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视野下语言学研究范式转向

进化视野下语言学研究范式转向^[1]

吴　文

（长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重庆涪陵408100）

摘要：长期以来，语言学一直沿用西方研究范式，忽视了汉语等其他语言的传统和优势。随着语言进化研究成为焦点议题并取得突破性成果，语言学研究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西方语言学研究范式，并可能引发语言学研究范式新的革命。在语言进化视野下，以汉语语言为母语的学者也可以以声调语言为基准审视语言进化，即以汉藏语系为中心发展语言学新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语言进化；语言学；范式

Paradigm Transfer of Linguistics in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Evolution

Wu W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Fuling，Chongqing，408100）

Abstract：Traditionally，linguists would like to do the research of linguistics within Western paradigm，which pays no attention Of Chinese or any other languages.As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evolution，linguists began to rethink the dis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Western linguistics research paradigm，which will lead to the paradigm transfer of linguistics.In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evolution research，Chinese scholars should develop a new paradigm of linguistics by focusing on the tone－based language，such as Mandarin and Tibetan.

Keywords：language evolution；linguistics；paradigm

19世纪德国学者August von Schleicher认为语言的结构表现了语言的进化阶段，且以词形变化为标准将世界语言分成三个主要类型：第一类为屈折语（Inflecting），即具有词形变化的语言，大多数的印欧语系语言在一定程度上都算是屈折语。第二类是粘着语（Agglutinative或者Agglutinating），包括土耳其语和日语、芬芬语，及非洲东部的斯瓦希里语。粘着语亦有词形变化，但屈折语和粘着语之间的分别在于屈折语的词素趋向连在一起，较为难以分割，即屈折语的一个词缀同时表达多种意思，而粘着语的一个词缀一般倾向于只表达单一意思。第三类为孤立语（Isolating），如汉语和南太平洋萨摩牙语。Schleicher（姚小平2007）认为孤立语是处于古代原始期的语言，粘着语则处于中间过渡期；而屈折语是语言的最高发展期的产物。有现代语言学之父美名的洪堡（W.v.Humboldt）在他死后一年出版的《爪哇岛的卡威语》也把屈折语言当成是最进步的语言。他主张文法结构源自族群内在的语言知觉；世界语言的差异产生的根源就是在此。每一种语言都代表了一种特殊的世界观，表现了语言社群的特殊性。在他的作品中，洪堡还是坚持可以测量语言进化的程度，他觉得古梵语是最理想的，因为它是屈折语，中文是离目标最远的，因为它是孤立语，靠字序来表达组织概念。因此，西方语言学者理所当然地以其屈折语的框架来衡量其他语言，语言学过去两百年的发展历史也始终沿袭了西方语言学研究范式，忽视了汉语等其他语言的传统和优势。语言学因其历史发展的文化背景，看似理出了语言类型，但实际并没有统合的语言理论；随着语言进化研究逐渐成为横跨多种学科的焦点议题，并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语言学研究开始产生新的转向，去重新审视语言学研究的传统范式，或将有机会发动范式的革命。在语言进化的激发下，中国学者也可以以声调语言为基准审视其他语言进化，即以汉藏语系为中心发展语言学新的研究范式。

1.语言学研究及其传统的欧洲范式

现代语言学是以欧洲人的观点，遵守欧洲的学术范式。然而，欧洲语言学建立的前提和基准与印欧语系屈折语的形态密不可分。关于印欧语系的建立，可以追溯至William Jones（1746－1794）。1786年2月2日，在亚洲学会第三次年会上，琼斯发表《论印度人》的演讲，即通常所说的第三周年演讲（The Third Anniversary Discourse）中说：

梵语不管多么古老，它的结构是令人惊叹的，它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更丰富，比二者更精练，但是与它们在动词词根方面和语法形式方面都有很显著的相似性，这不可能是偶然出现的，这种相似性如此显著，没有一个考察这三种语言的语文学家会不相信它们同出一源，这个源头可能已不复存在；同由样有理（虽然这理由的说服力不是特别强）认为，哥特语和凯尔特语尽管夹杂了很不相同的语言成分，还是与梵语同源；假如这里有篇幅讨论与波斯的历史有关的问题，或许能把古波斯语加入同一个语系。（Jones 1807Vo1.Ⅲ：34—5）

琼斯的这一段话所包含的主要思想是古梵语在字根和文法上都类似于拉丁和希腊语。之后他证实这种相似不可能出于意外而推论出印欧始祖语（王士元，2011）。至此，语言学在欧洲才有了缘起，而它正式名称为比较历史语言学（Comparative Historical Linguistics）。目前世界语言学界所遵循的范式，一直没有跳出19世纪比较历史语言学的范式。他们利用有亲属关系语言间的对比，来重建共同的原始语，这就是19世纪欧洲语言学创建的原始目的，及为达成此目的所发展的方法。

欧洲人新的语言共同体带动了19世纪历史语言学的发展，利用亲属语言间的对比，重建了共同原始语——印欧史祖语。这种猜想中的原始语，据推测是公元前3000年的语言。直到最近考古研究才考证出，古印欧人大约公元前4000年生活在现在俄罗斯南部山区，很可能就是有埋葬死人风俗的Kurgans族。约在公元前2000年Kurgans的文化又传到了亚德理提克（Adriatic），印欧语系重大的分枝就在这时开始，这也符合考古语言纪年学的估计（Fitch，2010）。如果再往前回溯，就可能要结合古印欧语和乌拉里克语。这就回溯到7000年前，研究这样久远的语言发展就必须跨出19世纪印欧亲属语的概念不可。这就进入目前考古语言学的工作领域（Shevoroshkin，1990）。

所谓的比较历史语言学也跨不出欧洲主义的框架；他们的历史视野毕竟还是欧洲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考古语言学才开始正视语言的史前史，语言学的全球焦点也因此扎根在考古人类学等相关领域。他们企图重建史前语言，利用史前语的词汇去推测史前社会，如从古印欧语的词汇推测居住地理和生活形态；从家属名称可推论出古印欧人为父系社会；从语言的考古找出动物、器具、身体的名称；最后连法律、宗教、社会地位的抽象名称和数字都找得出来。公元前2000年Kurgans的词汇里无棕榈树和葡萄树，这表明他们不是从地中海来，他们也没有椈树的名称，亚洲不生产椈树，所以此民族可能来自欧陆的中北方。古印欧语无橡树这名称，橡产于欧洲，这又暗示古印欧人是从亚洲来的（Aitchison，1997）。正如19世纪借助语言新共同体的发现，将过时的语文学（philology）推翻，很快朝向标榜解释力的现代语言学（linguistics）发展一样；语言学与考古研究相互推波助澜，激发了新的想象空间，动摇了旧的学术范式。

2.语言进化及语言学研究范式转向

随着人类社会全球化的趋势逐步加快，知识进步的力量不断积累，语言学研究开始放眼全球，并以人类进化史为背景。进入21世纪，语言学家结合人类进化开始语言学研究新的转向。（吴文，2012a）它的方法是借助区域比较研究，企图找出全球语言家族在世界的分布概况及解释为何有如此不同的结构；其基本理念是“世界五六千种语言不能分开个别的进行研究，更不能期待这些个别研究成果，总加起来会是人类语言的全貌。世界语言分开进行研究与统一研究，二者可能有极大的落差。特别是，如果找到宏观的观点，可以一起观照屈折语和孤立语，屈折语和孤立语的真貌才会在更宽广的脉络中显现出来。”（王士元，2008）

19世纪的语言学家没有现代考古学的支持，虽然了解印欧语系，却忽视了其他语言家族，也不觉得有必要修正自己的解释系统。一直到20世纪，乃至现在，欧洲人还是习惯以印欧语系的角度去看世界其他语言。语言学家通常也只能从自己的语言或某一语系出发做研究，不是以今论古，就是推己及人，把母语的某些特质膨胀为普遍的规则（石锋，2013）。然而，人类的进化是开放的过程，科学发展到现代是开放的成果。语言研究也需要开放的理念、多元的研究范式。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士元（2008a）认为语言进化呼唤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将是语言学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未来语言研究视野的扩大、自我观念的突破、跨语系的整合研究，显然有待考古语言学及进化语言学相关学科更进一步整合（Diamond，1997）。

就本质而言，语言本身进化和语言思想的发展有一种奇妙的相互带动的关系。只有在某种历史的机缘和社会文化的背景下才会把语言学注意的焦点牵引到某一个方向（吴文，2013）。屈折语形的印欧语在远古引出了拼音字母。有拼音符号之助，印欧家族语言更加速向屈折语发展，有屈折语形、拼音符号相互推波助澜，印欧家族培养的语言学思想无形中走向以音本位，声音（而且是单纯的声音，印欧语是不用理会声调的）占住了研究的焦点。这也就是印欧语言学的自我本位。从他们的角度看，很难理解中国语言与声调、文字的纠葛。例如，中国人当然在乎话如何说，但他脑海里似乎也同样在意，耳里听到的音是关连到那一个书写的字。我们很难想象，西方人学汉语可以不认识书面的中文。换言之，脑海中没有中文字幕来支撑，要掌握口语中那么多同音字的语言，将是十分困难。汉语音跟中文字二者的关系，简单说，大不同于拼音字母与印欧语的发音。但在欧洲人眼里：不论异地语言差异有多大，他们所研发的语言学方法，都应该是通行世界的。虽说语言学是欧洲人创建的，但他们比较强调语言学方法的适用性，而不是创建者本身的文化背景；况且许多现代科学都是欧洲文化的产品，它们照样通行世界。然而，语言学毕竟不像物理学，语言学跟人、文化有更深的关系。在欧洲文化环境下诞生的语言学并没有眼光去照顾全球语言类别。他们发展的语言学还受到欧洲学术范式的牵引，一直想模仿物理学去寻找单纯的、不理会声调的语音规则（王士元，2011）。

在此情况下语言学所发展的语法理论，虽被乔姆斯基美名为“普遍法则”，实则是以印欧始祖语、乃至亚理士多德所认识的古希腊文法来硬套在其他语言所得结果。所做的种种语法探讨，不过是延伸或发挥亚理士多德的范畴论。有欧洲学者自省也觉得这是学术的框架，甚至是拼音字母加在欧洲人头上的思想暴政，约束了欧洲人的思想，特别是在据说的话与书面记录间的关系。

19世纪语言学家开始大量接触到东方信息，欧洲文化的强势地位还是让他们以欧洲本位主义框架去看世界语言；1816年德国语言学家Franz Bopp发表的《On the Conjugation System of the Sanskrit Languages，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of the Greek，Latin，Persian and Germanic languages》就是比较梵语和希腊、拉丁等欧洲语系的词形变化。显然词形变化是欧洲人重要的认同标准。但殖民主义抬高了欧洲文化的地位，欧洲人是不是因此将自己的文法规则视同为世界标准？从此可以看出语言型态和语法思考，甚至世界政治生态都有某种剪不断的关系，但语言学要进步，一定要突破这类思想藩篱。

众所周知，现在我们学的英语是West Germanic，只有1000多年的历史，跟汉语比起来，时间要短得多。中古英语大概只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上古英语也只有1000年，上古汉语有距今超过了3000年的历史（王士元，2008b）。然而，西方语言思想一直盘旋在拉丁文法的主干，跳不出拉丁本位主义的框架。即便到了19世纪，西方思想家还把中文归类为无文法结构者，如Schleicher曾以词形变化做标准将世界语言家族分成三个主要类型。19世纪开明的欧洲启蒙大师Max Müller（1861）也认为有词类变化的语言才是最优越的。在他的观念中，只会用固定字根来沟通的语言是停留在原始的胚胎期；却没有想到其他的语言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完成同样的目的。把中文因没有词形变化而将之归为落伍甚至胚胎期的语言，这等于是西方语言学家坐井观天，以自己的尺度来衡量别人。但从此语言归类法可能演变出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这些汉语研究者、使用者思索，我们到底该如何学习用自己的眼光来打量世界：若以词形变化做分类主轴，这样的研究立场是否中立客观？如果不以词形变化作标准，何种研究立场能概括兼顾人类三种语言形态？语言类别是先天，还是进化史的产物？从进化史的角度看，语言分类不是重点，重点该是语言类别如何在进化的大背景中产生？进化语言学议题本身就有争议，支持的力量来自考古人类学的进步，这股力量甚至鼓动革命性的变革，但语言学内部若无统合的声音出现，谁来替语言学进行范式的转移？

3.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未来走向

西方语言学家，一方面知道汉藏语系是声调语言，但是对于语言的观点，仍免不了以西方印欧语系的“非声调”的特性为本位。这就是语言学研究的悖论，即研究的人摆脱不了母语的魔咒，而语言学研究还非得摆脱这个魔咒才能成功。在这一点上，很不幸的是，我们自己无法提出自己的主张，只能跟随西方的曲调才能哼上一曲（王士元，2011）。拼音的通用化，甚至文字化，把拼音当作是汉字的“备胎”，说明我们因汉字而心虚。就像汉语拼音，比如“涪陵榨菜”，都得标出Fu－ling Zha－cai，像这样没有标出音调的标示法，让一个不懂中文的老外连类似的音都发不出来；就连精通拼音的汉学家也要猜上半天，才猜得出这一东西是涪陵榨菜。

简而言之，拼音不是文字，拼音是语言学家搞研究的工具。那么西方为什么会把拼音延申当作社会公器的书面语言呢？其实那是有条件的，因为西方语言是非声调语言，不把声调当作基本的辨义音素。然而拼音文字化后，它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让各族群各标其音，族群间于是没有了共同的工具，就像欧洲的语文到今天都统一不起来一样。西方人对东方文化存在普遍的误解，譬如他们总觉得汉字是落伍的。没想到汉字在图形辨识、空间知觉（此为右脑的主要功能），有它的优势（王士元，2008b）。在高速公路的指示牌，甚至电视影片的字幕上，汉字的传讯效果奇快，此已为认知科学家所实证（Chen ＆ Bates 1998，王士元，2008b）。西方文化一直自认拼音系统的优越，然而却无法解释为何在其社会上那么多孩童有阅读障碍（dyslexia），可见汉字在结构上可能隐藏一些问题。因为，汉字拼音作为书写的符号，是用分析语音所得到的字母；在密码学上，汉字拼音是用排码的方式来标记发音，便于计算机扫描仪的阅读，但不见得有利于人的视觉。中文是表意文字，书写的符号是直接来表达思想。人脑在视觉的处理上，毕竟还是比较擅长于图形辨识，而不是条形码的扫描。所以说中西方文化在其差异之中，还是有互补的空间。在美国，有学者曾利用汉字来帮助有阅障的孩童，效果十分显著（王士元，1991）。

展望未来，语言学者要长期躲在学术象牙塔内也不可能。科学家不能自以为只要按西方学者交代的框架、方法与范式前进，就能善尽其研究的职责。从目前趋势看，语言研究已经不能对人类学、考古学、基因学、心理学、脑神经科学的进步充耳不闻（吴文，2012b）。语言学过度的自信会不会演变成科学家本身创造力后退的后果？过分依赖某一范式，或过于强势的范式会不会造成某一学科有了过强的自我意识，以至于不能和相关的学科沟通，交换研究信息，这些都是尽责的语言学家所当思考的课题。因为科学的进步甚至都是通过革命而来。科学家那种按图索骥，在范式指导下的工作方式，就是常态科学的工作态度，遇到有既有范式无法解决的问题，刺激有创意的科学家，他终会觉悟到：纵然范式是研究的利器，但过分依赖范式，科学的创新就无从发生。

原来科学的范式往往事先预定了科学家所要研究的对象，也就是说范式强迫观察的对象进入人为的框框当中。如此一来，落在框框之外的事物，大概永远不会受到研究者的青睐。因此观察世界的角度要扩大，要改变，都必须先更改范式。特别在语言学当中，还有文化差异要纳入考虑，盲目取用西方研究范式，绝非明智之举。

回顾语言学的发展过程，有创意、甚至有革命性看法的科学家大有人在。如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Schleicher首先将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引进语言学，提出树干理论（The Family Tree Theory）来解释各语言间的家族关系。因此，语言进化论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首先，语言类别是进化的产品，意外的因素可能影响语言进化的轨迹，但被更大的生物基础约束，以致分支仅止于分支，而不是脱轨；语言内部的结构也显现传统印欧语法的格式并非一成不变的先天范畴。如果语言学家继续向前推进史前语言，语言终将回归真正意义上的“普遍语法”，我们何以根据不完全数据判断语言分支之间的发达与落后呢？

其次，生物语言学把语言当作有生有死、有成长有衰败以适应、变通当做发展原则的有机体。生物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观把语言机制当做身体器官，由遗传决定，可以在适宜的环境中生长、发育和成熟。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机制与语言习得环境的关系犹如植物与土壤、水分和空气一样，没有适宜的生长环境，植物就难以生存；但是决定植物本质属性的仍然是植物遗传所决定的生物特性，而不是土壤、水分或者空气。（吴文，2013）人类语言机制也是一样的，决定人类语言应该归咎于遗传而来的普遍语法，而不是习得者个体语言学习环境。因此乔氏认为普遍语法原则是获得任何一种人类语言的所凭借的、由基因限定的法则，像鸟儿的基因规定鸟儿要长出翅膀一样，人的基因规定小孩会说人类语言，而参数则像决定老鹰的翅膀和小鸡的翅膀是不同的表现型一样，决定了英语和汉语在表现上的差别（宁春岩，2011）。因此，汉语和英语并非有优劣之分，都是语言进化的产品。这对现代语言学来说，等于是开启了另一个看世界的窗口。

4.结束语

无论如何，不管语言学学者自己有没有察觉，他们基本上还是把人文视为神圣，并且认为无论如何都不可从生物角度切入人文。西方传统研究范式纵有伟大的历史成就，但真正的人本精神仍不在固守传统范式。即便人超越生物，人的可贵仍不在急于封杀人文、理性、语言这些传统理念的挑战，而是让这些所谓另类观点发展出来，并从中得到真知灼见。传统总是要把人文巩固在至高无上、固若金汤的堡垒之内。这种自我态度就是一种“无菌室处理法”，其实这样做，最后将伤害到人文本身。语言学要进步，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移植西方古典范式的模式，一直依赖西方的范式工作。

语言进化研究视野要扩及全球，研究眼光的全球化不能没有汉藏语这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使用的语群参加，我们在语言思想上该有自我主张，21世纪完整、全新的比较语言学思想应该既有明确主体意识又相互了解与尊重的东西双方所合力营造。由语言进化所激发，中国学者也可以以声调语言为基准审视其他语言进化，即以汉藏语系为中心发展语言学新的研究范式。例如，方环海（2012）认为汉语特征无疑都是基于类型比较得出的，特征不仅是在汉语系统层面，也体现在多个层面。这就是学界所推崇的汉语“普方古”立体式研究范式。特别重要的是基于共时状态的类型对比，更可以在类型学视野中通过“类型之眼”解释汉语的特征，汉语的特点要与世界上诸多语言进行比较方能凸显出来。历时看，暗含与古代汉语不同的特点；共时看，也有异于汉语本体的理论研究（王士元，2008a）。

但是，由于对汉语的类型特征研究不深入，关于汉语的类型描写也未能到位，而更大的问题在于如何把汉语的类型特征运用到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去，还远没有引起学界关注。汉语特征的纯语言学研究和面向汉语国际教育的研究有很大不同，从汉语国际教育的需要出发研究汉语特征，并不在于追求理论的系统性和知识的完整性，研究侧重于实际教学中的难点以及汉语与学生母语的类型异同，特别是不同类型特征之所在。尽管如此，汉语学者还是应该在进化语言学大潮中对语言学研究范式转向有所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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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吴文，男，重庆涪陵人，1976年生，博士，长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生物语言学、语言进化及生态语言教学。
本研究系国家社科规划项目“生物语言学及其研究范式下儿童语言习得机制研究”（批准号：12XYY01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