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使用者的差异分布看变化的动因

二、从使用者的差异分布看变化的动因、过程和结果

社会语言学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要从语言的共时变异中去寻找正在进行中的语言变化,“通过对比语言共时变异的不同社会分布,去了解语言的历时变化的动因、过程和结果。”(陈松岑1999)在前面的分析归纳中,我们列举出北京话儿化词的各种共时变异,以下我们从四个方面分析其中透露出来的历时变化特点。

(一)社会动因。任何语言的历时变化总是有某些社会原因作为该变化的启动力量。即使是可以从语言内部机制找到解释的变化,也必然有促使它起变化的社会因素。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在同一个语言系统中,何以出现某个语言项目在一个时期没有太大调整,而在另一个时期却出现了巨大而迅速变化的现象。

北京话里的儿化词作为北京话的突出特征,其变化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一论点的普遍意义。探寻北京话儿化词半个世纪以来迅猛变化的社会原因,我们或许应该把目光聚集在以下几个方面:

1.北京话言语社区成员文化程度普遍提高,土音俗调的出现条件和使用舞台随之逐步缩小。“文词儿”取代地方性特征突出的儿化形式,已是趋势与定局。在第三章的分析中我们曾经谈到,北京重为国都,　50年来,作为语言文明、文雅的自我评价之一,北京话里头包括儿化词在内的土音土调土词儿,因越来越缺少适合的出现环境而出现日益减少、逐步萎缩的状况;北京人为了与外来者交流,也要尽可能避免口语里的土腔土话,语义狭窄、不易听懂的儿化词必然会逐渐消失。

2.北京地区特殊的职业要求。正规的职场环境要求工作语言规范化,都使得儿化“栖身”的随意性语体的活动范围日渐缩小,儿化日益减少。如,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工作语言的发音会自觉不自觉地向规范发音(不儿化)靠拢。正如美国著名语言学家拉波夫援引米尔斯拉波夫所说,“大百货公司的售货员通常向顾客看齐,至少要试着那样去做”,特别是“对于那些工作积极的人来说,语言比任何别的社会特征同本人的职业更密切相关。”(祝畹瑾1985)

3.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上层建筑的迅速发展,新事物、新成果的不断涌现,促使新词新语如雨后春笋,如春潮涌动。这些新生者或以崭新的面貌显现,或改造旧“瓶”以装新“酒”,而无论何种形式,采用儿化形式的很少。正如有些学者(林宝卿1992)指出的:“就目前产生新词的情况来看,儿化在区别意义上的作用并没有什么发展,很少有新词是用儿化的办法来产生的。”因缺乏细致统计目前还缺少具体数据,但通过对近几年来的新词语词典收录的词语情况的粗略翻检,可以肯定的是,新词新语基本上没有用儿化包装的。

(二)变化过渡。了解语言演变的过程,特别是在同一个言语社团中的成员,分别拥有并不一致的言语变体系统的情况下,语言的交际,特别是语言传递是如何实现的,是社会语言学十分关注的课题。拉波夫等人把这种传递的过程,叫作语言变化的过渡。对一个特定的语言项目“如何从一种状态变化为另一种状态”(陈松岑1999)的过渡过程作出全面系统描述,有利于加深我们对这个项目所在的语言的认识和了解,可以帮助我们把握语言变化的规律和趋势。

对北京话儿化词的调查分析,我们了解到其过渡变化的特征,一是通过年龄层级和文化程度的级差,不断实现着消失“扩散”:从老年人逐渐向年轻人扩散,从文化程度高的人逐渐向文化程度低的人扩散;二是具有个体的词汇内涵的儿化形式逐步退隐,“让位”给语义特征虚化并逐渐泛化了的儿化形式;三是这个过渡过程是极为开放的,言语社区中个体成员的特殊言语网络越来越张显特色;四是北京话儿化词以其独特的语义特征和形式特点,不仅充当显现语体风格的材料,又是构成语境化暗示的重要成分。

(三)双重制约。多项社会语言学研究结果表明,语言在变化过程中,来自内部结构的制约和来自外部因素的制约,要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一方面制约不变的情况下,某一变化会中途停止,或突然加快变化的速度;或是为什么同样的内部制约因素,在一种语言里起作用,而在另一种语言中却不起作用。

我们从北京话儿化词的观察分析中看到,这一语言项目的历时变化,同时受到内部和外部的条件的交叉影响和相互制约。

在内部制约因素方面,首先,新旧交替是永恒的规律,旧的形式逐步消失,新的形式不断出现,而新的形式因多种原因“丢弃”儿化包装,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其次,书面语影响越来越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口语里儿化词的保留与再现,也是儿化词日衰的重要原因;第三,自身语义特征的丢失、词汇义脱色,引起语音特征泛化,使北京话儿化词频数增加但个体数量减少。

从外部制约因素看,北京可算50年来人口结构变化最大、最快的城市之一,大量京外人口涌入北京,四方杂处,方言混杂造成语言的接触与融合,“磨损”掉不少北京话里有特色的语音形式和词语表达。深入平民的媒体和日新月异的高科技手段在不断扩大并加快传播共同语的速度,使得儿化词从使用到接收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减少成为必然;家庭北京话背景的缺失,使儿化词进一步失去了自然语言的传递基础;社会快速发展变化,要求语言表达多层次,引起语体风格多样化和言语表达的随意化,儿化词的隐现愈加不稳定。

(四)变化嵌入。“嵌入”,指语言的变化往往不是孤立发生并进行的,而是经常出现在范围更大的社会活动或运动之中。有了这种大语境的“夹带”,不仅演变的过程会有不同特色,其结果也会出现不同的“面貌”。当然,这种影响和作用是双向的,变化的语言也常常会充当特定社会变革的武器和工具。

纵观北京话儿化词的演变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三次较大的“嵌入”。

嵌入“推普”浪潮。上个世纪50年代末大规模开展“推普”工作以来,包括北京话在内的各地方言迅速向普通话靠拢。具体说来,各路方言并不是直接向普通话靠拢的,“而是向书面语靠拢,然后再从书面语进入口语。”“北京话也主要不是通过口头交际的途径向普通话靠拢的。而是向书面语和电台、电视台的广播靠拢。”(胡明扬1987)而书面语对口语词语语音特色的“忽略”、传媒语言对多样化风格的倡导,都间接影响到北京话儿化词的消失与退隐。

嵌入“强势方言北上”潮流。上个世纪末,强势方言北上一度来势凶猛,从音调到语汇,从使用规则到表达手段,无不具有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特色,对于形成不利于北京话儿化词生存,影响北京话儿化词价值评估环境的外部因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嵌入北京话向民族共同语靠拢、融合直至消失的进程。作为方言的北京话——北京话儿化词的基本生存土壤,一直以来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把北京话儿化词的萎缩状况,放到这个更大的过程中观察,描写和解释可能会更接近科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