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言学角度的研究

七、社会语言学角度的研究

早在1981年,胡明扬就在北京“就各种社会因素对北京话的某些语言现象的影响”做过调查,“儿化”是其中的一个项目。此次调查人数达500人次,分别对年龄、家庭环境等因素进行了分析。调查结果表明,“‘儿化’程度的高低和年龄不完全成正比”;“家庭语言环境也不能说是影响‘儿化’的最主要的因素”。调查的预想“近年来北京话‘儿化’似乎有减少的趋势,年轻人似乎‘儿化’少了”未能得到印证。但是,这毕竟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观察角度、针对北京话言语现象做具体项目的专门调查,调查材料极为宝贵,结论似不应苛求。

1992年,胡明扬带领的“北京话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集中收录了他们三年间对北京话的调查结果。这是一次大规模社会语言学调查研究活动,范围大,角度新,成果颇丰。其中孙德金关于北京话部分儿化韵读音的调查,是首次专以儿化现象为主要对象、在社会语言学理论及方法指导之下的一次调查实践活动。针对前人对某些儿化韵的描写存在分歧意见的现况,孙文认为,要弄清这个问题,比较可靠的办法是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实地调查。孙文详细列出了调查范围、调查对象、调查方法和调查结果,并以事实说明,北京话儿化韵的总趋势“似乎不是进一步合并”,相反,“随着年龄的减小,某些原来合并在一起的儿化韵越来越多地分开了”,而原因主要来自外部,即,“标准字音(普通话)影响了北京话儿化韵的读音”。

林焘(1995)与沈炯合作,将1982～198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部分师生对北京话儿化韵语音分歧情况调查所得资料进行了整理。从调查结果看出,儿化韵的语音分歧在性别、民族、文化、年龄、居住地等方面的表现是不一致的,有的比较简单,有的因素则比较复杂,不能完全以百分比来说明问题。文章没有直接点出,但以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在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的时候,不能脱离对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的因素的分析。

《“儿”语缀的语境语义分析》(张宁1993)一文集中就“儿”语缀的本质特征——具有轻松随意的涵义做了细致分析,指出,在几种不同构成之中,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即:“无论在语法上还是在所指语义上都没有变化”,而“加‘儿’的语言单位和不加‘儿’的语言单位表现了不同的语体特征和说话人的不同的主观意向。”认为这种功能可以看作“纯语境功能”。尽管术语不尽一致,但这篇文章还是可以当作社会语言学角度的研究成果。

彭宗平(2002)选取北京地区部分地名中可儿化的通名,以问卷的形式,在一部分不同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居住地的北京人当中做了一次调查。彭文在归纳调查结果的基础上提出,通名儿化的现状表明,北京言语社区中的儿化在减少;同时,这种变异现象的背后,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探究这些变异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是社会语言学的根本任务之一。彭宗平(2003、2004)又分别对以北京为主要发行地区的4份报纸、在北京地区播放的6档新闻节目里的儿化词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从书面语语体特点和电视新闻用语的语体风格角度作了详尽的分析,指出,在使用中研究儿化词更能窥探其本质特征。北京话儿化词历经磨损,一方面表现出语义脱色,语法功能弱化,而另一方面使用上的社会意义愈显突出,这种意义主要体现在社会变异因素对儿化词使用的影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