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化的语言视界

第一讲　欧洲文化的语言视界

20世纪人类文化的研究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语言研究成了人文科学家们共同关心的焦点。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们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人与动物的最根本的区别特征：人是象征符号的动物，即能利用象征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人能把他认识的世界用象征符号固定下来，反映出来，在人际和代际传播。人用象征符号赋予世界以“意义”和“秩序”，从而拥有了一个世界。正如民族学家莱斯利·怀特所言：“所有人类行为都起源于象征的使用”，“正是象征，它把人类的一个婴儿变成人。”^[1]文化哲学家卡西尔也认为，人类生命的特殊标志就是除了一切动物都有的感觉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生物体对刺激作出反应)之外，人还有符号系统。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动物只能对“信号”(signs)作出条件反射，人能够把这些信号改造成为有意义的“符号”(symbols)。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这里所说的符号包括艺术的想象、神话、宗教仪式等，但其中最典型、最稳定的是语言的形式。象征符号织成人的世界之网，人不通过这个中介，就不可能看见和认识任何东西，也不能创造任何文化。人的生活就会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人类世界的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源泉，它构成人最重要的文化环境，直接塑造了人的文化心理。如卡西尔所言：

在这个人类世界中，言语的能力占据了中心的地位。因此，要理解宇宙的意义，我们就必须理解言语的意义。^[2]

正是言语的一般符号功能赋予物质的记号以生气并“使它们讲起话来”。没有这个赋予生气的原则，人类世界就一定会是又聋又哑。有了这个原则，甚至聋、哑、盲儿童的世界也变得比最高度发达的动物世界还要无可比拟地宽广和丰富。^[3]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人类生存的公式：人——符号(语言)——世界(文化)。在人和世界的联系中，语言符号成为根本的纽带。

在人类语言研究历史上，用“文化的”观点看待语言、研究语言、阐释语言的传统源远流长。这种语言人文主义传统由于各文化区域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形成不同的类型。其中主要有欧洲语言人文主义、美洲语言人文主义和中国语言人文主义。欧洲语言人文主义是同哲学联系在一起的，带有很强的思辨性;美洲语言人文主义是同人类学联系在一起的，带有很强的实践性;中国语言人文主义是同经学联系在一起的，带有很强的释义性。这三大语言人文主义传统有各自深厚的文化哲学。它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人类各民族对语言与文化相互关系的具有深刻一致性的丰富思想。尽管它们各自出现的历史条件不同、哲学背景不同、研究范式不同，但它们都关注语言的人文精神，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语言的人文性和人的语言性。

欧洲语言人文主义具有悠久的历史。古希腊哲学中语言就踞有重要的位置。亚里士多德认为“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虽然“所有的人也并不是有相同的说话的声音，但这些声音所直接标志的心灵的经验，则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4]。欧洲哲学自古希腊以来就认定人对自己及其世界的理解是在语言中形成和表达的，由此在欧洲思想史上形成源远流长的语言人文主义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