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文化功能与文化形态

2　汉字的文化功能与文化形态

一、文字与文明

人类的文字体系，无论是表音文字，还是表意文字，都是人类文明的有力杠杆。

《英国大百科全书》(1964年版)在“文明和文化”条中指出，文字是人类文明的最伟大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语言文字，文明甚至不会出现，而且肯定永远不会达到它的高级形式。文字是创造奇迹的行为，它创造了许多脱离了文字就不能存在的东西。正如18世纪一位牧师所谈到的：“文字有一些神秘莫测的力量。这使它们产生了一种超出我们通常所能解释的力量。”欢乐和无穷的悲哀随着文字而来。文明中主要的感情成分——人类生活中非常尖锐和独特的成分，就是主要由文字组成的。它们可以建立敏感的、激动的新境界。文字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们记忆力的清晰度，同时还制约了我们的想象力。如果没有文字，则想象不可能广泛存在。用这些文字创造的词汇使我们能详尽表达和发挥我们的希望、害怕、顾忌、沾沾自喜、嫉妒、悔恨和报复等心境，这远远超过了在旁观者看来是合理的程度。我们用文字可以回顾过去还可以展望未来。用文字建造的宫殿能比任何用手建造的宫殿更加富丽堂皇，用文字建造的地牢能比任何用手建造的地牢更加阴森恐怖。

《英国大百科全书》对文字的这些礼赞，道出了文字在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在这种巨大作用中，我们尤为关注的是表意文字的文化功能，尤其是赖以实现其功能的表意文字的文化形态。因为这种文字能以形达意，与思维直接联系，直接反映思维的内部语言代码，而无须通过语音的音隔带。

任何一种表意文字，作为一种文化样式，其结构形态都有一个形成的过程。中国古代的学者们曾经将这一过程附会于一个美丽的神话。《淮南子·精神篇》作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描述：

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据高诱的解释，“仓颉始视鸟迹之文造书契，则诈伪萌生。诈伪萌生则弃本趋末，弃耕作之业而务锥刀之利。天知其将饿，故为雨粟。鬼恐为书文所劾，故夜哭也。”对仓颉这样一位传说中的汉字之父，《春秋元命苞》的记载更为具体：“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龙颜侈哆，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

在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中，汉民族寄托了对汉字文化功能的礼赞和所感受到的心灵震慑。文字使人类文明发展到一个崭新的水平，犹如在人类的双目之上又增加了一对眼睛，可以鉴往知来，观照四方，并修养睿德，使鬼魅无所遁身。从先秦老庄的哲学来看，“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语言往往成为人类传递虚假信息的工具。这是一种文明的代价。尤其在文字产生以后，更容易在文明进化中伴随“诈伪萌生”。然而文字毕竟是人类发展的巨大动力。“天”都会为之“雨粟”，因为文字使人类的经验得以积累传承，促进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惊天地，泣鬼神。

仓颉造字的传说一方面体现了汉民族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无限崇敬，从而使汉字的创造人格化，另一方面又揭示了汉字文化形态的形成过程。所谓“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实际上是一个观物取象的过程。汉代的文字学家许慎认为，在仓颉造字之前，古人已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开始了象征符号的创造。到了黄帝的时代，“仓颉见鸟兽蹄箌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其方式是“依类象形，故为之文”(《说文解字叙》)。汉字的产生，正是汉民族对自己所理解的世界样式的符号化勾勒。

《说文解字》

正由于作为一个独立的表意系统，汉字的结构体现出汉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因而汉字具有独特的文化解读功能。

汉字是一种以象形表意为基本特征的文字。虽说一般的文字系统都经过象形的阶段，但象形文字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和语义密码只有在汉字中基本保留了下来，从而为汉民族文化心理的阐释提供了系统的依据。中国古代的小学就是以汉字的形式和意义的分析为中心，对经典进行文化阐释的。而小学的汉字系统，就是一个文化的符号世界。中国古代的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出现于东汉时代。这部集大成的字典正是西汉文化复兴的产物。当时字学的兴盛说明语文教育的普及，经学的兴盛说明继承和发展原始儒学传统的重要。以字说经，以经解字，把小学作为通经的津梁，正是《说文解字》背负的文化使命^[22]。金克木曾指出，《说文解字》的出现“也是为通讯，但不是只为了当时通讯(读律，正确解释法律条文)，而主要是为了古今通讯，即许慎自己说的‘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这就是继承传统，是那时代的人认为最重要的事。同时，西汉的儒生和方士糅合，《经》、《纬》并兴，思想由复杂而趋向于系统化(这反映当时的民族和国家对文化的要求)。东汉的许慎继承了这个传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所以《说文解字》又不仅是一个文字代码本，而且是一个文化符号系统的代码本，是一个汉代符号世界图谱。……它使我们得知当时系统化的文化思想”^[23]。金克木说：

《说文解字》的符号世界是汉朝人在公元前后一段时期的宇宙观(世界秩序)，这是一个封闭系统。始“一”终“亥”，是“立一为端。……以究万原。毕终于亥，知化穷冥”。从“一”(元、天)、“上”(下)、“示”(神)、“三”(“天、地、人”、王)开始，到“二”、“土”等而归结到数(从“四”到“九”)、“兽”、干(甲……癸)、支(子……亥)。十干分指东、南、中、西、北，又指四季;十二支分指十二个月。最后说是“亥而生子，复从一起。”这个分部排列次序传达了汉朝人认识世界和人类社会自身的完整的宇宙观体系，将整个宇宙排列成一个封闭的有秩序的自我循环的结构。这个符号系统是一个符号世界，反映一个现实世界，更是表现出一个“文化”世界，也显示了汉代人对自己创造的符号(文字)的态度，即符号学的所谓“认识论”(用哲学术语而含义不同)。……古时人总是认为文字符号全体即代表宇宙事物全体(以语言文字表现对宇宙的认识)，符号秩序和宇宙秩序有密切关系(符号是万物的象征)。^[24]

不仅是符号秩序，即使是汉字符号本身，其字形的分析诠释也可以用来表达深湛的思想。例如《易》曰：“兑者，说(悦)也”;《论语》曰：“政者，正也”;《礼记》曰：“仁者，人也”;《左传》曰：“止戈为武”;《韩非子》曰：“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所以，姜亮夫在《古文字学》一书中指出：

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人(更确切一点说，是人的身体全部)出发的。一切物质的存在，是从人的眼所见、耳所闻、手所触、鼻所嗅、舌所尝出的(而尤以“见”为重要)。故表声以，以箫管(即)，表闻以耳(听、闻、聪等);表高为上视，表低为下视，画一个物也以人所感受的大小轻重为判。牛羊虎以头，人所易知也;龙凤最祥，人所崇敬也。总之，它是从人看事物，从人的官能看事物。^[25]

我们可以说汉字的解析从一开始就具有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意义，而不仅仅是纯语言学的意义。

文字与文明的关系，是人类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对汉字文化内涵进行研究，是对汉字字形、字义、字音、字能的综合研究。它包含着当代汉字学对汉字性质的反思，也包含着当代汉字研究对书面语言特质的反思。从根本上说，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是人类语言的两个不同的本源。声音符号和视觉符号因其各自不同的功能而共同承担人类交际、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作用。文字因其图像性而具备的突破时空局限的能力，是口语无法替代的。即使是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他们也必定有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图形符号。正如陈望道所说：

假若追溯源头，文字实与语言相并，别出一源，决非文字本来就是语言底记号。人们知道用声音表达思想，也就知道用形象表思想。知道从口嘴到耳朵的传达法，一面就又知道从手指到眼睛的传达法。^[26]

事实上，无论从心理学还是生理学的角度看，人类最初的视觉符号比听觉符号更接近所要表达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文字才成为人类文明的伟大杠杆。

二、汉字的历史文化认识价值

中国的历史文化，有数千年的渊源。用汉字记载的浩瀚的典籍，为我们记录和传承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然而，中国现存最早的典籍，至多也只可达到晚周至春秋战国之际。在那个时期之前的中国历史文化，我们唯有通过古汉字去了解。因为汉字发展的历史比中国古文献的历史长得多。公元前十多个世纪的殷商时代使用的汉字即甲骨文字，已经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这说明在甲骨文之前，汉字已经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时期。这个历史时期的起点，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的中期，距离夏朝的建立尚有数百年^[27]。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字是一座恢弘的历史博物馆。它不仅是历史文献记载的工具，而且它本身为我们提供了大大早于历史文献的远古历史文化信息。更重要的是，历史文献的记载总是有意无意地遮蔽历史文化真相。首先，它往往是一种个人或利益集团的行为，它浸透了执笔者对历史的见解，体现的是个人或利益集团的“话语霸权”。其次，它只涉及历史文化的某个方面，我们难以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对当时代的社会文化有全景式的了解。然而汉字在这两方面却凸显其优势：一方面，汉字的象形象声象意之构造是社会大众约定俗成的结果，它真实而又客观地反映当时代全社会的认知水平和认识成果;另一方面，汉字作为汉民族思维和交际的书面语言符号系统，它包罗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映射社会文化的每一个细节，展示社会文化的多维层面。当然，汉字这种独到的社会文化认识价值，并不是一览无余地展现在字的画面上的。它需要经过专门的“说文解字”工作去发掘和发现。它的一个个画面，也需要经过专门的“内引外联”，才能系联成社会文化的大观园。

甲骨文

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使汉字成为中国历史的真实而又丰繁的镜象。几乎每一个古汉字都可以从字形、字音、字义、字能解读一部分文化史。

拿甲骨文来说，它虽然只是上古时期的占卜之辞，但从占卜这一个窗口，大至祭祀、征伐，小至牙痛、耳鸣，都可以观察到：

论天文，卜辞中有最早的日食记载;

论农事，卜辞中有各种农作物资料;

论田猎，卜辞中有当时中原地区种种野生动物的形象;

论社会史，卜辞中有殷商时复杂的身份性称谓。

从甲骨文到钟鼎文，社会前进了数百年，汉字也作了全面的映射：

与衣有关的字，甲骨文只有一个衣字，金文中已有“衣”、“裹”、“裔”、“襄”、“亵”、“裕”、“卒”等12个字(据《金文编》，下同);

与食有关的字，甲骨文只有一个食字，金文中已有“食”、“饴”、“养”、“馑”、“飨”等10个字。

与住有关的宀部字，甲骨文只有“家”、“宅”、“室”、“宣”、“安”、“宝”、“宿”、“寝”、“客”、“寓”、“宗”等12个字，金文中已有“宏”、“定”、“宴”、“富”、“实”、“宦”、“宰”、“守”、“宠”、“宥”、“宜”、“宵”、“寡”、“寒”、“害”、“宕”、“宋”、“宗”等36个字。

与住有关的广部字，甲骨文只有一个庞字，金文中已有“庐”、“府”、“库”、“厩”、“广”、“庶”、“庙”等13个字。

从金文到小篆，社会又有了飞速发展。《说文解字》中衣部之字已达116个，食部之字已达62个，宀部之字已达70个，广部之字已达49个。

汉字的孳乳是社会生活发展的极其真实而宝贵的记录。至于汉字记载的史实内容就更不用说其历史价值了。金文中所载的祭典、训诰、征伐功勋、宠锡策令、授土授民、盟誓约信，乃至执驹之礼、兵权之重、赏赐之多、公田之大……构成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面，成为研究西周文化和社会制度的珍贵资料。值得重视的是汉字的阐释往往能和汉字记载的历史文献相互佐证。

例如，我国在殷代进入农业社会，在这之前还出现过哪些生产方式呢?我们从甲骨文的“田”字既表示田猎，又表示田耕，可以了解到在农耕的生产方式前，一定还存在田猎的生产方式。这一信息从上古表示田猎的汉字“獲”和表示田耕的汉字“”同音，也可以得到证实。再从历史文献来看，在甲骨文记录的卜辞中，有关田猎的条目有197条，其中186条是田猎，11条是渔猎。《易经》中有关渔猎的文句最多。而讲到猎人时，则总说“王用之驱”;讲到猎具时，则是“良马逐”，讲到猎获物时，不外“狐”、“鹿”、“雉”、“鱼”、“隼”之类小动物，可知渔猎在当时已经娱乐化，畜牧久已发明。由此也可证实商代是从渔猎时代进入畜牧时代，并已出现了农业^[28]。

张世禄对古汉字结构中传达的我国上古时代渔猎生产的消息曾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我国西北地区群山连绵，适合猎牧生产，所以北方的民族都有尚武的精神。从汉字来看，我国古代西部民族统称“西戎”，“戎”这个字，部首从十，从戈，十就是甲的意思。狄也是西部的一个民族，从“狄”字可以看出，这个民族的人身旁携一犬。貊是古代我国东北部的一个民族，从“貊”这个字看，这个民族的人身穿毛裘，形状如猛兽，所以“貊”字部首从豸。张世禄从这些文字得出结论：“今以社会进化之程序推之，吾知吾先祖必为狩猎之野人也。”^[29]自西北高原山地向东，我国的地势逐渐趋于平缓。东部平原上适合农业生产，于是在汉字上“东”字就有“农郊”的意思，“盖自西徂东而为农也”。再看“餐”字，其字形是表示所食兽骨的残留形状。这是由于“山谷之民好杀”。《淮南子》中也有记载：“西方有形残之尸。”再看“卤”字，其本义是“西方盐地”，我国西北山地正是多盐地区。以上这些古汉字都传达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信息：我国汉民族由西北地区向东迁移，随着地理状况的变化，使得原来的狩猎生产变为农耕生产。至今在汉字中依然遗留着许多渔猎畜牧时代的信息，例如：

凡禽兽字义，多借以言人事。如笃，本训马行顿迟，而以为人之笃实。特，本为牛父，而以为人之奇特。群，本为羊群，而以为人群。哭，本为犬嗥，而以为人哭。此外如狱，从二犬。……它即蛇，今作他，以彼称。習，从羽，盖《礼记·月令》曰：“鹰学习也。”隶，取鸟兽之倒毛，追逐及之也。瞿为注视。雔为俦偶。乌为呼叹。羊者，祥也。求，即裘，兽皮也，而含求得之义。異，本为翼，而作异同之异。朋，鸟也，而名人之同游。能，兽也，而以名才能之能。为，猴属也，而以名作为之为。凡此者，皆一切行动作事之名，取诸禽兽也。必以猎牧民族，处大鸟大兽之世，日与为伍，故喜假之以为名。而分别智慧，又得自兽蹄鸟迹。则采之一字，所以为人禽间之纪念字也欤。或者，本人类始由鸟兽进化，犹闽蛮字之从虫，以其身图龙蛇，近于虫也。贝者，海介虫也，以之为币，故货贾等字从贝，贵贱也称人，则人物混矣。数物曰员，从贝，今作吏员之员矣。毋串一字，聚两贝而贯以一也。禮，即豐，即蠡，其时礼器盖用蛤利，犹丽之用为俪皮也。……凡此皮草贝蛤之所以如此通行者，非渔猎社会之现状而何?是以以佃以渔之风，于今犹存遗迹也。^[30]

从张世禄的论述可以看出，汉民族的祖先由渔猎生产方式进入农耕生产方式，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是东移后地理环境的改变。这一时期产生的汉字，其构形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生产面貌。汉字的历史文化认识价值于此可见一斑。

三、汉字的“观物取象”及其结构化

汉字的产生，是一个“观物取象”的结构化过程。这一过程，可以从汉藏语系中其他图画文字的形态看出清晰的轮廓。

例如在远古时期，我国西北河湟地带居住的羌人向南迁徙至岷江上游，又向西迁至金沙江上游东南地带，在那里形成了纳西民族。纳西民族书写他们的经书所用的文字——东巴文字，也是一种表意文字。董作宾在《么些(纳西)象形文字字典序》中认为，纳西东巴文字与汉民族的古文字存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前者是文字演变过程中的童年，后者已是少年。马叙伦也认为，纳西族文字“几乎可以说是汉字的前身”^[31]。在甲骨卜辞中有大量关于“羌”的记录，说明羌族与汉族在上古时代有密切的关系。汉语和纳西语都有声调，都以单音节词根为基础，都以词序和助词表达语法意义，都属汉藏语系。我们从纳西文字的特点可以看出汉字由图画文字衍变的一些原始轨迹。

纳西文字

纳西文字的象形方式丰富多样，无论是太阳、月亮、动物、植物，都能“随体诘诎”，取象构形，尤其是它还能从一个字形的各种变易分化出一连串与之相关的字形。例如：

“人”字形稍作变易就可以表示“立”、“坐”、“伏”、“舞”、“走”、“跑”、“跳”、“左”、“右”等。

“水”字一剖为二就分别表示“北”和“南”(纳西族所居的滇藏高原，水流自北而南)。

“日”字的圆环中心缺一点表示“日无光”，边上缺一点表示“日蚀”。

“刀”字像一把匕首，略作曲折即为“刀折断”。

“树”字曲折则表示“树折”或“折断”。

“山腰”字略加删削即为“山脚”。

“水尾”字略加延长即为“水之长”。

更有趣的是方位的变化：“月”字倒置即为“夜”。“人”字侧卧即为“投宿”，“人”字平卧即为“病”。“碗”字倒置为“缺粮”^[32]。

而在汉古文字中，这种变易形体及其方位的造字方式却很少见。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认为，古汉字的形式是很自由的，正写反写很随便。在甲骨上刻卜辞，两边是对称的。右边的左行，所有的文字都左向;左边的右行，所有的文字都右向。所以除了一部分两边都完全相同，反正都是一样的文字，每个字都可以反过来写。反“人”还是“人”，反“正”还是“正”。一直到铜器时代的铭文，还有全是反写的。这种自由的字形，显然比纳西文字“不自由”的字形，有了更高的抽象程度，是文字取向符号化的表现。但我们仍可以从古汉字的形式中找到它的原始构形的遗迹。

例如甲骨文中的“目”字侧立则为“臣”字，“人”字倒置则为“逆”字。“止”字象脚形，脚趾向上表示往和前行，脚趾向下表示来和后退。金文中的“皿”字倒置则为“覆”字。

然而这些变易字形而产生的字毕竟很少。它说明古汉字已在抽象表意甚至记音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不再需要依赖丰繁的变易字形的造字手段，这种手段自然就萎缩了。但它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汉字源于图画文字的形象的依据。今天我们看到纳西文字用三三排列的九个点表示“九”，而把点改成圆圈时又表示“九对蛋”，把“肉”字画胖一些即为“肥肉”，画瘦一些即为“瘦肉”;而作品字形的三个圆圈既作“星”又作“颗粒”，我们就可以想见写实程度高对于文字交际的种种不便，由此认定古汉字已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

纳西文字不仅通过象形符号的变易来造新字，而且通过为象形符号加指示性符号的方式来造新字。例如：

在象形字“牛”(像一只牛头)旁加一个表示声气的曲线，即为“吼”字。

在象形字“人”旁加一个表示树的竖线，即为“靠”字。

在象形字“人”旁加一个表示阶梯的斜线，即为“登”字。

在象形字“人”上加一个表示所戴之物的斜线，即为“戴”字。

在象形字“人”旁加数点，即为“我们”。

在横卧的“人”字上加一曲线，表示人的声气，即为“眠”。

在象形字“水”上加曲线，即为“冷”。

在象形字“天”周围加许多曲线，表示“天摇”。

这种加符号的字虽然其符号有所抽象，但字的主体依然是图画。而古汉字中这种扩大象形符号功能的造字方式已不多见。加符号如同象形符号的变易一样，都是象形造字功能的延伸。这种延伸在文字的原始状态中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当时缺乏其他更为抽象的造字思维。而在抽象造字已经很成熟的古汉字中已几乎绝迹。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个别古汉字中看出象形加符号的造字遗迹。例如“刀”字加点成“刃”字。“旦”字日下原作山字，后来逐渐演化为一横。“上”字和“下”字从小篆字形看似乎是“人在一上为上，人在一下为下”(贾公彦《周礼》疏)，后来人形简化为短横。但这类例子毕竟不多。

至于纯粹的以抽象符号指事的字，纳西文字中以数字最为典型。从一到九，都是逐步增加钩形刻画符号。然而与汉古文字相比较，这种数字形态的抽象化又是不够的。首先，甲骨文中“五”作×型，“六”作∧型，“七”作十型。这显然比单纯直观的刻符叠加更为抽象简便了。其次，甲骨文中数字已完全独立，例如表示三头牛必然是“三”字加“牛”字。而在纳西文字中，数字尚未从具体事物中完全抽象出来，所以表示“三颗种子”仍画三个圆圈成品字状，表示“三兄弟”或“四兄弟”则分别排列三个或四个人字。

当纳西文字要表示比较抽象的概念的时候，象形符号功能的延伸已无法采用变形或加形的方法。这时纳西文字只能直接用象形字在原有具体意义之外再表示一个与之相关的抽象意义，形成一字多音多义。例如“锅”字又作“铜”解，“斧”字又作“铁”解，“火”字又作“红”解，“乳”字又作“白”解，“炭”字又作“黑”解，“花”字又作“美”解，“麦”字又作“五谷”解，“獐”字又作“兽”解，“羊”字又作“家畜”解，“太阳”又作“时日”解，“月亮”又作“月份”解，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则分别由“风”、“雨”、“花”、“雪”来表示。这种由具体物象延伸出抽象意义的“造字”，将形象符号的表意功能发挥到极致。在古汉字中，因纯粹表音的假借和形声字的出现，这种具象延伸的造字方式已急剧衰落。仅有个别字还能透露这种造字方式的原始消息。例如“自(鼻)”字又作“自己”解。

从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汉字是由图画文字发展而来的。汉字的前身经历过一个类似纳西文字这样的原始具象造字的阶段，或者说图画文字的阶段，因此在古汉字中还保留着不少图画文字的遗迹：

或是直接摹写客体，甲骨文中还有不少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如猪形、马形、虎形、猴形;

或是以图形作种种提示，例如器物铭文上的族名、人名以及对各种历史事件的纪念性图形;

或是以图形的组合见意，如金文中以手形、刀形、牛形组合而见“手持刀杀牛”的意义。

一些图形组合甚至在古汉字和纳西文字中有着相同的理据。例如甲骨文“涉”字以“人足涉水”见意，东巴文字“涉”字则以“马蹄涉水”见意;甲骨文“歹”字以“宾主对坐而食”见意，东巴文字“歹”字也是以同一理据组合图形。

当然，古汉字的图画性已大大淡化了。即以组合见意而言，古汉字已逐渐摆脱图形而以字形组合。例如“小”“大”组合为“尖”，“大”“长”组合为“套”，“追”“来”组合为“归”，“四”“方”“木”组合为“楞”。汉字的发展历史，正是图画文字的象形、象意特征逐渐退化的历史^[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