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篇分析符号学分析

6.2.3　语篇分析符号学分析

本节从符号学角度分析语篇分析这门学科。符号学曾经是哲学的一部分，目前哲学仍是符号学的基础，因此对语言学的符号学分析必须从哲学开始。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在语言学上转向并有融合趋势，这种趋势必然反映在两大符号学派（皮尔斯符号学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及两类语言学（从生物体内部角度研究语言心理活动与生理活动的一类和从生物体之间的角度研究语言社会属性的另一类）之间的交流和融合趋势。语篇分析体现了这个趋势，它属于人本主义思潮、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派和从生物体之间的角度研究语言社会属性的一类语言学，它是具有社会性和结构（系统）性的各语言学科的融合和高级发展阶段。它的发展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1）语篇结构分析阶段；（2）语篇结构与社会文化相结合的分析阶段；（3）语篇结构与意识形态相结合的分析阶段（或语篇作为社会实践的研究阶段）。从符号学角度看，语篇分析从研究语言结构与本义之间的关系，到研究语言结构与转义之间的关系，再到研究语言结构与意识形态（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这门学科的哲学和符号学根源、发展过程和发展趋势会有一个概括了解。

6.2.3.1　语篇分析简介

本文引用了杨信彰教授为《语篇分析入门：理论与方法》一书撰写的导读（以下简称“导读”）作为对语篇分析的简单介绍并从该书中找出一些例子。

导读称：哈里斯在1952年发表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一文标志着现代话语分析的开端。话语分析源远流长，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修辞学可以说是话语分析的前身，它主要研究政治、法律演说的结构，研究劝说的有效性。20世纪出现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修辞学只用在文体学和文学研究上，话语的研究则被纳入了传统修辞学、文体学和文学研究的范围。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符号学、人类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心理学、交际学、历史学、社会学的蓬勃发展，话语分析广泛吸收了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出现了一些跨学科的、系统的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另外，语域、言语行为、系统功能语法及其他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也为话语分析开辟了新天地。从分析方法看，话语分析可分为结构分析法、认知分析法、社会文化分析法、批评分析法和综合分析法五大类。结构分析法主要作结构描写，找出规则，如连贯性或叙事结构的规则。社会文化分析法把话语当作交际动作来分析，注重语言的社会功能，不但分析语句、表达形式和意义，还分析与话语有关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认知分析法注意话语的生成和理解，强调认知在思维和思维呈现中的作用。批评分析法认为话语分析不仅是观察、描写和解释，同时也是一种政治思想任务。话语依赖于思想意识和社会政治语境。话语分析者要有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立场，用话语分析来揭露或批评社会问题，透过表层意义找出有权势的人语言中隐藏的偏见和虚伪。不少话语分析采用综合分析法。话语分析的成果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文学、翻译学、计算语言学、文体学、教学大纲设计、教学法等方面的研究。

以下，笔者从哲学和符号学角度对语篇分析做一些分析。

6.2.3.2　语篇分析的哲学分析

两大哲学思潮的语言学转向和融合趋向必然体现在两大符号学派和两类语言学的交流和理论融合的趋向上。笔者认为，语篇分析的发展过程基本上体现了上述趋向，它是由许多语言学科融合而成的一门综合性语言学科或一种跨学科的分析手段，构成这门综合学科的各语言学科分别属于上述两大哲学思潮、两大符号学派和两类语言学，但它们在交流和融合的可能性、方式和程度不同。

语篇分析涉及结构主义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文体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语篇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社会语言学和批评语言学等。结构主义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文体学、社会语言学、语篇语言学、批评语言学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是自然的，因为它们同属人本主义思潮、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派和从生物体之间的角度研究语言社会属性的语言学科，它们共有的特点也是社会人文科学倾向、结构（系统）性和社会性。另一方面，语篇分析与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的结合是分属于两大哲学思潮、两大派符号学和两大类语言学之间学科的结合，因此它们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是有限的，可以说仅仅在某些方面方法上的应用，并不改变语篇分析的社会人文科学倾向、结构性和社会性的主流方向。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线性是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的两大理论支柱。索绪尔正是根据这些原则建立它的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所谓任意性指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非理据的，是社会约定的。它能说明，尽管人类有无数种语言和除语言外还有无数种符号，人类都能用它们来表达意义。这是因为，语言符号本身无意义，它只是代表意义的符号，而意义是使用一种语言的民族的文化和社会赋予的。一个符号（语言的一个单词）代表的意义，或一件事物的命名是任意的，是社会约定的。线性是空间和时间的次序，是形成万物的结构的基础。人类使用的符号不是单个符号，而是符号组合，是符号结构。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意指过程是：从语言系统中选择适当的词（纵向选择关系），按线性原则（横向组合关系）组合成代码，形成各层次语言结构，以表达世界上的一切意义。因此，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突出特点是它的社会性和结构（系统）性。结构主义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文体学、语篇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社会语言学、批评语言学都具有这些社会性和结构（系统）性。

另一方面，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都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皮尔斯符号学派和从生物体内部的角度研究语言的心理活动和生理活动的语言学，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认知性和生物个体性。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都是皮尔斯符号学的符号模式：符号代表物（representamen）、对象（object）和解释者（interpretant）中的解释项的发挥。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都认为，符号代表物并不一定代表事物的意义，要得到事物的真实意义还需要语言使用者的解释，语用学根据使用者所处的具体环境通过推理解释，而认知语言学则根据使用者的心理状态（心智、已有的知识、经验和心情等）通过体验解释。这种解释是生物个体行为，是个人认知。（郭鸿，2005）

正是因为语用学、认知语言学与上述其他语言学科具有不同特点，它们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是有限的。《话语分析入门：理论和方法》一书的“第二章 语境的作用”指出理解语境的几个基本方法有预设（reference）、会话含义（implicature）和推理（inference）。此章还探讨了情境语景、语境特征、话语的上下文和扩展语境（the expanding context）等问题。在此书的“第七章 话语理解中的连贯”中，应用了语用学中的言语行为的理论。最后一章还应用了语用学中的推理，提出了一个概念“沟通假设”（bridging assumption）。笔者认为，上面讲的语境是语言使用者个人所处的语境，不是社会文化语境；理解语境的几种方法都是个人根据自己所处具体语境进行的逻辑推理；话语理解中应用言语行为理论，说明理解话语要分析说话人个人的意图。这些分析都是在个人语境或个人意图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在研究语篇结构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语篇分析中所起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认知语言学在语篇分析中的应用也是有限的。但从认知角度分析小说中人物的思维方式（mind style）特别有效。对理解小说语篇也是有用的，说明除了小说本身的描述外，还有读者的主观因素。阅读小说的过程是小说语篇与阅读者心智间的互动过程，因此不同读者对同一小说有不同感受。总之，认知语言学对话语（语篇）的生成和理解的心理分析是有效的，但它对语篇的各层次语言及其功能和效果的分析则受到很大限制。因为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的句法不是一个自足的组成部分，它与语义、词汇密不可分，也就是说，词汇、形态和句法形成一个符号单位的连续统”（陈治安、文旭，2001），另外，认知语言学讲的是个人的认知，当然对语篇涉及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无法解释。王寅教授的文章“认知语言学与语篇分析”对认知语言学在语篇分析中的应用做了较系统的介绍。在文章的小结中，他写道：“兰盖克等认知语言学家在认知语法的理论框架中对语篇分析做了有益的尝试，这无疑是对认知语言学的一大发展。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尝试，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比如所画图形对初学者十分费解。倘若是一个较长的语篇，或者一个变化复杂的语篇，其分析图形会相当复杂。人们不禁要问，本来就很简单的语句或语篇，一看就明白的，有必要分析得这么复杂吗？同时，语篇的组织和结构千变万化，很难设想用几种图形就分析清楚。在认知语言学或认知语法理论中，要将语篇分析用简便的方法分析清楚明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王寅，2003）

但笔者认为，虽然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融入语篇分析的体系是困难的，但它们的理念，或者说它们所属的皮尔斯符号学的理论，对语篇分析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皮尔斯符号学的符号的动态性和互动性及它的生物行为主义理论（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启发）对语篇分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语言交流不是由说话人或写作者单方面向听话人或阅读者传递信息，而是说话人或写作者与听话人或阅读者之间的互动。笔者认为这种互动的理论来自皮尔斯符号学的符号模式（符号代表物、对象和解释者），符号代表物并不一定代表对象的意义，要得到真实意义（对事物的认识）还要经过符号使用者的解释，也就是经过客观事物与人的心智之间的互动。认知语言学对这个道理做了令人信服和生动的描述。

总之，语篇分析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或跨学科的分析途径，可以看作结构主义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文体学、社会语言学、批评语言学、语篇语言学等具有社会性和结构（系统）性的各学科的融合，而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等具有个体性和认知性的学科在语篇分析中只是在某些方面的应用，并没有融入语篇分析和改变它的社会性和结构性的主流和方向，但它们对它的影响既是间接的又是巨大的。尽管语篇分析包含许多学科，经历了漫长发展过程，内容十分复杂，但它的发展过程可以大体上归纳为以下具有突出特点的几个主要阶段。

1.语篇结构分析阶段

如上所述，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突出特点是它的结构（系统）性和社会性，而语篇分析从整体上讲，它的特点也是社会性和结构（系统）性，但索绪尔并没有把语言符号的结构性和社会性结合起来，并不能说明语言是什么，它如何工作，而且由于语言与变化、互动中的社会文化因素脱离，这种语言结构自然是封闭的、静止的。尽管如此，结构主义语言学还是为现代语言学奠定了基础，也为语篇分析提供了基本条件并确定了它的发展方向。

2.语篇结构与社会文化分析阶段

语篇分析要继续发展，就要解决把语言的社会性和结构（系统）性结合起来的问题。尽管许多语言学科在这方面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但笔者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起了核心作用。（详情见6.2.2系统功能语言学符号学分析）系统功能语言学使语篇分析能继续向前发展，使语言结构分析得以在社会和文化语境中进行。此外，系统功能语言学具有突出的实用性，它认为语言理论在使用中形成，同时为使用语言服务，语言是表达意义的一种资源，因此它特别重视语言理论的实用性，它的理论特别适用于语言分析，是文体学、文学批评，特别是语篇分析的基础。（郭鸿，2005）《话语分析入门：理论和方法》（笔者：这里的“话语分析”指的就是“语篇分析”）一书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语篇分析解决了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它特别推崇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它认为，语篇分析的对象是使用中的语言。因此，我们需要有一种语法作为工具，来分析说话人或作者为了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如何用语法手段来组织句子和语篇。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就是这样的工具。《话语分析入门：理论和方法》一书中许多内容出自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如“第四章 视角与话语结构的表现”应用了韩礼德的主位和述位理论。“第五章 信息结构”说明韩礼德充分发展了布拉格学派的“功能句子观”和“交际动态”等理论，探讨了已知信息（old information）、新信息（new information）、调群（tone group）、调节（tonic syllable）和音调等理论。“第六章 话语和语篇中的指称性质”探讨了属于系统功能语法范围的语篇衔接、话语的指称、表征、代词等问题。实际上，系统功能语言学是语篇分析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外，社会语言学、语篇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批评语言学等对语篇分析也做出了贡献。

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及在不同情景中使用语言的不同方式。它研究各种社会方言和地区方言。它揭示人类语言的幽默性及操某种方言的人的年龄、性别和出身社会阶层等问题。因此它是语言的社会功能编码。（Explore Linguistics：sociolinguistics.htm）

语篇语言学也对语篇分析做出了贡献。随着微观语言学逐渐转向宏观语言学，从20世纪80年代起，语篇分析成为语言学关注的重要领域。宏观结构、连贯、衔接、句法和语法结构及文体、词汇特征等在此学科中以不同体裁文章（如新闻报道、神话、操作指南等）来加以说明。此外，文章分类、跨文化差异及文章体裁演变的研究也包括在内。（Text Linguistics：text linguistics.htm）

批评语言学最初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其代表人物有福勒，克雷斯，Hodge等。他们将语篇分析方法与关于政治和意识形态过程中语言功能的社会理论结合起来，并且吸取了韩礼德（1978，1985）的系统功能语法。其特点是在社会环境中研究语言，其理论基础是功能分析，即把语言看作交际手段。（项蕴华，2004）

“批评语言学将语篇作为社会过程的实现来解读，将语篇看作与语境相联系的情况下行使意识形态和政治功能。这正是语篇分析中语篇的定义，但批评语言学对语篇的生产和解释强调太少，而轻易认定语篇特征与社会意义之间的透明关系，忽略语篇是社会斗争领域，忽略语篇变化与社会文化变迁的更广泛过程之间的联系。（Fairclough：1992，摘自Terry Threadgold：Cultural Studies，Critical Theory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Histories，Remembering and Futures）

从以上对批评语言学的介绍看来，我们是否可以把它看作从语篇结构与社会文化相结合的分析，向语篇结构与意识形态相结合的分析的过渡，或者称它为批评语篇分析的初级阶段，也就是说，它作为批评语篇分析还有一些缺陷。

3.语篇结构与意识形态分析阶段

（1）批评语篇分析是什么？

批评语篇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由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发展而来的一种用于语篇分析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其代表人物有费尔克拉夫，福尔斯，克雷斯，van Dijk，van Leeuven，Wodak等人。（项蕴华，2004）

费尔克拉夫对批评语篇分析做出了突出贡献。他说，语言建构社会关系，所以他试图将语篇分析与社会和政治理论相结合，将语篇分析与社会分析相结合。（项蕴华，2004）他说（1992）理想的语篇分析应该是跨学科意义上进行的，不仅涉及语篇的生成、传播和接受，还涉及生成语篇和解释语篇的社会认知过程，涉及各种机构中的社会实践，涉及社会实践与权力关系之间的联系，涉及社会层面上的霸权关系。（李素玲，2004）

（2）批评语篇分析如何从语篇与社会文化相结合的分析手段，发展成为语篇与意识形态相结合的分析手段？

如上所述，系统功能语言学成功地将语言的社会性与结构（系统）性结合起来了，从而说明了语言是什么和它是如何工作的，并解决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结构的封闭性和静止性问题。此外，系统功能语言学有突出的社会性和实用性，它认为语言是社会符号，语言理论是在使用中形成的，同时为使用语言服务，因此它特别适用于语篇分析。简单地讲，批评语篇分析是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加上一些社会分析理论构成的。这些社会分析理论主要指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Terry Threadgold），而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欧洲大陆哲学和人本主义思潮。

为批评语篇分析做出过贡献的Terry Threadgold说：“福柯把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与一些社会理论结合起来，开创了批评语篇分析。语篇分析看起来很像我们熟悉的语言理论^[2]与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的标准总结（而且是很好的总结）。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重要性是将语篇分析置于一种灵活的语言学分析中，并使人们认识到将语篇分析与基本社会和文化理论结合起来的重要性。”

对批评语篇分析有直接和重大影响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包括福柯、巴赫金、克里斯蒂娃、巴尔特等人的理论（同上）。现分别介绍如下：

后结构主义者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是法国社会哲学家。他的权力理论对西方社会曾影响一时。许多人称他为“权力思想家”。他认为近代西方社会的监狱和监禁制度是资产阶级自由制度的产物。他指出，封建社会以杀戮与肉刑为主要惩罚手段，这主要是对付少数罪犯。资本主义社会改以监狱与监禁为主要手段，就能很有成效地对付广大人民群众。……他认为，权力关系并不完全集中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或人民与国家之间，而是普遍地、网络式地存在于基层领域。……他认为，权力不仅是压制性的，而且是生产性的。权力产生知识。这就是他的“权力—知识论”。……他断言，一切人文科学都是权力产生的，它压制并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一切自然科学也是权力产生的，它也起着统治人民的权力的作用……他写道：“权力是一种创造，它创造现实，创造对象领域并创造真理仪式。”（夏基松，1999：633—635）

前苏联学者巴赫金（1895—1975）对批评语篇分析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主要在语言的意识形态性质和“对话”学说上。他曾说，方言中有价值观点、政治观点和各种经验的痕迹和隐含意义；因此方言间的冲突实际上就是这些方面的冲突。说话人的观点、看法和经验是语言性质的一部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语言有个人和社会背景，不是抽象系统。他还说，文学的一种功能是迫使人们可以拥有各种不同的个人语言和他们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在“对话”方面，其主要观点是：语言主要产生于对话之中，形成于社会互动过程中，从而导致不同社会阶层间的相互作用。人们就在巴赫金所说的对话中发现许多不同声音。从广义上，可以把全人类活动和全人类话语看作一个差别的复合体。这种对话化的语言，或对话言语，不仅是许多不同声音，是“多义”（heteroglossia），而且是彼此听对方声音的一种行动、一种“对话化多义现象”。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个符号学概念是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影响下提出的，她也是这个理论的热情宣传者。她指出，文本有两条轴线：一条是连接文本作者和读者的水平轴线，另一条是连接一个文本和其他文本的纵向轴线。连接这两条轴线的是共同的代码：每一个文本和它的阅读依靠前面的代码。克里斯蒂娃声称，每个文本从开始就在别的话语的管辖下，这些话语把整个宇宙强加于它。她认为，与其把我们的注意力限定在文本上，不如研究这个文本的“结构化”（结构如何形成）。这就涉及将一个文本置于以前的或共时的文本的整体之中。（Daniel Chandler，Intertextuality，Semiotics for Beginners）

笔者认为，“互文性”实质上是一种“对话”。“对话”和“互文性”理论对语篇的生成、解释做了很好的说明，这种理论的应用对批评语言学向批评语篇分析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如上所述，虽然韩礼德把语篇与社会文化语境联系起来了，但他联系的语境是单一的语境，语境产生的意义也是单一的。而批评语篇分析涉及的语境是一个复杂的语境，语境产生的意义也是复杂的。因此，在语篇分析中，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意义”理论就必须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克利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所代替。

Terry Threadgold说，“费尔克拉夫选择了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来研究文本的质地（texture）、结构和组织，但没有采用韩礼德原来的社会符号学理论，而是采用了互文性分析作为联系文本与语境的重要方式。他采取了超越句子（韩礼德和哈桑的）的和会话分析的结构分析方法。”

巴赫金（1986）认为“语篇”一词不仅始终携带着过去的历史，而且充实它的各类体裁和各种语言片段使其始终处于对话关系中，因此存在着重新语境化与重新意指（recontextualisation and resignification）的潜在可能性。

笔者认为，巴赫金和克里斯蒂娃的“对话”和“互文性”理论，使语篇分析有多重“对话”和多重“互文性”，使语篇有多重语境和多重意义，正是巴赫金指出的语篇“存在着重新语境化与重新意指的潜在可能”。

6.2.3.3　语篇分析的符号学分析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符号的应用进入语篇后，就自然进入意识形态领域，因为语篇表达一个完整的意义，而任何完整意义都有一定的社会语境，都涉及使用语言的人，而人都出生和生长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中，他的言语行为都体现一定的阶级意识，都属于一定的意识形态。

这个问题要从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说起。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哥本哈根符号学派创始人叶尔姆斯列夫把能指和所指扩大为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expression plane and content plane）。在这个基础上，巴尔特提出本义和转义（denotation and connotation）的理论。本义是语言结构本身产生的意义，而转义是语言结构以外的社会文化环境产生的意义。巴尔特把本义和转义的理论应用于符号语篇分析。他的分析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初级阶段（primary order），属于自然领域（natural domain）。在这个阶段中，符号处于表面状态，它产生本义（denotation）。第二阶段（secondary order）属于文化领域（cultural domain）。在第二阶段中，能指以表达层面出现，所指以内容层面出现，所指是转义（connotation），转义进一步产生神话（myth）。神话指一个故事或一种话语，神话是形式，意识形态是内容（见图1）。

图1　神话和意识形态的产生

初级阶段符号具有直接、明确和自然的意义。换言之，具有属于客观意义层面的本义。

第二阶段符号属于主观意义层面。初级阶段符号的两个项目能指（表达）和所指（内容1）合并成第二阶段符号的新能指（表达2）。这个能指根据符号接收者或他所处的文化背景确定它的所指，能指（表达2）成为一则神话，所指（内容2）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第二阶段符号的表达层面（表达2）和内容层面（内容2）还可以构成第三阶段符号的内容层面（内容3），它的表达层面（表达3）就构成了元语言。元语言与转义处于对称地位（如图2所示）。

图2　元语言的产生

神话使自己自然化，让神话读者当作自然的故事来接受。自然化就是使神话所说的东西都像是纯洁的、无辜的、永远合法的。使神话中的一切事情自然化和合法化的力量从何而来？从霸权中来。霸权一词指权力集团为了保持现状而无须诉诸威胁和暴力的能力。为了保持现状，权力集团以文化形式（神话、意象等）操纵被统治者的意识，达到使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之间的关系自然化的目的。因此，神话是一个专制的符号系统。有权阶层和无权阶层，在控制神话上，处于不平等地位。有权阶层用神话来愚弄群众。巴尔特（1972）提出了一个推翻神话的方法：创造人工神话来反神话，与原来的神话作斗争。这样，整个神话系统中就有一双对立的神话和反神话（见图3）。

图3　神话与反神话的产生

（以上分析请参看Caged in Our Own Signs：A Book About Semiotics）

笔者认为，批评语篇分析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是转义（社会文化语境产生的意义，也就是意识形态），特别是神话（以权力为背景的虚构意义或统治集团操纵的意识形态）和反神话（以批评的武器揭穿神话）。

6.2.3.4　结论

费尔克拉夫在他的互联网网页上介绍他从事的语篇分析研究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起，他的研究工作集中在批评语篇分析上，包括语言在权力与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以及社会变革中语言扮演的角色。他的主要兴趣在于研究语言（语篇）是当今称之为“全球化”的社会变革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语篇分析的理论基础是：语篇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它与其他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且可能对这些部分起建设性和转变性作用。其研究的实践经验是：在许多方面，语篇已成为当今世界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和有力的基本组成部分。总的来讲，当今社会变革似乎是由语篇变化启动和推动的。因此，语篇分析，包括语言分析，对社会变革和“全球化”的研究工作的贡献比一般人认识到的更大。（http://www.ling.lancs.ac.uk/staff/norman/norman.htm）

从以上这段话可以看出，福柯把语篇分析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他认为“语篇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基本组成部分，它与其他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且可能对这些部分起建设性和转变性作用”，“当今社会变革似乎是由语篇变化启动和推动的”。这样就把语篇分析提高到社会实践的高度，而且是重要的社会实践，因为在任何社会实践中都要运用语言。最突出的例子是外交语言，外交活动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运用语言，用语言建立、终止和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用语言来谈判和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用语言来宣战，等等。外交语言与外交活动完全同步，它具有与外交活动相同的一切特点。（郭鸿，1999：54—103）。当今的社会变革由语言启动和推动也不乏实例。我国的“五四运动”是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同时也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我们都记得“五四运动”就是以白话文运动启动和推动的。1942年党的延安整风这个政治运动就是从“反对党八股”的语言活动开始的。

研究语篇分析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我国与世界各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语篇分析中的“意识形态意识”非常重要，它能使我们在交往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失去政治方向。此外，当我们认识到语篇分析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时，就会潜心研究各个领域和各项工作中使用的语篇，掌握它的性质、特点，并注意它产生的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