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体变化标记特点

二、语体变化标记特点

作为处在语言急速变化中的语言项目,北京话儿化词正在以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面目出现在语言使用过程当中。

(一)语用功能特征。从共时角度观察北京话儿化词,特别是把它放在实际使用着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共同语的作用不仅使相当一部分北京话儿化词被迫退出了语言舞台,使它们没有了“用武之地”,而且借助各种媒介载体的传播,在很多领域里缩小了儿化词的使用范围。社会的需要少了,儿化词聚合体明显出现萎缩,在某些领域,儿化词几乎只剩下了一个携带某种语体信息的语音外壳。而同时,儿化词也逐步从整体上向社会意义的、语用功能的方向移动。表现为,儿化词及其变体形式利用保留在音形和词形中的语义特征,借助北京话言语社区成员的个人所拥有的儿化词及其变体的使用能力,来应对言语共同体特定社会维度上的变量值。无论在书面上还是口语里,儿化词都可作为某种语体的标记看待——书面形式的出现是以口语的出现频率为基础的,二者成正比;而口语交际中可感的语音形式,往往比词语的理性意义更快地触动交际者敏感区域,所携带的语体特征信息,使具有儿化词认知基础的交际者心领神会,别有收益。在第三章第二、三节中,语言使用中的实例将让我们认同以下观点:

使用中的磨损,造成北京话儿化词个体所携带的狭义信息逐步丧失,原有的语义脱色,北京话儿化词逐步成为表现某种特定意味的标记,使用上则逐渐向有着不同需求的语体群移动。

(二)半儿化:“新方言”特征。当代北京人话语中存在一种“半儿化”现象。根据一些有一定语言学知识的老北京人的感觉,在一些韵母后可能出现“半儿化”现象,如单念“胡同”,“同”的读音轻且短,鼻韵尾几乎没有了,听上去不是完整、饱满的“同”,有点儿像儿化后发生的鼻化,但又不完全是,就那么懒懒的,总不到位。类似的还有“桃(儿)”、“头(儿)”、“猴(儿)”、“歌(儿)”、“盒(儿)”“招(儿)”“核(儿)”等。语音上的出现条件,则以舌面后或舌根音发生半儿化的为多。

“半儿化”的种类:目前观察到的有三种:

1.一定语境条件下的“儿”音节本身。例如带“儿”胡同名的发音;

2.一定语境条件下的鼻韵尾。例如“胡同”、“窟窿”里的后一音节;

3.一定语境条件下的后元音韵尾。例如“桃”、“猴”“歌”、“屋”等。

“半儿化”的特点和功能可以归总为以下方面:

1.特点:①通常伴随轻音化现象;②并非无条件发生的,主要是韵尾条件限制,一般出现在舌面后元音韵母或鼻韵母结尾的音节上,　ao、ou、e、ong,还有er本身。

2.功能:①化解、缓和一部分儿化非儿化的矛盾对立,或曰使对立减少;②使言语风格又多出一个层次。

我们认为,汉语标准语(音)的普及对方言语音结构上的影响,是半儿化现象的主要原因。在普通话推广普及的过程中,会出现由“混合”而产生的新的发音及语音结构,通常充当方言音和共同语语音之间的一种中间形态,这在地域方言不可能一下子被共同语所代替的阶段,是一种因需而生的过渡性的调节手段。日本学者真田信治(1996)把其中与体系部分有关的、成为变化核心的混合形态称为“新方言”,认为它“在语体层次上要比原来的基础方言更高”。汉语普通话和北京话之间的混合现象及结果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半儿化”仅仅是初步的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同年龄段之间的交流需求,北京话的特殊语体功能,在民族共同语环境中生存的欲望,都使得这种混合必然是长时间存在的现象,而作为混合的结果,有可能出现某种“新方言”元素作为语义表达标记的某种补充。

从语音的物理性质角度分析,沈炯(2003)据语音实验结果指出:儿化“通过‘懒音’方式使韵母合并”,“音质变得不稳定”。一定量的变化会引起质的根本性变化,为适应某种语体层次的需要,“儿”韵卷舌程度缩小,形成并稳定在既不是儿化,又不是非儿化的质的定量上,新的语音表层形式——半儿化就可能产生。不过现在需要声学语音学的实验支持,以及一定量的听辨结果验证,这是我们准备进行的后续工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