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阶段

2.3　文学翻译阶段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翻译始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此之前，中国的一些文化典籍由传教士译介到了欧洲，兴起了欧洲的汉学热，与此同时，也有极少数的欧洲文学作品由传教士译介而进入了中国。洋务运动时期，被清政府派遣出国的中国留学生在进入西方社会生活学习了一段时间后，逐渐感悟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并不全在船坚炮利和自然科学的发达，主要的还是由于它们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于是便对西方的政治、法律、教育、历史等方面开始感兴趣，并着手翻译，掀起了我国近代的社会科学与文学翻译的高潮。这次学习西方的浪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而文学翻译始终被视作革新民族观念的一个重要手段。在翻译理论方面，不论是“信顺”之争，还是“神似”、“化境”说的提出，近代以来的中国翻译理论一直在围绕着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标准而展开。

1898年有三件大事宣告了未来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帷幕正式开启。第一件事是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发表了大力鼓吹翻译政治小说的一篇序文——《译印政治小说序》。其实梁启超的本意是想通过译印政治小说来“改良群治”、“开启民智”，服务于其个人的政治变革目的。经他大力提倡以后，政治小说的翻译固然成一时之热，但文艺小说的译介却随之蔚为壮观。第二件事是翻译家严复在其译作《天演论》的译序中，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令中国翻译界近百年来几乎是一谈翻译，即言必称“信达雅”。第三件事是清末民初最伟大的文学翻译家林纾与友人王寿昌合作翻译并于次年出版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风行全国，自此改变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学作品的偏见。至1907年，翻译出版和发表的小说达到126部（篇），1905至1918年出版的翻译小说约为1 000种左右。根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的统计，1902年至1918年间，翻译小说共有4 362种。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的翻译风靡一时，成为20世纪最初几十年我国译界的三个最主要的翻译小说品种。诗歌、戏剧的翻译作品也陆续问世。翻译机构、刊登翻译的刊物的相继成立和出版，进一步为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推波助澜，并于五四时期形成高潮。

严复的译作尽管属社会科学著作，但在当时却都是被当作文学作品传阅的，加上严复的译笔雅训，因而也具有文学翻译的属性。严复所选取的原作并非他所熟悉的军事与科技文献，而都是社会科学的经典名著。这既与他在留学期间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有关，也与他本人的翻译目的密不可分。他翻译英国哲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严复并没有对原书照搬直译，而是根据需要选译了其中的导言和第一部分，以自己的理解把原来的书名改为《天演论》。严复采取“达旨”的翻译方法，即不但要达源语之旨，更重要的还要“达”他本人之“旨”。在翻译中他采用了灵活多样的翻译策略，诸如改译、删节、增补、加按语、注评、换例言，等等。他在所译作品的按语中旁征博引，抒发自己的爱国救国情怀，分析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林纾是中国大规模译介外国小说的第一人。他不懂外语，只能由通晓外语的朋友述说情节，他“耳受手追”，再加工润色发表出版。第一部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获得的出人意外的成功，大大激发了林纾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热情。就以这样的方式，他“译述”了184种、涉及11个国家、98位外国作家的作品，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读者提供了一幅无比新鲜、极其丰富的外国文学图景。

林纾的翻译很注意满足、迎合当时中国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选译的作品情节曲折，译文的语言生动形象，在译作的序言中，他总是拿所译作品的内容与中国的名家名作相比较，从而拉近了译作与读者的距离，使读者对译作倍感亲切。“五四”时期的作家，许多人早年都受过“林译小说”的熏陶，“林译小说”不仅对近代“新小说”有直接影响，对“五四”的“文学革命”在客观上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国旧文学以“林译小说”为终点，而新文学则以“林译小说”为起点。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从二卷一号起改名为《新青年》）杂志，倡导译介西方文化和文学作品，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也掀起了文学翻译的热潮。从1915年9月到1926年7月停刊，历时10年之久，共译介小说47部（篇），戏剧15部，诗歌195首。除欧美现实主义作品以外，《新青年》还把注意力转向对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和俄国文学作品的译介。

文学研究会自1920年成立到1931年解散，是我国20、30年代对文学翻译事业做出最大贡献的团体。其成员强调翻译的目的，认为翻译与创作一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他们重视翻译欧美现实主义尤其是法国和俄国现实主义的文学，为这些作品的翻译出版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创造社自1921年6月底创办到1930年3月“左联”成立而解体，其成员大多在国外留过学，懂多种外语，受浪漫主义以及唯美主义的影响较深。他们不赞成翻译的功利性，特别强调翻译应有主观感情的投入，认为创作远比翻译重要。由于在翻译的认识上的差异，他们与文学研究会在20年代曾发生了一场论争。双方围绕翻译与创作的关系即“媒婆与处女”、翻译的目的、直译、意译与歪译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这场论争总的来说对翻译理论建设是有利的，使正确的或有特色的译学见解更广泛地为翻译工作者所理解和掌握。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的成立不仅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大转折，同时也标志着翻译文学的重大进展。作为当时革命文学运动和翻译文学事业的中心，“左联”团结一切进步的文学翻译工作者，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文学作品以及各国进步文学作品方面，在开展翻译理论研究、开拓翻译阵地、培养翻译人才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推动了翻译文学的发展。

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翻译原则的论战上，出现过针锋相对的两派，一派主张“宁顺而不信”，一派主张“宁信而不顺”。梁实秋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中，论及误译胜于死译时说：“一部书断断不会完全曲译……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梁实秋曾列举鲁迅“硬译”的句例：

“内容上虽然不相近，而形式底地完成着的作品，从受动底见地看来，对于劳动者和农民，是只能给与半肉感底性质的漠然的满足的，但在对于艺术底化身的深奥，有着兴味的劳动者和农民，则虽是观念底地，是应该敌视的作品，他们只要解剖底地加以分解，透澈了那构成的本质，便可以成为非常的大的教训。”

他批评说，“但是专就文字而论，有谁能看得懂这样稀奇古怪的句法呢？”说自己读这样艰深的文字，“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针对鲁迅希望读者“硬着头皮看下去 ”，梁实秋表示“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梁实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有些句法是中文里没有的”，怎么办？他认为不能按“板规”词对词、句对句地硬译，而是“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因为‘硬着头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参与辩论的赵景深认为，“我以为译书应为读者打算； 换一句话说，首先我们应该注重于读者方面。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倘若译得一点也不错，而文字格里格达，吉里吉八，拖拖拉拉一长串，要折断人家的嗓子，其害处当甚于误译。”因而主张“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

以鲁迅为首的另一方，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宁信而不顺”。鲁迅主张在介绍外国思想以供借鉴的同时，还要通过译文改造我们的语言，“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他认为中国语法不够精密，需要通过翻译来“装进异样的句法”，继而通过语言来改造中国人的思想。因此，鲁迅的翻译选材都有明确的目的：改良社会，启蒙思想。同样，“宁信而不顺”也不是要译文费解难懂。他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的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

瞿秋白在与鲁迅的通信中提出“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白话文”这一翻译准则与鲁迅的翻译观基本相近，他同样强调翻译在改造中国旧语言、创造新语言方面的功能，说：“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强调翻译语言在现代汉语成长过程中的“革命意义”，是鲁迅、瞿秋白与梁实秋的显著区别之一。

随着论争的深入，参与者们在“信”与“达”的统一这种翻译普遍性的层面上逐渐获得了一致性。赵景深在一篇题为《鲁迅》文章中说：“他对小说的翻译重‘信’而不十分重‘达’，我则重‘达’而不十分重‘信’，可是现在他的译文也重‘达’起来，而我也觉得不十分重‘信’是不大对了，虽然我已经很早就搁下了翻译的笔。”梁实秋后来也承认“‘信而不顺’与‘顺而不信’一样的糟。”

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翻译论争是围绕“信”“达”“雅”三者的排列顺序和均衡性展开的。在论争过程中，“死译”、“曲译”、“硬译”、“直译”、“转译”等概念凸现出来并获得稳定的含义。这些概念的出现标志着翻译观念的多样化，而多样化意味着成熟。因此，“信顺之争”对推动翻译理论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孤岛”上海由于其特殊的环境，成为战争时期中国翻译文学出版的一个中心。欧美名家名作是上海文学翻译出版界的重点，莎士比亚、契珂夫、罗曼·罗兰、波德莱尔、高尔基等人的作品，都得到过系统的译介。其中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朱生豪翻译的27种莎士比亚的戏剧，这是抗战时期中国翻译家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这场民族生存抗争的一个生动的缩影。

从1949年到文革前的17年，因政治因素使翻译出现明显的偏向。1949年到1958年12月，俄苏文艺作品译成汉语的达3 526种，而同期的英美文学翻译仅452种（英国224种，美国228种）。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三套丛书”的翻译。“三套丛书”是《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简称。它创始于1959年，历时40年才告完成。《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几乎囊括东西方各民族自古代、中世纪至近现代的、思想艺术均臻完美的史诗、诗歌、戏剧、小说等体裁的杰作，基本上集外国文学精华之大成，反映出世界文学发展演变、日趋丰富的历史过程。《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则分别收入经典作家、文艺理论家和早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几乎是全部）的重要文论遗产。除极个别外，“丛书”都由原文直译，译者都是国内翻译界中学风严谨的一流翻译家。因此这些译本几乎都堪称精品，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因拥有由各大语种专家组成的力量雄厚的编辑队伍，从而也对“丛书”的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当时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遵照的指导思想是，“既注意作品的思想性，又注意作品的艺术性，既要求为革命服务，也要求为创作服务。” 许多名著的中译本一般都基本上做到了内容上忠实可靠，文字上通顺流畅，不少译作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50、60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伤害了大批作家，其中包括文学翻译家，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影响了翻译文学的繁荣。50年代末，苏联文学的翻译除了几位盖棺定论、举世公认的作家外，其他作家作品的翻译已经越来越少。即使有所翻译，也只是为了我国当时形势的某种需要。法国文学、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更是有屈指可数的数十部古典文学名著的翻译出版。这一时段重点翻译的是35个亚非拉国家的文学作品，其中翻译得最多的是朝鲜、越南和印度文学。

1962 年至1965年，作家出版社以内部发行的形式，翻译出版了部分苏联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作品，史称“黄皮书”，以配合当时国内的反帝反修斗争的需要。“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有三种存在形式：公开译作、内部译作、潜在译作（完成或基本完成于文革时期，由于不符合当时的文艺方向而在文革结束后发表）。“文革”时期公开出版的外国文学译作约有34种，包括少量以前在国内出版过的苏联和日本文学名著的重印、再版、或重译，而其他则主要是来自一些亚、非、拉的友好国家的新作品。从1966年5月到1971年11月，五年多的时间竟没有出版过一部外国文学译作。1971年以后才开始有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但数量甚微。

1978年11月，在广州举行了全国外国文学工作规划会议，通过了外国文学研究的八年规划，为新时期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设计了最初的蓝图。同时，中宣部批准恢复“三套丛书”的出版工作，在此基础上又翻译出版了《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等大型研究资料丛书和多套文学史、作家研究丛书，翻译出版了大量名译名著，外国文学翻译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期。据中国版本图书馆资料室统计，1978到1990年全国共出版各种译著28 500种，其中社科翻译达7 400余种，我国掀起了一股翻译和阅读外国文学和外国社科名著的热潮。初期因新译作匮乏，出版界不惜动用旧译本，出现了“名著复印”，10种“林译小说”也乘历史之势重演了一回。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7年试探性地重印了五本久被禁绝的外国文学名著：斯威布的《希腊的神话和传说》（楚图南译本）、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一、二、三）（纳训译本）、果戈里的《死魂灵》（鲁迅译本）、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与《雅典的泰门》（朱生豪译本）。到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名著重印”的步伐更大了，累计达到37种，同一年还出版了根据朱生豪译本校订的《莎士比亚全集》，计11卷。久违的外国名著重新进入公众领域，顿时在全国范围掀起了阅读外国文学名著的热潮。

1978年6月，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一本主要以引进、介绍外国特别是西方现当代文学流派的作家和作品的刊物——《外国文艺》，在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20世纪外国文学名作开始被有计划地翻译介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该丛书选收了20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巨大的优秀作品，以小说为主，兼及其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尤其是到了90年代，更多的现当代外国文学名著和现代主义各流派的代表作都先后被译介进来，使中国读者进一步开阔了眼界，更广泛地认识了世界。当代外国作家的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对中国作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并对我国的文学创作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翻译家们通过一百余年丰富的文学翻译实践，在佛经翻译理论的基础上，也形成了我国关于文学翻译的基本理论。如果说“案本”、“求信”是佛经翻译的基本翻译理念的话，那么“信达雅”、“神似”和“化境”就是我国文学翻译理念的集中体现。这些理念是我国翻译理论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