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交际行为对语境差异的容忍程度

三、言语交际行为对语境差异的容忍程度

言语交际行为之所以能在交际主体之间存在语境差异的条件下发生并完成，不仅仅是因为交际主体的认知环境所具有的一致性和语言系统的文化内涵所提供的惯性力量发挥了作用，而且是因为言语交际行为对于交际主体之间的语境差异具有一定程度的容忍。所谓容忍的概念是建立在言语交际行为与语境差异之间的相对关系的基础上的。一方面，既然说者与听者（或写者与读者）之间的语境差异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言语交际行为就只能容忍它们的存在；另一方面，为了言语交际行为的发生和进行，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又不得不尽量减少说者与听者（或写者与读者）之间的个体差异，使其处于言语交际行为可能容忍的范围。言语交际行为与语境差异一直处于一方只能容忍而另一方尽量减少的相对关系中。另外，语境差异对于言语交际行为不仅具有消极影响，而且具有积极影响。这就意味着：语境差异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有时可能是必要的；有些语境差异是需要消除的，而有些语境差异则是可以利用的。例如，双关语的修辞效果就是利用说者与听者之间的语境差异实现的，而暗语的交际效果则是利用听者之间的语境差异才实现的。

但是，不论是对于具有积极作用的语境差异，还是对于具有消极作用的语境差异，言语交际行为都存在着能够容忍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如果言语交际环境在交际主体之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现实构成，那么言语交际行为就会因为话语表达与话语理解之间的通道受到阻塞而无法发生或进行。如果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在交际主体之间出现了太大的差异，言语交际的效果就有可能受到破坏，言语交际行为甚至可能中断。即使是那些为了某种特殊的交际效果而发生的语境差异也必须是在言语交际行为的容忍范围之内，否则也会导致言语交际的中断或失败。至于怎样的具体语境差异是对言语交际效果具有积极作用的，怎样的具体语境差异是对言语交际效果具有消极作用的，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我们不能简单地一概否定或者一概肯定语境差异的作用，更不能简单化地看待和谈论言语交际行为对语境差异的容忍问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语境差异是参与同一言语交际行为的不同交际者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所出现的个体差异。它发生在同一个具体的言语交际行为的具体参与者之间，而不是泛泛而指的交际主体之间。它发生在具体的交际者对言语交际环境的具体现实构成之中，而非一般意义的言语交际环境，或者言语交际环境的可能因素之中。它以三个“具体”作为自己的基本特征：一是具体的言语交际行为，二是具体的交际主体，三是具体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也就是说，所谓语境差异，就是在具体的言语交际行为之中，具体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在具体的交际主体之间出现的个体差异。我们只能从具体的语境差异和言语交际的实际效果的关系来观察和分析，具体的言语交际行为是如何克服语境差异的消极影响，又如何利用语境差异的积极影响的，只有从言语交际的实际效果中，才能看出言语交际行为对语境差异的容忍程度。那么，我们可以从哪几个角度来观察和分析具体的言语交际行为对语境差异的容忍程度呢？语境差异的三个“具体”为我们提示了三个观察和分析的角度。

（一）从言语交际行为的具体形态来观察

在现实生活中，言语交际行为的具体形态呈现为千变万化的形式。从主体关系的角度看，有面对面的二人交谈，也有非面对面的二人交谈；有面对面的多人交谈，也有非面对面的多人交谈；有一对多的交谈，也有多对一的交谈。从话语形式的角度看，有口头的话语，也有书面的话语；有正式的话语，也有非正式的话语；有短到一句的话语，也有长到篇章的话语。从交际目的的角度看，有以传达知识信息为主的，也有以表达思想感情为主的；有为了打发时间而发生的闲聊，也有为了谈论具体事务而进行的交谈。言语交际行为的这些具体形态，使得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在不同交际主体之间的一致与差异，不同交际主体的言语行为之间的相互协调与通达，言语行为的交际效果与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之间的对应与一致，都呈现为复杂多变的形式。

言语交际行为的具体形态不仅仅是交际某一方的言语行为表现（例如说或听），而且是整个交际过程的言语行为表现（例如说和听）。我们一再强调，言语交际行为与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之间处于相互对应和一致的关系。这其中包含了两层涵义：（1）对于言语交际行为的不同阶段（例如说的阶段或听的阶段）而言，言语行为（例如说或听）的具体形态是与它的主体（例如说者或听者）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之间处于相互对应和一致的关系；（2）对于言语交际行为的整个过程（例如说和听的过程）而言，言语行为（例如说和听）的具体形态是与交际双方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之间存在相互对应和一致的关系。前一层涵义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个体言语行为的具体形态是他（她）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所发挥作用的结果；而另一方面，个体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是为了他（她）的言语行为的具体形态而实现的。二者之间的相互对应和一致体现为简单的互为因果、相互依存的具体关系。后一层的涵义则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言语交际行为的整个过程是由不同交际主体的言语行为构成的，它所对应的不是单一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而是不同交际主体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因此二者之间的相互对应和一致体现为复杂的互为因果或相互依存的具体关系；另一方面，言语交际行为是在交际主体之间存在语境差异的条件下完成自己的整个过程的，它与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之间的相互对应和一致反映在言语行为的交际效果与交际主体的语境差异之间的矛盾关系中。事实上，言语交际行为的整个过程就是在不同交际主体的言语行为之间和言语交际环境的不同现实构成之间的两对矛盾力量的作用下完成的。

受到自身内部的结构作用，言语交际行为的具体形态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结构成分有着不同的要求。有的可能比较侧重话语系列的环境因素，有的可能比较侧重现场系列的环境因素，有的可能比较侧重主体系列的环境因素。同样，受到自身内部的结构作用，言语交际行为的具体形态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的结构成分有着不同的敏感反应，体现为对交际主体之间的语境差异具有不同程度的容忍。例如，在二人面对面的交谈过程中，说者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与听者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是在同一空间内交替发生的。二者之间的时间差异不仅不会对言语交际行为产生消极作用，而且是完成言语交际行为的全过程所必需的。但是，除了时间因素之外，二人面对面的交谈这一具体形态会对现场的其他因素（例如现场的事物和其他人员的活动）和交际主体的状况（例如面部表情、情绪和态度）特别敏感。一旦交际主体对这些环境因素作出了不同的心理认知，因而导致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在他们之间出现明显的差异，那么言语交际行为的进程就有可能受到消极影响，甚至会因此而中断。而在书面的言语交际行为中，写者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与读者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之间不仅存在空间的不同，而且存在时间的差异。此一时彼一时的作用反映出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具有时差地差的特征。时间相差得越久远，交际主体之间的语境差异也可能越大；地域相隔得越遥远，交际主体之间的语境差异也可能越大。但是为什么今天的人们能够阅读古代圣贤的话语，中国的读者能够理解外国作家的作品？其中的原因就是，言语交际行为的书面形态，尤其是异时异地的书面交际，对话语系列和主体系列的环境因素要比对现场系列的环境因素更为敏感。只要在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交际双方的话语系列和主体系列的环境因素是一致的，即便在现场系列的环境因素存在很大的差异，不论是阅读古代的作品，还是阅读异国的作品，都基本不会受到语境差异的消极影响。相对而言，面对面的言语交际行为对于现场系列的环境因素更敏感，而非面对面的言语交际行为对于话语系列的环境因素更敏感。

言语交际行为的不同形态对话语意义的表达与理解具有不同的精确要求，即话语表达和话语理解都可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与此相对应，不同的言语交际行为也会对语境差异表现出不同的容忍程度。在具体的言语交际行为中，话语意义的表达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它们的具体程度是与言语交际行为的具体形态有关的。一般说来，学术性的言语交际行为要比日常性的言语交际行为对话语意义的表达与理解的精确性要求高，因此话语表达和理解的模糊性也就相对地较低；涉及具体事务的日常性言语交际行为要比没有具体事物而闲聊的日常性言语交际行为对话语意义的表达与理解的精确性要求高，因此话语表达和理解的模糊性也就相对地较低。例如，两人相遇时的打招呼与两人之间的真心问候，在话语表达和话语理解的角度都存在着模糊程度的不同；两个同事一起乘坐单位的班车上班或下班，一路上为了打发时间而发生的闲聊与就某一具体事务而发生的交谈在话语表达和话语理解的模糊程度上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并不是所有的言语交际行为都是建立在话语意义的准确表达和理解之上的，而且语言符号的功能和意义本身就有模糊性的特征。

言语交际行为的具体形态对话语表达和话语理解所容许的不同模糊程度是与它对语境差异的不同容忍程度相关联的。如果言语交际行为的具体形态对话语意义的表达与理解的模糊程度的容许越大，它所容忍的语境差异也相应地越大；相反，如果言语交际行为的具体形态对话语意义的表达与理解的模糊程度的容许越小，它所容忍的语境差异也相应地越小。例如，某学院的李老师从学院大楼向外走，在门口遇到了刘老师从外面走进来。李老师笑着对刘老师说：“你好！刚来？”刘老师笑着回应道：“你好！出去办事？”两人都没有停住脚步，只是在错身的一瞬间，彼此又招了招手。走出十几步之后，李老师却忽然回头叫住了刘老师，问道：“我那儿是不是还有一笔钱你没有领？”刘老师纳闷地问：“什么钱？”说着，两人回身向对方走来。至此，两人之间发生了两个不同形态的言语交际行为。前者是没有什么实质内容的打招呼，而后者是针对具体事务而发生的交谈。无论是对话语表达和话语理解的模糊性，还是对交际主体之间的语境差异，前者的容忍度都要比后者的高。

因此，在观察和分析言语交际行为对于语境差异的容忍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言语交际行为的具体形态这一视角。

（二）从具体的交际主体来观察

如前所述，言语交际行为的主体关系可能呈现不同的具体形态。那么在具体的言语交际行为中，话语表达与话语理解的互动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观察发现，不论言语交际行为是以怎样的主体形态发生，具体的话语表达与话语理解都是发生在具体的个体之间。例如，尽管集会上的讲演者面对的是多人组成的听众，但是整个言语交际过程的完成并不需要他的话语获得听众的所用成员的一致理解。事实上，听众之间也不可能发生一致的理解。参加集会的听众，有的理解了讲演者的话语，有的理解不了讲演者的话语；有的理解得全面一点，有的理解得不那么全面；有的理解得准确一些，有的理解可能出现偏差。从言语行为的现象上看，讲演者与听众之间的言语交际是一对多的集会过程；可是从言语行为的本质看，发生在讲演者与听众之间的却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话语表达与话语理解的互动行为。只要讲演者的话语获得了听众的某一成员的认知理解，那么讲演者就与听众的这一成员之间完成了一个言语交际行为。

在具体的言语交际过程中，说者或写者按照自己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做出相应的言语行为，并且期望自己的言语行为适应听者或读者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从而获得他（她）对话语意义的理解和对交际意图的反应。这就意味着，说者或写者一方面为自己的言语行为实现了一个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另一方面又设想了一个听者或读者可能实现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说者或写者的言语行为不仅仅是因为自己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而发生的，而且也是为了听者或读者可能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而发生的。也就是说，说者或写者的言语行为既是自己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而引发的结果，同时又是为了迎合对方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就说者或写者而言，他（她）自己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是与他（她）所期望的听者或读者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完全一致或吻合的。或者说，说者或写者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本身就包含了对听者或读者可能实现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的期望。

同样，在具体的言语交际过程中，听者或读者也是在自己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的作用下理解说者或写者的话语，并作出相应的行为或心理反应。然而，他（她）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却不一定是与说者或写者所期望的完全一致或吻合。而且事实上，听者或读者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与说者或写者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差异。如果言语交际行为的主体关系表现为一对多、多对一或多对多的具体形态，那么不仅在说者（或写者）与听者（或读者）之间，而且可能在不同的说者（或写者）之间、不同的听者（或读者）之间，出现语境差异。交际者之间呈现为复杂的语境差异关系。

因此，从交际主体的角度来观察，言语交际行为对于语境差异的容忍程度就是言语交际行为的每一个具体的参与者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以说与听（或写与读）为分界的某一方或双方之间的问题。如前所述，交际主体之间的语境差异对言语交际行为的效果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交际主体如何利用语境差异的积极作用，又如何避免语境差异的消极作用，这都与他（她）对语境差异的容忍程度有关。只有在具体的交际主体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语境差异的积极作用才能体现出来，而它的消极作用才能被避免。但是，每一个交际主体对语境差异的容忍程度都是彼此不一样的，在具体的言语交际行为中对语境差异的反应也是彼此不一样的。有的交际主体对语境差异的容忍程度可能会高一些，而有的交际主体对语境差异的容忍程度却可能会低一些。

交际主体之间对于语境差异的容忍程度之所以出现不同，是因为每一个个体的人格结构和知识结构都与他人的人格结构和知识结构存在差异。现实生活中的个体都是在自己特有的人格结构和知识结构的作用下对外界作出心理反应和行为反应的。个体人格结构和知识结构的独特性，体现在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就反映为交际主体之间的语境差异，体现在对于语境差异的容忍程度上就反映为交际主体之间的容忍差异。当然，每一个个体的人格结构和知识结构都有与社会或民族的其他成员相同和一致的成分。这些相同和一致的成分是社会或民族成员之间共同生活、彼此交流的基础。在此，我们只是想指出，判断言语交际行为对于语境差异的容忍程度，必须考虑交际主体的个体因素。

事实上，个体之间在人格结构和知识结构的相同或一致的信息成分在言语交际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斯伯波和威尔逊（D.Sperber,D.Wilson,1995：17）认为：在对世界的认知上，个体之间至少存在某些一致；交际双方应该把话语的生成与理解仅仅建立在这些共享认知（shared assumptions）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容忍整体语境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交际双方要力求局部语境的完全一致，尤其是对话语意义至关重要的那些语境因素。尽管在说者和听者如何辨别哪些是他们共享的、哪些不是共享的问题上，斯伯波和威尔逊提出用“相互易识性”（mutual manifestness）的概念来解释，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主张用“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或“相互知识”（mutual knowledge）的概念来解释，但至少可以说明研究者们已经认识到了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包含着个体之间共同的环境信息，而且这些环境信息对于言语交际行为发生与完成是不可缺少的。

任何言语交际行为的最终目的都是实现交际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情感交流。既然在交际主体之间不仅存在相互易识的环境因素（或者说个体之间共同的环境信息），而且存在非相互易识的环境因素，也就是只对于某一交际主体具有易识性的环境因素，那么，为了避免语境差异的消极影响，交际主体往往会尽量只利用相互易识的环境因素来实现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为了体现语境差异的积极影响，交际主体往往会适当地利用一些非相互易识的环境因素来实现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至于哪些环境因素是相互易识的，哪些环境因素又是非相互易识的，交际主体只能作出或然性的判断，并且随着言语交际行为的进程不断地修正自己对环境因素的相互易识性和非相互易识性的判断，进而调整自己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这也是导致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具有动态性的原因。

在具体的言语交际行为中，交际主体一面按照自己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做出与之对应一致的言语行为，一面还要经受语境差异对他（她）的言语行为的考验。如果语境差异对他（她）的言语行为产生了消极影响，他（她）会立刻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进行修正，以便消除双方之间的语境差异，进而消除这一语境差异对言语交际效果造成的消极影响。如果语境差异对他（她）的言语行为产生了积极影响，他（她）便会使这一语境差异保持在一个适当的程度，以避免它超出对方的容忍范围而导致消极影响。如何调整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以便消除语境差异的消极影响或体现语境差异的积极影响，不仅反映出说者实现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的能力，而且反映出听者对语境差异的承受能力。两个角度都体现了交际主体的语言能力。人们在语言能力上的差异不仅体现在语言系统的掌握程度上，也体现在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上和对语境差异的承受能力上。只有在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只有在具体的言语交际行为的过程中，个体的语言能力才能得到真实的体现。

（三）从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的结构成分来观察

在具体的言语交际过程中，对言语行为真正地发挥作用的不是言语交际环境的可能因素，而是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由于交际主体共享的认知环境和他们之间的相互认知环境还只是一些可能参与言语交际环境的环境因素，所以它们为言语交际行为克服语境差异的消极影响所能发挥的作用还是外在于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的。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交际主体共享的认知环境和他们之间的相互认知环境有助于言语交际行为克服语境差异的消极影响，因为它们为人们的相互认识和相互活动提供了普遍的共同基础；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在这些环境因素还没有真正地参与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之前，它们对言语交际行为克服语境差异的消极影响所发挥的作用也只能是属于基础性的和可能性的。只有在它们真正地成为了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的结构成分之后，交际主体共享的认知环境和他们之间的相互认知环境才能对具体的语境差异所引起的消极影响产生直接和现实的消除或减弱作用。也就是说，我们此前的观察还没有进入到真正对言语交际行为发挥作用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之中。为了弄清言语交际行为何以在交际主体之间存在语境差异的条件下发生并完成，为了弄清言语交际行为对于语境差异的容忍程度，我们不仅需要整体地观察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与言语交际行为的对应和一致的关系，而且必须进入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观察它的内部结构成分与言语交际行为的对应和一致的关系。

我们已经知道，在具体的言语交际行为中，并不是所有的环境因素都参与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即并不是所有的环境因素都对言语交际行为的运行发挥语境作用。事实上，就是在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也并不是所有的结构成分对于具体的言语行为都是至关重要的，其中的某一或某些结构成分可能对言语交际是至关重要的，而某一或某些结构成分则是无关紧要的。所谓至关重要或者无关紧要，是针对言语交际行为的具体形态而言的。与言语交际行为的具体形态有着最直接关联的环境因素是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的核心成分，对于言语交际行为的进行是至关重要的，而与言语交际行为的具体形态尽管有关联却程度不高的环境因素则是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的外延成分，对于言语交际行为的进行也就可能不那么重要。

在具体的言语交际过程中，只要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的核心成分在交际双方之间是一致的，那么言语交际行为便可以进行并实现其交际目的，而基本不受或者很少受那些外延成分的影响。例如在《红楼梦》第三十回“宝钗借扇机带双敲，椿灵画蔷痴及局外”中，宝钗借“负荆请罪”的戏名来奚落宝玉和黛玉的那一段话语。只要多少知道一点有关“负荆请罪”的典故，不论是古代时的廉颇与蔺相如的真实事迹，还是小说《水浒传》中的李逵与宋江的江湖故事，任何人都可以表达和理解“负荆请罪”的一般意义，即社会或民族文化传统赋予它的语言性意义。然而此时此刻，如果宝钗真的要想取得“双敲”的效果，即话语意义的传达和理解获得通达的话，那么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则必须包含宝玉先是惹恼了黛玉，而后又向黛玉赔不是的这一具体事件的信息成分。相比之下，在与宝钗这段话语相对应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关于“负荆请罪”的典故信息是外延性的结构成分，而宝黛之间的先恼后和的现实信息才是核心性的结构成分。从小说的情节看，在场的人物中间，只有宝钗、宝玉和黛玉三人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包含着这一核心性的结构成分，所以彼此之间发生了想取笑的一方着实取笑了对方、而被取笑的一方也确实感到了被对方取笑的言语交际。再看凤姐对宝钗与宝玉之间的这段话语的理解。尽管在凤姐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并没有宝玉和黛玉之间的先恼后和这一具体事件的现实信息，然而她却非常了解宝黛钗三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在她的认知系统中存有许多关于三人平日里发生“小摩擦”的知识信息。在这些知识信息的解释作用下，凤姐立刻从三人当时的情形中听出了宝钗与宝玉和黛玉之间又发生了话语交锋，而且是宝玉和黛玉受到了宝钗的奚落。正是因为在凤姐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没有“宝玉和黛玉之间的先恼后和”这一核心性的结构成分，所以她的话语理解不像宝黛钗之间的话语理解那么准确；也正是因为在她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包含了与这一核心性的结构成分有着密切关联的知识信息，即有关宝黛钗之间经常发生一些“小摩擦”的知识信息，所以她才能对宝钗与宝玉之间的话语交锋发生了基本的理解。最后看在场的其他人物对这一段话语的反应。由于在他们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既没有宝玉先是惹恼了黛玉，而后又向黛玉赔不是的这一具体事件的现实信息，又没有凤姐的认知系统所存储的有关宝黛钗三人之间微妙关系的知识信息，更没有凤姐那么细致入微的认知能力，所以他们不能理解四个人的话语，也就付之一笑而已。

可见，在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并不是所有的结构成分都对话语意义的表达和理解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些可能是核心性的结构成分，另一些则可能是外延性的结构成分。哪些环境因素是核心性的，哪些环境因素是外延性的，取决于它们与具体的言语交际行为的关联程度。环境因素与言语交际行为的关联程度越大，其在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的核心作用也越强，反之，环境因素与言语交际行为的关联程度越小，其在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的核心作用也越小。相对而言，对于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的核心成分在交际者之间出现的差异，言语交际行为的容忍程度要低于对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的外延成分在交际者之间出现的差异。如果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的核心成分在交际者之间出现了差异，那么言语交际行为就可能受到很大的消极影响，以至于不能获得话语的表达与理解的通达。如果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的外延成分在交际者之间出现了差异，那么言语交际行为就可能受到较小的消极影响，或者基本不受影响。

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在交际主体之间的个体差异不仅可能对言语交际行为产生消极的影响，而且也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不论是哪一种影响都取决于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的核心成分在交际者之间的个体差异。在一些特殊的话语表达中，例如双关语和暗语等，说者或写者还不得不依赖他（她）与交际对方之间在言语交际环境的核心成分上的差异才能传达他（她）意欲表达的话语意义，取得他（她）所预期的交际目的。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语境差异的消极影响是因交际主体之间的核心性环境因素的差异所致，语境差异的积极影响也是借交际主体之间的核心性环境因素的差异而成。再以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的那段双关语唱词为例：

“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

尽管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在杨子荣与众土匪（包括座山雕）之间存在许多差异，但是决定这一段唱词能否成为双关语的关键只在于其中的具有核心作用的环境因素，即杨子荣的真实身份和他上山的真实目的。在这两个环境因素的作用下，杨子荣表达的是他继续努力，誓死消灭土匪的决心；而众匪徒却理解为杨子荣死心投靠，继续为他们卖命的意思。如果没有这两个核心性的环境因素在杨子荣与众匪徒之间出现对立性的差异，那么这一段唱词是不可能有双关语的修辞效果的。

暗语也是借助言语交际环境的现实构成中的核心性环境因素在个体之间存在的差异才得以成立的。在前面提到过的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和几个游击队员正在县城的一家小饭馆里与地下交通员联系，忽然有一个人冲着饭馆里面叫卖道：“卖白薯，卖白薯，一毛钱两个白薯。”饭馆里的所有人都会对这一句叫卖的言语交际环境做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现实构成，但是决定它是一句暗语的关键却是李向阳几人与其他顾客的不同身份，以及对于“白薯”等词语的所指是否存在事先的约定。李向阳几人是游击队员，而且对“白薯”等词语的所指也有事先的约定，所以立刻听出是有两个特务来了。而饭馆里的其他顾客不是游击队员，对“白薯”等词语的所指也没有事先的约定，所以只能按照这一话语的一般语言意义来理解，只把它当做了小商贩的普通叫卖。如果游击队员与饭馆里的其他顾客之间不是在上述两个核心性的环境因素存在差异，那么这句话也就不可能成为游击队员之间传递秘密信息的一句暗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