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文化定义

1　汉字的文化定义

汉字的研究，在中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一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本质上就是文字学史，即对汉字的音韵、构形、语义及组合规律进行研究的历史。这在世界语言学史上是一种十分特别的学术规范。早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就指出：

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因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精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

中国传统语言学认为，一个句子的起点，或者说基点，是“字”，“因字而生句”，这同西方语言因“框架”(词的屈折形态的配合关系)而生句很不一样。后者是句法关系模式在先，形式在先，在“大”框架中填“小”词，后者是以“小”(字)组“大”(句子的事理逻辑格局)，以字的流程显局势。刘勰所谓“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其中的“本”、“一”，都体现出汉语句子以“字”为立足点的建构而非“填构”的语言组织方略^[1]。这正是中国语言学传统对汉字认识的精髓。

然而，在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中，承载我们数千年文化的汉字，却被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定义着。翻开我们通行的语言学教材，对文字的定义，都按照西方标准表述，即：首先，“文字是记录有声语言的书面符号系统”，它仅仅是口语的书面再现;其次，文字是“辅助与扩大语言交际作用的工具”，它仅仅是口语的附庸。这个定义，表述的是西方拼音文字的性质，体现的是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的“语音崇拜”。

一、文字定义的西方标准

早在古希腊时代，学者们就已经在理论上明确地将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不同价值区别开来。苏格拉底指出，写在纸上的文字，是静态的东西。它唯一的功用在于告诉读者已知的事情。它是一种“娱乐”，是帮助记忆衰退的老人回忆往事的工具。而口头吐出的语言，是充满活力的辩证语言。它透入听者的心田，并且在问答的过程中可以随时辩护自己。在古希腊学者看来，书面语言就像诗朗诵一样，一方面含有许多游戏成分，一方面只能以朗诵感动听众，却不给予问答的机会和教训。正义、美感、善良，只有用口头语言才能传授给他人。因为口头语言能适应论辩的各种机遇，能随时更换字眼、修正、重复、注解，在一问一答的流变性谈话中产生真实的共鸣，从而渗入人的灵魂^[2]。因此，亚里士多德断言：

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3]

苏格拉底也认为：

知识原本是我们心中固有的，我们只需通过“辩证法”或一种系统的问答过程使之苏醒并加以运用。^[4]

这里所说的“辩证”，正是指一种谈话方式的探讨。当时的雅典人，正是倾心于口语语词的优美，仰慕雄辩的技巧的。

近代西方源远流长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开宗明义就对“文字的威望”进行了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者索绪尔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与文字的研究中严格区别开来。他痛感在他那个时代，语言的历史研究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是任何场合都能运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像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5]。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1)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易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3)文学语言增强了语言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求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4)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依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如果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和比它更重要，这就好像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布龙菲尔德则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讨论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的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的实物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断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语言形式没有联系的，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语言(口语)的价值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像利用录音机一样，藉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我们观察”^[6]。

文字仅仅是一种口语的“外观设计”吗?即使在西方语言中也不能这样说。文字和口语相比，使用了不同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参与着意义的建构。美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在他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中认为任何语言都有六个组成因素，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音响构成物等)，其三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意义”有相当来自信息的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景中会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语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绝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各布森

雅各布森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语言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言语作为一种听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时间为建构力量的。文字作为一种视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空间为建构力量的。当我们把口语的词或句子用文字书写下来的时候，符号系统的转换伴随着功能的转换——文字要对空间作出承诺。西方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也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写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语言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可见，西方的文字定义，就其本身来说，并没有充分揭示文字的功能，更不用说把这样的文字定义用到具有很强的人文精神的汉字中来了。

二、人类文字性质的二重区分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是第一个对人类文字的性质作二重区分的人。这一二重区分出现在他的经典著作《普通语言学纲要》中。而我们许多汉字研究者，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重要观点，将索绪尔对欧洲文字性质的判断，视为人类文字的共同属性，并用以指导汉字改革的理论和实践。

索绪尔对欧洲文字性质的判断，是从欧洲文字和欧洲语言(口语)的关系立论的。在他看来，这种关系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文字“唤起”语言

索绪尔认为，语言中只有“音响形象”，即“若干为数有限的要素或音位的总和”^[7]。而文字的作用，就是把这种“音响形象”“固定在约定俗成的形象里”，以便人们在记忆或把握语言时，“可以在文字中用相应数量的符号把它们唤起”。强调文字的这种“唤起”功能，显然就否定了文字的主体性，因为如果没有了语言，即文字的指涉对象，文字就失去了本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索绪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语言既然是音响形象的堆栈，文字就是这些形象的可以捉摸的形式”。

索绪尔

(二)文字“表现”语言

索绪尔在论述语言符号的性质的时候，把符号和心灵有力地联结起来。他申明“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8]，所谓“所指”，是指概念;所谓“能指”，就是“音响形象”。索绪尔非常强调语言符号与心灵的同一性、能指与所指的整体性，他反复指出：

语言符号联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这两个要素是紧密相连而且彼此呼应的。^[9]

我们无论是要找出拉丁语arbor(树)这个词的意义，还是拉丁语用来表示“树”这个概念的词，都会觉得只有那语言所认定的连接才是符合实际的，并抛开我们所能想象的其他一切。……我们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作符号，……arbor之所以被称为符号，只是因为它带有“树”的概念，结果让感觉部分的观念包含了整体的观念。^[10]

这样一来，语言符号自身就获得了观念的授权，即某种主体性，或者说本原性，语音的地位被大大提升，索绪尔因此宣称：“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11]“表现”一词，十分理性地彻底提升了欧洲语言相对于文字的地位。

然而，令我们深感兴趣的是，索绪尔对汉字性质的判断，却与欧洲文字截然相反。他认为人类的文字有两大体系：

一个是表音体系。这种体系的目的是要摹写词的语音形式，“起初的字母总是相当合理地反映着语言”^[12]。例如欧洲的文字。索绪尔明确表示“我们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

另一个是表意体系。这种体系只用一个与词的声音无关的符号来表示一个词。由于字符与整个词关联，因此字符就间接地与它所表达的观念关联，“这种体系的古典例子就是汉字”。在索绪尔看来，这种文字体系中书写符号有一种取代口语符号的强烈的倾向，也就是说，文字不依附于语言，文字独立地表达概念。索绪尔下面一段话清楚地表达了他对汉字性质的看法：

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他们有时就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但是这种代替因为可能是绝对的，所以不致像在我们的文字里那样引起令人烦恼的后果。汉语各种方言表示同一观念的词都可以用相同的书写符号。

“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充分说明了由观念到语言和由观念到文字是汉民族符号系统两条并行不悖的通道，汉字具有与欧洲文字完全不同的价值——其表达功能不在是否有效地记录语言，而在是否有效地传达概念。欧洲文字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汉字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对于人类文字性质的二重区分，对于汉字这种独立于口语的“第二语言”的特性，索绪尔之后的许多西方学者都持肯定的意见。

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认为，在语言的三种主要的功能，即表达说话者的意思、感情，影响听话者的行为，把所指的事物符号化中，符号化的作用是(音和义特殊的配合)是最重要的，而符号的材料是语音。至于文字，只有当它变成语音的符号，即“这些视觉符号只在它们指示语音符号时才有意义”^[13]。但他同时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由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汉字书写的书面语是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的。在中国，一个学生学了四千个左右的视觉符号之后，四千年的文献就立刻展现在他的面前，对于他不存在学习中古汉语和上古汉语的负担。但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的人听懂，古代一则汉字写的布告，“一个广州人要是把它读出来，那声音对一个说北京话的人根本不能传达任何意思”^[14]。可是各方言区里的人都能看懂。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帕默尔认为：“如果中国人屈从西方国家的再三要求，引进一种字母文字，充其量不过为小学生(和欧洲人)省出一二年学习时间。但是为了这点微小的收获，中国人就会失掉他们对持续了四千年的丰富的文化典籍的继承权。”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表示了相同的意见，他说：“中国不废除自己的特殊文字而采用我们的拼音文字，并非出于任何愚蠢的或顽固的保守性。……中国人抛弃汉字之日，就是他们放弃自己的文化基础之时。”

德里达也曾指出，东方社会一直把语法学视为书面语的科学。书面语以视觉和读得懂的方式传达信息，它不是口语的替代品。研究书面语言的术语、条件和前提都与口语不同。

人类文字性质的二重区分，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

在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

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鏪《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由字句准之。”(《论文偶记》)

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乃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

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清音，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字能是句法的基础。

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法、语义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如许国璋所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15]“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16]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像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就像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言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

三、汉字的文化定义

如果对人类各民族的文字形式作一个二元区分的话，那么在一端的是表音文字，在另一端的是表意文字。从表面上看，这两类文字都能够忠实地记录语言，克服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使之授之异地，传之异时。然而，作为一种文化样式，这两类文字的文化内涵却有很大的不同。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把印欧系语言和拼音文字的关系经典地解释为一个人的相貌和他的照片的关系，也就是说，表音文字的目的仅仅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摹写出来。然而，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文字，却以意象结构直接体现着民族文化的全部蕴涵。它们不仅作为“第二语言”而与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融为一体，而且由于它们独特的物质形式，它们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与阐释中起着表音文字难以企及的作用。

汉字的物质形式即其方块结构是以象形为基础的。从汉字的发展历史和趋势来看，象形的倾向具有深刻的民族性。在传统的“六书”中，不论从“文”(以图纹状物的独体字)的含义和“字”(在“文”的基础上孳生的合体字)的形体构造本身来看，象形都是基础。

指事是在象形的基础上加标记来指事的;

会意是在原有的象形基础上逐步深化，通过形象的复合来提示人们的思维和联想;

形声则是在象形符号的基础上增加声符(或在同音假借的基础上增加形符)来扩大文字再生产的。其声符往往不是真正表音，而只是大概地譬况一下，而且这个表音符号还往往皆表意义，甚至有些形声字在意化的作用下会进一步向意化回归。如“?”转化为“泪”，“巖”转化为“岩”，“陰”转化为阴，“筆”转化为“笔”，都成了会意字。

假借、转注是用字之法，不要说两者所用的字皆为意象字，就是用字的结果也往往是向意化靠拢。如“燃火”的“然”被假借为代词的“然”后，又另造“燃”字。“簸箕”的“其”被假借为代词和副词的“其”后，又另造“箕”字。

在汉字发展由象形到形声的过程中，曾经有一个假借的阶段。如果沿着同音或音近假借的表达口语词汇的途径走下去，汉字也许会发展为表音文字。然而汉字却只是在假借的阶段踌躇了一下，又向象形表意的路途回归了。究其原因，是因为假借字脱离了汉字形象表意特征的基础，造成认读古书的很大障碍，不适合汉族人造字、用字、识字的“望文生义”的心理和习惯。而形声字用同样一个象形基础作为偏旁，加上不同的声符便可以创制出大量不同的汉字来。这种义符同声符相结合的灵活而又方便的造字方法，既缓和了造字与口语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又符合了汉语语言思维的特点，无疑是当时汉字发展的最佳方案。

与之相关的一个现象是，汉字引进外来词时以意译为主，很少音译。因为音译用的汉字不表意只表音，这在汉族人的文字使用上很不习惯，夹杂在文章中也很别扭。而且汉字像汉语一样一字一音节，也不可能准确表达音素文字。这些都反映中西语言文字在音义关系上的深刻差别。正如语言学家张世禄所说，中国文字的性质，只是一种“目治”的意义符号，一种习惯上的意符^[17]。这使它在根本上有别于拼音文字。汉字的音化是在意化的框架内进行的。

汉字进入形声阶段至少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两千多年来，汉字的发展长期停留在形声阶段，除了字形字体有些发展变化外，文字制度基本上没有什么改进。有人说其主要原因在于封建制度长期统治中国，其实，从社会原因来探讨文字制度的变革，并不具有很大的说服力。例如说隶变作为汉字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大改革，是由于这次变化就发生在中国社会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制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事实上，汉字象形作用的消退并非始于隶书。从甲骨文到小篆已能明显地看出这一变化。隶书是从草率的篆书变来的，而在小篆中已有平直的线条而非完全的“随体诘诎”。隶变只是进一步符号化、定型化、规律化。汉字的发展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并不与社会变革对应。

我们认为，汉字的文字体制和汉语的特点有关。

西方语言是一种形态丰富的语言，它的语音形态提供了该语言词法、句法、语义方面的较完整的信息，因此西方语言必然走拼音文字的道路。通过识读拼音就可以全面掌握该字代表的词形所反映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

汉语是一种形态简单的语言。汉语句子的词法、句法、语义信息的大部分不是显露在词汇形态上，而是隐藏在词语铺排的线性流程中的。正如语言学家洪堡特所说：“在汉语的句子里，每个词排在那儿，要你斟酌，要你从不同的关系中去考虑，然后才能往下读。由于思想的联系是由这些关系产生的，因此这一纯粹的默想就代替了一部分语法。”^[18]

正是基于汉语认知的这种特点，汉字在表达口语的时候，不能不以象形表意为造字的首要原则，增强单字本身的信息含量，便于读者从上下文的联系中获取语词的确定信息。换句话说，汉语词的形态的语法语义信息量的“匮乏”，在书面语言中是以汉字的语义信息增大作为补偿的。

也正是由于汉语言思维的这种特点，所以汉语毫不忌讳为数众多的同音词带来的词的语言形态信息含量的锐减，而这一点正是汉字拼音化的极大障碍。汉语语音系统的发展趋势是简化。普通话只有21个声母，39个韵母，4个声调，依声韵配合规律拼成四百多个音节，配以四声总共不超过1 300个音节。如此有限的音节形式要表达世界上最丰富、最发达的汉语的词汇，势必造成大量同音词。据对45 200条汉语词目统计，即使有声调的辨义作用，同音词仍占11.6%。在双音词中，同音词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

以主写《中国科技史》而享誉世界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指出：“汉字有很多同音词，用拼音拼出来的英文字母根本无法表达其意思，而从汉字一看便知。”“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成功地用汉语拼音写成。”他自己总无法搞清楚拉丁化中文真正要表达的意思，但是一看中文，马上就懂了^[19]。这确实看到了汉字的象形表意性适应汉语表达和理解的特点。在汉字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汉字要同汉语相适应的要求曾推动汉字从象形、指事到会意、形声的发展。在形声字大量涌现后，这一互相适应的要求已基本得到缓解和满足。以后汉字发展的要求只是为更简便而由繁到简的形体变化。文字学家唐兰曾说：“中国文字有五六千年的历史，而且现在还活着，还在使用着。这是文字史上没有的。是什么力量能使它有这么长的寿命呢?如果它不能适应中国语言的特点，不能适应每一个时代的需要，它能活到现在吗?”^[20]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文字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克服语言音响的时空限制。文字的根本性质就在于这是一种视觉形式，以图像作用于视觉神经，产生条件反射来实现和字义的统一。因此，文字可以“形入心通”。图像性越强的文字，突破时空局限的功能就越大，它与思维的联系也就越紧密。现代心理学的实验已证明，认读拼音文字要通过语音的分析才能了解意义，认读方块汉字却可以直接从图像获取意义，而较少牵动语音的纽带。国外心理学的试验也证明，儿童阅读英文字母拼写的词的时候，大都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拼出来的。这对有失读症的儿童是很困难的。改用汉字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汉字不怎么依赖语音，可以由字形直接达到意义。脑生理的研究也表明，汉字的图像信号主要是由接受整体印象的右大脑管的，而拼音文字信号由于吸收时有时间先后的线性距离，需要加以分析，所以是由较有分析力的左大脑管的。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汉字采用形态语言的拼音文字制度，那么汉字认读的短时间记忆负担将成倍加大，远不如从方块汉字直接获取信息的速度快。当然，当方块汉字组成双音词时，也有线性距离的问题，也需要分析。但这种分析的信息单元是有限的。一个双音词只有两个单元，而拼音文字的一个词一般总要五六个单元以上。

汉字改革的前辈黎锦熙经过实验也认为，纯拼音文字的阅读速度只有方块汉字的三分之一。究其原因，就是汉字的信息主要不是靠音来传达，而是靠形来传达的。所谓汉字达意必须经过语音的纽带云云，是照搬西方形态语言的文字形音义关系理论。在汉字的书面语言中，语音信息再充分也过不了同音词这一关，更不必说顾全上下文的逻辑语义关系。我们只要想一下为什么汉字中形声字如此众多，难道不是方块汉字为解决同音词问题而以形旁作为区别字义的符号手段，以形达意，努力适应重语义、轻形态的汉语吗?我们再想一下，阅读汉字书面语的速度远比汉语拼音要快，难道不是说明汉字以形达意比汉语拼音以音达意信息传递效率更高吗?汉字的视觉分辨率高，字与字的视差性直观。如“绘画”和“会话”，形体的视觉分辨率是百分之八十以上，写成拼音，则都是huihua，视觉分辨率是零。从信息论的观点来看，汉字的字形信息是二维的。它的视觉分辨率高，示差性强，信息量和冗余度大。每个方块汉字正落在圆形视网膜上，容易形成条件反射。这就有效地简化了阅读译码的过程。信息密度大，且无形态变化，容易形成条件反射，阅读效率自然就高。而汉字的主要功能正是供阅读的。

综上所述，汉字的文化定义不应是西方语言学的经典定义，即“文字是有声语言的书面表达形式”;“文字是有声语言的辅助交际工具”;“它同思维的联系是通过语言的间接联系，即思维—语言—文字”^[21]。汉字的文化定义应该这样表述：

汉字是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