义（2003:96—98）在谈论语法研究方法时提到“表—里—值”的“三角”关系。在实际语言的使用过程中，“表面形式”、“语里意义”和“语用价值”并不总是一对一的关系，而是一对多和多对一的关系。各种关系复杂微妙。以上例子在说明事物表里矛盾对立统一的同时，对解释语义矛盾统一的工作机制可谓入木三分。这就是矛盾法的工作机制，也是词语矛盾搭配合格的根本原因。

利用矛盾律对立统一的关系有助于思想表达，使之达到更高的境界。王籍《入若耶溪》“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和杜甫《山佬》“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都是传世佳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恰恰得益于利用声响来衬托恬静的对立统一之境界。王诗以“噪”衬“静”，益显其静；用“鸣”托“幽”，逾现其幽。采用“寓静于动”或“动中显静”的艺术手法把静景写活了。其中包含着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的哲理。写出事物的动态不是为了破坏这个幽静的境界，而是为了烘托幽静，使幽更加幽，使静再添静。从这些喧闹的景物中，人们能够体味出一种和平恬静，玩味出恬静中的一片活泼生机，因而它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不是枯寂阴森，荒凉可怕。韩愈与贾岛关于“推敲”的故事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

矛盾修辞法还有着坚实的心理学基础。Freud从心理学的角度区分了三个层面的我:即“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自我是本我和超我相互作用的结果。作为社会的人，我们一方面有各种私欲需要满足，另一方面我们的行为举止又必须受到社会道德观念、社会价值和社会规范的约束。超我和本我往往构成一对矛盾，并在自我中得到统一。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事物本身的客观存在。从语言反映思维的角度看，语言通过概念的矛盾将其一览无遗地表现出来。

由于事物的矛盾是普遍的客观规律，而人类思维能力和思维方式也有着相当大的共性，英语中的“矛盾修辞法”（oxymoron）遵循着与汉语矛盾法相同的工作原理。因本书集中讨论核心句的词语搭配，这样的搭配多采用似非而是的隽语（paradox）或精警方式。以下略举几例，简要说明:

25.War is peace.Freedom is slavery.Ignorance is strength.（George Orwell:Nineteen Eighty－Four）

初看起来以上句子的表述自相矛盾、不合逻辑，但细细玩味，却也表现了许多真知灼见。战争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和平吗？和平不也孕育着另一种形式的战争吗？自由和奴役本是一对矛盾，但是人的身体可以获得自由，思想却可以遭受奴役。所以卢梭说“Man is born free and everywhere is in chains”（Rousseau:Du Contrat Social）。知识与无知也是一对矛盾。用对立统一为指导，我们就能领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论语·为政》）的教诲，确实是“人贵有自知之明”。在一般情况下，知识就是力量。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聪明反被聪明误”。常理中，失窃绝对不是一件好事，但特殊情况下“塞翁失马”却有可能蕴含着“焉知非福”的惊喜。难怪郑板桥会发出“难得糊涂”的感叹。这可能也是老子《道德经》“万物作弗始，生而弗有，为而不持，功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的道理之所在吧。当然，对立统一本身不等于搭配，但搭配（尤其是超常搭配）必须遵循对立统一的原则。谚语是人类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的结晶，不少谚语采用精警式搭配不仅合格，更能增强表达力:

26.The child is the father of man.

乍看上去，这句话简直荒诞不经。孩子怎么可能是成人的父亲呢？然而，人的许多性格、爱好和习惯都形成于孩提时期，这正是“从小看大，七岁看老”之规律，遵循着孩子在先，成人在后的顺序原则。这种寓意深刻但又普通的思想只有通过隽语才能浓缩而简洁地表达出来，在对立中得到统一。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思维的最一般规律，也是客观世界最一般的规律。通过揭示矛盾的不同方面，我们就能不断地使主客体之间由对立走向统一，这正是实证科学孜孜以求的事业。作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规律，既是客观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也是主观辩证法即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这种对立关系在辩证法的理论体系中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马克思批判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主要缺点，指出了他们“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的错误。在此基础上，恩格斯进一步科学地分析和阐述了以实践为中介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他认为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之一在于:“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4]人类是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检验自己思维的正确性，并进一步完整和科学地认识自然。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恩格斯坚信思维和存在的一致，他指出:“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5]也就是说，既然我们坚持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基本原则，我们既然坚持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思维规律是存在规律的反映，那么我们就必须坚持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思维规律和存在规律的一致性，尽管有时候人们在认识上会出现偏差。

相关关系是客观事物相似乃至对立的特点被主观认识的结果。可以说，没有建立在主观和客观相结合基础上的关系，就没有词语超常搭配现象。Ungerer ＆Schimid（2001:116）总结了除对立关系之外的几种相关关系。

部分代整体:如all hands on deck

整体代部分:如to fill the car

容器代容物:如I’ll have a glass

材料代物体:如aglass，an iron

商家代商品:如have a L9wenbr9u，buya Ford

地方代机构:如talk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Moscow

地点代事件:如Watergate changed our politics

受控代施控:如the buses are on strike

原因代结果:如his native tongue is German

这应该还不是穷尽式列举，比如地点除了能代事件和机构之外，还可以商品、群体等，如“我喝茅台”，“If Main Street didn’t understand this，Wall Street did.”（Manchester:Glory and Dream）^[6]。其中“茅台”原是地名，现转指商品；Main Street和Wall Street都是纽约曼哈顿的街道名称，前者是人人都能前往的主街道，后者是美国金融机构的集中地。也就是说，Main Street和普通人之间以及Wall Street和老板们之间有代指关系，它们分别转指“普通老百姓”和“大老板”，是地方代群体的关系。这种关系均未在上列，当然机构可以看作是群体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群体可能比机构的涵盖面大些。以上搭配有些已经固化成语言现象，如all hands（水手）、aglass（玻璃杯）、an iron（熨斗）、a Ford（福特牌汽车）、native tongue（母语）等；有些属于言语现象或处于言语向语言过渡期。

以上我们从搭配的语义缺失和语义对立角度，讨论了修辞意义对词语搭配的影响。用词汇概念意义衡量，我们所举例子中的绝大多数词语组合都可能是不合格的搭配。然而出于表情和修辞的需要，不符合词汇意义规则的词语组合却有可能构成合格搭配。表面上的语义对立蕴涵着实际上的相似和相关的逻辑辩证关系。在真实的语言活动中，言语规律和语言规律一样重要。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规约着词语的搭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