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篇变模修辞

语篇变模修辞

一、常规语篇修辞与变异语篇修辞

在语篇修辞中，为了实现语篇表达的有效性，必须采用衔接、连贯、建模等语篇修辞手段，体现语法衔接、语义连贯、语体建模的修辞内涵，建构合格的话语文本和篇章文本。在话语文本和篇章文本（合称“语篇”）^[1]的建构中，通常是出于普通的修辞需要，采用常规的衔接、连贯、建模方式来实现其修辞目标。这样的语篇修辞是常规语篇修辞。如果是出于特殊的修辞需要，在衔接、连贯、建模等语篇修辞要素的某一方面采取非常规的修辞调适，形成非常规的语言配置或结构铺排，那就是在进行变异语篇修辞。

变异修辞与常规修辞是修辞领域里的两大方式系统，它们相对待相转化二元互补地存在于修辞体系的所有领域。在语篇修辞领域，变异也同样发挥着它开拓、补足、完善语篇修辞方式系统、创造新的语篇表达手段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从而推动语篇修辞的发展。

变异语篇修辞形式是相对于常规语篇修辞规范而言的，它可以从语篇模式的历时演变和语篇结构的共时比较两个方面来考察。我们这里所说的变异语篇修辞，是从共时的角度来考察的，是从与现有通用的符合语体要求的语篇修辞规范的对比中来确定的。在话语文本和篇章文本的建构中，凡是突破现有通用社会语言规范的语篇修辞现象都是变异语篇修辞现象，凡是与现阶段广泛使用的语篇修辞形式有差异的都是变异语篇修辞形式，凡是非常规的语篇配置手段都是变异语篇修辞手段。在具体的话语文本和篇章文本的分析中，语篇变异修辞可以借鉴现代语用学的原理来鉴别，可以运用语用学的理论来阐释其修辞机制。

在社会的言语交际中，为了维系交际过程的延续性、信息传递的秩序性，交际双方（即便是敌对的双方）必须采取一些合作的方式，才能够确保交际正常进行，促使交际顺利完成。言语交际的这种过程特征后来由美国哲学家格赖斯（H·P·Grice）1967年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归结为“合作原则”：“即在参与交谈时，要使你说的话符合你所参与的交谈的公认的目的或方向。”^[2]对于“合作原则”，格赖斯又进一步界定了其内涵的四个“准则”：

1.量的准则——所说的话要信息量适度，符合当下交际需要，不要过多，也不要过少。

2.质的准则——所说的话要有根据，力求真实无误。

3.相关准则——所说的话要前后相关，具有关联性。

4.方式准则——所说的话要明确，简洁，顺序有条。

格赖斯认为，在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如果遵守上述各项准则，双方的会话过程就是常规的，话语信息的传递是规约性的，会话含义会是明确的。如果故意违背其中某项准则，就会使话语在字面意思之外附加一层隐含的“特殊性会话含义”，生成诸多附加信息。“格赖斯特别关注特殊性会话含义。”“特殊性会话含义”是“需要依赖特殊语境才能推导出来的含义。”格赖斯认为，特殊性会话含义具有“可推导性”、“非规约性”、“不确定性”等特征。^[3]

语用学是在言语交际的总框架中研究语言符号使用规则和语言符号使用效率的科学。“会话含义（即语用含义）是语用学的核心内容。格赖斯的会话含义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们如何运用语言的理论。”^[4]而现代修辞学认为，修辞是提高表达有效性的言语行为，修辞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语言的使用效率，在这一点上，修辞学与语用学的目标是一致的。因而，中国修辞学界有学者提出了进行学科整合，建立语用修辞学或修辞语用学的观点。^[5]

从语篇修辞学的角度来说，“合作原则”也是合格的常规语篇文本建构的基本原则。而如格赖斯所言“故意违背”某项准则，实际上就是出于特殊的语篇表达需要，在语篇修辞中有意对特定语篇规范（规范都是原则、准则的体现）的突破，可以称之为“准则的逆用”；^[6]而“准则的逆用”所产生的隐含的非常规的语用含义，就是特定的语篇语境下变异所生成的修辞的潜在信息和附加信息。^[7]虽然“合作原则”主要指的是“会话原则”，是合格话语文本的建构原则，但它也符合篇章修辞的规律，因为篇章建构与话语建构是同质修辞现象。因而，遵守“合作原则”的各项“准则”是常规篇章修辞，“准则的逆用”则是变异篇章修辞。由于文字因素的存在，在篇章修辞中，“准则的逆用”显示得更加清楚、更加多样，因而变异的修辞功用也更加突出。

二、语篇变模修辞题解

相对于常规语篇修辞衔接、连贯、建模三大方式，语篇修辞的变异也体现在这三个方面，即在这三个方面突破常规，利用特定的语篇语境和特有的背景知识，采用特殊的篇章配置，体现特定的审美追求，从而实现特殊的表达意图。与常规语篇修辞相对待，变异语篇修辞方式主要有反衔接、潜连、变模三大类。

反衔接，就是为了达到某种特殊的修辞目的，有意识地偏离语篇结构单位前后相继、线性发展的常规衔接规则，突破句与句等微观结构单元之间形式上逻篇上应有的联系，模糊单元界限，错置衔接位序（如无标点、反线性等），以期产生特殊的语用效果。这是在语篇的微观组织建构这一层面上对“方式准则”的逆用。故意的不衔接，是一种变异的语篇修辞技巧，有其特殊的特定的语篇表达功用。

潜连，就是出于特定的或特殊的表达需要，突破常规的语义连贯方式，重在利用各种语境因素和背景知识进行潜逻辑连贯的一种语篇语义聚合方式。它是在语篇语义连贯这一层面上对“关联准则”的逆用，注重潜在信息、附加信息的开掘和传递，是一种变异的语义连贯、语义聚合方式。主要有语义暗合、语义跳脱、语义牵强（相声里考证，张飞的母亲姓“吴”，无事生非）等方式。

本文主要分析与常规语篇建模相对应的语篇变模修辞现象。

“建模”是重要的语篇修辞方式，是建立符合语体规范的语篇宏观功能结构模式不可或缺的修辞程序。具体地说，建模是适应常规语篇使用规律的语言策略设计，是体现特定语篇功能指向和表达意图的常规语篇功能结构的设定；“变模”则是适应特殊语篇使用规律的语言策略设计，是体现特定语篇功能指向和表达意图的特殊语篇功能结构形式的设定。变模是在语篇的宏观功能结构（语篇的宏观功能结构与所从属的语体的特征相关联）这一层面上使用的变异修辞手段，它包括宏观信息功能结构的特殊设计和微观信息功能结构相应的配置设计，是适应特殊的语篇表达需要和追求特殊的语篇表达效果的语篇修辞方式。

中央电视台2006年1月播出的《人物》栏目，讲了古籍中记载的一则“名人逸闻”：有人使用“损招”，如愿得到了一位名书法家为制止乞丐捣乱而书写的“不可随处小便”的告示墨宝，便惜字如金，全数采用，不增不减一字，只是变换了一下语序，形成了新的语义聚合结构，制成了一幅格言——“小处不可随便”。在这里，从“不可随处小便”的告示到“小处不可随便”的格言的语篇转换，所体现的正是变模思维。能在非常局限的语篇语境条件下，字词不增不减，仅靠变换语序，就铺排出一则格言的语篇功能结构，传输出特定的哲理语义内涵，不能不说是一种语篇的再创造，堪称绝妙的变模语例。

变异往往意味着创造、意味着创新，往往体现着深邃的语言机智和独特的审美追求。正如布莱克所说，“打破常规之路指向智慧之宫”，^[8]而创新的语言智慧能带给人巨大的语用启示和审美启迪，因而，变异修辞具有很高的语言美学价值和语言创新价值。变异语篇修辞，特别是语篇变模修辞，往往能以其打破常规的独特的奇妙的语篇功能结构的铺排设计，生成丰富的修辞潜在信息和美学信息，从而提高语篇的表达效率，增强语篇的语用效果。下面请看一则变模语篇修辞实例。

这是在宁夏回族使用的“盖碗茶”茶杯盖子上制作的说明茶的主要功用的语篇变模修辞文本。在茶杯盖子中央的盖柄（较大，中间凹平）中写着一个大大的“茶”字，环绕这个“茶”字，环形均匀地分布着五个字“可以清心也”。

奇妙的是，这五个环形均匀分布的字（词）是首尾蝉联的，无法确定哪个是头哪个是尾，但无论从哪个字（词）开始读，都能构成一句说明茶的功用的句子。并且都围绕“茶”字，语义相互关联，构成一个完整的语篇。如果从“可”字开始，语篇的常规结构铺排是：茶，可以清心也，以清心也可，清心也可以，心也可以清，也可以清心。如果从“以”字开始，则语篇的结构铺排又有变化：茶，以清心也可，清心也可以，心也可以清，也可以清心，可以清心也。以此类推，逐个顺序读解，可以生成五种不同的语篇铺排结构模式。这样的变异语篇结构，巧妙地违背了格赖斯的“方式准则”，是“方式准则”的逆用，因而才产生了丰富的隐含的“语用含义”。可见，语篇变模具有极强的修辞生成能力，可以生成丰富的修辞潜在信息，并以其所生成的语篇美学信息，激发人的审美情趣，使语篇的表达效果大大增值。当然，在这一变模语篇修辞文本形成的过程中，是借助了特殊语境因素和特殊表达手段而构成的，例如圆形的茶杯盖、古今汉语的差别、方块汉字的特定结构、汉语语序的灵活变换等。而这些修辞表现，正是“辞趣”的修辞内涵。

辞趣，是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首先提出来的一个术语。他认为，辞趣“就是语言文字本身的情趣的利用”，“是如何利用各个语言文字的意义上声音上形体上附着的风致，来增强话语文章的情韵问题”。^[9]吴士文先生认为：辞趣是指“辞的音调、辞的形貌、辞的标点”等修辞形式所造成的情趣。^[10]谭永祥先生在对辞趣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后指出：“辞趣是富有表现力的亚辞格的言语现象及有助于提高表达效果的词语的音调或字形图符、书写款式所体现出来的情趣。”^[11]三位先生对辞趣的认识有一些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辞趣是富有修辞表现力的，都认为在语辞的意义、声音，文字的形体、书写等语用形式的构成中蕴含着种种风致和情趣。因而辞趣就有相应的意趣、音趣、形趣三种类型。上述语例正是辞趣中形趣和意趣的修辞表现形式，是由“形”（形趣）的变异而引发的“意”的特殊趣味（意趣）的生成。辞趣被称为“亚辞格”，其形成途径与辞格一样，都是言语变异的产物，只不过辞趣更侧重于利用非语言表达因素形成变异形式。辞趣手段可以构成语句，可以构成语段，也可以构成语篇，当有意利用辞趣手段构成的是语篇时，从语篇修辞的角度来说，它就是变异的语篇。如果辞趣手段是使用于整体的篇章功能结构这一层面上时，它就形成了语篇功能结构模式的“方式准则的逆用”，那么，它就是语篇的变模。

运用辞趣手段变模，只是语篇变模的方式之一。在语篇修辞实践中，可以利用“方式准则的逆用”进行多种方式的变模，还可以运用“关联准则的逆用”、“量的准则的逆用”开展多种多样的语篇变模修辞。

三、语篇变模修辞方式

语篇变模是相对于语篇建模而言的（本文重点论述“篇章”文本的变模，“话语”文本的变模暂不论及）。语篇建模是符合现有语体常规的语篇宏观信息功能结构和微观信息功能结构的有效建构，变模则是突破现有常规的语篇的宏观信息功能结构和微观信息功能结构的有效建构。根据所掌握的语料，我们认为变模语篇（篇章）主要有特定句式语篇、特定节律语篇、特定造型语篇、反衔接式语篇、语义隐含语篇等类型。限于篇幅，本文只对“特定句式语篇”做重点分析，其他类型只作简要介绍。

（一）特定句式语篇

此种变模方式是在语篇宏观信息功能结构谋定时突破常规语篇结构体式，采取变异的语篇组织手法，仅以微观信息功能结构中的某一特定句式为句法手段和衔接标志，贯通全篇（一种句式成篇，微观结构的量变导致宏观结构的质变），形成整体的特异的宏观功能架构，以追求特定语言美学效应和特殊表达效果而使用的语篇变模方式。其修辞机制主要是通过“方式准则的逆用”，发挥所生成的潜在信息、美学信息（如语篇美学信息）的作用，提高表达效果。此种变模方式，其微观句式类型、宏观篇章模式多种多样，主要有下面一些。

1.全问句式语篇。例如由北京尚品一通广告公司为宁夏天源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制作的一则楼盘广告（“十问”的答案，以1、2、3……排序，列于“十问”之后。本文略去）：

十问银川

一问：从小银川到大银川，这个城市将会怎样改变？

二问：城市中轴线意味着什么？

三问：在银川开车10分钟能够到达哪里？

四问：银川上游社会的居住追求是什么？

五问：银川的终极房产应该具备什么？

六问：银川的房地产商应该为业主做些什么？

七问：银川房地产项目中谁能像星河湾一样先做景观，后盖房子？

八问：在银川谁第一次聘请国际知名专业公司打造高品质社区？

九问：如何引进世界风情的建筑风格？

十问：银川是否会出现一个超越时代的大盘？

……

（天源名都国际城楼盘广告，《宁夏广播电视报》，2005年4月15日）

一般广告语篇，根据表达自如的需要，各类句式都会综合使用。这则广告采用全问句篇章模式，主要是追求语篇结构的新颖独特，以期达到吸引眼球、诱导消费的商业语用目标。它打破常规的衔接、连贯、建模方式，仅以问、答对应方式进行衔接；以楼盘的十大商业买点作为文脉连贯的线索，将广告信息即篇章的语义内容聚合起来；以独创的十问十答、先问后答、问答错位对应作为语篇宏观信息结构构筑的模式；以一系列变模手段，谋定了一个独特的语篇组织。的确，《十问银川》的语篇变异方式比之一般的楼盘广告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更能激起人们的阅读兴趣和审美情趣，因而也更容易达到广告宣传的目的。

2.全“是字句”语篇。例如银川市房地产开发十强企业之一民生房地产公司制作的塞尚公寓楼盘广告：

塞尚，现在开始体验……

1.塞尚是香水；2.塞尚是阳光；3.塞尚是性感；4.塞尚是明星；5.塞尚是广告人；6.塞尚是榻榻米；7.塞尚是俱乐部；8.塞尚是礼品；9.塞尚是JAZZ；10.塞尚是一封E—MAIL；11.塞尚是英雄；12.塞尚是有钱难买我乐意；13.塞尚是42平方米；14.塞尚是LG电梯；15.塞尚是高档洁具；16.塞尚是西门子热水器；17.塞尚是地板采暖；18.塞尚是品牌木地板；19.塞尚是艺术家；20.塞尚是洗衣房；21.塞尚是落地窗；22.塞尚是5万元首付；23.塞尚是马可波罗瓷砖；24.塞尚是影集；25.塞尚是不见不散；26.塞尚是产权；27.塞尚是卡来尔龙头；28.塞尚是一条街；29.塞尚是紧急呼救按钮；30.塞尚是微笑；31.塞尚是一个电话号码：5072818；32.塞尚是成品橱柜；33.塞尚是2700平方米会所；34.塞尚是汤肯曼特门；35.塞尚是星期天；36.塞尚是知情权；37.塞尚是小户型；38.塞尚是风景；39.塞尚是孝心；40.塞尚是爱情；41.塞尚是朋友；42.塞尚是2.9米层高；43.塞尚是名片；44.塞尚是情趣；45.塞尚是自由；46.塞尚是理想；47.塞尚是胖子；48.塞尚是正源北街315号……115.塞尚是民生作品；116.塞尚是时间；117.塞尚是样板间。

（《宁夏广播电视报》广告专版，2005年5月10日）

根据表达功能，“是字句”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理性判断是字句，主要用于概念定义及事物存现的表述，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二是感性描绘是字句，这是暗喻的言语格式，具有很强的联想、描绘功能，如“情是圆的，理是方的”。本语例将两种功能的“是字句”交叉融合在一起使用，并且一以贯之，形成了一种句式成篇的特异篇章结构模式，变异色彩鲜明突出。此种变模手段，兼收并蓄了两种表达功能的优势，既“务虚”（如“塞尚是香水”、“塞尚是影集”、“塞尚是风景”）又“务实”（如“塞尚是5万元首付”、“塞尚是正源街315号”、“塞尚是民生作品”），虚实结合，不但切实地传递了该楼盘所有的产品要素信息、组织的公关要素信息（如“塞尚是微笑”、“塞尚是朋友”、“塞尚是知情权”、“塞尚是服务”），还激发了消费者丰富的联想，诱发其购买欲望，使广告的宣传、诱导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特别是这117个“是字句”的连续使用，一气呵成，给人以强烈的语言创新的震撼，使人在体验“塞尚”的同时，也体验了变异的语篇形式的新奇美。

3.全五言式语篇。例如宁夏银川市某公司的《员工行为准则》：

员工行为准则

微笑露一点

嘴巴甜一点

说话轻一点

脑筋活一点

行动快一点

效率高一点

做事多一点

理由少一点

脾气小一点

肚量大一点

（银川市某打印部《员工行为准则》，2004年）

《员工行为准则》的语体类型当属应用语体（公文事务语体）的下位分体——公务文书体。“从形式方面看，公务文书大都有着比较固定的体式，带有一定的程式化特点。”^[12]特别是准则、条例、规程、制度一类的公务文书，其语篇结构更是具有明显的程式化特征。一般以社会组织具体的单位、部门对员工的行为要求为语义聚合脉络进行连贯，以条目序号的形式进行衔接，构成条款式语篇架构。其语体属性要求语言平实、质朴，表述简洁明了，句式以陈述句为主，长短句自然搭配，不刻意追求整句形式。该语篇打破“条款式”语篇模式，采用变模手段，有意追求整句效果，形成特定的“五言‘一点’”式篇章格局，主要是为了便于员工记忆，并利用其语言美感信息，改善人们对公文“刻板”的印象，调整人们的接受心态，以求取得更好的行为规范效果。

4.全四言式语篇。例如由王正伟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的《公民道德千句文》。

王正伟同志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银川市委书记，为贯彻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组织几位作家、诗人撰写了这本《公民道德千句文》”。该文本“在语言上采用四言句式，四字一句，整齐押韵，适当变辙”（见序言）。

《公民道德千句文》是一本社会道德教育的普及读物（属政论语体），此类修辞文本常规的衔接、连贯、建模方式应与政论语体的修辞要求和特点相一致，但出于“琅琅上口、便于传诵和容易记忆”（序言）的语用目的，打破常规，采用了政论语体语篇组织的“方式准则”的逆用。其变模的最主要方式是“四言”、“千句”。在衔接方面采用诗化句法的跳跃式衔接本身就是一种变异的衔接方式；语义连贯方面以党中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规范的二十个字为核心构成了整个语篇的语义聚合脉络，是常规的显逻篇语义连贯；建模（变模）修辞的宏观信息功能结构设计是：一个总语篇、七个分语篇、四言句式、一千个句子。这一系列打破政论语体常规的语篇变模修辞手段，是适应如前所述的语用目标的，其修辞效果正如宁夏文学评论家高嵩先生在本书的《跋》中所言：“我读了‘千句文’之后，得到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四言句式。好家伙，一千个四言句！四言，两千年前就不时兴了！这几位撰稿的同志，竟能在不影响思想内容的前提下，用现代汉语完成了它，而且多数句子还文从字顺，具有韵律之美！我心中实在佩服！”它“为社会各界进行公民道德宣传教育提供了一份实用的好教材”。

根据该语篇的变模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四言千句”语篇。

（二）特定节律语篇

“在人类创造美的长期活动中，逐渐发展了人对各种形式因素的敏感，例如对线条、色彩、形体、声音等等形式因素的敏感，并逐渐掌握了这些形式因素各自的特点。”^[13]汉语的语篇建构，历来讲究“文气”，讲究“气韵灵动”，因而有“韵律成篇”之说。

节律是汉民族在长期的语用实践活动中根据汉语的语音特点创造和发展出来的语音审美形式。它是通过音节数量的特定调配形成一定的节拍组合所体现出来的韵律节奏，它所产生的语言美学感受有助于表达效果的提高。在汉语节律形式的发展过程中，唐诗、宋词堪称汉语语篇节律美学形式的杰作，其中，唐诗代表着汉语语篇节律形式的整齐美、对称美；宋词代表着汉语语篇节律形式的错综美、变化美。

汉语古代诗、赋、词、曲有着成熟、成功的语篇格律（稳固、定型的节律、音律规范称之为“格律”）体系，相对而言，新诗是在打破传统格律体系的前提下进行语篇节律模式建构尝试的，因而，它也是一种变异的尝试。凡是在语篇节律模式的构建中，突破已有格律体系而具有现代汉语节律特色尝试的语篇，我们可以称为“特定节律语篇”。请看下列语例：

树林的幽语，嗡嗡；

暮霭的氛氤，朦胧；

远寺的古塔，峙空；

沉潜的残照，暗红；

飘零的游心，哀痛；

片片的乡愁，晚钟。

（冯乃超《消沉的古伽蓝》）

这是韵律结构完全相同的三段诗中的一段。每一行诗句都是典型的现代汉语主谓句结构，主语都是定中短语。相同的行数（六行），每行相同的音节数量，每行音节排列上的5～2之分，使得这首诗具有鲜明的韵律节奏，体现出独特的语音美学特征，这正是这首诗采用特定韵律结构所追求的语篇美学效应。再请看当代诗人公刘的《铁的独白》：

领我去吧，领我去吧，领我去到车间，

把我捣碎，把我砸烂，烈火烧我三遍；

去做齿轮，去做垫圈，继承您的坚贞，

既当大锤，又当铁砧，听从您的召唤！

镰刀生风，锄板冒烟，编织金毡一片；

落入敌阵，便是炮弹，收获首级万千！

如果命定，要做笔尖，日夜蘸血蘸汗；

那就写吧，那就写吧，写好铁的诗篇！

（公刘《铁的独白》）

这两段诗各含四行诗句，每行都是十四个字（音节），并且都分为三个部分，三个部分的音节（字）数都依次是4～4～6，形成了特定的韵律节奏。

从新诗韵律结构模式形成的角度，我们不妨把这些尝试的作品看做是变异的语篇。因为新诗还没有形成像古代诗歌那样成熟的格律规范体系，并且这种创新尝试还在继续进行。当然，任何的常规和变异都是相对而言的，任何的常规与变异也都是相互转化的，我们这里所说的“特定节律语篇”，是相对于突破已有的成熟稳定的诗歌格律体系而言的，这种“突破”，是一种变异，是一种创新，同时也是一种构建。这些成功的尝试，为现代汉语诗歌格律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开拓和探索。

（三）特定造型语篇

这种语篇也是“方式准则逆用”而形成的，是在语篇书写形式这一非语言因素上的变异，使用的是“辞趣”手段。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在《诗刊》上的周振中创作的现代诗《英雄纪念碑》：

　　一

　　尊

　　巨

　　大

　　的

　　磨

　　刀

　　石

　砥砺着

民族的意志

（周振中《英雄纪念碑》）

这一诗篇的文字书写造型正好切合该诗的题目，像一座英雄纪念碑，形成了形象、直观的辞趣。这种变异的语篇书写形式新异而奇特，生成了丰富的潜在信息和美学信息，与语篇的标题信息、诗句内容交相辉映，耐人寻味。此外，像贺敬之《放歌集》里的仿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诗，搜狐网上为标新立异而书写得像二十二级台阶的台阶式语篇，都属此类。

（四）语义隐含语篇

常规的语篇建模修辞，其所构建的语篇传输功能结构与所传输的信息内容结构，即语篇语义联系网络是一致的^[14]，什么样的功能结构设定，就会体现出什么样的功能传输指向，传输功能模式的设定是为功能传输指向即表达意向服务的。语义隐含语篇是有意违背常规语篇建模修辞的“方式准则”和“关联准则”，故意使语篇功能结构与语篇（实际）信息结构分离，使语表结构与语底结构分离，依赖于特定的语篇语境，借助语表符号，形成另外一套隐含的传输结构，生成潜在信息，传达特定的“语用含义”，以实现特殊的修辞目标。

语义隐含语篇的潜在信息和美学信息必须依赖于具体的特定的语篇语境才能产生和生成，也只有依赖于具体特定的语篇语境才能够顺利解码，准确地接收其语篇变模修辞所传递的潜在信息（实际信息），领略其美感信息。例如产生于1976年清明节前后的一首《天安门诗抄》：

江河湖海浪涛起，

亿万人民悼总理。

青山绿影低下头，

滚滚泪浪哀声起。

靠着泰山心难移，

谁料星陨日月泣。

边防战士继遗志，

誓和“白骨”斗到底。

（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第1版，第90页）

这是一首“藏头诗”，巧妙地采用了隔行取首字的方法，从第一行第一字开始，分别是“江青靠边”。“靠边”是“文革”语汇，意思是“下台”、“交出权力”等。1976年清明节前后，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作者只能采用曲折手法，来传递要求粉碎“四人帮”的正义之声。语义隐含语篇成为他们展开斗争的策略武器，语篇变模修辞发挥了它应情适境、语义隐含的特殊修辞功用，体现了人民群众的语言机智。

藏头诗在当代语言生活中作为一种求新求异的语言表达手段也时常使用，如下面一首贺年的手机短信：

《新》禧步步高，

《年》年有回报。

《快》乐常微笑，

《乐》在每一秒。

《恭》贺忘不掉，

《喜》庆好运罩。

《发》达看今朝，

《财》源滚滚到！

这是一首五言八句格式的贺年诗，横着看是五言贺春诗，表达了美好的节日祝愿；竖着看取每句首字（为了明确变异的语篇结构模式，特别加了“《》”来提示）组合成“新年快乐，恭喜发财”的条幅，读来左右逢源，趣味横生，与新年祝福的特定语境相适应，平添了许多节日的欢乐气氛。

从文体形式上来看，语义隐含语篇可以分为语义隐含诗篇、语义隐含对联、语义隐含谜语、语义隐含歌谣、语义隐含信件、语义隐含箴言等类型。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介绍。

（原载《修辞学习》2007年第5期）　　

【注释】

[1]胡壮麟著《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年9月版。

[2]索振羽编著《语用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56页。

[3]索振羽编著《语用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58～72页。

[4]索振羽编著《语用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58～72页。

[5]余维《修辞的语用学》，载中国修辞学会编《迈向21世纪的修辞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余维《修辞的语用学》，载中国修辞学会编《迈向21世纪的修辞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王德春、陈晨著《现代修辞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8]王希杰著《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

[9]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10]吴士文《修辞格论析》，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11]谭永祥《汉语修辞美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12]江蓝生、张国宪主编《汉语语言文字基本知识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第215页。

[13]杨辛、甘霖《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页。

[14]郑贵友著《汉语篇章语言学》，外文出版社，2002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