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来、去”立足点与“起去”在方言中的存废
一、存废问题考察的意义
限于时间与精力，我们未调查更多方言里“V起来”“V起去”的使用及“起去”的存废情况。不过图表可见，在北京话、上海话、广州话等方言里“起去”已经废弃。也就是说，当前基本上以北京话语法为参照标准的现代汉语共同语（普通话）很大的可能是废弃了“起去”。上海话等在国内较占优势、强势的方言里“起去”也不存在。而表中显示的有“起去”的方言里，它在义项分布上也有很多局限，引申义项基本没有，即使有也受到了一定限制。种种语言现象表明，汉语史上一度非常活跃的“起去”在现代汉语中已逐渐消失。
对“起去”在现代方言中的存废考察，特别是废的考察，应该说是极有必要的。它很可能显示了汉语发展演变的整体趋势。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其中语言接触等因素引发、诱使的演变可能。
“废，意味着古代特点在能考察的范围内已经全面消失，代表了汉语更加强烈的类型演变。”“废的考察，主要获益方可能是类型学。某些方言虽然分化很早，但同样不保留某些古代现象，说明这些类型特点的演变是整个汉语的大势，即使方言已经分化，各方言仍顺着大势——或萨丕尔所讲的‘沿流’（drift）——朝同一方向演化，并且可以形成成组的共同类型特征。”（刘丹青2011：28）
二、“起去”在现代方言中消隐的动因分析
“起去”的语法化进程缓慢，在现代方言中也已显现出被逐步废弃的迹象。这一演变趋势可能由以下几个因素，或者说相关类型特征造成的。
1．“起”表达的趋向位移与“来／去”的位移参照性
不少学者对复合趋向词“X来／去”里“来”和“去”的位移参照性做过研究。它们都是以说话人所处位置为立足点，表达的是说话人与移动趋势的向离关系。“X来”是人或运动物体向说话人方向移动，“X去”则是人或运动物体背离说话人的过程。其意义差别取决于话语场景中说话人选择的参照点。它们的差别更多的是说话人心理距离上的区别。
王国栓（2005）指出，复合趋向动词的意义特征可表示为［＋位移］［＋方向］［＋立足点］。“［＋位移］义是由趋1来表示的，［＋立足点］是由趋2来表示，［＋方向］是由趋1趋2联合表示的”。而“起”从其基本义“起床、起身”到它所表达的空间趋向位移“由下而上、由低处向高处”，它所表达的实际位移并不清晰明确。
邢福义（2003）曾“把行为活动由甲地到乙地的趋向距离叫做‘趋距’”，从趋距上看来，“起”位移的趋距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由此，在心理趋距上，“起”后跟心理参照点“来”或“去”的分别不大。它们不如“上”“下”等，后附“来”与“去”在心理趋距上分别明显。说话人用“起来”“起去”表达运动趋向时，心理感觉落差不大，本质区别不大。出于对语言的经济原则（principle of economy）的考虑，普通话和当前不少方言中都干脆废弃了“起去”这一趋向词。这应该也是为何在老舍的老北京话小说以及《儿女英雄传》等有“起去”，而当前北京话等没有“起去”的原因。
2．“来”的时空隐喻和“去”的强标记性
我们在讨论北部吴语的“V起来”与“V出来”时就指出，“起来”在语法化进程中，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来”的理想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的影响与推动。“来”凸显“目标”的意象图式使“起来”有可能由路径终点转喻路径整体，具备“完成”的结果义。而“来”时间起始意义的存在以及不少语言、方言里用移动动词“来”表达将来时概念[4]的用法也或多或少促成了“起来”起始体标记的形成。
而“来”和“去”语法化发展进度上的不平衡也一定程度地致使“起来”与“起去”走上了不同的语法化道路。前人对趋向动词、趋向补语的历时研究表明，“来”相较“去”虚化程度要高。“来”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开始虚化，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表示先行动词的趋向。而“去”却始终含有“离去”“去除”实义在其中，制约着“去”的语法化。也因此，在“去”和“上、下、进、出、回、过、起”等组合形成复合趋向动词时，它这种强标记性仍存在，即使在现代汉语里还是带有较强的动作性或空间方位性。“趋1去”无论在使用频率上、词语的选择共现、义项分布，还是与各类宾语的位置语序上都不如“趋1来”宽泛。
“起来”“起去”在这一点上表现更明显。根据以往学者考察，它们差不多同时期出现（东汉时期）（参看邢福义，2002、2003；钟兆华，1988；王灿龙，2004；李先耕，2002等论文）。“起来”因为“来”已开始语法化，受“来”的时空隐喻等认知机制推动，也逐步开始语法化。而“起去”从其基本义“起身离去”这一短语结构开始，“去”的强动作性、独立性就存在，并制约、延缓了它的语法化进程。
近代白话小说和民国时期老舍等人的小说里有不少类似“藏起去”“搁起去”的用例。邢福义（2003）曾谈及“收起来”“收起去”。他认为“‘收’是个趋向不定的行为”，“‘起去’和‘起来’只是在‘移开’和‘移拢’的抽象趋向上使人感到有不同意味”。我们不太认同邢福义的观点。这里动词“收”后跟“起来”、“起去”正好解释了它们两者不同的语法化道路。“起来”已经语法化表达“完成”结果义，而“起去”则因为“去”的强标记性使其凸显“移开、离开”之意。
各地方言中的“起去”大多用的是基本趋向义，其语义的分化、引申基本没有。此外，“起去”大多还隐含有“起而去”之意。这正是“去”的强标记作用下的结果。
既然“起去”在趋向表达上与“起来”无本质区别，又基本没有虚化引申义，使用频率也不算高，那么它在普通话和大部分方言里消失是再自然不过的。有“起去”的方言里，其逐渐消隐的趋势也是在所难免的。
3．“起”与“起来”的适用范围
图表可见，北京话、上海话等不说“起去”的方言里，“起”的适用范围一般比“起来”要小。人们在日常口语里更习惯用“起来”表述。普通话亦是如此，尽管“起”的用法也不少，但多是用在文学作品、大会报告等书面语语体中，在口语中还是多用“起来”。
而有“起去”的方言里则往往是“起”的适用范围较广。例如成都话、长沙话里“起”本身就有表达持续状态的用法，而且还有类似于北京话“着”的表述伴随状态以及趋向补语标记等的用法。陕西话里更是“起”替代了北京话“起来”诸多用法。厦门话等闽南话里“起”涵盖了“上”和“起”两个趋向，运用范围也较广。
我们推断，正因为这些方言里“起”的适用范围较广，使它有可能后跟独立性较强、带有强标记性的“去”来表述连动等短语结构（“V起＋去”），或者“去”作为连接成分后跟其他动词结构（“V起＋去＋VP”）等，从而使当地的“V起去”结构杂糅。它们不一定是与普通话里“V起来”相对应、配套的复合趋向补语“V起去”。
4．语言接触的引发、诱使
图表可知，厦门话、长沙话里“起去”有虚化引申义，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语法化。厦门话里“起去”的引申义，前文已做过推论，认为它是语言接触引发的演变，普通话、北京话里“V上去”平行语法化的结果。
崔振华（2007）认为湘方言中“起去”也已经完成了语法化。不过它非趋向的引申用法受到了诸多限制，而且表持续态的“下去”义同时并存。当动词为双音节动词、形容词时多用“下去”。
材料有限，我们只能在这里推论，长沙话里“起去”的语法化可能也是语言接触引发的借用（borrowing）。在于普通话、北京话长期的密切接触下，“起去”经由“去”意象图式的投射而对“下去”相关义项的借用。因此它更多地是附在口语里常用的单音节动词、形容词之后，而相较更接近书面语的双音节动词、形容词仍沿用普通话里的“下去”。
可见，“起去”的语法化进程可以说是缓慢、滞后的。正如王灿龙所指出的“语法化未完成或停滞”了。部分方言里的语法化现象也很可能是语言接触引发相关语法复制的结果，常受到语言结构内部的制约。
【注释】
[1]下文例句若无特别指出，均选摘自李荣主编，熊正辉、张振兴副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41分卷本）》，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2]北京话合作人：刘辉，34岁，北京人，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
[3]参看张伯江（1991）和蔡瑱（2004）。
[4]详见石毓智、白解红的《将来时的概念结构及其词汇来源》，《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1期和《将来时标记向认识情态功能的衍生》，《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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