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的民族本位

3　语言哲学的民族本位

五四运动后崛起的中国第一代现代语言学家，依靠从传统小学继承下来的深厚积累，辅以西方学术中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融会贯通，推陈出新，开创了汉语研究新的科学基础。张世禄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汉语语音的研究上广泛吸收了西方语音学原理和分析方法，认为语音在语言诸要素比较的意义上，是不具有强烈的民族倾向的，学习西方语音学的先进理论方法，是传统音韵研究科学化的必由之路。在汉语语法的研究上，他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世界各民族在思维形式上各有其独具的特色，语法是具有强烈的民族性的。汉语语法的研究应该从汉语语言思维的特点出发建立民族的理论体系。这种对汉语语言性质和研究方法的独到理解，使张世禄形成学术思想的鲜明特色：即在音韵研究上从一般进入特殊，在语法研究上从特殊走向一般。在某种意义上说，前者是用西方语音学的解剖刀解剖汉语音韵现象，后者则意味着放弃西方语言理论现成的体系方法，筚路蓝缕，为中国语法学建立了以汉语事实为基础的体系。这是需要很大的学术勇气的。八十多年来，汉语语法的研究虽然在西学的影响下也建立一套分析方法，拉起了一个体系，但由于西方语法理论无力概括语言类型迥异的汉语语言事实，因而汉语语法学长期在西方理论的框架内徘徊，基本上不适应汉语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张世禄先生从特殊走向一般的方法就更具有不同凡响的革新意义。张世禄教授晚年以八十高龄呼唤汉语语法学的改革，正是他毕生从事汉语研究的思想结晶和理论升华。

一、汉语的功能含蕴与语序明晰

20世纪初，立志维新的仁人志士深感西洋文化和科技的发达是因为“西文有一定之规矩，学者可循序渐进争知所止境”。而“华文经籍虽亦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拟而揭示之，遂使结绳而后，积四千余载之智慧材力无不一一消磨于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而道无由载，理不暇明，以与夫达道明理之西人逐焉，其贤愚优劣有不待言矣”^[1]。这些向西方科学文化孜孜以求的中国学者把民族语言的语法(即“一定之规矩”)同民族的兴衰紧紧联系起来，他们深信，就像西方的科学技术可以模仿照搬一样，西方的语法理论也是可以采取拿来主义态度的。然而，就在模仿成为一种时髦的时候，张世禄却以《中国语言的特性》^[2]为题，提出了三点深刻的怀疑：中国语言具有什么性质?它和世界上别种语言比较起来，有什么特异的地方?它在中国的其他方面，发生了什么影响?张世禄吸收了语言类型学研究的积极成果，从世界语言的比较出发，指出汉语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汉语词的功能是含蕴的而非形态化的;二是汉语的词基本上是单音缀的。

汉语的这种特性又可以从汉字的特性来反证。张世禄指出，现在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国还保存着象形文字原来的性质，没有进到拼音的境界，这是因为中国的语言天然和这种文字适合的缘故^[3]。张世禄十分强调并坚持汉语的这种特性。有一些研究者拿着放大镜为汉语的语词找形态变化，其目的是使汉语能像西方语言一样搞形态分析。张世禄对此深不以为然。他指出：西方语言的所谓词尾，是不能省去不用的。而汉语的词尾往往可省去不用，在意义上也没有差别。与其说“子”“头”等是标志名词的词缀，不如说它们是为显明意义效用(大都为避免同音语词而增加的)的语尾词。因为在意义很显明的时候，就用不着它们。纵观汉语语法学八十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方法论西化的结果不是导致方法论的改革，而是导致以研究对象的扭曲来适应西化的方法论，这不能不是汉语语法学的悲哀。张世禄在20世纪30年代文法革新讨论中就提出：“中国过去文法家过于因袭西洋，以致普通流行的文法书上有很多削足适履的地方。我们应该依据中国语文特殊的性质和现象，重新来建立中国文法的体系。”^[4]

张世禄

如何来建立汉语自己的语法体系呢?与张世禄同时代的中国语言学家一般是希望突破《马氏文通》以来仅仅停留在语言表层描写的肤浅的模仿，探入语言机制的深层，找到汉语与西方语言共性的东西。陈望道先生的“功能”观就是取之于当时西方语法学由对意义和形态的注重转到对功能的注重的思潮。方光焘先生更直截了当地把词与词的关系称为“广义形态”。他认为，汉语单词本身的形态既然缺少，那么辨别词性就不能不求助于广义的形态。与这种从共性到个性的研究思路不同，张世禄先生在30年代文法革新讨论中就明确指出，要从事建设的工作，必定要先认清中国语文的特性，以决定我们所取的途径。他说：“要讲中国文法，当然要主张‘国化’的。我们正因为反对‘马氏文通派’的模仿文法而起来大家讨论，不然何以有中外之分?”^[5]在他看来，中国语法学界与其在西方的语言理论面前“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先从考察中国语文的实际现象入手。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张世禄提出了著名的“语序论”，即“凭语序来建立范畴，以适合中国语的特性”。

“语序论”认为汉语句子中语词间的关系，不是用语词本身某种标志表明出来的，而是用固定的序次和附加的词语表明的。正因为如此，汉语的语法现象，属于形态学的关系较少，属于句法的关系较多。其表现方法就是词语在句中的位置，词语连接的先后序次。张世禄断言，中国的语法体系要从语序上去建立范畴，他把这种方法概括为“凭语序而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文心雕龙·章句》篇云：“置言有位……位言曰句”，“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若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可见古人对字义的研究也往往以字在句中的位置为依据。汉语语法的信息主要是从语序中传达出来的，古人也正是从语序的安排中对句子的组织“神而明之”的。这显然同汉语在组合上不受形态约束，讲究逻辑事理搭配的性质有深刻的联系。张世禄的“语序论”抓住了汉语这一最引人注意的现象，当时主张功能说的陈望道先生也认为“语序论”在原则上是可以赞同的。

“语序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其价值在汉语语法界早期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汉语句法形式规律认识的加深，“语序论”的价值才逐渐显示出来。挖掘语序规律与动词性质的深刻系统，以此为基础概括动词的次范畴，进而建立句型系统，这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方向。近年来，汉语语序在语言类型学上的意义正受到国际语言学界的重视。由于世界语言发展的分析性倾向，语序问题也有了一定的普遍意义。

张世禄先生的汉语观除了注重从汉语特点出发建立方法论以外，还注重从整个世界语言的发展大势上确立汉语在人类语言中的地位。19世纪西洋一般语言学家因为他们自己是属于印度日耳曼族，习用这种语言，就认定它是高等民族所用的。又因为汉语的性质和印度日耳曼族的变形语正相反，就以为非形态的汉语是初等民族所用的。张世禄指出，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心理，是因闭塞而自视甚高、轻视外族的太古遗俗在现代社会的折光。从世界语言的事实来看，常有语言性质相近而文化程度相悬殊的，也有文化不分高下而语言的性质完全异趣的。

一些西方语言学家从以形态定优劣的偏见出发，把世界语言形态的孤立、黏着、变形之分看作语言进化的三个阶段。这个三段论一笔抹杀了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认为中国的文化和语言都停留在太古幼稚的状态。张世禄吸取了叶斯柏森、高本汉等学者的观点，根据他对汉语的独到的洞见，针锋相对地指出汉语的发展恰恰是循着与三段论相反的由变形到孤立的途径。如果说变形语是一种高等语言，那么早在原始汉语就已达到这样一个阶段。这一观点得到由拼音文字记录的与汉语同系的古藏语形态的证实。不仅如此，张世禄又进一步指出，西方语言的历史发展趋势也是与汉语的发展趋势一致，由综合语趋于分析语，只不过其演变速度较汉语为缓罢了。张世禄指出，语言的应用在于思想表现的明确。分析语的表现手段比较显明简单，没有错杂纠纷的弊病，所以世界语言有趋于分析的趋势。这种趋势是语言进步的现象。而汉语在这种世界语言趋势上处于何种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这就是中国语言学家对人类语言发展规律的令人信服的回答。

二、汉语的形式矛盾与语气本质

在十年内乱过去，汉语语法学重又复苏的时候，张世禄先生在八十高龄时，通过专论和演讲，发表了他的汉语语法体系^[6]，使语法研究吹进了一股清新的改革之风。他回顾汉语语法学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指出在这期间研究、学习汉语语法的，几乎全部抄袭西洋语法学的理论，或者以西洋语言的语法体系作基础来建立汉语的语法体系，形成今天繁复臃肿、畸形发展的局面。是因循不改、继续受许多洋框框的紧紧束缚呢，还是起来革命，打破洋框框，建立自己的语法体系呢?这正等待着汉语学界的抉择。张世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后者。在当代中国语言学者中如此鲜明地向积重难返的传统语法观念挑战，张世禄是第一人。他全面揭示了汉语语法体系中洋框框的束缚，把它归结为在词类、结构形式和句子类型三个主要方面的三根绳索。这些论述多方面地触及了前人没有提出过的汉语语法特殊理论问题，表现出鲜明的汉民族风格，卓然自成一家言，其精髓集中体现在形式与功能、语法与逻辑两对理论范畴上。

(一)形式与功能

汉语语法学是在模仿西方语法体系并系统吸收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的。西方语言分析以形式为纲。这在汉语语法分析中也顺理成章地被视为金科玉律。但是汉语又是一种缺乏形态变化的语言，这就导致分析方法与语言事实的深刻矛盾。汉语语法学史上的种种纷争，无不由这一矛盾生发开来。张世禄的汉语分析首先提出“汉语句子的成立要素不是属于语法结构形式”的命题。他认为，汉语里各种各样的结构都可以成为句子。句子成立的要素不在结构形式。因此，依据语法结构来区分句子的类型，在汉语里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从这一观点出发，张世禄认为自西学引进以后汉语语法学接受的一整套“单句”、“复句”、“子句”、“分句”“句子形式”等名目都是不必要的。而所谓“无主句”、“主谓语句”之类为适应汉语特点而采用的有调和色彩的名辞用语不过是对舶来品的改装，其认识依据仍是主谓结构成为句子的观念。把句子问题和结构问题纠缠在一起，凭空造出一些烦琐的名辞、术语和分类，其结果不是毫无意义，便是矛盾重重。那么，汉语句子的成立的根本性质及其所以成立的要素究竟是什么呢?张世禄提出了“语气”说，即汉语句子的根本性质及其所以成立的要素是语气。在西方语言中，语气是依附于动词的形态变化来表现的。动词的词形变化涵盖了句子大部分的结构信息、功能信息，甚至语义信息。汉语句子格局的视点不是机械地固定在某一点上，而是随着韵律节奏流动转折、按逻辑事理的顺序展开的。汉语的语气作为句子表达功能特有的标志，主要是依靠句末(有时是句首或句中)的语气词来表现的。它传达的不是一个动词的语气，而是全句的语气。张世禄把语气和语调看成构成句子的重要因素、语言交际中必不可少的成分，并把语气词的运用看成区别句子类型的重要依据，这是汉语语法学史上的一个创见。

从语气论的观点出发，张世禄认为汉语所有的虚词都可以归入表示句法结构关系词和表达句子语气的语气词两大类。汉语句子的分类，则依语气语调的不同分为直陈句、测度句、疑问句、反问句、感叹句、祈使句六种。这六种句子每一类都可以像印欧语的结构分析一样作语气的下位区分。如古汉语中直陈句所用的语气词有“也”、“矣”、“耳”、“焉”的不同。它们语气上有轻重缓急的区别，语义上也就有细微的差异，可按语气词的不同再分小类。这种独特的句子面貌也许会使一些习惯洋框框的研究者大惑不解，但它无疑是拓展了人类对语言的认识，否定了多少世纪以来印欧语句子理论的盲目的普遍性，提出了东方，也是世界最大语种汉语的独立的句子学说。有人也许会说，这不是又回到我国古代传统的虚字研究法上去了吗?这就使我们联想到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上一个不可不辩的重要问题。为什么从西方传入的语言分析方法在中国用了将近一个世纪之时，张世禄这位在语言学上积极传播西学的前辈先驱者又向汉语的语言学传统汲取了新的灵感呢?答案只能有一个，即东方文明古国同西方文明一样，对世界有其独特的贡献。鸦片战争的失败曾暴露了我国几千年古老文明的严重缺陷。当时的思想界、学术界痛定思痛，积极向西方的科学、文明求索，这是可以理解的。以西方文明作为参照系，中国的确是大大落后了。然而经过近百年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中西文化的深刻差异也逐渐显露了出来。在语言研究上，西方文化那种以物支配人、主客体分离的“法治”的分析眼光，显然不适合汉语以人支配物、主客体统一、讲究“意合”的“人治”的独特面貌。张世禄的“语气论”以其对中西语言差异的深刻反省向世界表明，过去那种以西方文化参照系的落后观，并不说明中国文化的发展缓慢，而仅仅说明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不同。在这一点上，张世禄先生的语言哲学具有文化史上的普遍意义。中国的语言学者可以注意到近二三十年来西方语言分析方法从形式的绝对化走向语义、语用、功能的多维化。这同现代科学趋向系统、综合的潮流不无联系。语言学的钟摆似乎正由西方自然主义分析写实的形态型研究摆向注重内涵、注重整体的东方式功能型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对有数千年历史的汉语研究传统大可不必妄自菲薄。也只有在对中西语言理论都作客观、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语言学上中西文化的交流、借鉴才有真正的意义。

西方语言的语法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器”重于“道”的语法。它以丰满的形态外露，因此对它的研究只是一种对表面现成范畴的解说。判断它的句子是否合格，一般只需着眼于形态制约的单一因素即可。这一特点既为西方语言分析提供了一种便捷，却同时又使研究水平长期徘徊于表面肤浅的阐释，难以深入语言的深层机制。汉语语法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道”重于“器”的语法。它将大部分语法范畴隐藏起来，必须从微观和宏观上探讨句法、语义、语境的多种因素的协同作用。这些多个因素的作用的消长往往使汉语句子的合格度具有极大弹性。句子的句法编码对待语义、语境的“压迫”也表现出极大的妥协性。因此，如果说西方语言分析途径是说解型的话，那么汉语的分析途径则是发现型的。西方语言分析所能回避的种种句子理解的宏观和微观的因素，在汉语语言分析中都无法回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汉语的民族精神和独特的面貌不但是属于中国的，而且是属于世界的。它应以自己的特殊规律去丰富人类对语言的认识，推动人类语言理论在印欧语基础上的第二次开拓和飞跃。这也正是张世禄语言哲学民族性的深广涵义。

(二)语法与逻辑

西方传统语法是比照传统的逻辑分析建立起来的，传统语法脱胎于逻辑学的深深的胎记，使它在印欧系语言中几乎成为一种无所不适的普遍的规范。这种普遍性使20世纪初刚刚接触到传统语法的中国学者深信，既然人类的思维规律是共同的，那么作为一种“普遍唯理”语法的传统语法也必然适用于汉语。开创系统的汉语语法的马建忠就认为，拿西方语法来“以律吾经籍子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马氏文通》之后，模仿西洋文法之风愈演愈烈，其理论根源就是这种对传统逻辑的普适性的信条。开创系统的白话文语法的黎锦熙认为，“思想底规律，并不因民族而区分。句子底‘逻辑的分析’也不因语言而别异。”^[7]逻辑共性的前提不倒，印欧语传统语法的框架就不散。然而正是对这汉语语法学史上的前提，张世禄先生于晚年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指出，主谓结构才成为句子的观念，唯一的依据，是“主项和谓项才构成一个完整的命题”这种形式逻辑。我们知道，语言是用来表现逻辑的;反转来，形式逻辑也一定要受语言习惯的反作用。“主项和谓项构成命题”，这种西洋形式逻辑的形式，恰恰是受了西洋语言上主谓结构才成为句子这种习惯的影响。汉语的语法事实，既然和西洋不同，那么，汉语的语法理论，当然不应当受西洋形式逻辑的限制。张世禄对形式逻辑在汉语语法中适用性的否定，曾使不少语法研究者感到震动和不解。然而这一命题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思想。

首先，这一命题表明逻辑的本原是语言。传统逻辑在其抽象过程中对自然语言的实际意义和关系舍弃得太多了，成为一种极其抽象的形式。于是就造成一种假象，似乎逻辑是脱离语言的。形式逻辑不是以自然语言为研究对象，而是以思维形式为研究对象的。逻辑一旦脱离了具体语言的本原，它成为主宰语言分析的一种异化力量。于是，不是逻辑分析要反映语言特点，而是语言分析不得违反逻辑依据了。过去是人类研究自然语言中逻辑问题结果的形式逻辑，现在却成了自然语言理解上的障碍。正因为如此，现代逻辑把自然语言逻辑作为重要的课题，力图全面反映自然语言中的逻辑问题。模态逻辑、问题逻辑、时态逻辑的建立都是为了缩短逻辑与语言之间的距离，研究总结出新的思维形式。

其次，这一命题得到语言学史的支持。西方传统逻辑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是从印欧系语言中概括出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的。中世纪的语法学者又深受笛卡儿哲学思想的影响，认为语言是思想的表现。语言与思想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因此语法范畴也就是逻辑范畴的表现。于是他们又将语法从属于逻辑，把句子成分与逻辑范畴(主词、宾词)等同，把判断与句子等同，试图建立适合所有语言的一般原理。殊不知他们的逻辑充其量只具有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局部真理。这种仅仅是“逻辑的延长”的语法最终在19至20世纪受到了以洪堡德、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者的批判。语言学与逻辑学的分道扬镳，既是逻辑学的不幸也是语言学的不幸。西方语言分析自有其丰富的形态依据，语言与逻辑的分离并未引起十分消极的影响。而在汉语这种形态变化少，逻辑性强的语言中，就导致了西方传统逻辑概念与汉语事实的抵牾。例如在句子分析中总以为主语谓语二分是有逻辑根据的，结果是至今说不清汉语主语的结构特征和语义内涵是什么。于是便以为汉语虽然有主语，但主语形式特征贫乏，在汉语中的语法地位并不重要，语法分析中无需过于重视。这种主语悲观论对传统逻辑的信念不啻一种讽刺。事实上，适合汉语特点的逻辑依然要面向汉语的实际。

其三，承认不同民族的思维形式具有某种民族特点，并不导致人种语言学的极端。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从汉语事实中抽象概括出汉语普遍性的逻辑形式，使它服务于汉语的分析与理解。我们要靠自觉、不懈的努力，最终建立既有普遍意义又有民族特点的汉语语言和逻辑科学。张世禄先生对传统逻辑在汉语中适用性的否定，其意义就在于此。

张世禄先生语言哲学鲜明的民族性和实事求是、勤于探索的学术创新精神，是中国语言学的宝贵财富。吕叔湘先生为张世禄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和学术研究六十周年题词：“学贯中西”。张世禄六十年学术生涯，被汉语学界誉为在引进西学上“有重要贡献的学者之一”^[8]。然而他的引进不是为了用西学来代替中学，恰恰相反，是为了以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为起点，继承、改造、丰富和发展源远流长的汉语语言学，用汉语的特殊规律开拓人类语言研究的新的广阔天地。这种既对外来科学文化敞开胸襟，又对中国文化的民族性持科学分析态度的气魄，正是振兴中华，走向世界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