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世界的尺度

1　语言是世界的尺度

在欧洲思想史的早期，人们虽然重视语言与思想和世界的联系，但这种联系的意义却是被动的，即认为语言仅仅是世界的事物和存在的观念的简单、直接的反映，就像镜子和油画一样。这一观点在17世纪受到了思想家的普遍怀疑。

一、洛克：语言范畴构成经验

英国哲学家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指出，物种的本质、事物的分类，都只是理解的产品。因为理解在事物中概括出相似性，形成抽象观念，立下名称，从而成为事物的模型或形式。因而“本质”不属于事物，而属于类和种这种人为组织。人对外界事物的认识不是照相般的精确模拟。人的认识将某些观念集合为许多特殊物种的观念，而又忽视另外一些也分明为外物所提出的观念，不给予特殊的名称和分类。人在形成观念的时候显然是在有目的地自由选择事物范畴，一个词就好像是几个观念聚集在一起的一个结，在事物观念A-B-C-D-E……错综复杂的联系中，有的言语集团为BCD结一个结，有的言语集团为ABE结一个结。所以一个民族所形成并加以定名的观念，在另一个民族却不一定存在。而使某些松散的观念聚合为一个物类或事类的又是语言的名称。因为这些松散的观念是人心把它联系起来的，在自然界没有这样的类，如果没有一种东西把他们维持住，这种联系就会消失，思想范畴也就不存在。

洛克

显然，洛克在词、概念和事物本质之间画上了等号。他举例说，人们都会认为“冰”和“水”是两种特殊的物种。但一个英国人如果生于詹麦克，而且从未听说过或见过冰，那当他到英国，看到晚上置于盆中的水在早上成了冰，他会叫它“凝结的水”。“凝结的水”和“水”在他眼里是同一种事物，就像火炉中流动的黄金和工人手中的硬块黄金是同一事物一样。可见“水”和“冰”之所以是两种物体，不过是因为在语言中分成了两个范畴。语言的分类和事物的实在的本质不是一回事，它是人根据自己的看法所作的分类。又如“凯旋”一词把许多不同的观念维系住，给了我们一个事类概念。如果没有这个词，人们只能叙述那种庄严行动中的一切经过。“任何现象，如果只发现一次，而且并没有集合为一个复杂的观念，亦没有得到一个名称，则它便不会成为一种东西。”因为“人们不会注意到这些事类(或物种)或者竟然不以为它们是事类(或物种)”^[5]。洛克承认在语言初创时是先有观念，才有名称。但在语言通行后，则是先学会了名称，然后才得到概念。这表明，正是语言帮助人们形成了他们所命名的经验。语言范畴显然已是经验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语言，概念乃至经验都是不可能产生的。这当然不是说语言创造了现实，而是说现实事物都是我们对世界加以规定的范畴，而这些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语言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人的本质在于其语言性，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正如洛克所说：“人天生宜于发出音节分明的声音——上帝既然意在使人成为一个社会的动物，因此，他不仅把人造得具有某种倾向，在必然条件之下来同他的同胞为伍，而且他还供给人以语言，以为组织社会的最大工具，公共纽带。”^[6]

二、维柯：诗性智慧与诗的语言

意大利哲学家维柯从人是世界的尺度来论述语言对人的重要意义。他在《新科学》一书中认为，人类从理解环境的那一刻起就展开了他的心智，对事物赋予意义，从而吸收进来;而人在不理解环境时就凭自己的心理经验来体会外在事物，凭自己的心智能力来“造出”外在事物，并且通过移情，把自己变成事物。在这一过程中，语言和符号象征成为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巨细无遗的完整样式，人把自己变成了整个世界。对于一个儿童来说，他从“无知”到“有知”地进入一个世界，也就是进入了语言。

维柯用大量例证来论证原始人类的诗性智慧和诗的语言正是一种人化了的世界。例如，在许多语言中大部分涉及无生命的事物的表达方式都是用人体及其各部分以及用人的感觉和性欲的隐喻来形成。在这里语言的“名称”和事物的“本性”是同义的。比方用“首”(头)来表示顶或开始，用“额”、“肩”、“腰”、“脚”来表达一座山的部位，针和土豆都可以有“眼”，杯和壶都可以有“嘴”，耙、锯、梳都可以有“齿”，任何空隙或洞都可以叫做“口”，麦穗的“须”，鞋的“舌”，河的“咽喉”，地的“颈”，海的“手臂”，钟的“手臂”、“心”，船的“腹部”，果实的“肉”，岩石或矿的“脉”，天或海的“微笑”，风“吹”，波浪“呜咽”，物体在重压下“呻吟”，大地“干渴”，葡萄长得“欢”，流脂的树在“哭泣”，磁石“爱”铁，而酒则是“葡萄的血”。维柯认为原始人类的世界观具有浓厚的诗性智慧，这种诗性智慧正表现在语言的象征和隐喻上。拉丁人首先根据雷声把天帝叫做“幼斯”，希腊人根据电闪雷鸣把天帝叫做“宙斯”，东方人根据烈火燃烧声把天帝叫做“乌尔”。最初的事物命名就是用感性意象来替换和转喻，以后将个别的事例提升为共相，替换就发展为隐喻。隐喻既可指以己度物，创造一个人化的世界，又可指以殊相喻共相，例如埃及人用一个有才能的发明家赫尔弥斯的名字来指称所有的发明家。语言的隐喻为人类造就了一个世界，这也就是当代西方哲学的重要命题——语言是存在的家，可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

维柯

维柯在人类文化研究史上第一个从符号学、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对原始人类的人性、思维、意识形态、宗教、社会制度、法律、历史、习俗等文化现象作出统一的全新的解释。尽管他把诗与哲学、具象思维与抽象思维过于绝对地对立起来，武断地否认了原始民族有任何理智性的逻辑，但他揭示的原始人类认知世界的独特方式——诗性智慧，无疑是深刻的。正是这种诗性智慧指导着原始人类对周围环境的反应，从而产生了隐喻、象征、语言、神话等“形而上”的形式。维柯也正是从这种诗性的原则，反过来又打开了人类语言的文化视界。

三、洪堡特：语言把世界变成精神财富

洪堡特

历史进入18世纪，语言与思维形式乃至世界格局的关系越来越清晰地在学者们面前呈现出来。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事物的本质是不可认识的，通过感性认识只能提供一些个别现象，惟有借助于理性先验范畴，才可能在杂乱无章的孤立的感性材料中整理出规律和秩序。人具有一种接受感觉经验的先天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将外物的刺激所提供的质料安排在一定的关系之中，赋予它们以一定的形式。没有这种形式，质料只是一堆杂乱无章浑浑沌沌的东西。而一旦有了这种形式，所得的感性知识也就打上了先天的烙印，并非事物的本来面貌。因此，人对外界的反映受主观世界中先验的思维逻辑范畴的影响。先验的纯形式，就像生来戴着一副永远摘不掉的有色眼镜来看东西。眼镜是蓝的，看到的一切东西也是蓝的;眼镜是红的，看到的一切东西便是红的。这样一副眼镜，即人的理性先验范畴，在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看来，就是语言的内蕴形式。

语法学家们一般认为语言的形式就是语法的变格变位形式。洪堡特则认为语言形式不是来自外部交流的需要，而是来自内部认知的需要;不是外部的物质形式，即由发音器官动作产生形式上有组织的物理实体(语音体系及其所表现的语法形式、词源形式)，而是把发生的语音提高到表现思想水平的那种精神活动中永恒不变的职能，那种精神活动中固定、单一的东西，即语义结构。语言的这种内蕴形式支配其外部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的结构。它是一种观念。就像艺术的完美表现需要将观念与材料相结合，而非仅仅靠雕塑刀、画笔之类器具将割裂的观念简单复写到材料上一样，语言形式也是观念和物质的统一、内蕴形式和它所表现的外部形式的统一。前者是后者之差异的多样化表现的根源。

由于将语言的本质界定为内蕴形式即一种精神格局，因而语言的作用显然就是将特定民族的人所感知的经验材料分类或范畴化，从而将世界纳入一种特定的秩序。每一种语言都戴着这样一副“内蕴形式”的眼镜。它决定了人与事物的关系、人对事物的态度、人对世界的认识。因而操不同语言的人生活于不同的世界之中，具有不同的世界样式。洪堡特深刻论述了语言带给人们对世界的“观点”：

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正如个别的音处在事物和人之间，整个语言也处在人与那从内部和外部向人施加影响的自然之间。人用语音的世界把自己包围起来，以便接受和处理事物的世界。我们的这些表述绝没有超出简单真理的范围。人同事物生活在一起，他主要按照语言传递事物的方式生活，而因为人的感知和行为受制于他自己的表象，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完全是按照语言的引导在生活。人从自身中造出语言，而通过同一种行为，他也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它所隶属的民族周围设下一道樊篱，一个人只有跨过另一种语言的樊篱进入其中，才有可能摆脱母语樊篱的约束。^[7]

人类对任何事物的观察都可以置身其外，以之为观察对象，唯独对语言不能如此。人类对任何工具的使用都可以将工具与操作者分开，将工具与操作对象分开，唯独语言这种工具与人类一体、与实践一体、与世界一体。洪堡特认为由于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所以学习外语就是学习一种新的世界观，或者说在业已形成的世界观的领域里赢得一个新的立足点。

语言世界观的提出是欧洲语言人文主义的一大建树，语言从人创造世界的角度说是一种人的尺度，人的主观行为，语言从制约人对世界的认知的角度说是一种物的尺度，具有客观性。人用自己创造语言的主观行动将自己置于语言的客观支配之下，语言世界观体现了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它既是人的心灵的解放和创造，又是人的心灵的束缚和规范。它成了人性与文化探究中一个深刻的命题。

四、魏斯格贝尔：“语言中间世界”

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思想肯定了语言把世界变成精神财富的作用，这与他反复指出的语言不是已经完成的产物，而是一种正在进行的活动的观点是一致的。这种对语言世界观中主体性一面的强调，在20世纪的新洪堡特学派的学说中得到进一步的阐说和发展。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德国语言学家魏斯格贝尔认为，语言世界观就其存在和本质而言，是语言内容的荟集，是一种静态的产品和结果。但从语言的作用力来看，它用内在的力量把世界转变为精神财富，这种转变的过程是动态的。为了执行塑造精神的使命，语言世界观始终活跃在一个语言集团中。它不是静态、简单地反映事物，不是一种已经完成了的、处于平静状态的构成物，而是在积极活动中的力量。

魏斯格贝尔

魏斯格贝尔否认语言的本质是交际工具。在他看来，如果把语言看作交际工具，就像把水定义为洗涤和解渴的材料一样毫无意义。洪堡特在谈到语言的工具作用时也曾认为，如果说语言作为工具是在确立已知的真理，不如说语言作为工具在揭示未知真理。前者意义上的工具是被动的、客观的，后者意义上的工具是能动的、主观的，亦即人只有在同自己认识和感觉的方法(即语言世界观)相适应之时，才能接近客观世界，揭示未知真理。魏斯格贝尔进一步认为语言只有在它作为精神的中间世界，作为把世界转变为精神财富力量的意义上才是“工具”。这种“工具”，实质上是人认识世界的一种必然的中介。它积极地规范了人的认识形式，具有本体论的性质。

显然，语言世界观的能动作用，本质上在于其中介的力量。语言把世界“词语化”，把世界转化为精神和思想。它就像一张网，对由外部世界作用于人的感官而获得的材料进行过滤和规划。规划之后的认识成了人的意识内容，而认识的“规划性”体现了清晰的“语言性”。正基于此，魏斯格贝尔把语言视为主体和客体之间、人与外界之间一个特殊世界，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中间环节。客观的“自在”世界因语言之分类整理而成为被认识的存在，此时的它与其说是客观现实，毋宁说已是人对客观现实的主观态度。

魏斯格贝尔用大量例证来论证其“语言中间世界”的理论。例如满天星辰因语言而被规划为大熊星座、小熊星座、金牛星座、天蜗星座、双子星座、猎户星座等。星空的这一格局并非客观的物理存在，而是一种精神格局，即人由其地面视野而将星辰分布的某种形状语词化。同一星座的星其实并无内在联系，甚至可能相距数百光年，运行轨道也不相同。再如各种植物因语言而被规划为青草、杂草、水果、蔬菜、庄稼等。这种植物格局亦非客观的物理存在，而只是由于各种植物对于人的需要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可见语言的“意义”体现的是人的判断、人的需求，如果说“事物”属于客观世界，那么“意义”属于精神中间世界。又如在中古高地德语中各种动物因语言而被规划为家畜(Vihe)、奔跑动物(Tier)、飞禽(Vogel)、爬行动物(Wurm)、浮游动物(Visch)。其分类不仅与动物学的分类不同，而且与现代德语的规划也不同。现代德语中Wurm只指软体虫，而中古高地德语中Wurm泛指蛇、飞龙、蜘蛛、毛虫。现代德语中Vogel只指飞禽，而中古高地德语中Vogel还包括蜜蜂、蝴蝶、苍蝇等。可见语言的世界图景和客观的“自在”世界不能等同。在人认识活动的两个主要角色——人和客体之间，存在着第三个特殊的、独立的角色——语言。它就像一个检验员，在积极的中介活动中核准哪些东西可以成为类或范畴，可以成为意识的财富。它不以自身为目的，而始终作为一种塑造力——精神的塑造力量，渗透于人的行为之中。

由于把语言视为精神中间世界，视为认识的必然中介，魏斯格贝尔的语言研究就注重认识和把握语言的精神构造，即语言的内容结构。他确立的语言范畴，例如词义、词缀、句型，都以语义为根据。他把这种研究称为超越“形态相关”的研究的“内容相关”研究，深入探究语言的语义结构，然而又由于把语言视为精神的塑造力量，视为变世界为精神财富的转化者，“内容相关”研究的静态、平面的性质就不能揭示语言的本质。为此，有必要把一切语言范畴看作一种“语言行动”，动态地分析其蕴含的精神功效，确定它作为一种塑造力渗透于人的行为之中的作用，即语言在使用中所起的作用。这种“功效相关”和“作用相关”的研究，因其把语言作为一种精神过程，一种行动，在魏斯格贝尔看来才是真正语言学的方法。魏斯格贝尔说：

语言学家从这样一个原理出发来确定语言最重要、最本质的功能：语言之所以是精神的构成力量，是因为它从现象世界和人的精神的前提中形成思维的中间世界，在这一中间世界的精神“现实”中反映出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在这里我们谈的是把现实世界“改造”成“精神财富”。这一“改造”的结果表现在具体语言的世界观中。洞察语言的世界观对所有类型的语言研究来说，都是使工作富有成效的前提。从这个原则出发，也可以确定今后从运动上研究语言的任务：把语言作为形成文化的力量来研究。因为语言正是创造人类文化的必要条件，并且是形成文化成果的参与者。这一原则也规定把语言理解为创造历史的力量，因为语言……包括了并在精神上刺激着历史生活的经常体现者——人民。^[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