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莫“句读之不知”

切莫“句读之不知”

肖远义　胡贵铭

标点符号，在好些人眼里常被认为对文章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元素。因而这些人在标点符号的使用上也就不做研究，不讲规范，随心所欲。最近，一些媒体的文字稿，滥用标点符号的情况还比较严重。下面不妨列出一二例来分析一下：

例一，“各位听众，我现在在××市环境检测站自动监测室为您报道，（这里应为‘。’或用‘：’）监测室电脑上呈现的是一组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线。……前些年，××市城区工业企业较多，工业废气污染严重。（应为‘，’）市区空气优良率不到80％，二氧化硫年均值超标严重。”

例二，“每年过春节，年年有变化，年年有新意，（应为‘。’）一年更比一年牛（应有‘，’）这是我们在2009年共同的心愿！（应为‘。’）冲破艰难，跨越发展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也在潜移默化的（应为‘地’）改变着！（应为‘。’）回想曾经，我们的春节是怎么度过的呢，（应为‘？’）今天就让××带朋友们走过这发展着的中国年！（应为‘。’）”

这种标点符号使用不正确的情况，像一逗（号）到底，句号结束，标点不占格，点号居行首，标号在行尾等情况并不鲜见。我们知道，在广播稿的播报中，标点符号不一样，其文意表达、停顿时间、语气语调都是不一样的。标点符号使用不规范，不仅会损害媒体形象，更令人不安的是可能对社会，尤其是对学生有误导作用。

标点符号是文章的重要元素之一，有时胜过文字的作用，来不得半点马虎。毛泽东不仅对遣词造句、语法修辞、篇章结构极其讲究，造诣极高，而且对标点符号的规范使用也非常严格。1948年3月9日毛泽东要求新华社等媒体及时转发《山西埻县土改的好经验》，在给胡乔木的批示中说：“请乔木将此件交给范长江，用明码发给新华社，转播全国，在报上发表。翻译时，文字和标点符号不要弄错。”我国著名的语言大师、教育学家吕叔湘对标点符号的使用也有论述：“唯其标点符号的个儿小，更应该写得清楚；要跟文字一样清楚，甚至比字还要清楚才好。”

标点符号规范使用的历史并不很长，至今不到100年。我国古代没有完整的标点符号，只有句读（dou）。从汉朝到清末民初，两千多年来我国文言文语意尽为句，书面上以圆圈表示；语意未尽又须停顿则为读，用瓜子点表示。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在其《师说》中就有关于句读的说法：“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韩愈在这里说，老师是要教文章断句和语辞停顿的，但主要工作是传道、授业、解惑。在这里韩愈虽说习句读乃小学，是因为他针对传道、授业、解惑而言的，并非说句读不要学、不重要。

清末民初，我国的语言文字开始转向白话文。1887年，广东东莞人王炳耀依据我国文言文的句读，参照外国的标点，拟就10种标点符号在其《拼音字谱》出版物中应用。“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白话文的推广，当时很多报刊开始用上了标点符号。1919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胡适、周作人、钱玄同等六人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获得通过。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采用。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国家组织一批学者对标点符号进行研讨，1951年10月，政务院下达指示要求全国遵照使用出版总署公布的《标点符号用法》。1990年3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国家出版署又重新发布了修订后的《标点符号用法》。由此可见，标点符号对国家语言的意义之大。做文字工作的人，尤其是新闻采编人员更要认真、规范使用标点符号。

认真学习、规范使用标点符号并不难。标点符号分为点号和标号两大类：其中对语言文字表点断的点号有7种，句末点号有句号（。）、问号（？）、叹号（！）3种，句中表停顿的有逗号（，）、顿号（、）、分号（；）、冒号（：）4种；用于标明语句性质和作用的标号有9种，即引号（“”）、括号｛（）｝、破折号（——）、省略号（……）、着重号（．．．）、连接号（—）、书名号（《》）、间隔号（·）专名号（＿ ＿）。认真读读，细细领会一下1995年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一书，对标点符号就会有一个完整正确的认识。

标点符号使用出错的情况发生在点号中的比较多，其中又以判别句中和句末停顿不准确的为多。其主要原因，很多是对文章中语意已尽的停顿和语意未尽的中间停顿分析认识不够。区别这两种情况可以通过对句子主语的分析来确定。还有一种情况出错较多的是对复句的分析认识不够。要知道复句是一个句子。汉语言文字及标点符号是一种系统知识，学习和正确使用标点符号，实际上涉及一个人对汉语字、词、词组、句子、语法、修辞、逻辑及文字的篇章结构的了解掌握程度。因而光学标点符号不学语言是不行的；学习语言不懂得规范使用标点符号也是不行的。由此，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一名成天与语言文字、标点符号打交道并以此影响社会的人，更是切莫“句读之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