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言学角度的研究

一、历史语言学角度的研究

从历时的角度探求儿化的来历,李思敬《汉语“儿”[]音史研究》可说是问世最早的成果。在此之前,李思敬(1981)曾对两部音韵学著作中所记载的儿化音进行了考察,提出:应该肯定并重视作为口语音的儿化在音韵学史上的出现;儿化音的研究不仅是现代汉语的问题,也是语音史应该研究的问题。在这本专著中,作者对大量史料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并由此得出了若干结论。另外,李思敬对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儿化音提出了四点看法:　1.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儿系列字是复韵母[əʅ]或[aʅ],通常用的[],只能看作这两个复韵母的代号,它并不是单元音韵母;　2.普通话“儿化音”音变的奥秘在于词根语素韵母与“儿”音的韵母分别结成“拼合”或“化合”关系,并不是笼统地加一个卷舌作用;　3.普通话的“儿化音”从其历史演变看是由简变繁,而不是由繁变简; 4.提出了普通话“儿化音”的形态音位。在此基础上,李思敬另文提出儿化音的发展规律及总体趋势:两种类型的消长,繁化而非简化(李思敬1988);借助语音实验手段,力图证实普通话儿化音存在“拼合型”、“化合型”两种构音方式,所有的儿化词都可纳入其中(李思敬1990);利用古代典籍的异文探求“儿”字形背后隐藏的语音变异,以达到溯源的目的(李思敬2000)。

王理嘉、王海丹(1991)针对李思敬的观点提出,首先,从音位学角度而论,儿系列字中自成音节的卷舌韵母只有一个[ər],而且通常都把它看作单韵母;其次,从语音实验的结果看,拼合和化合只是儿化韵的发音方式,它“并不因音而异,而是因人而异的”,因此,不能据此对儿化进行分类,也不能将此作为推导儿化韵的演变规律的依据;第三,从对事实的调查结果来看,儿化韵演变是“从合到分”,是缺乏根据的;第四,儿化韵向来是作为一个语音单位看待的,最好从音位学角度,而不是从形态学角度来研究,而从音位学角度看,李文认为新派儿化韵一共有七个,并进而归并为五个音位,令人难以接受。

邢公畹(1995)在转述王力对李书的五点评价,并认为此五点“揭示了本书最显著的创始性优点”之后,进一步指出李书的另外两处重大价值:第一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上的应用价值,“第二是在汉语音韵史研究上的重大理论价值,即揭示了汉语音韵系统发展史上音位系统的变化都是内部关系的变化,没有任何外部原因。”

侯兰笙(1988)从考察明末记叙北京地区名胜古迹、岁时习俗的《帝京景物论》里的“儿”后缀入手,提出,“儿词尾使用的高频率是儿化韵存在的必要条件”,在文言散文书面语中出现一定量的儿化词,说明明代末年北京话就存在大量的儿化韵,可见清代北京话里的儿化不是满清入关带来的,“是从明末北京话传下来的”。侯文指出的规律与我们今天所做的调查结论相吻合:当今书面语中儿化词的集中出现,往往是这些儿化词在口语使用中高频率的反映。

同样是探究儿化音的发生、演变,另一种观点是:“儿化音的发生,既有汉语的来源,又有外来的影响”,“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语言与汉语的互相影响,也是产生儿化的原因。”(季永海1999)季文首先以元杂剧及元代其他著作为材料,证明元代已有儿化音,反驳了“明代说”,指出儿化音发生在宋代;然后,利用金元明的有关材料及音译外来词,特别归纳了对外来语音节末辅音[r][l]的处理方式,得出“北方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影响和汉族与阿尔泰民族接触、杂居、融合,是发生[u]与儿化的重要来源之一”的结论。持类似看法的还有李立成(1994),首先他认为“儿尾”和“儿化”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现象,应该区别对待:“‘儿尾’构词是汉语内部的结构规律,但是‘儿化’却是在外来因素的影响下产生的”。因此,他明确提出,是“长期生活在北方并多次统治北方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把他们语言中的卷舌韵尾带给了汉语,‘儿尾’在这种卷舌韵尾的影响下逐渐发生了变化,‘儿’失去了独立的语音地位而变成为一个卷舌动作,‘儿化’现象就产生了。”先是蒙语的影响,“满族人入关以后,满语的卷舌韵尾为汉语儿化韵的发展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赵杰(1995)则在其论著《北京话的满语低层和“轻音”“儿化”探源》中将这一观点推到了极端:“儿化是满族人的用语”,“儿尾词多出自满语的边颤辅音[l]和[r]”,“满语轻音词中舌尖后部位的辅音大多变成儿音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