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翻译阶段

2.2　宗教翻译阶段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至5世纪的古印度。到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大弘佛法，派遣僧徒四处传教。自此以后，西域地区的一些国家先后信奉佛教。佛教何时传入中国，众说纷纭，常见的有六种说法：先秦说、秦朝说、汉武帝时期说、西汉末说、西汉末东汉初说、东汉初说。据《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资料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佛经翻译兴于两晋、盛于隋唐、衰于宋代（宋代译事仅维持到政和初年即1111年）约1 100年的历史，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翻译活动，也是我国翻译史上第一个重要的翻译时期。

佛教发轫于古印度，但佛教典籍在全世界只有汉译本保存得最多。梁启超引元代《法宝勘同总录》记载，自后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到宋代政和初年，参与佛经翻译的译人194人，所译经卷1 335部，5 396卷。这些幸存的汉文佛教典籍，许多在印度本土都已经失传，但我国的中文和藏文译本却保存完好，流传至今，不仅是中国的宝贵文化遗产，而且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西汉末年至西晋是中国佛经翻译的草创期。早期的佛经翻译可以说是私人的事业，从事翻译的人基本上都是西域来华的僧人，或迁居汉地的西域胡人的后裔。翻译所据的原文，有靠译主通过师承传得的口语佛经，也有用胡文记录的书面佛经，将胡文转译为汉文，由译主口诵，合作者笔受（记录成文），共同完成。佛教初入中国时与儒学格格不入，为了迎合我国的儒道文化，佛教的译本中则采用“佛道”一词。东汉时期佛教开始是依附于当时流行中国的道术而传播。汉末三国期间，佛教开始依附于玄学。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大月氏僧支谶到洛阳弘佛，译有《道品行经》等。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84年），安息（即波斯）人安世高翻译《安般守意经》等30多部佛经。月支人支娄迦谶（娄迦谶）翻译十多部佛经。

东晋之后，随着汉地僧人西行求法运动的展开，一批又一批的梵僧来华，再加上帝王对佛经的护持和奖掖，译经规模越来越大，佛经翻译由个人行为转为集体翻译，由私译转为官译，并出现了由朝廷资助的译场组织。翻译时，译经与讲经同步进行，这就使得译场变成了学府，译主变成了导师。译主不仅要译经，而且还要向前来听新出经的信众阐述经中的蕴奥。译场的翻译程序大致是这样：先由精通胡汉两种文字的译主用外文读出原经，再口译为汉语。由一充当笔受的弟子一一记录下来，然后再校订。如果译主是不甚通汉语的胡僧，那就得增加梵文的笔受即书字和度语的职位。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在西明阁和逍遥园开始译经，据《出三藏记集》载，罗什一生翻译三藏经论74部，共384卷。魏晋时期，佛理学与中国固有玄理学、名理学互相补充，彼此融合。

隋至唐朝中叶，为佛经翻译的全盛时期，玄奘是主要的翻译大师。玄奘游学天竺各地，并与当地学者论辩，名震五竺。他经17年，行程5万里，西行印度求取佛经，带回佛经520荚，657部回到长安，组织译经，共译出经、论75部，1 335卷。玄奘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隋唐之后的译场变成了专事翻译的场所，不再讲经。《宋高僧传》将唐代译经组织分为十部：“译主”宣读梵文原文，“笔受”将梵文的意义通过译主的讲解后转写成汉语；译主不懂汉语时，设“度语”（即口译）使译主所宣讲的梵文为其他参译者能透彻地领悟；“证梵本”以检查所译的经文是否跟梵文原文一致；“润文”使译出的经文在意思不变的情况下，文体一致，从而使译文更加典雅、庄重；“证义”确保宗教义理的正确；“梵呗”是在译经开始前后的佛教仪式，以此来整肃译场人员的仪表和内心；“校勘”是从中文文字学的角度对所译的经文进行校勘；此外还有“监护大臣”与“证字”等职位。唐代的佛理学已发展成为中国化的佛学。晚唐以后，随着佛教的中国化和中国佛教的成熟，以及佛教在印度的影响下降，宋朝统治者对佛教政策的变化，佛经的翻译走向了没落。由朝廷组织的有规模的译经而言，实际上至元初已告结束。自此以后的译经，不但数量少，而且在社会上几乎没有引起大的反响。

到了16至19世纪，西方的传教士肩负罗马教廷向东进行宗教扩张的使命，为不使中国人感到他们有侵略扩张的意志，采取“学术传教”的方针，通过大量的翻译活动来扩大其影响。他们的翻译活动，主要以传教为宗旨，与中国士大夫合作翻译，其中多半以上是宗教翻译，科技翻译也是为传教服务的。利玛窦、艾儒略、金尼阁、熊三拔、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以西方自然科技工艺吸引中国人，并与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人物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叶向高等人合作，翻译了一些有关天文、历算和其他自然科学书籍，史称“西学东渐”。据统计共翻译西书437种。其中，纯宗教书籍251种，占总数的57％；属自然科学的书籍（包括数学、天文、物理、生物、医学等）131种，占30％；属人文科学者（包括地理、哲学、语言文字、教育等）55种，占13％。这些翻译主要采取“西译中述”的方法，即由传教士口译成汉语，再由中国学者写成中文（有的再润色）。与此同时，传教士也把中国的儒家经典及其他文化典籍译介传播到欧洲，史称“东学西渐”。柏应理、殷铎泽、恩理格、鲁日满、郭崇仁、卫方济、马约瑟等介绍到欧洲去的关于中国文化和概况的书目就达262部之多。其中包括“四书”、“五经”，以及关于中国儒家学说、孔子传略，《儒林外史》、《中国历书》等，向欧洲展示了一个具有无限魅力的东方世界。

长达1 100年的佛经翻译，以及明末清初的传教士的翻译，翻译家们在序、跋中留下了不少翻译的经验体会，它们是构建中国翻译理论的宝贵资源。

佛经翻译初期，主要以安世高、支娄迦谶等为代表的外国人主译，“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椀配世间，摆名三昧，咫尺千里，觌面难通。”这些翻译佛经的胡人由于汉语水平不高，运用文言进行书面表达的能力不强，所以只能使用质朴的口语进行“口传”，笔受记录下来的译文中出现大量白话词汇和语法，译文自然显得平白如话，即表现出“质”的特征。由于主译僧的词汇量不足，找不出合适的汉语词汇来表达经意，有些原典词汇只好采用音译的方式，以音近的汉语词汇来代替。

三国时译经最多的翻译家支谦，是胡人后裔，自幼生长在中国，接受的是中土文化教育，不但精通汉文，还“备通六国语”。他认为先前译文直译太过，致译文拙朴有余而文丽不足，且音译辞太多，令读者莫名其意，如坠五里云中。他首先反对译文尚质的偏向，主张尚文尚约应该调和，引出了最早的“文”“质”之争。“质”也说“朴”，是照原文直译，尽量保留原文语言的特点，甚至包括不符合汉语的表达方式和写作特点的成分；“文”也称“饰”，是使译文接近汉语的习惯。“质”与“文”强调的是翻译风格，不同于今天的“直译”和“意译”的翻译方法。不过支谦重文丽且好简约，未能谨守务求信实的翻译原则，尽量删除梵本的繁复而各取省便，又竭力减少音译到最低程度，不免使那些拘泥形式的人有些反感。支谦尽力使译文译辞汉化，使闻者亲切而又易懂的翻译风格，引领译经由质趋文之风，对后来佛典翻译的改进起了不少作用。

道安，是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作为译经的主持者虽没有直接参与译经，但他广泛搜求各种译本，加以筛选整理后，编纂出《综理众经目录》，又称《道安录》，为我国第一本佛典目录。主持译事过程中，道安总结译经的经验与困难，为了纠正初期译经的不严格遵照原文的做法，归纳出佛经翻译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观点。“五失本”指佛经翻译存在着五种情况无法与梵文原意相符：（1）梵文的词序是颠倒的，译时必须改从汉语语法；（2）梵经质朴，而汉人喜欢华美，要使读者满意，译文必须作一定的修饰；（3）梵经中同一意义，往往反复再三，译时不得不加以删削；（4）梵经于结尾处，要作一小结，将前文复述一遍，或一千字，或五百字，译时也得删除；（5）梵经中话已告一段落，将要另谈别事时，又把前话简述一遍，然后再开始，译时则又必须删除。“三不易”指佛经翻译时碰到的三种不易把握的情况：（1）圣人按当时的习俗来说话，古今时俗不同，要使古俗适应今时，很不容易；（2）把古圣先贤的微言大义传达给后世的浅识者，很不容易；（3）释加牟尼死后，弟子阿难造经时尚且非常慎重，现却要求平凡的人来传译，也不容易。“五失本，三不易”之说成为“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道安提倡“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文；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主张译笔宜力求质朴的观点，影响日后的翻译甚大。

魏晋南北朝的佛经翻译是中外人共译期，以鸠摩罗什、觉贤、真谛等为代表；当时的译主“彼晓汉谈，我知梵说，十得八九，时有差违，至若怒目看世尊，彼岸度无极矣。”姚秦时期的鸠摩罗什，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精通汉语文，曾游学天竺诸国，在语言文字上能运用自如，又加上他原本博学多闻，兼具文学素养。翻译时，鸠摩罗什“手执胡本，口宣秦言，两释异音，文辩交旨”，提出“详其意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他的翻译既充分照顾汉语的语言文字习惯，又力求不失梵文原意。他的译笔忠于原文，圆通流畅，典雅质朴，并纠正了四百年来他人译经之误，所以深受众人的喜爱，也成为后世流传最广的佛教经典。

跨越北朝、隋朝两代的彦琮大师，是第一位将译经理论写成专文的人。他精通梵文，因此主张直接研习梵文佛典，但为了普及佛教，梵文佛典仍有翻译的必要，故在《辩正论》中提出翻译人才应具备“八备”的条件。（1）译经者首先必须心诚意正，具足恒心毅力；（2）从事翻译工作之前，必须先持守良好的戒行；（3）译经的人才，理所当然要博通大小乘的经律论三藏；（4）除了佛学素养之外，还要旁及各种文史领域；（5）人品器识方面，要有宽宏的胸襟，才能不偏不执；（6）乐好佛法而澹泊名利，也是先决条件之一；（7）对于原典的梵文或其他的胡语，必须精通娴熟；（8）译经者对于传统的文字学，乃至书法等，也应略知一二。“八备”所谈，偏重于译场工作人员的选拔标准，可归纳为三方面，一是译者必备的操守；二是译者必需精通佛学；三是要求译者必需精通梵汉诸学。

佛经翻译全盛时期，是以玄奘、义净等为代表的本国人主译。玄奘本人精通梵汉两种文字，且谙熟佛教教义，所以他不再像以前的外国译主那样，必须得依赖中国助手才能译得比较畅达。玄奘在总结多年翻译佛经的经验之后，建立了“五不翻”原则。（1）秘密不翻（如咒语，要音译）；（2）含义多不翻（即一词多义的）；（3）我们没有的不翻；（4）已经有翻的不翻；（5）意义只可意会的不翻（要音译）。他说的“不翻”并不是不翻译，而是“不意译”，主要“音译”，用于指导译坛众多佛教学者集体译经。佛教中很多中国原来没有的概念，始于译音，通过讲解，逐渐普及，终于化入中文。久之，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们原来是外来语。玄奘“通言华梵，妙达文鉴”，所以主持翻译的经论，行文能顾及汉文的意思和文法，加上他精深的佛理造诣，故其所译皆精确而能忠于原文。玄奘的译风，“既非直译，也非意译，而是融会直意自创新风”，这个阶段翻译的经论称“新译”，以前所译称“旧译”。玄奘的佛经翻译事业在中国翻译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他的翻译作品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文化遗产之一。

佛经翻译有裨于汉语极多。从词汇上看，增加了35 000个词，如世界、平等、方便、圆满、导师、过去、现在、未来、演说、赞叹、表示、尊重、忏悔、解脱、追求、印象、恩德、理智、宿命、香烟、爱河、真空、真实、真相等，这些汉语中普遍使用的词汇，但又不见于先秦、两汉以前的文献典籍，当属佛经首创。从音韵上看，随佛经译入传进声明论学理，导致古代音韵学上四声的发明和诗歌韵律上的变化；从句法和文体上看，如梁启超所论，有倒装句增多、提携句增多等十大变化。佛典的翻译又有裨于中国文学极多。佛教文学文才动人，气势壮阔，想象奇诡，体大构精，给中国文学启以新意境，输以新材料，又开辟了唐以降格律诗词新体裁，催生六朝志怪小说，激发浪漫主义文学，使古代文学获得一种解放。

明代一些著名的翻译家对翻译工作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说：“且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这是说，中西语言结构不同，文章脉络不同，西方有的术语为中国所无，口头解释一下还可以做到，笔译成文，人家就看不懂了。他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中，许多名词如点、线、直线等的译法在中国沿用至今。同时代的一位中国科学家李之藻在描写当时外国传教士的译书态度时说：“诸皆借我华言，翻出西义而止，不敢妄增闻见，致失本真。”此时的翻译往往用合作方式，同初期佛典翻译相似，即中国学者与外国人合作翻译，润文的责任则放在中国学者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