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的语言转向

2　思想史的语言转向

欧洲语言人文主义自17世纪以来在语言与世界关系问题上的发展，至20世纪魏斯格贝尔对语言世界观、语言塑造力的阐述而达到了高峰。它同时也鲜明地反映了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语言转向的特点。这一转向可以说是渊源有自。

一、从苏格拉底追问到笛卡儿怀疑

早在苏格拉底时代，这位伟大的哲人就到处问人：“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感觉?什么是勇气?”这些意义问题在当时就被看作关于真实的抽象存在之本质问题。可以说人类思想史从一开始起就试图通过考察我们用以谈论世界的语言的基本特征来把握世界，通过语言分析来认识事物所属的最基本的范畴，并对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描述。柏拉图在其《国家篇》中就指出，人们只要看到一些个体有一个共同的名称，自然会认定与这个名称相联系的还有一个相应的观念。例如“树”这样一个名称，或“锐利的”这样一个形容词，它们之所以可以在同样的涵义上指称大量不同的具体事物，就是因为与名称相应的存在着树性(treeness)或锐利性(sharpness)的观念。

苏格拉底

亚里士多德也认为，范畴一方面是一种最单纯的语言表现形式、逻辑概念形式，另一方面也是存在的最基本形式与最普遍关系的表述。他注意到这样一种语言形式，即：除非与主词连用，否则我们便不使用动词。单独说“坐”或者“行走”都是不被允许的，语法要求把“坐”和“行走”归属于特定的主体，即“他正坐着”，或“她在行走”。由此种语言形式，亚里士多德看出，与行动相比，实体(substances)更为独立，更为基本。没有一个动作能够脱离实体而自我虚存(self-subsistent)。实存(existent)的东西只能是那个施动者。存在的基本形式和普遍关系就这样表现在实体的语言范畴中，也蕴涵在表示动作、性质的谓词中。显然，人对自己及世界的理解形成在语言中，表达在语言中，这在古希腊时代就为思想家所承认。

当然，古希腊的哲学家首先关心的是世界的本源。泰勒斯所说的“水”，阿那克西曼德所说的“无限”，阿拉克西美尼所说的“气”，毕达哥拉斯学派所说的“数”，德谟克利特所说的“原子”，都表明那时的哲学思路是要跳出自己生存的世界，反观这个世界是什么，它是由哪些最终成分构成的，以此来寻找现实存在的本源，现象背后的本质，或某种形而上学的“本体”。然而到了近代，以笛卡儿为开端的近代哲学对这种本体论哲学的独断产生了怀疑：有关客体世界的各种论断、各种知识，它们的根据在哪里?它们凭什么获得人们的信任?更进一步说，主体能不能反映客体?又如何反映客体?是经验给予我们认识，还是理性决定我们的认识?于是知识的确定性、人的认识能力的界限、人认识世界的途径和方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哲学的中心从本体论转向了认识论。

亚里士多德

如果说本体论的哲学以客体的研究为核心，那么认识论的研究返身关注起知识的主体来。主体和客体是一种什么关系?思维和存在是一种什么关系?主体能否超越自身来达到对客体的纯客观的认识?人们开始意识到，人需要通过某种主观的形式才能感知对象，感知的结果是给被感知的对象打上主观的烙印;人们需要通过某些先天的理性范畴来整理感性知识，整理的结果是使零碎、个别、缺乏联系的感性的东西组织起来，形成某种秩序和规律。这种主体和客体相结合的认识论，深刻表明人是自然的立法者。

二、语言之于世界：从“同构”到“度量”

主体在认识中的作用是由理性范畴的投射来实现的。由于理性范畴过于抽象和难以捉摸，一些哲学家开始把目光投向了语言。如果说离开认识来讨论存在是不可靠的，那么认识说到底只是一种表达，一种陈述。只有从语言形式入手才能真正使思想和知识成为可传达的，而非内省性的，只有语言分析才能使思想和知识清晰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全部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哲学的任务就是解释科学语言或日常语言的意义。人们期待通过对语言的哲学理解来真实地理解思想，理解世界。

维特根斯坦

语言能够承担这一重任吗?意义难道不是存在于意识之中，而是存在于语言之中?不少人认为意义具有意识性。语言之所以有意义是由于意义来自于人的意识，而不是语言符号有自己独立的意义。人的意识渗透在语词中，才使语词有了活力。这样一来，对于意识而言，语言是某种被经验的对象。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对这种观点作了生动的形容：每一个语言符号似乎都是死的，只是在使用中它才活了。那么，是生命被注入进了语言符号，还是符号的使用就是它的生命?维特根斯坦认为，就像如果象棋游戏的技术不存在，我们就不能臆想去玩象棋游戏一样，如果语言中不存在一种句子的结构，我们就不能在说这个句子前预先意向这个句子的结构。因此人的意向毫无疑问体现在人类的习惯和条例制度中。正是语言使意向成为可能，而不是相反。由于语言表示特定现象出现的模式，因而它具有和意识、经验这些概念同样的逻辑地位。作为一种经验现象，一种活动过程，语言和世界是同时出现的。意义存在于语言自身，存在于人对语言的使用之中。因而“关于语言”和“关于世界”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世界就是我们描述的那个世界，那个在我们概念体系中存在的世界。考察我们的语言，就是考察世界。

由此，在进入20世纪之后，过去被视为一种或多或少是无需多加关注就能简单运用的媒介的语言，不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无色透明的了。人们渐渐发现，语言是人的存在的一部分，它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工具，供人们用来给经验、社会关系、物体命名，而是蕴含着人类对世界的某种基本信念的范畴体系。由语言产生的人类抽象思维能力，使人类能够以概念和符号面对和掌握眼前的和想象中的现实，把人和世界紧紧联系起来。这样一来，人类思想史在经历了由神学世界转移到人类世界，由人类外部世界转移到人类内心世界的重心变化之后，第一次将焦点转移到了人类所使用的符号媒介上。在这一“语言转向”中，人们提出了关于语言是世界尺度的种种观点。

罗素

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符合”或者说“对应”(correspondence)的关系。语言表现世界，语言结构和世界结构“同构”(isomorphism)，理解语言的性质有助于理解世界的结构，语言使我们能够对有关实在由以构成的那些事实类型和其中每个事实的结构有清晰的认识。通过分析我们所使用的语句有哪些类型(例如是主谓句还是存在句)，这些句型在逻辑上是如何关联的，我们就会知道构成客观现实的那些事实的基本类型，那些不同类型的事实是如何相互关联的。语言与世界的这种同构关系在罗素看来是由于语言的两个相互关联的优点，即语言是社会性的，语言为理想提供了共同的表达方式。如果没有语言，人类的知识就会局限于感官的认知，肢体的推理，人与人之间就无法进行思想的交流，稍复杂一些的思想甚至就不可能产生。

维特根斯坦则认为仅仅说语言与世界相符还只是一种消极的语言观。语言本质上是思想对世界的认识。它是一把独立的“量杆”，可以用来衡量世界。由于世界是“我”的世界，且人的认识取决于语言，所以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即我对世界认识的界限。认识论乃至一切哲学问题都归结为语言问题，研究哲学的正确方法也就是语言批判，因此除了能说的之外，什么也不要说。维特根斯坦深刻揭示了语言在人的认识中积极、能动的作用。就好像康德用先验的理性范畴来度量世界一样，维特根斯坦用作为“实在的图画”或者说“逻辑图画”的语言来度量世界。

由此看来，哲学要想获得一种关于世界基本结构的恰当概念，要想认识真实的世界本质，光靠理论性的沉思是不够的，因为并不存在一种独立于我们的思想和话语的知识实体，也不能依靠内省来发现知识的内部组织。唯一可能的途径是澄清我们用来思考世界的基本概念，这就需要分析语言，阐明各种词语和陈述形式的确定的意义。这就像化学科学收集化学反应的事实，地质科学收集岩石构成的事实，社会科学收集社会结构的事实，语言则成为哲学的分析对象、思想的实验室。

三、海德格尔：人是“语言的”存在者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世界万物只有为我所用才有意义，意义就是事物与人的实践关系。世界不是既定不易的东西，而是为人类服务的无限可能性。一切事物只是在为我们所用时才同我们发生关系，即人把它“作为”什么，它才能是什么。这个“作为”体现了事物对于人的意义。例如一个炉子作为炉子，就必须发热。发热是炉子的意义。如果不与人发生关系，事物就毫无意义。这样看来，人是世界的主人，意义是一种存在方式，语言的意义从存在的意义派生出来，因而语言是存在的家，在语言的寓所中居住着人。

海德格尔

人是“语言的”存在者，意味着人性的本质结构是其语言性。人生来要经受语言的体验，接受和服从语言的要求，在说语言的进程中一点一点地被语言的体验所改变、所融化。当我们说一种语言的时候，我们只是不断在追随语言，跟在语言的后面亦步亦趋。语言是“给出者”，它“给出”我们的存在。所以我们在讲话之前，我们已经“听”了语言，我们所讲的只是我们“听”到的，或者说，不是我们在讲语言，而是我们经由语言来讲，是语言在说我们。人类在讲话的时候，也就是在倾听和回应语言的时候。海德格尔说：

如果讲作为对语言的听，让“说”对讲说出来，这个“让”只能在我们的本质被准许进入“说”时，才得以发生。我们听得见“说”，只是因为我们归属于此一“说”。“说”仅仅允许那些归属于“说”的人讲，即让他们听语言。这样的允许居于“说”中。它让我们获得讲的能力。语言的本质正是作为这样的允许而在“说”中出场。^[9]

海德格尔的观点深刻地表明，人永远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人只有归属于语言才能认识世界，才能开口讲话。哪里有语言，哪里才有世界。语言因而有了本体论的意义。它不再仅仅是交流思想的交际工具，不再是人类所拥有的各种工具中的一种，而是存在本身。它既表现出世界的存在，也使人第一次处于存在之中。人之所以是“语言的”，正是由于人是从“语言的说”中产生的，或者说，人被语言带入语言自身。

四、伽达默尔：语言是人与世界的本质关系

伽达默尔

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又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由语言的特征所决定的世界图像。在他看来，世界不仅仅是生物世界，也不仅仅是物理世界。因为这些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具有相对性，具有一种规定的自在。人们完全可以站在生物世界或物理世界之外来看它们。此时人的视界是有限的。然而在语言中出现、由语言构成的世界则不是这样。人不可能站在语言的世界之外看世界，不可能把世界作为脱离语言的自在对象来认识。因为语言存在于我们与世界以及我们之间的关系中，它是理解的普遍中介。一切客观的事态及其与一切个体的、社会的、人类历史的主体之间的关系都包含在语言之中。人与世界的一切关系表现在语言之中，人的每一个有意义的行为方式都有语言的基础。人不仅是拥有语言，而且是依赖语言才拥有了世界。反过来，语言也由于表现世界它才真实存在，语言的生命和世界不可分离。语言的人文性和人在世界上存在的语言性是一致的。

伽达默尔把语言看作一种世界观，即人通过语言而有了一种对世界的态度、看法或“观点”。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语言，也就有各种各样的世界观。每一种世界观中都蕴涵了世界自身的存在，世界在不同的语言中具有语言上的细微差别。由于各种语言世界观都只是对世界的一种态度或关系，所以它们之间是相对的。人的世界图式在不断扩大，这不是由于存在着一个所有语言之外的自在世界(world in itself)，而是由于特定语言对世界的看法在不断扩大。而相对于其他语言来说，这种看法只是一个局部，一个方面。通过学习另一种语言，我们可以克服我们以前世界经验的局限。这充分表明，我们的世界经验的语言性是第一性的。语言并不创造世界，但它揭示了我们的世界。它是我们遭遇世界的方式，它是我们与世界的根本纽带，它是我们与世界的本质关系。

五、卡西尔：符号化的人类智慧

当代文化哲学家卡西尔从语言的这种中介性质提出人是符号动物、人类社会是符号社会的观点。他认为必须把“信号”(signs)和“符号”(symbols)区别开来。动物的行为中有相当复杂的信号和信号系统，但动物对信号的敏感远远不是对符号和人类语言的理解。前者只是条件反射。如果要说语言的话，动物的语言只是情感语言或主观语言，动物的智慧只是适应环境的实践智慧。与作为物理世界一部分的信号不同，符号是人类意义世界的一部分，它不依托某种物理实体。人类的语言具有命题语言、客观语言的性质，它远远超出了动物的能力。人类的智慧是符号化的智慧。

从某种意义上说，动物也有“世界”。有多少种不同的生物体，就有多少种不同生物体存在的样式。每一种生物体都有它自己的经验，因而有它自己的世界。在某些生物种属的生命中可以看到的一些现象，无法转移到其他种属上去。苍蝇的世界中只有苍蝇的“事物”，海胆的世界中只有海胆的“事物”，不同生命体的经验是不能比较的。然而动物的“世界”，只是我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或自然界。人类则通过符号行为来确认自己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根本不同。语言的运用使人类有了一个意义世界，有了创造文化的能力，有了事实与价值、时间与空间、实践与创造、历史与未来，有了无比丰富多样的人类世界。正如卡西尔所言：与其他动物相比，人不仅生活在更为宽广的实在之中，而且还生活在新的实在之维中。动物对外界刺激的反应(reaction)是直接而迅速地作出的，人对外界刺激的应对(response)则因思维的缓慢复杂而延缓。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人不再能直接地面对实在。人的符号活动能力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地退却多少。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在不断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致除非凭借这些人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应当被定义为符号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10]。

卡西尔

通观欧洲思想史的语言转向，欧洲语言人文主义有着深厚的哲学渊源。作为一种世界观的语言，它不仅是一种可以对象化、客体化的认识框架或思维格局，而且是一种具有主体能动作用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历史世界的塑造力量。语言以它独有的作为认识中介的符号体系，在把现实世界改造为精神财富的伟大转化工作中，积极参与着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建构。作为人性本质的语言，它使人类得以超越许多生物性的限制，构成文化模型并传诸后世。人类创造世界、创造自身的伟业和语言的产生同步开始，须臾不可分离。不能设想没有语言的人类，没有语言的实践，没有语言的人类世界。因此，语言是人性的最高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