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主要框架

1.2.3　翻译研究的主要框架

翻译学被公认为一门开放性、综合性的学科。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翻译学的研究框架可分为两个系统: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目前，学术界对于翻译学内部系统最权威的描述是Holmes(1988/2000:173)的翻译学结构图。Holmes强调:翻译学科要想发展需要构建“新的交流渠道，超越传统学科之间的界限，以使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不论其背景如何，都能够走在一起”。虽然他勾画了一个整体的框架，描述了翻译研究所应该涵盖的内容，但是他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直到1988年，他的思想才由以色列学者Toury以图表的形式呈现出来(见图1)。

图1　Holmes的翻译学结构图(Toury，1995:10)

Holmes(1988/2000:176-181)认为，纯理论翻译学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描述翻译现象(描述性翻译理论);其次是建立一些普遍的原则用以解释和预测翻译现象。翻译理论又可再分为普遍理论和专门理论。前者指那些致力于描述或解释各种类型的翻译，并加以概括，适用于所有翻译的研究;而后者仅限于其下属的诸多参数。描述性翻译研究重点探讨翻译产品、翻译功能及翻译过程，其研究成果可以融入翻译理论这个分支，建立一种翻译的普遍理论。Holmes的应用翻译学研究涵盖面比较广，具体细分成以下几个方面(见图2)。

图2　应用翻译学(Toury，1995)

Holmes的翻译学结构大致涵盖了翻译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但是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化，其研究内容不断更新、研究方法不断增多，翻译研究所要涵盖的内容势必也将不断更新与充实。正如Toury(1995:9)所说，Holmes的主要功绩在于使翻译研究的不同领域之间的分工明晰化。其论文所勾勒出的翻译研究的前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后人的继续研究指明了一定的方向。

20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围绕文本类型和文本目的的翻译理论、Halliday(1994)的话语分析和系统功能语法在翻译中应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描述性翻译研究、Itamar Even-Zohar(1990)和Toury(1995)倡导的文学多元系统论、以动态文化研究为导向的“操纵派”(Manipulation School)等。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更多新学派和新观念:以Sherry Simon为代表的加拿大翻译和性别研究、Else Vieira的巴西食人学派以及孟加拉学者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这一系列的翻译理论研究新视角大大地丰富了Holmes的翻译学架构。这些新视角的诞生使翻译学日益凸显其特有的跨学科特色，它们不仅丰富了翻译学研究的内部结构，更放眼于与翻译学研究相联系的外部系统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