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的本源

第一节　朗读的本源

文字作为记录和传达语言信息的符号,当然不是孤立存在、单个儿使用的。人们总是把文字串联起来,形成表达一定思想感情的文字作品,如此才能发挥出它作为独立形态的历史作用。所以,我们可以判断,自有文字记录以来,就有了朗读的胚芽。

不难理解,文字作品虽然是一种独立的形态,但一方面,它必定是一定意义、一定程度上的有声语言的记录,就是在书面语言同口头语言发生了很大差别的情况下,也不能说书面语言是另外一个语种;我们更看重另一方面,那就是人们在看文字作品的时候,不论文字作品使用的是口头语言抑或是书面语言,只要一见到字形,率先作出反应的是读出字音,即使并不出声,那发音器官在语言神经中枢的支配下仍然会发生某些变化,更何况更为自觉地出声读书呢！文字产生之后,文字记载、文字作品也就出现了,随之而来的,便是把文字语言变为有声语言,这也就是原始形态的朗读。

结绳记事,我们不去说它了。第一个写出“”字的人,当他告诉别人这个符号的声音和含义时,难道仅仅是在识字么?当然不能指责“杲”字没有用“东方红,太阳升”来表述。文字语言在表情达意上的简约性特征至今还极为明显,朗读文字语言是不能像说话那样自由的。这说明,文字好像简单,寓意却可丰富,从一开始,朗读就不是一种机械单调的读字活动。

口耳相传,是人类语言交流的重要特点,但是,目视口诵也绝非无足轻重。文字作品本身就有一种音声化的要求。当传播战事、公布法令的文告出现以后,直至刻于竹、凿于石的时候,一人朗读,大家倾听,听不真切再读一遍,如此这般,不是可以想见吗?

春秋战国时期,史官记事,诸子讲学,弟子从读,百家争鸣,以及诗书经史的师传后人,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切活动都离不开一定意义上的朗读。

其实,历史上关于读书的记载不可胜数。《孟子》中的“诵其诗,读其书”,就明显地反映了先秦以至更早时期朗读的盛况。打那以后,不能否认,朗读便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文化教育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扬雄说:“大谛能读千赋,则能为之。”^[1]班固说:“不歌而诵谓之赋。”^[2]可见左思作赋,洛阳为之纸贵,不仅作者自己读过千百赋,他的赋又被别人读过多少遍,传抄之中,又不知有多少人反复诵读,眉飞色舞呢！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已广为引用;元稹说白居易的诗“禁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3]乐天自己作诗,常读给老妪听,不当则改。这些,也早已为人所知。至于韩愈说的“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4]朗读的含义就更明白了。

多少年来,不但作家们自己吟诗诵赋、调词会文,广大读者也父传子继、师生相沿地吟诵名篇佳作。特别是私塾授受、寒窗苦读,几乎全仰仗吟诵之功,由得心应口,到得心应手。“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娴熟于心,还可以挥笔写诗,就是这个道理。至今,我国的一些老专家、老先生,继承了历史上吟诗的传统,在诵读中仍然很讲究吟法。1982年召开的首届全国唐诗讨论会上,不少老教授、老专家还分别以不同地区的传统吟法吟诵唐诗,^[5]这可以证明,其中是有某些规律可循的。

清代程廷祚认为:“古者之于诗也,有诵有歌,诵可以尽人而学,歌不可以尽人而能也。”^[6]他已经认识到朗读“尽人而学”的问题。既提出了学习朗读的必要性,又指出了学习朗读的可能性,这是很有见地的。

朗读,作为一门学问,在宗教的历史上也有它的地位。读经或诵经,是各教的普遍法规,甚至有因重诵经而得名的“声教”的存在。至于把低劣的朗读比作“像和尚念经”,只是从熟读于口而无所用心的角度来说的,形容朗读的刻板、单调、无精打采。实际上,和尚念经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以上我们虽然只是从朗读活动这个范围叙述的,但不可忽略的是作为朗读材料的文字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进程中,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内容、不同的作品样式。因此,朗读哪些作品,为什么目的朗读,不但复杂纷繁、各种各样,而且还常常表现出尖锐的对立。毛泽东同志正确地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7]朗读是以文字作品为依据的,不能不受到文字作品的制约,不能不受到朗读者立场、观点等的影响。可以说,从历史上看,有两种不同目的的朗读,一种是为反动文化服务的,一种是为进步文化服务的。我们认为,在朗读材料的选择上,在朗读的目的上,应该坚持“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8]这是在探讨朗读的本源及其变迁时必须给予足够重视的问题。

从上面简单的说明中,我们可以稍微窥见朗读活动产生和发展的端倪了。将来,也许会有我们汉语的朗读史,它将更详细地研究和阐明朗读的发生、发展规律。我们在期待着它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