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通名儿化为例

一、衰减:以通名儿化为例

我们以北京地名中的部分通名儿化情况为切入口,考察儿化词整体衰减的情况。

(一)调查的基本情况

1.调查对象:采用胡明扬(1981)“新北京人”“老北京人”的定义,调查在北京出生并长大的90位北京人,他们分布在北京各个城区,年龄20岁至73岁,文化程度从小学到硕士研究生不等,职业分别为工人、干部、学生3大类。

2.调查材料:共选择了“庄”“桥”“园”“坟”“街”“门”“口”“山”“河”“巷”等10个通名、带有这些通名的111个地名作为调查项目。首先,从张清常《北京街巷名称史话》“北京街巷名称中的通名”一节所罗列的97个通名中,选出可儿化的31个,然后查对近年的《北京人手册》“重要地区索引目录”,找出31个通名中常用的14个,再根据它们在目录里出现频率的高低去掉4个(营、楼、店、坊)。每个通名下所列地名绝大多数取自现行的北京地图,极少数如“筒子河”“护城河”,是为比较而特设的。

“胡同”在单说时是可以儿化的,前面加上专名而成为通名后,大多数反而不儿化了(周一民1998),故未列入调查项目。

3.调查方法: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非当场填写方式。向被调查者提出的问题是:“您在自然语言中提到这些地名时,最后一个字是否念成儿化音?”有三种选择:“是”“不是”“可是可不是”。90份问卷按年龄分为4组,　50岁以上组18人,　41—50岁组24人,　21—40岁组23人,　20岁以下组25人。在问卷调查之外,还进行了有关北京社会、地理、文化的书面资料收集和部分实地调查。

(二)调查的基本结论

1.从通名儿化的使用情况看,北京话口语里的儿化的确呈逐步减少的趋势。而且,研究表明,这种减少基本符合社会语言学关于语言项目共时变异的一般规律。以下试从年龄、语言环境、文化程度、居住地等考察角度,进行统计和归纳以数字表明调查结果。

①调查显示,年龄因素对读音的影响十分明显。从统计数字分析,选择读儿化的人数和年龄段成反比。50岁以上组的问卷中,有15个通名是一致读作儿化的,比其他3个年龄组相同情况的总数的两倍还多。相反,全组都不读儿化的通名, 50岁以上组有13个,按年龄组顺序向下依次为:　19个,　22 个,　26个;年龄最小组不读儿化的数字,是年龄最大组的两倍。像“庄”“桥”“坟”“街”“门”“山”“河”“巷”等通名下的地名,在20岁以下组成员的口中,没有一个被一致读成儿化的。

曹志耘(1991)提出,在我国,文化程度与年龄之间有一种基本对应关系。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读音规范是很普遍的现象。普通话规范读音以简化、方便为原则,摒弃了许多北京话原有的土音成分,儿化是少之又少了。这可以说是儿化变异在年龄层面分布现状的一个合理解释。

②从家庭语言环境的角度分析,新北京人,也就是“父母双方或一方不是北京人,但本人在北京出生长大的”人,口语中的儿化率较低。至于新北京人祖籍何处,对他们是否将通名处理成儿化、把哪些通名处理成儿化关系不大。换句话说,父母双方或一方原是外地人,家庭语言环境对本人是否选择儿化是有影响的,但具体影响是什么,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只能说,新北京人的增多,应该也是儿化逐步减少的原因之一。

③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在儿化的选择上也有一定的差别。文化程度越高,受书面语和普通话的影响越多,所处的社会语言环境也越是多样化。久之,口语中那些具有本土特色的东西逐渐在减少、改变以至丢失。反之,文化程度低的人社会活动圈子相对较小,本土交际机会更多,且在本地语言环境中,无需调整、约束自己,体现本地语言特色的“零碎儿”自然多一些。相信随着北京人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北京文化生活环境的不断改善,儿化的“活动范围”将进一步缩小。

④居住地不同对选择儿化也有影响。住家附近的地名,读成儿化的比例较高,离住家较远因而不太熟悉的,拿不准怎么读,儿化相对较少。以50岁以上组为例,　18个人多居住在海淀、西城等地界,对诸如“石门”(55.　5%)“酒仙桥”(50%)“亮马河”(27.　7%)等位于朝阳区的地名不熟,儿化率就比较低。随着形势的发展,北京城区规模将不断扩大,人们不熟悉的地名势必越来越多,如果乍一看到可以儿化的地名,但因为不熟而不知该怎么念,恐怕多数人会按不儿化处理。

⑤从公共场所的语言使用情况来看,儿化也有逐步减少的趋势。北京作为首都,普通话的推广与传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笔者在调查公共汽车售票员报站名(地名)的儿化情况时,也留意了语音报站的发音。“园”“桥”“口”“庄”“坟”“门”等通名的基本情况一致,即,售票员报站儿化,语音报站不儿化。并且,售票员的发音也在自觉不自觉地向规范发音(不儿化)靠拢。正如美国著名语言学家拉波夫援引米尔斯(C.　Wrght　Mills)所说的话,“大百货公司的售货员通常向顾客看齐,至少要试着那样去做”,特别是“对于那些工作积极的人来说,语言比任何别的社会特征同本人的职业更密切相关”。(祝畹瑾1985)笔者曾在105路电车上全程观察、记录一位中年女售票员报站的情况,她每站报两次,关门启动时很正式地报一次,咬字清楚,语速较慢,“动物园”“新街口”“校场口”“菜市口”“珠市口”“天桥”都不儿化;车快进站时再报一次,比较随便,语速也较快,“口”“桥”都儿化了。

2.通名儿化的变异情况相当复杂,诸多因素在起作用。

周一民(1998)提出,通名中有一部分是全儿化的,遇到这种通名可以类推,像“巷”“庄”“坟”;另有一些通名是一部分儿化,一部分不儿化,如“园”“街”,其中有的能说出点儿道理,有的则找不出什么理由;还有一些通名基本都儿化,但也存在个别例外,比如“口”。根据笔者的调查分析,通名是不是儿化,更多的应该从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因素去寻找理据。

①一部分通名本身带有“小”意,北京人亦以之为小。做名词后缀的儿化,在北京话里本来就带有表“小”的附加语义特征,所以这类通名带儿化应该是十分自然的,如“巷”和“口”。

②地名,是某个地方的称代符号。最初为某地命名时,可能有一定的理据意义。若干年后,当时所指代、所依据的实体已不复存在,地名就可能出现“所指虚化”的现象(周一民1998)。因此,许多古代遗留下来的通名,如“庄”“坟”“厂”“房(坊)”等,因年代久远,含义早已虚化,人们提到这些地名时,倾向于读成儿化。

③有些通名的儿化要从其习用性,或称惯用性上去探究。周一民(1998)在谈到人名的儿化时曾提出,称呼人名时儿化与否“还取决于人们的心理”。一般来说,对“熟悉的”“亲切的”称呼起来经常儿化,对“生疏的”“敬重的”就不儿化。通名儿化也有类似的情况:经常使用的、用习惯了的,说起来随便,就容易发生儿化。

④在部分通名儿化的背后,社会文化心理因素也不可忽视。“说写者从语法上接受的同义语言形式中作出选择时,必然要暴露出他的社会特征。”越是无意为之,这种特征就暴露得越发突出、明显。

透过北京地名部分通名的儿化调查,我们看到,现代北京话口语里的儿化的确呈减少的趋势,而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按照社会语言学语言变异理论,这种减少可以看作北京话儿化特点在实际应用中的一种变异,“儿化”“不儿化”“可儿化可不儿化”则是变异中的三个变素。而社会语言学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与变异可能相关的各种因素,进行确定和分类。”(陈松岑1999)

拉波夫在他的《语言变化原理》一书中提出,引起变异的因素来自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语言内部结构的变化,二是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以此关照北京地名通名儿化的变异现象,我们认为,主要因素来自语言系统外部,应多多着眼于社会、文化、心理等各个方面对“儿”化减少的影响,因为“没有一种语言,能不受社会的影响而产生各种各样的变异”。(陈松岑1999)

首先,是北京话言语社区的自我调节,北京重为国都,　50年来,作为语言文明、文雅的自我评价之一,北京话里头包括通名儿化在内的土音土调少了,上个世纪50年代末大规模的“推普”加快了这一进程,大量京外人口涌入北京,语言的接触与融合也“磨损”掉不少北京话里有特色的语音形式和词语表达。

其次,北京话言语社区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们面临越来越多不熟悉的地名,而按照习用性原则,对于可儿化但不熟悉的通名,一般人不会贸然读成儿化。近年来,一些新建的桥、路在命名时忽略了“尊重历史、照顾习惯、好找好记”的原则,新的专名或由企业集团买断,或者生僻拗口,也是影响儿化选择的一个原因。

第三,北京人在文化、教育、就业等方面的变化不容忽视,受教育人数逐年上升,书面语影响越来越大,同时,正规的职场环境要求工作语言规范化,都使得儿化“栖身”的随意性语体的活动范围日渐缩小,儿化日益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