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言语交际环境的客观性与认知性的关系

三、如何认识言语交际环境的客观性与认知性的关系

既然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是一个既有现实性又有认知性的统一体，那么，如何认识这个统一体的现实性与认识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存在着两种具有片面性的倾向。一个倾向是过分地强调现实性的特征，而忽略了认知性的特征。一部分学者认为言语交际环境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在言语交际行为发生之前既已存在。对于交际主体来说，他（她）需要做的就是使自己的言语行为和话语的运行适应言语交际环境的要求。为了适应言语交际环境的要求，交际主体当然要对它进行心理认知，不过这一心理认知只是交际主体对已经存在的言语交际环境的识别，它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不产生任何作用。也就是说，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是心理认知的对象，不是心理认知的结果。为了实现言语交际的目的，交际主体似乎只能被动地适应言语交际环境的作用，而对它的具体结构（即现实构成）则无所作为。另一个倾向是过分地强调言语交际环境的认知性，而忽略了它的现实性。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言语交际环境只是交际主体的一种心理意识，它由交际主体的认知假设构成。也就是说，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完全取决于交际主体的主观认知机制。尽管这些学者也意识到了现实存在的环境因素，然而在他们的论述当中却看不到关于这些环境因素对于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有着怎样作用的关注，更没有这方面的具体研究。这就难免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仿佛现实存在的环境因素对于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没有什么作用。

两个倾向的根本区别在于：言语交际环境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心理意识？言语交际环境的客观存在是第一位的，还是心理意识是第一位的？产生这一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学者们观察言语交际环境的性质的视角不同。前者只是从言语交际行为与环境因素之间的对应关系来观察言语交际环境的性质，而忽视了交际主体对于环境因素的主观能动性的认知作用；后者过分强调了交际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认知作用，而忽视了环境因素的客观存在对于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具有同样的作用。两种倾向都存在片面的缺点。为了避免上述两种倾向的片面性，我们认为，有必要首先明确观察和分析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性与认知性之间关系的哲学基础，即认识论和方法论。只有在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我们才能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性与认知性的关系给予准确全面的解释。那么，我们的哲学基础是什么？答案是明确的。它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物质决定意识。无论物质的具体形态、结构、属性有多少变化，物质的客观实在性是永远不变的。物质世界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是事物、现象相互联系、无限发展的多样性的统一。物质世界是不依人的意识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但是物质这一客观实在是可以认识、可以反映的对象。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像。一方面，意识是人脑对客观对象的反映，无论是正确的意识，还是错误的意识，其内容都来源于客观外界；另一方面，意识是人脑形成的主观映像，其形式要受到人的主观状态的影响，因而具有主观性。意识的客观内容与主观形式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处于辩证统一的关系。辩证唯物主义在肯定物质决定意识的前提下，承认并重视意识对物质的能动作用。人的意识具有能动的性质。它对客观存在的反映不是机械的、呆板的，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主观与客观之间矛盾的不断发生和克服的辩证运动。概括地说，意识的能动性表现在：意识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意识具有主观创造性；意识对客观世界具有改造作用；意识对人体的生理功能具有控制作用。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和意识对物质的能动作用是辩证统一的。要正确发挥意识对物质的能动作用，必须遵循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而要认识物质的客观规律和改造客观世界，就必须发挥意识的主观能动性。辩证唯物主义要求，在尊重物质的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发挥意识的主观能动性，在发挥意识的主观能动作用中来认识和利用物质的客观规律。

在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体现为环境因素的客观现实性与交际主体的主观认知性的关系。现实性反映的是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的根本物质属性，而认知性反映的则是交际主体的主观意识在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的作用。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分析。

（一）客观存在的环境因素是交际主体的认知对象和实现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的物质基础。在具体的言语交际行为中，离开了客观存在的环境因素，交际主体的主观意识便没有了认知对象，也就无法实现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了。例如，为了实现理解“他明天一定来”这一简单话语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听话者至少需要认清人称代词“他”和时间名词“明天”的具体所指，以及动词“来”所示行为的具体方向。这就要求客观存在的环境因素必须包含有关的信息，否则，听话者就将无法进行认知行为，也无法实现与“他明天一定来”对应一致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

在现实的言语交际行为中，客观存在的相关环境因素越是丰富，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也就越清晰、越准确。相反，客观存在的环境因素不充分，交际主体的心理认知就可能出现偏差，进而也会影响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例如，一天，王大妈正在厨房忙着做午饭，王大爷在客厅忽然对她说：“woqudamajiangla!”王大妈一听急了，连忙从厨房里出来，不高兴地说：“饭马上就要做好了。你这会儿出去玩，什么时候回来呀？”王大爷把手里拿着的麻酱瓶子朝老伴举了举，说道：“我去打麻酱。”王大妈这才明白，老头子是拿瓶子去打芝麻酱。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了声“快去快回！”就回厨房继续做饭去了。

王大爷说的“woqudamajiangla!”是一个歧义句：可以是“我去打麻将啦！”的意思，也可以是“我去打麻酱啦！”的意思。王大妈在厨房里的时候，看不见客观存在的与王大爷的话语相关的环境因素——他手里的麻酱瓶子，于是她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出现了信息偏差，因此也误解了王大爷的话语。当她从厨房出来，王大爷把手里的麻酱瓶子举了举，使得这一客观存在的环境因素突显了出来，为王大妈的心理认知提供了明确的环境信息，进而纠正了她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如果没有麻酱瓶子这一环境因素，王大爷就得费一番口舌才能说清自己的话语意义。

中国古代有一位诗人，他在一处寺院游览的时候，触景生情，感慨万千，便在寺院的墙壁上题了一首七绝，其中有两句是：“前村月照一江水，僧在翠微开竹房。”可是，当他离开寺院走到江边，却见月光之下，江水是半明半暗，他顿时感觉自己的诗句“前村月照一江水”写得不贴切，便急忙返回寺院去修改，不料已经有人将其改成了“前村月照半江水”。在这位诗人题诗之时，由于没有“月光之下，江水是半明半暗”这一客观存在的环境因素，所以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出现了信息偏差，写出的诗句也就不可能贴切地描写当地的景色。可是当“月光之下，江水是半明半暗”这一客观存在的环境因素展现在诗人的眼前，他立刻对这一环境信息发生了心理认知，并修正了题诗之时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因此而做出了回去修改诗句的举动。可见，客观存在的环境因素对于交际主体的心理认知和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是不可缺少的。

（二）客观存在的环境因素是交际主体的认知能力得以形成与发展的源泉。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不仅意识反映的内容是客观的，而且意识本身的构成也是客观的。人的意识不仅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更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从这个角度看交际主体的认知能力，它本身的构成与发展就源于客观存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人类社会是最高级、最复杂的物质存在形式。不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都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中国社会的人口分布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北方人的体格特征和人格特征显然与南方人的体格特征和人格特征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相对而言，北方人一般是身材高大而性格粗犷豪爽，南方人则一般是身材矮小而性格细腻收敛。《中庸》有曰：“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尽管孔夫子的话并不一定准确，但至少说明，南北之人对于“强”的认知在整体上有着不同。就个体而言，每一个人一出生就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个体的成长过程不仅是他（她）从大自然汲取营养而发育的过程，更是他（她）在社会环境的作用下实现社会化的过程。是社会环境使得个体从一个自然人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人。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在社会环境的作用下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人格结构和知识结构，具有了参与社会生活（其中包括言语交际）的能力。如果一个人从他（她）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脱离社会环境，与社会环境完全隔绝，那么他（她）是不可能实现社会化的，也就不可能获得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狼孩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

概括地说，社会环境对人的认知能力具有两个层面的影响：一是人格结构的层面，一是知识结构的层面。弗洛伊德的人格心理学（Freud，1923）认为，每个人的人格都可分成三个组成部分——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其中超我是外界因素，尤其是社会因素的人格内化的结果。它表现为社会道德、社会准则等文化价值成为个人内在品质的组成部分。社会因素的人格内化首先是通过父母的言行“传染”，然后是通过孩子直接接触社会，或者受到社会的浸染，或者主动学习，来实现的（陈仲庚、张雨新，1986）。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因素都会内化成为人格的组成部分，其中许多因素是以知识的形式储存在人的大脑之中，构成人的知识结构。“人通过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从实际经验中抽取出经验性的规则”（梁宁建：2003，182）。这些经验性规则表现的是人如何解决具体问题的知识，例如“如果感到太热，并且窗户关着，那么就打开窗户”。随着一个人所获得的知识越来越多，不仅知识的数量在增加，而且知识体系也在不断地重组。这样，随着社会经历的不断丰富，人的知识结构也会不断丰富和完善。

交际主体正是从客观存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汲取了营养才获得了人格结构和知识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并为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提供了内在的动力资源和知识资源。否则，即使存在再多的与言语交际行为有着密切关联的环境因素，交际主体也不能对它们发生认知作用，因此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也不可能实现。从影响人的言行这一角度来看，人格品质与知识结构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格品质总是在人们潜意识或无意识的情况下影响或支配着人们的言行，而知识结构往往被人们有意识地用来指导自己的言行。

（三）交际主体对客观环境因素的心理认知在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发挥着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客观存在的环境因素为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提供了材料基础。但是，交际主体并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这些环境因素成为言语交际环境的结构材料。他们总是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积极作用。这一主观能动性的积极作用来自于个体的两个心理结构的认知资源，即人格结构的动力资源和知识结构的信息资源。它们体现为交际主体的认知取向和能力。

外在的环境因素只是一种客观存在。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们本身并不具有动力性，即不会自然而然地参与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只有在交际主体的心理认知的作用下，它们才能成为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的信息成分。另外，客观存在的环境因素有很多，并不是所有的环境因素都会参与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哪些环境因素能够参与，哪些环境因素不能参与，取决于交际主体对它们与具体的言语交际行为的关联程度的心理认知。是交际主体的心理认知为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选择了具体的信息成分。前文提到的那则秀才买柴的古代笑话既可说明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具有现实性的特征，又可说明它具有认知性的特征。从卖柴老汉的角度来说，正是他身上现实存在的环境因素（例如他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使得他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之中缺少了理解秀才话语的信息支持；而从秀才的角度来说，正是由于他对卖柴老汉身上现实存在的环境因素没有发生认知作用，而导致了他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之中缺少了这些环境信息。

交际主体的认知能动性的作用，不仅实现了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而且赋予了言语交际环境较大的开放性。在日常的言语交际行为中，交际主体并不像格莱斯（Grice，1989）所说的那样遵守所谓的合作原则。交际主体往往根据言语交际的进展，按照自己对环境因素的心理认知来构建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例如，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中有一段描写赵辛楣与方鸿渐在苏小姐家里斗嘴的情节：

赵辛楣躺在沙发里，含着烟斗，仰面问天花板上挂的电灯道：“方先生在什么地方做事呀？”

方鸿渐有点生气，想不理他不可能，“点金银行”又叫不响，便含糊地说：“暂时在一家小银行里做事。”

赵辛楣鉴赏着口里吐出来的烟圈道：“大材小用，可惜可惜！方先生在外国学的是什么呀？”

鸿渐没好气道：“没学什么。”

苏小姐道：“鸿渐，你学过哲学，是不是？”

赵辛楣喉咙里干笑道：“从我们干实际工作的人的眼光看来，学哲学跟什么都不学全没两样。”

“那么得赶快找个眼科医生，把眼光验一下；会这样看东西的眼睛，一定有毛病。”方鸿渐为掩饰斗口的痕迹，有意哈哈大笑。赵辛楣以为他讲了俏皮话而自鸣得意，一时想不出回答，只好狠命抽烟。苏小姐忍住笑，有点不安。只唐小姐云端里看厮杀似的，悠远淡漠地笑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50页）

在这一言语交际片段中，相关的四个人物分别按照自己对现场情景的认知来构建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并据此现实构成做出各自的言语行为：赵辛楣自认比方鸿渐高人一等，不把他放在眼里。看到苏小姐对方鸿渐亲热的言行，他心里非常恼火，抓住机会就要挖苦奚落一番方鸿渐。对方鸿渐反戈一击的一句话语，他既感到恼火，又一时想不出回应的话，就只好狠命地抽烟。方鸿渐尽管对赵辛楣的傲慢无礼感到生气，但不想与他争执，所以讥讽赵辛楣的话一出口，他便故意哈哈大笑来“掩饰斗口的痕迹”。苏小姐“喜欢赵方二人斗法比武抢自己，但是她担心交战得太猛烈，顷刻就分出胜负，二人只剩一人，自己身边就不热闹了”。她要借赵辛楣来激发方鸿渐的勇气，但又担心方鸿渐被赵辛楣击退。所以，她一面感到得意，强忍住笑，一面又有点感到不安。唐小姐是局外人，知道赵方二人斗与不斗都与自己无关，所以悠闲地看着这出笑话。在同一言语交际的现场，四个人之所以能够有不同的言语行为，就是因为认知的主观能动性作用使得言语交际环境具有了开放性，容许他们构建彼此不同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来施行自己的言语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