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翻译

12.4.1　意识形态与翻译

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众说不一。有一种观点是:意识形态指的是规范人类行为的一切形式、惯例、习俗和信仰的集合。另外一种观点是:意识形态是指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个人或群体的世界观，具体表现为政治、哲学、艺术、宗教、道德等，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意识形态意味着我们所说的和所信仰的东西与我们身处于其中的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相联系的那些方面。因此，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指一切控制力和支配力的总和，包括有形的如政府机构、法律条文，和无形的如观念意识、道德伦理、文化传统与习俗、美学思想、价值观念，等等。

批评性话语分析首先考察的是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这里的“话语”指的不是语言学和文艺学中的话语概念，而是意识形态和权力的表现形式，即所有的话语都包含一定的意识形态目的，是施展权力和影响力的工具。从跨文化交际和差异政治的角度看，翻译本身就蕴含着各种差异:语言的、理解的、阐释的、表达的，而就翻译实践而言，最重要的是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差异。但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角度来看，即从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差异背后起作用的是某种意识形态因素，是导致一种语言不同于另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不同于另一种文化的多元系统决定的，其中包括社会的、经济的、历史的、宗教的尤其是政治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翻译都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是意识形态作用下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无处不在，它影响着翻译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左右着译者的翻译文本选择、翻译策略应用以及译文读者对译文文本的接受。

(1)意识形态与翻译文本选择

翻译过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文本的选择问题，而选择什么文本来翻译明显受到当时社会历史、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其中的社会历史、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对文本选择的影响正是批评性话语分析家所关注的问题。

翻译史上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对翻译事业的执着、对翻译材料的选择都是为实现其政治目的和政治理想的。面对当时的背景，本着译介既能“关乎中国之贫富”又能“系乎黄种之盛衰”的选择倾向，严复把注意力集中到当时西方的先进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上，精心选择、翻译介绍了能够启发中国民知民识的社会科学著作，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肆言》、孟德斯鸠的《法意》、詹克斯的《社会通诠》、杰文斯的《名学浅说》和韦斯特哈普的《中国教育议》等。这些作品，每一本都是代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或主导意识形态的经典之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西学的“命脉之所在”，都是反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重要社会科学名著。这些著作都是根据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实际需要和自身意识形态的需要来选择的，把它们翻译过来，让国人阅读，可以激发国人自强保种的民族主义冲动，启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过程，在关键时刻给立志救国的爱国志士提供了思想武器。严复首先选择翻译赫胥黎的Evolution and Ethics一书，就是因为书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与天争胜”、“自强保种”的论点正切合当时社会的需要和严复的目的和用意，即站在危机意识的时代高度，对西方流行的进化论作慎重选择后的中国化改造。

从以上翻译文本的选择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意识形态的操控。翻译既不是中性的，也不是远离政治及各种冲突的行为。我们只有带着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眼光去看待翻译，才能真正明白翻译所经历的变化。

(2)意识形态与翻译策略应用

翻译过程中使用什么翻译方法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如教育传统、文化习俗、知识结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翻译目的等。这些内容在译者心中形成了一定的“翻译准则”。这些准则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发挥影响力的具体体现。如涉及意识形态的冲突，或与文化习俗及传统出现差异和矛盾时，译者是直接翻译，还是删除或是改换?换言之，译者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

【例23】However，any attempt by Congress as a whole to instruct American and international members of the I.O.C.not to vote for Beijing would be viewed as self-serving and chauvinistic by some members，said John MacAloon，an Olympic historian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译文】但是，芝加哥大学奥林匹克历史学家麦克伦说，美国国会指示美国籍的国际奥委会成员不投票给北京的任何举动都将被看作一种谋私和大国沙文主义行动。

【分析】例23中的原文话语使用了间接话语，但这一间接话语又包含着一个间接的转述话语，其中的动作发出者是some members。我们可以推测原文作者认为有些国际奥委会成员会对美国反对北京申奥持反对态度，这是客观事实。翻译时，译者不仅保留了间接话语形式，而且将some members这一动作的发出者删除，以此泛化动作发出者，还添加了一个副词“都”，从而表明这一观点的普遍接受性，也流露出译者对霸权主义行径的强烈抗议和谴责。

【例24】While facing foreign pressures，China was also weakened by social unrest which resulted from a great increase in population and inadequate farmland.This led to peasant uprisings.The most serious one was the Taiping Rebellion，led by Hong Xiuquan. The rebellion was one of the most destructive unrest in history，taking as many as 30 million lives.

【译文】中国面临外患的同时，又因人口大增和耕地不足引发社会动荡，国力减弱，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三千万人为之付出了生命。

【分析】例24中的原文作者从本国立场出发，对太平天国运动持保留或否定态度。用于描述这一态度的是一些中性词或贬义词，而译者却是站在中国读者普遍接受的政治历史观上对其进行了部分的改译。如没有将uprisings译为“暴动”，将the most serious译为“最严重的、最糟糕的”，将rebelion译为“造反”，将the most destructive译为“最具破坏性的、毁灭性的”，将taking…lives译为“夺去……的生命”等，而是分别译为“起义”、“最重要的”、“运动”、“规模最大的”、“付出了生命”等。因为使用了这些词，译者的“肯定立场”旗帜鲜明地在译文中展现出来，顺应了我国的意识形态主流。

【例25】And that was how the best plans of Mr.Sherlock Holmes were beaten by a woman's wit.He used to make merry over the cleveness of woman，but I have not heard him do it of late.And when he speaks of Irene Adler，or when he refers to her photograph，it is always under the honorable title of the woman.

【译文】捧此小影而归培刻街，悬之壁间。笑而语华生:天壤间有此女郎，吾悔多矣。综吾生平，未尝有一失败。今乃失败于个人。予因笑曰:苟其人而非薏伦爱答，而君亦非福尔摩斯，则此两人可以为……福曰:华生又雅谑矣。

【分析】例25源自《福尔摩斯侦探案》卷首中的一段描写。译文出自清末鸳鸯蝴蝶派作家李常觉和陈小蝶两人的译作。福尔摩斯是一个独身主义者，在其侦探生涯中，只有一次让对手彻底击败，即故事中的女主人公Irene Adler，福尔摩斯虽失败了，但仍对她敬服不已。在译文里，李、陈添加杜撰了华生向福尔摩斯的调笑，这种无中生有的调笑显示出中国的主流文化观念，在中国，文人与艺妓交往的传统是顺理成章的，并无多大不妥。但杜撰的最后几句话把华生与福尔摩斯的关系完全歪曲了，使人觉得福尔摩斯与华生之间的关系同中国当时风流名士喜爱携妓同游的举动如出一辙，这与原著中他们两人相互尊重，而在私生活方面却保持相当距离的情节描述完全两样。由此可见，译者本人的文化背景与价值取向对译本翻译策略有极大的影响。

(3)意识形态与译文读者对译作的接受

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翻译文本的接受问题也应该用批评性分析的眼光来看，因为历史、政治、社会文化、伦理道德等意识形态因素不仅影响着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取，也同样影响着译文读者对译作的接受。

佛经的翻译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本盛行于印度的佛教文化自从进入中国后却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究其原因，早在于西汉末年与东汉初年，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发展，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这时候，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希望从宗教中得到精神慰藉，乞求神明能解脱自己出苦海。地主豪绅、皇族官吏等统治阶层也希望通过宗教的力量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而佛教恰恰宣扬人生极苦，人应多做好事，忍受苦难，以求死后进入“极乐世界”或转世投胎过上好日子。所以佛教一经传入，便很快地传播开来，并逐步取得了合法地位。

在文学翻译方面，我们也不缺乏这方面的例子。美国的翻译家Evan King为迎合美国读者的心理，将老舍的两部名作《骆驼祥子》和《离婚》都分别作了较大的改动。将《骆驼祥子》的悲剧结尾改成了大团圆结局，将《离婚》中对民族软弱性、苟且与懦弱的深刻揭示变成了哗众取宠的轻浮小闹剧。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中国也几经沉浮，由于受中国传统的根深蒂固的伦理道德的影响，很多不为中国读者所接受的情节都被大量删除。再如，抗战时期斯诺的Red Star over China没有被直译为《红星照耀中国》，而是将其改写成《西行漫记》这一笔记、游记式的译名，以吸引更多的读者。

因此可以看出，翻译活动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之中，而是受到各种意识形态因素的制约。如果我们带着批评性的眼光，就能发现意识形态因素不仅影响着翻译文本的选择、策略的选取等，也影响着译文读者对译作的接受。换言之，翻译自始至终都是一种被意识形态所操纵和控制的活动，而绝非一种简单的文字转换游戏。把翻译研究的重点从文字转换的语言层面延伸到语言外部的社会文化层面应该是未来翻译研究发展的方向之一。可见，批评性话语分析中的意识形态理论与分析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认识翻译活动的本质，更有助于拓宽翻译研究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