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与互动

五、小结:差异与互动

近几十年来,受强势方言及民族共同语的冲刷洗礼,特别受到随时代推进而呈现多样化趋向的语言风格基调的激励和催生,北京话儿化词的使用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与此同时,以往留在人们心目中的儿化规则却几乎全部被打破。时至今日,北京话儿化词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表现使用者对话题内容、说话对象、话语场合及接收效果的认知与考虑,表现出理据或非理据的互动特征。

(一)互动理论与言语变异。“互动”的概念来自互动社会语言学(甘柏兹1982)。互动,指话语双方在组织和理解语言的过程中,为达到交际目的、获得理想的交际效果而进行的一种收集、调整、验证和获取信息的循环反复的过程。话语双方如何组织、接收语言,获得真实信息,作为“语境化暗示”的一系列表层特征或标记是十分重要的。(史耕山2003)

互动社会语言学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共时条件下,“互动”甚至可以说是语言的根本特性。而“一切语言中的语法规则的价值只能存在于具体的交际活动中”(史耕山2003)。在话语理解的过程中,说话和听话的双方要通过综合收集的信息,不断形成和修正关于对方意图的假设,不管这种收集、形成和修正的途径和手段如何。双方互动的结果,是使用的言语项目在特征上经常出现变异,这是互动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是言语项目达到交际目的的基本途径。

(二)“语境化暗示”与儿化词使用差异。北京话儿化词在北京地区主要报章和电视新闻中的使用情况调查,进一步从媒体与接收者相互关系的角度说明了互动社会语言学理论中的“语境化暗示”(甘柏兹1982)的普遍有效性。甘柏兹认为,说话人在谈话过程中,都要根据话语的一系列表面特征或标记来理解正在进行的谈话。而且,话语内容如何正确理解,上下文如何相互联系,都依赖于双方对这些表层特征的理解。这些表层特征即被称为“语境化暗示”。语境化暗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体现出来,如,转换语码、变化韵律、方言转换、语体转换、程式化表达方式、重音和语调模式、使用某种词项和句法结构等等。而包括语言语体标记在内的,曾被看作无关紧要的边缘性特征项目,也具有实实在在的交际意义,能够营造一种特定的语境,帮助向听话人传递语义信息,可看作这种暗示的组成材料。例如“儿”化现象,人们或习以为常,或不予注意,其实,它的出现与否有时对谈话效果的好坏、谈话能否顺利进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互动必然引起语言手段在使用中的不断变异, 即,“说话人首先对下文将出现什么有一定的预测和某种期望,这就是框架。但框架随着新信息的不断进入而不断发生调整、波动,形成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史耕山2003)根据表达需要不断调整语言手段,使其和别的因素一起,共同构成交际信息的完整系统,是说话人不能回避的工作。在调查分析中我们感到,尽管媒体用语有其特殊之点,以广播电视用语为例,其特点是“借助于电子传播技术创造语境、面对广大的个别听众而又无及时反馈”。(李佐丰1998)其构成元素、实现方式、互动效果等有别于直接面对集体受众,并能够形成即时反馈的双向交谈,但是,因其特殊的传播使命,也要求其力避因缺乏对受众群的了解,不注意说话策略而产生信息误传和误解,导致传播失败的情况出现。以上我们归纳出电视新闻用语变异的各种因素,均可视为广播电视语言组织者与接收者互动的结果。尽管这种互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直接而只能是间接的,而且,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单向而非双向的,但是,根据心理学试验成果,说话人采取何种方式往往取决于对听话人的评价;有学者甚至将听众分成直接的听众和间接的听众,提出所谓“听众设计”模式,即,说话人的言谈风格视听众的特点而定,更加直截了当地把听众放在了引起语言变化的首位,说明间接的、表面上单向而潜隐双向的互动,在广播电视用语范畴内不仅存在,而且起到了更好地释放语言功能的作用。因此,不管是“播”,是“说”,是“谈”,还是“侃”,用语本身“既是信息同时又是直接的语境”(祝畹谨2000)。当然,这种转换,或曰调整、变异,又是在一定的语境范围进行的,必然要受到内容的制约,正如求职面试,对话双方再怎么调整,也不会显现出医生与病人谈话的语言风格一样。此次调查结果显示,无论这几档新闻在用语风格上有多大差异,也没有离开新闻语言语体的总体范畴,在说话者和接收者之间,没有出现交际困难——交际是成功的。

【注释】

[1]记得曹志耘师说,张清常先生曾对他提到过书面语中要不要用“儿”字来表示口语里的儿化的困惑。

[2]笔者曾聆听其在2004年春节东岳庙“北京民俗”讲演,其中提及此意。

[3]转引自鲁允中《普通话的轻声和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