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物语之间的选择

语言与物语之间的选择——论美国文学对村上春树文学的影响^[1]

张小玲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青岛266100）

摘要：本论文以不太受研究界所重视的村上春树初期散文以及访谈为文本分析对象，通过梳理其中村上对美国作家的论述，指出村上文学中重视故事情节的“物语性”特征是受到了菲茨杰拉德、雷蒙德·钱德勒、约翰·欧文等美国文学的影响而形成的，这一过程在村上文学的初期就已完成。从而揭示了美国文学对于村上文学的根源性影响之具体体现。

关键词：村上春树；物语；美国文学

The Choice Between Style and Story—The American Literature’s Influence on Haruki Murakami’s Literature

Zhang Xiaol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Shandong，266100）

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Haruki Murakami’s early essays and interviews，which were undervalued by the researchers.By analyzing his comments on American writers，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storytelling”feature，i.e.hi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plot in his works，wa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American writers，such as Fitzgerald，Raymond Chandler and John Irving etc.This transition was embodied and completed in his early works，which demonstrates that the influence of American literature has rooted in Haruki Murakami’s works.

Keywords：Haruki Murakami；story；American literature

引言

众所周知，作为炙手可热的日本当代代表作家的村上春树，曾在多种场合坦承自己的文学受日本文学影响甚少，反而从美国文学中获取了相当多的养分。文学评论界也对此视为常识，就像村上以《且听风吟》获群像新人奖而初登文坛时，评委丸谷才一给他的评语一样：“这种以日本式抒情写成的美国式小说，不久可能成为这个作家的独创”（丸谷才一，1976），村上文学与美国文学的密切联系在其文学创作一开始就为人们所注意。那么，这种密切联系究竟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而且“美国文学”这个概念颇为宽泛，村上文学究竟是受了其中哪一部分的影响呢？为什么是“美国文学”中的这一部分，而不是那一部分？在这种影响的选择中有什么必然性和偶然性？国内的日本文学研究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很少，仅有的几篇论文也是浅尝辄止^[2]；相比而言，吉田春生、三浦雅士、千石英世、坪内祐三、加藤典洋、都甲幸治等日本学者的研究要深入得多，不过，也如同有日本学者指出的，在村上迄今所撰写的文本中，有三部分是隐形的，不为读者及研究者所重视：第一部分是在《海》《群像》等杂志登载的村上初期所撰写的散文以及访谈；第二部分是发表在西方杂志上的村上接受的英文采访；第三部分是对于美国的读者而言，《且听风吟》以及《1973年的弹子球》这两个初期长篇文本在美国是买不到的（都甲幸治，2007）。而本文正是以第一部分作为文本分析对象，意欲从语言与物语^[3]的选择这一角度解读美国文学对村上春树的重要影响。通过对这一部分的文本阅读，笔者认为，村上至今近40年的文学轨迹虽然有所调整，但根本上的特征没有大的变化。而且，村上文学在文体、内容、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等各个方面的特征受到了初期他所接受的美国文学的强烈熏陶。也就是说，美国文学对于村上文学的影响是具有根源性意义的，这种影响在村上文学创作初期就已经显示了基本的轮廓。

1.从“语言”到“物语”的转变

村上春树文学从成名作《且听风吟》开始，就显示了与历来日本作家不同的语言风格。他在1979年8月的《カイエ》杂志登载的《谈谈我的文学》的访谈中，就明确提到，在写作《且听风吟》的过程中，自己首先是以所谓的现实主义格调来写，但是觉得很不满意，于是，便先用英语写，然后再翻译成日文。因为英语毕竟是外语，所以，词汇量也不多，也不能写很长的句子，这样就形成了用较少的词汇、简短的节奏来写作的风格（村上春树，1979，205）。的确，村上对日本文学颇为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针对其语言特征的。在1985年8月的《文学界》杂志上刊载过村上和川本三郎的一个对话，题为《为了“物语”的冒险》，在此对话中，村上明确地对日本文学提出了批评：“日本的小说过分利用了日语这样一种东西”，所以“自我表现这样的行为和日语的特质关系过于密切，看不见界限”（村上春树，1985）。对于了解日本文学的人来说，村上这句话是十分容易理解的。众所周知，日本近代文学中最普遍的类型便是私小说，用属于粘着语的日语，长篇累牍地叙述自己或者近似自己的生活，几乎成了日本近代文学的主要特征。而村上却宣称“很讨厌直接写自己的体验”，这也许是来自于自己强烈的“个人主义的气质”，总之是非常讨厌“家族”这一类的团体，甚至自己至今不要孩子的理由，也是因为要切断土生土长的血缘，从根本上“拒绝日本式的土壤”（村上春树，1985）。这种近乎极端的情绪在文学中的集中体现，便是对日语这种语言的抵抗。而作为在国际化程度很强的神户长大的一名少年，恰巧能够接触到大量的美国文学的原著，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村上顺理成章地从美国文学中吸收了大量自己需要的养分。

但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随着库尔特·冯内古特、理查德·布劳迪根、约翰·欧文、史蒂芬·金等众多美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日文，受到他们影响的日本作家并不只村上春树一个人。例如1981年以《再见吧，强盗们》获得群像新人长篇小说奖的高桥源一郎，其作品也是具有鲜明的受到美国文学影响的痕迹，尤其是，高桥与村上一样，在此影响之下，首先进行的是文体上的革新，也就是对“日本语”这种语言的变革。但是，高桥在其后的创作中却走了一条与村上截然不同的道路：高桥不断地继续着鲜明的语言革命，不断地进行着“语言的冒险”（加藤典洋，2011），但是村上却从重视语言的变革转向了对故事情节，也就是日语中的“物语”的关注。在和川本三郎的对谈中，村上这样说到：“结果在写完《弹子球》（指村上的第二部长篇小说《1973年的弹子球》——笔者注）之后，我作为作家面临着两个方向的选择。首先一个方向是追求语言性的格式。语言的使用方法啊，这种复合方法的尖锐化、复杂化。（中略）另外一个选择是讲故事。将语言的问题暂且搁置，姑且停止尖锐化，而向讲述故事方向前进的可能性。结果是我选择了说故事，其成果便是《寻羊冒险记》这部作品”（村上春树，1985）。的确，经过早期短暂的犹豫之后，重视故事情节成为了迄今为止的村上文学的重要特征，他的最近两部长篇《1Q84》和《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那么，我们不由要问：村上为什么会在语言与物语之间选择后者呢？这和他接受的美国文学有怎样的关联？与高桥源一郎等其他同时代作家相比，村上接受的美国文学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在1991年4月，《文学界》出了一本临时增刊，专题便是《村上春树和美国作家》，主要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村上所谈及的美国作家的文字资料。村上自己总结，10年间影响过自己的美国作家有菲茨杰拉德（1896—1940）、雷蒙德·钱德勒（1888—1959）、杜鲁门·卡波特（1924—1984）、库尔特·冯内古特（1922—2007）、保罗·索鲁（1944—）、理查德·布劳提根（1935—1984）、雷蒙德·卡弗（1938—1988）、蒂姆·奥布莱恩（1946—）、史蒂芬·金（1947—）等十几位，除此之外，翻阅一下村上初期的美国文学译作以及评论，这份名单里似乎还可以加上约翰·欧文（1942—）、约瑟夫·海勒（1923—1999）等人。而这些美国作家，大致也可以归属于偏重语言、文体以及偏重于“物语”即故事情节两类。前者如库尔特·冯内古特、保罗·索鲁、蒂姆·奥布莱恩等；后者如菲茨杰拉德、雷蒙德·钱德勒、杜鲁门·卡波特、雷蒙德·卡弗、史蒂芬·金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村上春树明显地对后者更感兴趣。在群像新人奖的获奖感言中，他提到刚开始写作时倍感吃力，但最终是菲茨杰拉德的话给了自己“唯一的鼓励”（村上春树，1979，114）；村上早期也翻译了大量菲茨杰拉德的短篇小说并撰写了相关评论。除此以外，1981年7月至1982年7月，村上在杂志《海》上连载了六篇题为《同时代的美国》的评论，除了有两篇与电影和音乐相关之外，四篇是关于文学的，其中一篇是介绍越战题材的作品群，其他三篇涉及的作家分别是：史蒂芬·金、约翰·欧文和雷蒙德·钱德勒。村上在1984年做过第一次大约六周的环美之旅，在此期间他拜访了两位美国作家：约翰·欧文和雷蒙德·卡弗。以上这些作家的作品无一不是以引人入胜的情节构思吸引读者的。

2.重视“物语”（“故事”）的美国作家群

让我们首先简单地在美国文学发展脉络中确认一下村上所感兴趣的这些作家的特征。在前面列举的美国作家中，生活时代较早的是菲茨杰拉德和雷蒙德·钱德勒。前者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时期，菲氏的作品既有对那个“爵士时代”纸醉金迷生活的极致描述，又充满了对这种生活的悲观预感。他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夜色温柔》等代表作，故事情节均是描述主人公经过奋斗荣极一时，最后却归于落寂甚至死亡的戏剧性过程。村上在《谈谈我的文学》等访谈中多次提到，菲氏对自己的最大影响是其“写作的姿态”（村上春树，1979，206），也就是“究竟应该怎样面对小说，无论是之于读者还是作者，小说其实就是人生”（村上春树，1991）。重要的是，虽然菲氏是以自己的人生为基础来写小说，但是却完全不像日本的私小说，而是构建了“完整的普遍性的宇宙”（村上春树，1979，206）。而如果我们比较日本的私小说和菲氏的小说，就会鲜明地意识到后者之所以能具有普遍性，关键一点在于其作品的引人入胜的紧凑的情节设置。菲茨杰拉德能够在自己人生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讲述一个生动的虚构的故事，表达个人的和普遍性的人类情感。这是日本的私小说家们所却缺乏的。笔者认为，这是村上春树从菲氏这里学到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和川本三郎的对谈中，对于川本提出的村上文学不仅没有走上私小说的道路，甚至是无视这条道路的疑问，村上就明确说过，“我的小说大致都是有情节的”，而且是将这种情节加以“变形”（デフォルメ），使其成为被重新建构的“寓言的世界”（村上春树，1979，209）。所谓“寓言的世界”，和上文提到的“普遍性的宇宙”是异曲同工的。寓言就是反映了人类社会的某些普遍性原理的虚构故事。由此可见菲氏对于村上文学的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在其创作初期就已经形成了^[4]。

生活时代稍晚于菲茨杰拉德的雷蒙德·钱德勒，是以侦探小说而被收入权威的《美国文库》（1955）的大众文学的代表作家。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宣称要寻找“一种雅俗共赏的手法，既有一般人可以思考的程度，又能写出只有艺术小说才能产生的那种力量”。他在一系列作品中塑造的菲利普·马洛这一侦探形象广为人知。无疑，侦探小说作为一种广受大众欢迎的文学模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跌宕起伏的推理情节的设置。在和川本的《为了故事的冒险》的对谈中，川本曾提到钱德勒的系列侦探小说，因为将主人公设置为侦探，这就意味着作者在最初就处于事件之外，是从外部观察他人演绎人生的连续剧，这就是“疏离”，或者说距离感由此而产生的原因所在，川本认为这种“疏离感”和村上的作品是相吻合的。对此，村上直言，“的确如此，我从钱德勒那儿直接学到的正在于此”（村上春树，1985）。并且进一步提到钱德勒侦探小说中的“寻找—找到”这一模式在自己的小说起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村上春树，1985）。由此可见，钱德勒对于村上小说情节设置方面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美国文学在上世纪60年代后现代小说的创作实验达到了顶峰，库尔特·冯内古特、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约翰·巴斯等人关注小说的形式和技巧，对于各种叙事技巧和语言进行了大胆的实验。到了七十年代，虽然部分后现代小说家们仍然在坚持自己的探索，但就像约翰·巴斯一篇著名文章——《疲惫文学》（Literature of Exhaustion）的题目所标志的，包括苏珊·桑格塔、菲利普·罗斯等在内的众多作家和文论家纷纷宣称小说已经死亡，后现代小说的实验之路似乎走到尽头（温迪·斯坦纳，2012）。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回归小说的“故事性”，不再纠缠于“小说”的“元小说”的层面，却“更加看重小说创作这个基本方面，而不是有关小说的任何冥想，把进行这种创作作为他们坚持人文主义、信奉某些价值观的标志”（温迪·斯坦纳，2012）的另一批作家开始出现，比如约翰·厄普代克、约瑟夫·海勒等人。笔者认为，前文提到的村上更加亲近的第二种类型，即雷蒙德·卡弗、约翰·欧文、杜鲁门·卡波特、史蒂芬·金等美国文学者都可以归为这个行列。有日本学者认为，“在《寻羊冒险记》中村上在作品中导入了物语性。这种尝试可以说是后·后现代主义文学，和在美国同时期的约翰·欧文等的活动是重合的”（都甲幸治，2007）。笔者认为，与其说是“重合”，恐怕说是村上受到了这些美国作家的影响更为贴切。

比如被称为简约主义作家的雷蒙德·卡弗，就是用简约的叙事风格生动描绘出美国蓝领阶层们的日常生活，他崇尚的是海明威的“省略论”，“拒绝由约翰·巴斯、唐纳德·巴塞尔梅、罗伯特·库弗、威廉·加斯、约翰·霍克斯以及其他作家所实践的那种荒诞或实验小说模式”（卡萝儿·斯克莱尼卡，2012）。作为出版了八卷雷蒙德·卡弗译作全集的村上来说，说他是卡弗在日本的最有功绩的推广者毫不夸张，当然，卡弗对村上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村上的《当我在跑步时我在谈论什么》的一书标题就直接来源于雷蒙德·卡弗的《当我们在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在村上的很多作品中出现的人物间简练的对话、大量情节的留白等叙事特征中可以清楚见到卡弗的影子。

无独有偶，约翰·欧文和卡弗一样，也是一位对解构传统的故事情节的“后现代主义”文学非常反感的作家。他讨厌公认为是后现代文学鼻祖的乔伊斯，推崇19世纪狄更斯式的物语模式。在前文提到的《同时代的美国》系列评论第四篇中，村上以“反现代的现代性”为题对欧文的文学做了专门分析。村上在文中列出了欧文小说的几个重要特征，如精巧的故事讲述、夸张的性格和状况的设定、意外的情节发展、复杂的比喻、抑制感情移入的朴素的文笔、序章和终章的首尾呼应。而这些特征我们在村上小说中几乎都一样能找得到。而且，村上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在美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中高度定位了欧文的存在意义：他认为，欧文的小说颠覆了历史主义式的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对立的文学模式。这就是欧文小说现代性的体现：即以反现代小说模式体现的现代性。并且，欧文和其老师冯内古特的最大不同在于：欧文是“美国纯小说和大众小说的桥梁”，他摒弃了冯内古特文学的晦涩难懂，以易读的文体、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独特的幽默感为大众所喜爱。在文中，村上引用了1978年纽约时代杂志登载的作家托马斯·威廉姆斯采访欧文的一段原话。威廉姆斯提到，欧文对“最近完全不受欢迎的”小说的“情节”十分注重，欧文回答说：“嗯，我喜欢情节。小时候读小说首先让我佩服的是情节，我想成为小说家也是因为这个情节”，而且进一步解释说，断定小说好坏与否的首要因素是这是不是一个好的故事，这是读者们最期待的东西，所以也应该成为小说家的责任（村上春树，1982）。从以上的简单概况中，我们也清楚地看得出欧文对村上文学注重“物语”的特征的影响作用。

史蒂芬·金是美国著名的惊悚小说作家，他的小说经常位列历年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成为好莱坞制片商的抢手货。其小说的发行量迄今为止只有《圣经》能与之相比。显而易见，惊悚小说和侦探小说一样，作为一种独特的小说类型，其最大的特征当然在于故事情节的扣人心弦。如同史蒂芬·金在《守夜》一书的序言中说的，“我坚信，还有一件事是它必须要做的，而且，这件事比其他都重要：必须有情节，能够是听众或者读者着迷，使他们迷失在一个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的世界里。（中略）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我始终坚信，小说中情节的重要性胜过作家的任何一项技巧”（史蒂芬·金，2013）。在前文提到的《同时代的美国》系列评论的第一篇中，村上春树便以《疲惫中的恐怖》为题对史蒂芬·金的作品做了分析。在这篇评论中，村上自述对史蒂芬·金作品中体现的“紧迫的六十年代和疲惫的七十年代”有“同世代的感觉”，认为其作品虽然具有善恶二分的固定模式，但是蕴藏在底层中的是深深的绝望感。同时直言史蒂芬·金这位作家对自己来说存在意义巨大（村上春树，1981）。

3.“物语”的意义

通过以上对村上初期文本中提及的美国作家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相比海明威等一线作家，村上对二线的大众文学作家更感兴趣。在前文提到的《同时代美国》的系列评论的第五篇，村上在分析雷蒙德·钱德勒的都市小说时，就以大段篇幅论述了自己对于大众文学以及大众文化的青睐。也就是说，村上在文学生涯初期，就十分注重作品的读者层面，这也就让我们很容易理解村上最终偏向“物语”，而不是“语言”的原因。毕竟，故事情节是吸引读者的最关键因素。曾经有美国及中国的论者提及村上追求小说的趣味性和可读性来源于其曾经经营酒吧的经历，作为服务行业业主的“服务意识”使村上在从事小说创作时也将读者作为了“上帝”（尚一鸥，2008；杨柄菁，2009）。上述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不过也许有些看轻了村上的文学素养。从本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从影响研究的角度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村上初期喜爱的美国作家的确是有读者缘的作家群体，这也直接影响到他以后所选择的重视故事情节的文学道路特征。虽然我们很难界定村上是先对故事情节感兴趣，才会注意到相应的美国作家群，还是相反。但无论怎样，我们可以说，这些美国作家以及作品在村上最终选择讲故事作为自己文学特征的道路上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对于村上春树这种重视小说“物语”性的倾向，我们可以从世界文学的整个发展趋势和具体的日本文学的发展特征两个方面加以定位。首先，从世界文学的大趋势来看，一般的文学史都是以这样的历史主义文学观进行描述的：19世纪是以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为代表的反映社会的现实主义文学占主流；这种现实主义的浪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比如罗曼·罗兰、德莱塞、海明威等人，虽然他们在精神上和艺术上都试图探索新的出路，但“在创作上未能超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精神上也不过是继续迷惘而已”（蒋承勇，2002）。在20世纪上半期，欧美开始出现以非理性主义的文化思潮为基础的具有反传统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乔伊斯、卡夫卡、萨特等；到了20世纪50年代，开始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浪潮，后现代主义把反传统推向了极端，否定文学作品的一切既有规范，对小说、诗歌、戏剧等传统文类乃至“叙述”本身进行了彻底解构。其代表人物如贝克特、品钦、约瑟夫·海勒等人。那么，物极必反，如同前文提到的美国70年代的重新重视故事情节的约翰·厄普代克、约翰·欧文等作家所做的，在一番彻底解构之后，狄更斯、巴尔扎克式的小说模式又开始重新为人赏识。村上本人曾经在2010年接受的长篇访谈中提到，他认为“完全的物语”存在于巴尔扎克、简·奥斯丁、福楼拜等生活的19世纪，到20世纪就不存在“完全的物语”以及“完全的小说家”了，而自己的理想是19世纪的“完全的物语”（村上春树，2010）。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在村上文学发展初期，如1982年他论述约翰·欧文的文学时，这种思想就已经存在了。他总结约翰·欧文的文学特征是“反现代的现代性”，是打破了以往文学史中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相对立的模式。而其实村上自身也实践了这种文学思想。重视小说的“物语”性，这正是对世界文学中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样的常规文学思潮的反拨。村上这种文学思想的形成无疑受了他所喜爱的美国文学的影响。

而如果细细分析村上喜爱19世纪“完全的物语”的表述，我们更会理解，这其中隐含着对日本近代文学的批判与反拨。在访谈中，他这样论述自己的观点：“完全的小说家”到了20世纪就不存在了，所谓“完全的小说家”即为能创作出“完全的物语”的文学者，这种小说的特征就是作家不突出“自我”，只是概括地把握“自己”^[5]这一概念，所以能写出具有完结性的作品来。而之所以作家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当时的时代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的高度发达时期，“自我”的欲望还没有十分高扬，读者也集中在富裕的资产阶级，他们有大把的休闲娱乐时间。巴尔扎克、简·奥斯丁、福楼拜所创作出的小说对于读者来说很容易理解，很容易引起同感。“物语能够作为物语坦率地自律地流动”。但是到了20世纪，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主义的高速发达带来了欲望的张扬，“自我”从“自己”中突出出来，被高度重视，“自我”和“物语”的分界线变得异常严峻，由此“小说”的内涵也就发生了变化，村上认为的“完全的物语”也就不复存在。对于日本的场合，村上特别提到夏目漱石，“（漱石）有意识地将自己逼到了小胡同里，如果不和近代性的自我相对峙的话，就无法继续将小说写下去”（村上春树，2010）。由此可见，村上对于“物语”的重视和如何表达近代的“自我”概念是紧密相关的。这里面就涉及到前文第一部分提到的村上对日本近代私小说模式的强烈抗拒。其一，村上十分厌恶日本近代文学中喋喋不休的暴露个人私生活及思想的倾向；其二，村上对漱石这样私小说倾向并不明显的作家，虽然表示出了更多的尊重，但是对于其文中体现出的近代“自我”的挣扎主题也不甚感冒。村上意欲写出的是就是完整的吸引读者的故事，也即“完全的物语”（村上春树，2010）。美国文学成为了村上摆脱日本近代私小说模式的一个可以利用的资源和工具。

结语

本节主要以村上春树初期的评论与散文为文本分析对象，对村上文学在物语与语言方面的选择中美国文学所起的影响作用作了分析。当然，村上虽然明言自己最终将“物语”，也就是故事情节作为了自己文学发展的基本方向，这并不是说，他就不重视语言。其实，一个成功的作家，精彩的故事和合适的语言是两个不可分的必要因素。村上只是不像高村源一郎一样，专注于语言的突破性革新，而是将语言作为了他更好地陈述“故事”的手段而已。这种动机也成就了村上文学简明的语言风格。而这种语言风格也是使用粘着语的日语写作的日本作家所缺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村上倒的确实现了自己说过的，“将语言表现出的无意识性作为横轴，将物语表现出的无意识性作为纵轴”（村上春树，1985）的文学创作模式。但不管怎样，从村上春树这一个案中，我们再次体会到了：世界上几乎找不到一个不受任何外来文化影响的作家，尤其是全球化浪潮席卷各地的今天。研究他们如何将外来文化吸纳进自己的精神世界，从而成就了怎样的文学创作成果，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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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张小玲.2013.“物语”与“疗愈”——村上春树小说观解析［J］.日本学研究：245－254.

【注释】

[1]张小玲，女，安徽舒城人，1976年生，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日本近代文学、比较文学。
本研究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编号12YJC752045）、教育部留学基金委第47批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2]2013年国内出现了以《村上春树与美国现代文学》为题（李晓娜，吉林大学）的博士论文，是由研究英语文学出身的年轻学者撰写。论文重点在宏观描写，具体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

[3]从语源学来说，“物语”的基本意思是“物（もの）”的“語る”，一种解释为“物を語る”，另一种解释是“物が語る”。在日语中，“物语”意为“（讲）故事”，脱胎于口承文学，作为文学形式，一般认为《竹取物语》为物语文学的发端，平安时代中期的《源氏物语》为其发展的顶峰。根据内容不同，又有军记物语、歌物语、历史物语等等分类。

[4]关于这些美国作家对于村上作品的个别的具体影响，如菲茨杰拉德与村上、钱德勒与村上等论题，笔者会另撰文予以具体论述，本文主要从物语与语言的选择角度，做一宏观分析。

[5]“自己”和“自我”相当于英语的“self”和“id”，前者包括了后者。村上春树在和心理学家河合隼雄的对谈中多次用到这两个概念，可参照村上春树河合隼雄：『村上春樹、河合隼雄に会いに行く』，岩波书店，2001年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