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正时期的乌托邦想象与实践

日本大正时期的乌托邦想象与实践——宫泽贤治的“罗须地人协会”与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1]

黄　英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青岛266100）

摘要：大正时期是日本近代史上民主主义理想主义思想高涨的历史时期，文坛上也出现了像宫泽贤治、武者小路实笃等追求崭新的理想世界的作家。本文通过对宫泽贤治的“罗须地人协会”、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理想及创作活动的对比研究，指出二者的理想其实是人类有史以来一直追求的关于建立理想家园的永恒梦想。另外，二者在关于劳动，个体与整体的关系等问题上，既有同样的乌托邦色彩，又有各自不同的风貌：宫泽贤治具有求道者的宗教特征；武者小路实笃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

关键词：乌托邦；宫泽贤治；罗须地人协会；武者小路实笃；新村

The Utopian Dream and Practices in Taisho Period：on Miyazawa Kenji’s Rasutijin Association and Mushanokouji Saneatsu’s New Village

Huang 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Shandong 266100）

Abstract：Taisho period，known as the time when democracy and idealism became popular，witnesses the appearance of many writers who were devoted to building a new and ideal world.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ife fo Miyazawa Kenji，who established the Rasutijin Association and Mushanokouji Saneatsu，who pursued his ideal of Atarashiki Mura（New Village），as well as their writing，the author of the thesis believes their dreams are the very concept of building an ideal home，which has been sought by human beings.On the other hand，though they shared the same utopian beliefs in labo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mmunity，each of them had his own characteristics.Miyazawa Kenji was known as a religious disciple，and Mushanokouji Saneatsu was famous for his individualism.

Keywords：Utopia；Miyazawa Kenji；Rasutijin Association；Mushanokouji Saneatsu；New Village

1.引言

大正时期（1912—1926）虽然只有短短15年，但在日本近代史上是一段“充满激荡与平和、闭塞与明朗对立存在的”历史时期（叶渭渠，1997）。国际上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国内则通过了普选法，民主主义、理想主义思潮高涨。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文坛也深受影响，出现了一批追求崭新的理想世界的作家。他们的这种思想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有所体现，还将其付诸实践，投身于创立理想世界的具体活动中。如宫泽贤治辞去教职，创立了“罗须地人协会”，专门帮助农民摆脱贫困；白桦派的领军人物武者小路实笃倾其所有，在宫崎县一个山清水秀的深山里，建立了自给自足的“新村”。对于这两位分属不同流派的作家，学界一般没有将二人并列进行研究的前例，但二人在大正时期的创作与实践活动却有很多相似之处，通过对二人这段时期的乌托邦想象与实践的对比研究，可以揭示日本乌托邦叙事在大正时期呈现的基本样态及特征。本论文主要围绕人类的梦想、劳动、整体与个体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2]。

2.人类的梦想

大正时期于日本于世界都是一个跌宕起伏的历史时期。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弥漫着血腥的战场波及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日本也加入了日英同盟，参加了战争。1917年11月爆发了俄国革命，翌年由于德意志帝国的解体一战暂时闭幕，但还残留着许多问题。战后的日本被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所充斥，抢粮暴动、罢工等情况在各地时有发生。此外，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社会运动也变得活跃起来。到了大正中期，社会主义思想从单纯的空想逐渐发展为大胆的实践活动（岡田章雄，1973）。

身处动乱之中的日本文坛，是以何种姿态应对这种社会变化的呢？他们以作家的敏锐触角感知社会，扑捉社会的各种变化，并投身于社会大潮。无产阶级作家们发起了“播种者”运动（1921）；提倡理想主义的白桦派作家更是不甘落后，武者小路实笃创办了“新村”（1918）、有岛武郎断然施行了“农地解放”（1922）。在这种时代风潮感召下，身处偏远地方的宫泽贤治也于1926年开展了罗须地人协会的活动。他们在各个领域用各自不同的方法，积极立志实现梦想的乌托邦。本文主要以武者小路实笃和宫泽贤治的创作及实践活动为中心进行考察。

1918年11月，以武者小路实笃为首的有志青年，在宫崎县儿汤郡木城村大字石河内创立了“新村”。“新村”作为实笃的梦，也作为乌托邦这一人类的梦想实践模型成立了。创立初期的16个人是最初的村内会员，在外围对村子的发展提供帮助的人就是村外会员。“新村”的创立史、发展史也可以说是实笃的精神发展史。

那么，实笃创立这个“新村”的动机是什么呢？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一个男人》^[3]中有这样一段内容。

对于他来说，想要从事文学创作和创造一个崭新世界的想法大概是同时产生的。那是他的双生子。（中略）新村在他的腹中已有十年。但是他并不知晓，这个想法是否在人类的腹中已存在了几千年、几万年。

由此可知，对理想世界的憧憬和想要将其化为现实的愿望，对于实笃来说和文学一样，是其人生的重大事项。这不是一时兴起，是已经深藏在他心中许久的夙愿。在这一点上，实笃和贤治是相同的。贤治在《农民艺术概论纲要》中主张没有全人类的幸福，就不可能有个人的幸福，他一直在追求全人类的幸福并付诸于实践。

那么，是什么促使实笃想要去实现这个夙愿的呢？

就内部原因来说，大津山国夫在《新村的创造》的“简介”中这样分析道：“第一，对共生社会的憧憬。这个社会可以把人们从制度和金钱中解放出来，换言之就是一种愿望，希望通过改造社会实现济民。第二，对于自己不劳而获身份产生的负罪感，换言之就是改变生活的责任感。”（大津山国夫，1977）的确，自古以来就有对共生社会的向往，在那里不用做金钱的奴隶，不用担心衣食住行的问题，可以自由和谐地生活。虽然我们无法判断文学家实笃到底有没有济民的愿望，但是，他对于现世的不满却是事实。1918年7月，他在《新村小问答》中这样讲道：“我们想要跳出现实社会的漩涡，摆脱现在不合理的扭曲的社会秩序，在新的合理的秩序下重新生活。就是说我们不想成为当今的资本家，也不想成为当今的劳动者，也不想过当今社会那种不劳而获的生活”。（大津山国夫，1977）实笃在此明确表明了自己想要跳出扭曲的现实社会，创造合理新社会的意愿。另外，他和贤治一样有一种非劳动者身份的负罪感。在《关于新村的对话》中就这样的记述“我们多亏了农民和劳动者才得以生存，他们的辛苦甚至包含了我们应当劳作的部分。正是如此我们没有成为劳动者的资格。（中略）利用他们的贫穷对他们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大津山国夫，1977）并且，在制定“新村”最初的会章中有关村外会员交纳会费条款的时候，还使用了“作为自己不合理生活的赎罪”这种语气强烈的语句。（大津山国夫，1977）可以说，是这种负罪感，使他致力于创造新社会，创造一个没有贫富差距，劳动得到尊重的新环境。

另一方面，就外部原因来说，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出于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反省，很多人开始对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进行勾画。当然，实笃也不例外。而且，实笃深受托尔斯泰的影响，他在《某人的话》^[4]中就清楚写道，他在1917年11月俄国革命爆发前，就预言了工人革命的必然到来。他说“不管怎样都会发生”“问题是能否让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的事和平地到来”。

下面来看一下贤治的情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25年，为了改变农村贫困的状况，由岩手县农会·教育会出资，在农业学校内创立了国民高中，县内各地的农村青年可以接受教育。教育内容多涉及国粹主义·农本主义等国家制度，和贤治的理想相去甚远。（境忠一，1968）因此，面对家乡如此严峻的现实，即使是在农业学校时代，贤治也不仅仅停留在学校内部，而是到各地农村去进行农事讲演，通过这样的体验亲自找寻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名须川溢男，1990）那之后的1926年他从农业学校辞职，成立罗须地人协会，开始自给自足的生活。《农民艺术概论纲要》是罗须地人协会的指导纲领，也表达了当时贤治的理想主义观点。其中《序论》中有这样一句“吾辈皆是农民很是忙碌且辛苦/想要更有希望地过活找寻到生活的方向”^[5]，从中可以读出贤治旨在改善农民生活的理想。另外1926年4月1日刊发的《岩手日报》上，在“致力于全新农村的建设从花卷农业学校辞职的宫泽先生”的标题下，有贤治的原话——“现代农村经济的确存在种种困境，因此我想在东京和仙台的大学，就自己的不足之处‘农村经济’进行一下研究。（中略）将生产出的农作物进行物物交换，以此来继续安宁的生活。”

由此可知，贤治想通过对自己所欠缺的“农村经济”知识的再学习，即获得社会科学方面的见解和想法，来解决农村问题。另外，也可以从中读出罗须地人协会的自给自足经济共同体的特点。在那里，大家以物物交换为前提和谐共享劳动成果。

罗须地人协会的主要活动包括：在协会本部，面向青年农民的农事讲座、科学和艺术的学习、面向孩子的童话会和音乐欣赏、器乐练习和讲演；另外，在农事咨询处，从周边农村聚集来的贫农、佃农可以得到关于土壤和品种的建议；此外，面向周边农村的中农以上的人们，在学校、村办事处等地举办农事讲座并进行指导。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以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的。

无论是贤治还是实笃，他们有关乌托邦的梦想不只是他们两个人的梦想，追求幸福是全人类的梦想。将理想转变为实践的契机中，时代这一大背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有关乌托邦的实践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

贤治以这一时期的实践活动为题材创作的童话《普拉诺广场》，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少年们在找寻梦想广场的路上，遇到了山猫博士为选举而举办的酒宴。此后，他们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建造一个新的广场，并付诸了实践。这是不满于当时日本东北农村的严酷现实，为建立全新农村而奔波劳碌的贤治自身实践活动的映射。当然，这里表现出的追求理想广场的愿望，反映出贤治的乌托邦式理想。

3.关于劳动

前文中也提到，贤治对于自己“资产阶级”出身是有明确认识的，在这一点上与武者小路实笃相似。这两位非劳动者出身的文人，既有着对于劳动的负罪感，同时还对全新社会中的劳动，有着属于自己的梦想。

首先来了解一下实笃。他在1916年6月刊发的《新村的生活》中写道：“没有劳动者的牺牲就不会有现在的文明。因此承认了如今的文明就必须认同劳动者的生活”，肯定了劳动在人类发展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实笃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劳动因为金钱而被交易”，这只能“使人类的精神退化，摧毁健康的身体”，并视劳动者为当今物质文明的牺牲者（大津山国夫，1977）。

在《新村的生活》中他还写道，在他的理想社会中，作为人类的一分子，谁都有劳动的义务，“但是为了生计必须勉强去从事的劳动是不值得提倡的。劳动是人之所以作为人所必需的存在，这样才是值得赞美的。这样的劳动，男人有男人的分工，女人有女人的分工，劳动必须是让人活得愉悦的存在。（中略）劳动并非是享乐，是作为人类值得骄傲的职责”。也就是说，实笃认为劳动不是为了生存而必须从事的，如果不是自己主动要求的便没有了任何意义。然而，如果这个理想得以实现，“劳动成为一件美好的事情，劳动变得有了价值。干活很勤快、或者干活很麻利、或是从事很辛苦的工作、抑或是技术含量高的工作”都会被社会所尊重（大津山国夫，1977）。这样一来众生平等，劳动者这一特殊阶级就会消失。

那么贤治的情况又如何呢。

如前所述，贤治在1926年辞去了农业学校教师的职务，开始了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并创立了罗须地人协会。在1926年4月1日刊发的《岩手日报》的报道中，贤治对记者说道：“我想在花卷也从事耕作，以此来度过生活即为艺术的一生。我计划在那里每周举办一次幻灯晚会等活动，每月大概有一次唱片欣赏音乐会”。贤治想要改善农村文化生活的理想已经非常具体。尤其想指出的是“生活即艺术”这个说法。说起当时贤治的“生活”，辞职后没有收入，也没有了家里的经济援助，为了养活自己而必须从事的农业劳动占据了他日常生活的大部分。因此，“生活即艺术”也可以解释为“劳动即艺术”。另外，在《农民艺术概论纲要》中有“用艺术来燃烧那灰色的劳动吧”这样的话语，诗歌《寄给学生们的信》中呼吁“让所有的农业劳动/……在舞蹈的世界里绽放”。把仅仅是劳作的劳动，为了生存的劳动，提升到“舞蹈”也就是艺术的领域进行歌颂。这正是对于劳动艺术化、劳动应该恢复幸福感的最真实的要求。就这一点，可以说与实笃所主张的“劳动将变得美好”有着异曲同工之意。把现实社会的劳动者从残酷的劳作中解放出来，给提供他们愉悦的劳动环境，在那个时代是一种潮流。不难得出结论，实笃和贤治关于劳动有着几乎相同的理想。

在贤治的作品《普拉诺广场》中，没有关于劳动的详细描述，但是有这样一个情节：少年农夫劳作时，地主把皮鞭抽得直响过来监视，科斯特认为这是非人的待遇，在理想的广场，这是绝不应该出现的事情。这部作品中，贤治不仅主张把劳动艺术化，还提出了劳动者全民平等、快乐劳作的理想。

4.关于整体和个体

就这个问题，两位作家有着相似之处，也有着不同之处。本章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4.1个体和整体的协调

自己和他人，个体和人类、社会，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共处，是二者共同的理想。

实笃1913年5月在短文《被分离开的个人》中这样写道：“从一切事物中被分离开的个人，就成了没有价值的、没有意义的存在。这样一来死就成了全部的终结。（中略）只有把自己和人类以及自然结合到一起，才能感受到自己是有意义的”。“如何才能让自己和人类以及自然结合在一起，找到这个答案是我们的职责所在”。^[6]在这里实笃并没有严格区别“人类”和“自然”，虽然这两个词汇本身在内容和外延上就有重合的部分，但是到底还是不同的概念。在这里所强调的只是这两个概念共通的部分——相对于个体而言的整体。其实，实笃早在“新村”创立5年之前，就认为个体离开整体就会没有了意义，并且思索了个体同整体结合的方法。

1917年11月，实笃在《关于新村的对话》中写道：“想要创造一个内力和外力十分协调的愉快的国度”，阐明了他想要大家齐心合力共同实践乌托邦的愿望。翌年，他在日向迈出了实践活动的第一步。如其所愿，在寄托着实笃乌托邦梦想的“新村”里，“内力和外力能得到充分的协调，一切事物生机勃勃，一切事物都在向前，一切事物都在成长”（大津山国夫，1977）。

再来看贤治。反映贤治理想的《农民艺术概论纲要》中有下述内容：

所谓农民艺术，是与宇宙感情的地人个性相通的具体表现（《农民艺术的本质》）

自我的意识从个人到集团社会宇宙依次进化（《序论》）

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是变成拥有世界整体意识的生物（《序论》）

首先燃起对世界的大希望吧/让我们更强大更正确地生活不避苦难向前进吧（《农民艺术的制作》）

……亲爱的朋友哟让我们联合起正确的力量把我们所有的田地和所有的生活建成一个巨大的四次元的艺术体怎么样……（《农民艺术的综合》）

根据恩田逸夫的研究，贤治在这里所用的“宇宙”“第四次元”“世界”等词，其实都在表达同一个意义：（恩田逸夫，1981）与实笃的用语“自然”一样，表示相对于“个体”而言的“整体”。这里表现出的从个人到人类、宇宙的协调这一理想十分鲜明。这是贤治对于人生的思考，同时也是他这一生所不断追求的理想。

如此看来，实笃和贤治都有着将个体与整体相调和的观点。但是，在与整体协调的程度上，他们的主张却有所不同。实笃表明要“把自己和人类以及自然相结合”。前面也讲到实笃的“人类”和“自然”这两个概念是模糊混用的。正如松本武夫所分析的那样，“新村的工作（中略）就是将个人结合到人类的工作”，（松本武夫，1969）实笃在这里主张同个人的集合体——人类的协调。另外，实笃在1924年所写的《踏进这个门的人》中有这样一句“不改变自己，和能协调的事物进行协调”。（大津山国夫，1977：215）有关实笃彻底的自我中心论的探讨，这里姑且不论，由此可以看出实笃所主张的这种协调的不彻底性。与此相比，贤治则主张“自我的意识从个人到集团社会宇宙依次进化”、“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是变成拥有世界整体意识的生物”（《农民艺术概论纲要之序论》）、“成为渺小且闪耀的宇宙尘埃在无尽的天空中飘洒”（《农民艺术概论纲要之农民艺术的综合》）。比起单纯个人的集合体——人类，贤治更进了一步，想要追求与更加宏大的宇宙的协调。由此可知，贤治主张的协调，是通过更宏大的佛教的时间观念，即统一的宇宙整体形象，来进行把握的。^[7]

4.2人类、自然的意志和宇宙的意志

如前所述，贤治与实笃都想要将个人和整体结合到一起，作为这个想法的必要条件，他们也都认识到除了服从于整体意志别无他法。

1918年《新村》杂志创刊，实笃在创刊辞中这样写道：“我们热切盼望着支配着我们的精神支配全人类”，“我们的存在是弱小的，甚至无能的，但是支配着我们的精神却是任何事物都无法打败的”。^[8]这里出现了的“支配着我们的精神”这一说法，但是没有进行更具体的阐述。实际上，前文提到的1913年所写的《被分离开的个人》中就已经对此进行了说明：“只能让自己顺从于人类和自然的意志无论到何处都要活下去”。^[9]此后，还在《关于新村的对话》中提到“不能违背人类的意志”、“我们的任务就是更好的达成人类的意志”，明确地表明了“新村”的工作性质。（大津山国夫，1977）这样看来可以把“支配着我们的精神”理解成“人类和自然的意志”。

这里的“人类和自然的意志”指的又是什么呢？实笃在1919年所写的《第三封信》中写道：“人类一直希望像样地出色地完美地成长”，“当个人被那个意志支配到最高程度的时候，他就会去完成人类的工作”。（大津山国夫，1977）另外，在前文提到的1924年的《踏进这个门的人》中，他说道：“彼此能够一直互相协调下去/是自然的意志。”（大津山国夫，1977）并且，1927年所写的《关于人类的意志》一文中，针对“人类的意志为何物”这一问题他明确回答道：“人类的向着完美成长的意志。”（山室静，1961）梳理以上内容，我们可以发现，所谓的“人类和自然的意志”，可以理解为：全人类互相协调幸福成长的意志。实笃坚信“人类和自然的意志”的存在，在这个力量之下个人被支配，个人必须遵从于它。

贤治也在《农民艺术概论纲要》中有如下论述：

我们所需要的是笼罩银河的透明意志，巨大的力量和热量。（《结论》）

正确的顽强的生存，就是将银河系刻印在自己的意识之中，遵循它的规律走下去。（《序论》）

贤治在这里使用了“银河系”这个词汇。这个词和前文分析过的“世界”“宇宙”“四次元”等概念有着相通的含义。也就是作为涵盖了空间和时间、自然物和人类等的整体概念来使用。这样的话可以将“笼罩银河的意志”理解为“宇宙意志”。关于“宇宙意志”，贤治本人曾在一封信的片段^[10]中提到，“宇宙意志是想要带给所有生物真正的幸福的存在”，“宇宙的确是有很多个意识的阶段，最终阶段是摆脱所有的迷惑和错误，将所有生物带到终极的幸福国度”。按照这种说法，所谓“宇宙意识”指的就是“意识的终极阶段”，是意图实现“所有生物”的“真正幸福”的意志。而且，我们人类将依照“宇宙意识”，为了千万人“真正的幸福”而行动，我们只能接受这种安排别无选择，要积极地认识到自身的“宇宙意志”，遵循着它，这样才是真正的“顽强的正确的”生存方法。

实笃的“人类和自然的意志”与贤治的“宇宙意志”，可以说同样都具有相对于个体而言的整体的含义，属于高次元的概念。不仅是实现个人的幸福，而是完成全人类的幸福，在这一点上，实笃与贤治的想法大致相同。两人都充分认识到：作为个人，没有反抗它的能力，也没有反抗的理由，必须要遵从它。而且，要把这些认识牢记在心，遵循着它，这样才是正确的生存方法。但是，正如前面所论述的，实笃所使用的“人类和自然”与贤治所使用的“宇宙意志”，它们所分别涵盖的范围是不同的。当然相比于前者，后者的范围更为广阔一些。

4.3个性的尊重与发挥

实笃在前文提到的《关于新村的对话》中写道：“每个人的生命、每个人的才能、每个人生存的喜悦，对于这些我们都要尊敬”，此外，在那个社会中“所有人都有随处可发挥的才能”、“不管多弱小的一己之力都要最大可能地发挥它，这样才能和外力结合起来”。（大津山国夫，1977）实笃在这里的主张很明确，只有尊重了个性并发挥它，才能实现自己和人类、自然的协调。

同样，贤治也相信保持着各自的个性并能互相协助的理想世界能够实现。他在《农民艺术概论纲要》中提到“将个人的才能不加保留地表现出来/那时每个人都是艺术家”、“许多不同个性的天才集合在一起，这样大地也会变成天空”。另外在他信件草稿中也有提道“在这其中，不能拒绝每个人按照他们各自的性格，满怀希望地快乐地走出他们自己的路”^[11]，在这里所使用的“个性”这个词，指的是每个人所各自具有的特点，和实笃所说的“个人的才能”和“一己之力”是相通的。综上可知，二人都主张对个性的肯定和发扬，他们都认为：为了追求共同的幸福，互相协作是不可或缺的，与此同时也必须尊重个人的能力，发挥其个性，乌托邦理想才可以实现。

但是，这种对于个性的肯定，只是指对于个人特点和能力的肯定。但是，能否对个人的全部，也就是包括个人特点、能力以及这之外的私欲等在内的全部进行肯定，这是实笃和贤治的认识有着根本性不同的地方。

实笃在1912年2月的文章《〈为了自己〉及其他》中有如下内容：“我相信在‘自己’当中，有作为个人的欲望作为社会动物的欲望作为人类的欲望（为了区别于作为个人的欲望，我经常用作为人类的欲望，或者是人类的血）。（中略）尽可能协调这些欲望，尽可能满足经过协调的欲望”。^[12]就这一点松本武夫指出“有这样一个武者小路，在协调了个人的、人类的、社会的等诸多本能后，很好地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松本武夫，1969）的确，前面也已经论述过实笃有这种协调的想法，但是这里想特别关注的是，在“自我”内部，共存着个人的本能、社会的本能、人类的本能这一观点。此外，前文提到的《三封信件》中也有论述：“对全人类的事情，不是个人内部的个人在考虑，而是个人内部的人类在考虑”。（大津山国夫，1977）综合以上考察可知，实笃认为：在自我内部同时存在个人的本能和人类的本能，并且他们同时根据各自的本能思考着各自的问题，就是说二者可以不必交叉地独立进行。

此外在前面提到的《关于新村的对话》一文中有这样的言论“我们能够一点一点地信任现世，能够肯定个人的自私”。（大津山国夫，1977）由此可知实笃对于个人本能所持的完全肯定的态度。

另外，如前所述，实笃一直在主张“个人的本能和社会的本能能够得到协调，爱自己和爱他人能够得到一致”。他在前述的《踏进这个门的人》中也指出“不改变自己，和能协调的事物进行协调”，（大津山国夫，1977）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不改变自己”这个说法。对于能协调的进行协调，对于那些不能协调的，不改变不迎合地应对。在他晚年所写的回忆文章《〈走这条路〉之代序》中，有这样一句话印证了上面的看法“我到什么时候都尊重个人的自由意志”。（大津山国夫，1977）

而且在前述的《关于新村的对话》中也提到“利害必须目的一致，但是不必以大多数的决定来压倒个人”，（大津山国夫，1977）当个体与整体利益产生矛盾时，他的主张很明确，就是要将个人意志坚持到底。

众所周知，实笃在青年时期曾一度狂热地崇拜过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不过之后改变了想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托尔斯泰的禁欲主义式的自我否定的主张，让实笃无法彻底接受。正如写在《人生论》中的“视性欲为一种罪恶是错误的”，（山室静，1961）实笃认为性欲是青年时期的一种生理现象，这是外力所不能影响的。实笃肯定了人性的自然，坚持个人的自由意志。

那么和彻底肯定个性的实笃相比，贤治是怎样一种情况呢？贤治在1925年9月21日写给弟弟宫泽清六的信^[13]中这样说道：

让那许多的灰暗想法在太阳底下同汗水一起升华，这种幸福我也感受得到。难道我们不是在欢乐地正确地向前进吗？能以苦为乐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如果能在风中在阳光下忘掉自己，整个世界成为自家的院子，或是恍惚间感到整个银河系幻化成为自己，这些瞬间难道不是很享受吗？

这段话描述了忘我劳动后的神清气爽、个人和整个银河系融为一体时的喜悦之情。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了“忘我”，这是个人同银河系融合的前提。“忘我”，不是忘掉自己的独特的个性、不是忘掉自己的能力，是忘掉“许多的灰暗想法”。由此可知，贤治并不是对所有事物都加以肯定的。

并且，在禁欲问题上实笃和贤治也有着相当不同的认识。贤治一生都是禁欲主义者，保持了37年的童贞之身。有关性欲问题，贤治曾流露了如下看法：

我考虑的是如何能让身体竭尽全力、充分发挥。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三部分，劳动、性欲和思考。（中略）劳动和性欲、性欲和思考、思考和劳动，按照这样两两组合互相协调的话，大概还是可以成立的。在生活中同时拥有肉体劳动和精神劳动再加上性欲，这是无法成立的。自古以来，日本农民就过着只有肉体劳动和性欲的生活，一直牺牲掉了精神劳动。过度纵欲是自杀行为，无法很好地完成工作。（森莊已池，1949）

由此可以读出贤治的立场：现实农村生活中，性欲和劳动，特别是精神劳动是相对立的。当然贤治的禁欲主义是从宗教立场出发的，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贤治对于人性中的性欲加以否定也是情理之中的事。^[14]贤治从宗教立场出发，不仅否定性欲，还禁止饮酒和食肉。当然，这些自我否定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以能实现奋斗目标为前提的。

综上，实笃对于自身的才能、意志、本能等都加以肯定。因为他认为个人的成长意志与人类的成长意志相通，即不经过自我否定，直接在自我肯定的延长线上就可以实现整体的肯定。可以说这是受以“个体”觉醒为目标的西方近代思想影响的结果。而贤治则主张为了全世界的幸福要尊重和发挥自己的个性、才能，但是他认为必须抛弃自身的欲望。换言之就是通过自我否定来实现整体肯定。这与实笃的西式近代思想相反，是东方式的带有宗教色彩的观点。

5.关于非现实性

如上所述，1918年之后的大正时期是民主主义理想主义的鼎盛时期，关于人生的人道主义文学占据了文坛的主要位置，成为影响范围广泛的具有代表性的文艺思潮。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因与这种时代思潮紧密相联，始终被一种浓重的时代氛围所包裹。^[15]

实笃的“新村”运动不是在现实社会中进行的，而是试图从现实社会中脱离出来，构建一个独特的全新的社会。例如，实笃在《新村小问答》中讲道：“我们想要跳出现实社会的漩涡，摆脱现在不合理的扭曲的社会秩序，在新的合理的秩序下重新生活”。（大津山国夫，1977）

关于到达这个全新世界的方法，实笃在前述的《关于新村的对话》中有所描述：“对于全新世界的创造我不想使用暴力方式，我想用人类的理性、爱、理智这类东西，一步一步地往前推进”。（大津山国夫，1977）另外，在前述的《一个男人》中也写道：“说他们是资本主义是讲不通的，但也不是社会主义。他们是第三种的存在，人类主义者，也是世界同胞主义者，是一种不抛弃任何人的主义。”^[16]他们所选的路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是以“人类主义”为基石的第三条道路。换言之，不是以政治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改良，而是以人类的善良和爱这种伦理道德为支撑的，努力建设美好未来社会的一种乌托邦实践。

而且，实际上“新村”的形态与其说是经济协作体，不如说是接近精神协作体的形式更为恰当。伊藤信吉就认为，“新村”与为了维护生产者利益的经济组织——经济协作体不同，“那里的人们是独立的，为了过上理想的生活，形成了以建设和谐共存社会为目标的农业合作社。可以说是为了充分发挥人生的理念、人生的热忱的农业合作社”。（伊藤信吉，1974）另外，实笃也在《关于新村的对话》中，针对“成为成员的资格是什么”这一问题，回答道：“简单说来只要有热心就可以了”，继而又说：“如果大家真的认为存在这样的国家是件好事，那么，只要有这种想法，人类的命运就能改变。如果我的主张将来无果而终，那并不是我的观点太天真，而是我对于信仰还不够坚定。我的真心还不具备撼动他人的力量。”（大津山国夫，1977）在此，实笃把精神放在了物质之上，认为如果有了精神觉悟，成功的大门自会打开。但是，现实却不是那样简单，此后的“新村”的发展印证了这一点。^[17]

此外，大津山国夫分析道：“他是个独创的思想家，却不是干农活的人”，并指出：“对于社会现实浅显的认识，特别是对于农村实际情况的无知，催化了‘村’的诞生。”（大津山国夫，1977）“新村”的失败在于实笃缺乏对社会现实的认识，特别是对于农业知识的欠缺。对于农事的无知，的确是村子无法正常运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实笃从最开始就没有对现实社会予以充分的认识。如上所述，实笃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作为这个理想世界的模型，他进行了“新村”的尝试。他忽视了应该成为“新村”基础的物质层面（经济层面），而把重点放在了抽象的理念，也就是理想层面上了。

另一方面，贤治作为一名农业技术人员，对于农事并不是一无所知，但是对于农业经营也是门外汉。前文提到的1926年4月1日刊发的《岩手日报》的报道中有这样一句话“就自己的不足之处‘农村经济’进行一番研究”，由此可以推测，贤治对于农业经营并非擅长。

而且，像前面所分析的，贤治罗须地人协会的活动主要是农事讲座、农村文化活动以及稻作指导等，物物交换这种自给自足生活的尝试也仅限于协会会员之间。说是协会，并不是有着严密规则的组织，只是个不定期的集会。另外，在贤治的《讲义指导》中列了时间表“＊1月10日农事必需的科学基础＊1月20日土壤学纲要＊1月30日植物生理纲要上部＊2月10日同下部＊2月20日肥料学纲要上部＊2月28日同下部＊3月中旬世界语地人艺术概论”，在这个表中几乎没有社会性质的讲义，讲义的重点放在了农耕的技术层次。根据伊藤信吉的分析，在那里“虽然有类似土地改革的思想，但是农业实践不包括土地问题、佃农问题，只有风土气候与农耕者的问题”。（伊藤信吉，1974：179）

另外，在贤治死后发现的未公开手稿中有一篇题为《禁治产一幕》的文章。在其摘要中提到“长男空想着将拯救农村作为自己的职责，从农业学校辞职后在村里搭起小屋开始开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空想着拯救农村”这一句，对于罗须地人协会的创立，难道从一开始贤治就认识到这是个空想吗？还是因为晚年疾病缠身无法实现理想，在病榻前写下这些反省的文字呢。因为贤治作品创作时间的不确定性，无法判断这篇文章成稿于何时，但以此可知，贤治自己还是意识到了罗须地人协会的“空想”性质。

出现在作品《普拉诺广场》中的全新的理想的广场，可以说是贤治在现实世界中没有得以实现的共同社会梦想的具现。只是，作品修改后增加了产业合作社的描写，给作品增添了适当的现实感。然而，那和现实世界中的产业合作社还不尽相同，重点只是放在了合作这一概念上。作品中少年们的理想广场发展成功，但这只是在虚构的文学作品中。回避社会问题构建理想世界，这本身就已经决定了实现的不可能性。

6.结语

综上，本文从四个方面考察了实笃和贤治的乌托邦叙事及实践。在民主主义理想主义思潮盛行的大正时期，作家们以他们的敏感触角感受并接受了这种思潮。其中，实笃和贤治立志要创造全新的理想社会。全人类都能够和谐平等地生活，这是人类自古以来的乌托邦梦想。大正时期跌宕起伏的历史形势，更催生了潜藏在人们心底对于乌托邦的想象和憧憬。可以说二者的乌托邦梦想和实践活动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只不过，二人都没有对社会问题加以充分的关注，因此理想世界只能变为一个空中楼阁。二人的主张在很多方面还是美好而理想的。他们都主张在新的世界中每个人都要履行劳动的义务，要把单纯为了达到生活最低标准的劳动升华到可以体会精神喜悦的艺术领域。关于理想中的个体和整体的问题，二者既有着相同的考量，也有不同的认识。首先，二人都主张个体与整体的协调，实笃停留在了与个人的集合体——人类的协调上，与此相对，贤治则是希望能实现和宇宙这一包含了人类在内的所有事物的协调。另外，实笃所说的人类的意志，与贤治所说的宇宙意志相比是低一次元的存在。除此之外，二人虽然都主张尊重个性，但是实笃肯定了包括自我本能在内的所有欲望。而有着宗教身份主张禁欲的贤治则将自我本能严加否定。

可以说大正时期的乌托邦叙事，具有理想主义特征，从二人都付诸社会实践这一点看，也是具有社会性和此岸性的。而且在劳动与艺术的结合、个体与整体的结合等问题上的主张也是具体而有现实背景的。追求乌托邦的梦是超越了国境的全人类的梦想，但是，说到底他们二人的乌托邦实践，是个以协作性为目标，以人们的善意为支撑的精神共同体，空想的意味难以避免。

参考文献

［1］叶渭渠.1997.日本文学思潮史［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2］冈田章雄.1973.日本历史12卷世界和日本［M］.东京：读卖新闻社.

［3］大津山国夫.1977.新村的创造［M］.东京：富山房.

［4］境忠一.1968.评传宫泽贤治［M］.京都：樱风社.

［5］名须川溢男.1990.宫泽贤治与那个时代［A］.栗原敦，宫泽贤治童话的世界［M］.东京：有精堂：110.

［6］恩田逸夫.1981.宫泽贤治论1［M］.东京：东京书籍.

［7］松本武夫.1969.武者小路实笃人和作品［M］.东京：清水书院.

［8］山室静.1961.人生论读本Ⅶ武者小路实笃［M］.东京：角川书店.

［9］森莊已池.1949.宫泽贤治和三个女人［M］.东京：人文书房.

［10］伊藤信吉.1974.乌托邦纪行［M］.东京：讲谈社.

【注释】

[1]黄英，女，江苏江阴人，1969年生，博士，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日本文学、比较文学。本研究系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14BWXJ06）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201415015）的阶段性成果。

[2]虽然目前尚无证据可以证明贤治和白桦派，或者说和武者小路实笃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根据续桥达雄的研究（《邂逅梵高》，《四次元》93号，1958年5月），在贤治的《浮世绘广告文》中，将梵高同塞尚一起标记为开创新流派美术的画家。另外，在他的诗歌《风景和八音盒》中还出现了与梵高有着紧密联系的“丝柏树”这一意象。续桥达雄认为贤治的这些有关梵高的知识，是通过当时在日本大力宣传西欧绘画的《白桦》杂志了解的。这说明贤治对白桦派，至少对《白桦》这个杂志是感兴趣的。

[3]武者小路实笃，1954，《武者小路实笃全集第3卷》［M］。东京：新潮社：186。

[4]发表于白桦派同人杂志《白桦》1915年6月号（〈再版〉京都：临川书店，1969－1972）：161。

[5]宫泽贤治作品的引用均引自《校本宫泽贤治全集》［M］（东京：筑摩书房，1973－1977）。此处为第12卷（上）：9。

[6]武者小路实笃，1956，《武者小路实笃全集第23卷》［M］。东京：新潮社：164－165。

[7]根据田村芳朗、渡边宝阳编著的《法华经的诞生》［M］（东京：讲谈社，1984：17），宫泽贤治所信仰的法华经，是通过阐明统一的真理来描绘统一的宇宙整体形象的。

[8]武者小路实笃等刊行的“新村”同人杂志《新村》（1918年7月：4）。

[9]武者小路实笃，1956，《武者小路实笃全集第23卷》［M］。东京：新潮社：164－165。

[10]1929年的信件编号252c［日期不明收信人高濑露］的几个草稿片段中的一个。

[11]1929年的信件编号252c［日期不明收信人高濑露］的几个草稿片段中的一个。

[12]武者小路实笃，1956，《武者小路实笃全集第23卷》［M］。东京：新潮社：85－90。

[13]信件编号212。

[14]根据中村元等编著的《佛教辞典》（东京：岩波书店，1989），爱是人类最根源的欲望，其中男女之间爱的追求是最具冲动性的，男女之间的爱，也即平时所说的性爱、爱欲。佛教的立场是否定性爱的。

[15]《岩波讲座日本文学史第12卷20世纪的文学1》［M］（东京：岩波书店，1996：206－212）。

[16]武者小路实笃，1954，《武者小路实笃全集第3卷》［M］。东京：新潮社：186。

[17]根据武田寅雄《〈白桦〉群像》（东京：明治书院，1983年9月）中收录的他所著的《武者小路实笃论》（20－21页），在宫崎县开始的“新村”运动，一直继续着它艰难的开拓事业。1938年由于水力发电厂的建设，“新村”的一部分被淹没，必须另寻新址。1939年在琦玉县入间郡毛吕山町建了新的“新村”。“新村”的经营通过养鸡业得到暂时的稳定，村民的生活终于有了最基本的保障，但离理想的生活还有很大差距。武者小路实笃于1926年时离开“新村”。此后，他集中精力作画，作为一个兼具作家和画家身份的个人，他理想的艺术生活是实现了，但“新村”运动的确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