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中译本及其教内外审视

圣经中译本及其教内外审视^[1]

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100732）

摘要：圣经中译本在中国教会目前已基本固定在基督教新教所用“和合本”圣经和天主教所用“思高本”圣经，教会人士将之视为具有权威性的经典汉译本。多种圣经新译本却并没有获得教会的普遍承认，而只是在教界和学界之间的边缘领域闪现其存在。这一现象非常值得研究。实际上，诠释经典已经远远走在了重新汉译圣经的前面。为此，在教会传统之外的学界似乎可以大胆尝试，推出学术版的全新圣经中译本。其质量之度的把握则在于既信守圣经原典的语言真义和思想精神，也要有现代语言的鲜活和当代解读的新意。

关键词：圣经；中译；解释；文化；研究

A Survey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s in Contexts of Christianity and Non－Christian Circle

Zhuo Xinping

（Institute of World Religions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732）

Abstract：The Union Version and the Sigao Version are respectively accepted and taken as the Bible of authority for the Christian Church and for the Catholic Church.The fact should be an issue for discussion that the new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Bible published later are not generally recog－nized by the Chinese Christian circle，and they are just Chinese Bible versions existing in the border－ing area between Chinese Christianity and academic circle.In fact，interpreting the scriptures has been on the way ahead of re－translating of the Bible.Therefore，it is due time when Chinese scholars and translators make joint efforts to prepare a new and brand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that is based on academic findings but not necessarily in accordance to the Christianity versions.Such a translation should be，in term of quality，a balance between representation of the original meaning and ethos，and vitality of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and interpretation.

Keywords：the Bible；Chinese translation；interpretation；culture；studies

1.圣经的中译及其文化传播意义

《圣经》是人类历史上发行量最大、翻译的语种最多的一部宗教经典。据有关统计，目前《圣经》的“新旧约全书”已被译为363种语言，使用这些语言者占全世界人口的76%；此外，《新约圣经》已被译为905种语言，而《圣经》部分经卷则被用930多种语言翻译出版。从总体来看，《圣经》全书或部分片段已被用约2 200种语言翻译出版。就其发行而言，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南京金陵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出的和合本中文《圣经》目前已达到五六千万册。《圣经》的中文译本可以追溯到唐朝的“景教文献”，虽然景教碑文中载有“经留廿七部”之说，但仅为断断续续的翻译。而且，其汉译《圣经》并不系统，且多为散译，甚至因以佛、道术语移译而与佛道经典相混。不过，这种半通不通的汉译却也开了以本土宗教经典及其术语理解、诠释《圣经》作为其汉译方式或定格的先河。在元朝，天主教来华传教士孟高维诺也曾有少量的蒙文译经，但不曾有其汉译的记载。而相关历史文献及典籍仍留下了《圣经》及基督教汉语表述的蛛丝马迹。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则正式有了系统汉译《圣经》的记载。诚然，利玛窦等传教士并没有专门成体系地汉译《圣经》，但他们的著述中已经留下了大量《圣经》内容的中文表述，例如，在利玛窦所编《琦人十规》，阳玛诺编译的《圣经直解》和《天主圣教十诫真诠》等著作中，圣经术语的中文表达已清楚可见。其实，他们并非无师自通的预言天才，其中文翻译上那些比较地道、贴切的遣词造句实际上得到了不少中国文人学者的帮助、润色，是中外文人共同努力汉译的结晶。这种中西合璧亦形成了此后外国传教士汉译《圣经》的一种传统，虽以著名传教士之名来标示出译者，实则有一大批中国学者成为这种汉译背后的“无名英雄”。此外，这一时期的《圣经》汉译只是部分翻译，而且基本上都没有正式出版，多以手稿或简单刻印的方式面世，其中较为著名的包括天主教传教士巴设所翻译的圣经四福音合参《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福音之会编》，以及贺清泰汉译的《古新圣经》等。新教来华传教士马礼逊正是在大英博物馆得以抄写巴设的汉译《圣经》手稿，从而自己萌生了要全文汉译《圣经》的想法，并有了这种汉译工作的条件及可能。

真正将全部《圣经》汉译出版的历史始于基督新教传教士马士曼、马礼逊等人。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士曼在懂中文的阿美利亚人拉沙帮助下汉译成了全部《圣经》，其中汉译《新约》于1816年出版，而1822年在印度出版的汉译《旧约》加《新约》则成了全世界首部汉译全译本《圣经》；这一汉译本《圣经》即“马士曼译本”不是在中国而乃在印度出版曾使马礼逊颇为难受，两人也曾为在各自汉译中是否有抄袭而闹过别扭，但最终没有形成所谓抄袭公案。据记载，马士曼的汉译也首先是拉沙先说出中文表达，然后由马士曼来加以语言、文辞上的润色而成。在中国出版的首部汉译《圣经》全本即“马礼逊译本”，称《神天圣书》，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译成，1814年在广州出版马礼逊独自译完的《新约》，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了两人合译的《旧约》及全本中文《圣经》，此本因较“马士曼译本”晚一年出版而屈居第二。而且甚至有人认为“马士曼译本”的中文表述更为自然。在这两部开创之作的引领下，各种中文全译的《圣经》相继问世，其中比较突出的包括“四人小组译本”，《委办译本》，《裨治文译本》，“高德译本”，“郭实腊译本”，“怜为仁译本”，“胡德迈译本”，“北京官话译本”（即《北京官话新约全书》），“施约瑟译本”，“杨格非译本”，以及《和合译本》（简称《和合本》），其中最为流行且仍被广泛使用的则是《官话和合译本》（亦称《国语和合译本》），1919年出版，并于1988年由联合圣经公会再版《新标点和合本圣经》，而由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出版的简化字与现代标点符号《和合本》至2007年底已经印刷5 000万册。近百年之久，这一版本仍为中国基督教新教的权威版本，在中国教会通行。

上述《圣经》的中译过程，也正是中国社会出现改朝换代的社会变革和文化破旧立新的时代，在一定意义上，《圣经》汉译见证并参与了这一中华文化的更新，即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中留下了印痕、踪迹。所以说，《圣经》中译活动不只是宗教经典的翻译活动，而也是一项文化传播和交流活动。围绕着《圣经》的汉译，中国文化界出现了圣经文学，并进而发展到一种体现中国本土文化的基督教文学之崛起。《圣经》中译参与并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中国现代语言和文学的革新发展，为现代中国语言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甚至也在一定范围内影响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语言表述和文学思维，促进了中国现代语言文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圣经》中译在近现代中国文化传播上的独特意义。

2.中国现代基督教会对《圣经》中译的谨慎态度

自“和合本圣经”出版之后，中国学者亦开始积极参与汉译《圣经》的活动，由此终止了由西方传教士独占汉译《圣经》领域的局面。早在1908年，严复就曾有过自己单独汉译《圣经》的尝试，其所译《马可福音》（即《马可所传福音》）的前4章当时在上海得以出版。在基督新教汉译圣经的进展中，1929年由朱宝惠与美国新教传教士赛兆祥合译的《新约全书》出版，此后朱宝惠又独立重译，于1936年出版其新约修订本；1931年许地山曾汉译《雅歌》出版；1933年王宣忱所译《新约全书》在青岛出版；1939年，郑寿麟与陆亨理合译的《国语新旧库译本新约全书》在北平出版；1946年，吕振中在北平出版所译《新约译本》，习称“吕振中译本”，1952年其《新约新译修稿》在香港出版，1970年其汉译《旧约》出版；1964年，萧铁笛所译《新译新约全书》在香港出版；1974年由汉译《活泼真道》而成的《当代福音》新约出版，1979年其旧约译成后名为《当代圣经》出版；1975年，许牧世、周联华、骆维仁合译的《现代中文译本圣经》新约出版，其新旧约全书则于1979年出版；1987年，《新约圣经恢复本》出版；而由1972年组成的“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汉译的《圣经新译本》则于1976年出版新约，1992年出版旧约；此后，《国际中文译本》以及基督新教与天主教合作的《合一圣经译本》亦在翻译出版中。尽管有这些新的汉译《圣经》问世，中国基督教新教教会对这些新译本却持谨慎态度，宁愿保留有着20世纪初汉语言典型特色的《和合本圣经》，也没有采用反映现代汉语发展的这些新译本作为教会权威版本。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这些新译本多为1949年之后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出版，从而有着政治层面的敏感；另一方面则在于其汉译《圣经》是否具有权威性并不为大陆教会所认可，因此亦很难为大陆教会所普遍接受。未曾想到，这一拖就会百年之久，当人们在仍然享受《和合本圣经》汉语古色古香的感觉时，也明显意识到其语言表达方式已与今日汉语有很大的脱节，尤其对年轻的信徒而言带来相当的阅读及理解困难。

在当代中国大陆，现代语言的汉译圣经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在1979年时，丁光训主教曾组织王神荫、陈泽民、骆振芳等人修订、重译《和合本》，并先后完成“诗篇”、“四福音”、“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的重新汉译，但这一工作尚未完成。此外，中国天主教自1985年在金鲁贤主教的组织下也曾根据《耶路撒冷圣经》英译本汉译出版了新约部分经卷，但这一汉译也仍没有完成。

在天主教汉译圣经方面，德雅的《四史圣经译注》于1892年问世，李问渔的《新约全书》于1897年出版，马相伯的《福音合参》1948年出版，吴经熊所译《圣咏译义》1946年出版，其《新经全集》1949年出版，李山甫、申自天、狄守仁、萧舜华合译的《新经全集》于1949年在天津出版；1954年，耶稣会徐汇总修院所译《新译福音初稿》在香港出版；1955年，狄守仁编译的《简易圣经读本》在香港出版；1956年，萧静山所译《新经全集》在台湾出版。在天主教汉译圣经中最有影响的译本乃是由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雷永明组织翻译的《思高圣经译本》，其新约译本于1962年在香港出版，新旧约全书于1968年出版，现已成为中国天主教使用的权威中文译本，并于1992年获准在中国大陆印刷出版。此外，当代天主教汉译圣经还包括1999年出版的附有灵修注释的《牧灵圣经》等。由于天主教会全球性的一体关联，香港出版的《思高圣经译本》则较容易成为中国天主教会所采用的权威版本。

毋庸讳言，这种《圣经》中译本的使用状况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出了中国教会的基本状况，它意味着其经典及理论的认知尚未出现根本性突破，而教会的教义理论之基本面貌亦沉于传统而鲜有革新。《和合本圣经》的翻译问世曾被视为20世纪初对“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在现代汉语的白话文运动中留下过颇有意义的一笔，其在当时乃典型的“与时俱进”，紧跟了时代发展的步伐。在此意义上，这种圣经汉语语言翻译的革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教会的革新及其对社会文化革新的参与，其曾经有过的“与时俱进”则值得我们今天反思和总结。中国教会持守传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应该积极参与社会的发展变革和思想文化的精进，所以教会仅从汉译圣经这个层面就应看到其发展滞后的一面，由此应有奋起直追的意向和准备。教会的现代语言尤其是其宣道讲经所必须的圣经语言应跟上时代。所以说，以现代汉语来重译《圣经》，有着现实必要和文化深意，这也是从圣经汉译上对中国教会的呼唤和激励。

3.汉语《圣经》理解及诠释的现代努力

当前，对《圣经》的译解既已经成为基督教神学中的基本构成，亦已发展为人类翻译史中的一大组成部分。从其最初汉译《圣经》所涉及的“信、达、雅”之内涵式翻译理解，已经发展到外延式的注解、诠释，且直接促成了其经典理解上语言解释学、文献解释学，以及神学和哲学解释学的诞生及发展。翻译乃解释的一种基本形式，而其“译”和“释”均展示出一种“理解的艺术”、成为了“沟通的桥梁”，因而在现代学术领域乃异军突起，成绩斐然也引起了社会文化界的普遍关注。

在诠释《圣经》上，较为引入注目的有“剑桥圣经新注解”丛书，这是世界著名高校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在21世纪初为英语世界推出的一套最新《圣经》注解丛书。这套丛书基于圣经学的学科视域，以当代圣经学者研究的最新成果为其学术内容，并采用科学严谨的学院派研究方法，尝试从更为宽泛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来理解《圣经》文本、诠释其经文内容；其特点是系统性强、研究深入、而且特别注重细节，形成了宏观整体把握与微观重点探究的有机结合，使人们得以清晰地认识《圣经》的脉络神髓和重要内容，并获得当前国际上“圣经”学术研究中的最新理论观点和重要问题意识。从这一意义上讲，“剑桥圣经注解”丛书乃以其独立的学术立场、缜密的历史考证、必要的背景材料、丰富的文献内容而超越了以往教会释经、圣经神学的视野，有着更新颖的理论见解和更扎实的学术内容。目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正组织这套丛书的汉译出版。这样，在现代汉译《圣经》陷于僵局之际，中国学术界对《圣经》注解成果的汉译出版可谓柳暗花明、蹊径另辟。

其实，随着《圣经》多种语言译本的增加，世界各地的圣经学者开始了对《圣经》的注释、解说工作，并逐渐推出了这类具有研究性、学术性的《圣经》注解本。早在20世纪60年代，著名的《牛津新注解本圣经》问世，就受到了欢迎和好评。至20世纪末，美国学者托马斯·奥登亦组织了题为《古代基督信仰圣经注释丛书》的多卷本、多语种的《圣经》原典注释工作，现已出版十余卷，涉及英、德、法、俄、西班牙、阿拉伯和汉语等语种。这是世界基督教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成果，有力推动了学术界对古代基督教会及其《圣经》诠释的研究。这套古代圣经注释丛书长达29册，收集了自基督教会创立至公元8世纪中叶这一漫长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古代教父对《圣经》的注释、解说文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在黄锡木先生的主编下，《古代基督信仰圣经注释丛书》中文版也先后在中国港澳台等地问世。这不仅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宗教学术经典汉译工程，而且也是对中国学术界古代教父学和圣经学研究的重大推动。

《古代基督信仰圣经注释丛书》所辑录的文献真实反映了基督教创立其教会、形成其教义思想的原初面貌，再现了古代教会的经文辨析和释经传统。正如奥登教授所言，这套丛书是“第一次为现代读者提供新旧约圣经最早的基督教注释和反思”，因而弥足珍贵。可以说，这套丛书突出的是其文献价值，体现的是返本溯源的精神。其对古代文献搜罗宏富，既有原典经文，又有多位教父的注释，而且这些注释“来自那些最能反映古代基督信仰思想共识的作者”，故而展示了古代基督教思想的真实图景。

对于西方教会的释经传统和学术界的经文研究，人们一般习惯于关注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尤其是17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学术进展和研究成果。这种近代意义的学术研究始于对《摩西五经》的文本考证和经文辨析，如马丁·路德的同事卡尔斯塔特和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都曾分析、研究过《摩西五经》，对其经文加以解读，并有着种种释疑辨难的探讨。此后，18世纪的欧洲学者特别关注《旧约》中的“神名”问题，如德国学者莱马路斯、莱辛、艾希霍恩和法国医生亚斯突等人都曾深入解析《旧约》经文，尝试对其“神名”的多种形式加以说明，由此形成了解读《摩西五经》成书及其结构的“残篇说”“补充说”“结晶说”“底本说”等理论。其中19世纪下半叶树立起的“格拉夫－魏尔豪森的四底本说”曾经风靡一时。在《新约》研究上，则以19世纪德国杜宾根学派的“圣经评断学”最为著名。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鲍尔、希尔根费尔特、施维格雷尔、施特劳斯等人以现代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来对《新约》卷册及文句加以考证，提出了所谓体现为“章句评断”或“复原评断”的“低级评断”，以及体现为“史学评断”或“寻源评断”的“高级评断”等“评断方法”。在此基础上，鲍威尔等人进一步拓展，对《新约》“福音书”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形成了关于“福音”来源的“口传说”“互凭说”“文献说”等理论。直到20世纪初施韦泽发表《耶稣生平研究史》，“圣经评断学”的使命才宣告结束。这些研究及其成果虽然有其历史功绩和重要价值，却仍暴露出其缺陷和不足。奥登教授因此指出，“近代的学术研究过分注重启蒙运动后的历史和文学研究的方法，以致严重忽视人们对历代教父解经宝藏的渴求”。这曾经造成“大部分的古代注释都被遗忘”的局面，并且使近现代基督教会基本上“丧失了早期教父们富有影响力的灵感”。

为此，这套《古代基督信仰圣经注释丛书》的基本立意，就是要“尽力摆脱只专注在没完没了的现代释经方法的诱惑”，在认识基督信仰的原初观点上归真返璞，并能直接了解“早期解经家的真知灼见”。此外，这套丛书还为读者提供了更加深入、广泛的阅读可能，即在“附录：本书引用的早期基督教作家和引用的文献”部分提供了“希腊文文库”（TLG）和“拉丁文文库”（CETEDOC）等电子文库。19世纪的法国著名学者米涅（J.－P.Migne）曾编辑出版过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教父全集》，包括《希腊教父全集》161卷和《拉丁教父全集》221卷，为学者研究基督宗教的希腊文、拉丁文文献提供过很大的便利。而当代基督教希腊文、拉丁文文献电子文库的面世，则将更为有力地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入全新的发展。

这样，丛书编者遂想为“今天的读者”尽量提供一些“现成的文本研究资源”，并且强调丛书所录的这些文献乃是“早期普世基督信仰传统中多文化、多语言，以及跨时代的资源”。诚然，这些文献是基督教的传统文献，属于圣经研究的基本范围，但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人们“文化对话”、“文化比较”及“文化求同”的发展趋势下，它们实际上也给我们的宗教经典比较研究、不同文本的经文辨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在中国当今“文化寻根”、“文化自觉”、“文化认同”的氛围中，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读经热”，市场上也办起了不少“读经班”，但经文究竟应该如何去读，其读经的意义究竟何在，上述“读经”却往往语焉不详，或众说纷纭。所以，这套圣经注释丛书在中国大陆的翻译出版，或许也能给我们的“读经”“习典”提供有益借鉴和重要启迪。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学术界在基督教研究上已经进入系统释经的时代，其基于圣经希伯来语言和圣经古希腊语言的圣经新旧约释经正在全面开展，其圣经释经学亦与现代解释学有着密切结合，尤其在方法论上有着明显的提高。在此基础上，诠释经典已经远远走在了重新汉译圣经的前面。例如，中国教外学术界已有一批青年学者专攻圣经学，而且有着在旧约研究和新约研究上的专业分工，推出了不少汉译释经著作和他们自己的研究新作。此外，圣经文学研究也如异军突起，活跃在当今中国学术界。而国际学术界流行的“经文辨析”亦在中国学术界兴起，并有着与国际学术界的积极对话。为此，“经文辨析”的倡导者之一，英国剑桥大学神学教授大卫·福特在其最近来华访问时就对这种研究在当代中国学术界的突飞猛进感到惊讶和兴奋。对于中国汉译和解释《圣经》的历史与现状，国际学术界也高度重视，并且有着深入研究。前几年由德国圣奥古斯丁华裔学誌丛书推出的三卷本《圣经在中国》，就是其关注及研究的极好见证。

然而，如果没有全新的现代汉语翻译的圣经版本，那么这种过于超前的释经学就会显得空洞和矫情，言之无物。为此，在教会传统之外的学界似乎可以大胆尝试，推出学术版的全新《圣经》中译本。其质量之度的把握则在于既信守《圣经》原典的语言真义和思想精神，也要有现代语言的鲜活和当代解读的新意。这种努力正在悄然进行，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曾尝试对《和合本圣经》加以现代汉语的修订和润色，而著名哲学家冯契之子冯象亦以一人之力在从事着重新汉译和注释《圣经》的工作。冯象在读完北京大学英美文学专业硕士后又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中古文学博士学位，随之开始重新汉译并解读《圣经》，于2004年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创世记：传说与译注》，2006年在三联书店出版《宽容信箱与出埃及记》，并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先后于2006年出版《摩西五经》、2008年出版《智慧书》、2010年出版《新约》等。毫无疑问，中国教外学界的圣经研究及相关汉译《圣经》虽然暂时不会得到教界没有保留的肯定或吸纳，其翻译和注释却显然已经在促进中国社会对圣经文化传统的了解，而其影响的扩大则势必鼓励并推动中国教会的本色化即“中国化”和其适应当今中国社会的时代化。

4.结语：一点感想

经典传承文化，文化精神亦会浓缩、聚焦于经典之内。人类不少发展出伟大文明的民族都是拥有其经典的民族，而且具有重要文明意义的宗教一般亦有其经典传承。《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亦是犹太民族及其古代地中海地区相关民族的重要经典，现在《圣经》已经成为在全世界影响最广、翻译文本最多、印刷量最大的宗教经典。中国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已经成为中文《圣经》的最大印刷国，并且也已经将大量中文《圣经》发行到海外以供海外华人及汉语读者之需。因此，对于《圣经》的中文研读、现代汉译及解释，自然有其现实意义、社会意义和国际意义。约20年前，圣经学在中国大陆学术界曾是一门险学，与之关联的圣经文学也颇为敏感。一些高校教师在开设圣经课程作为通识教育课程时曾遇到不少阻力，他们中曾有人通过电话或信函希望我出面向其学校的领导解释、说明，以便能够顺利开设圣经课程，增强其文学课、翻译课的学术含量。而今天圣经研究在我国学术界已经颇具规模，呈现硕果累累的喜人局面。20年来的确今非昔比，对照鲜明。今天我们以一种开放性、包容性姿态展开基于圣经研究的文化对话、文化交流，应该说对于中国基督教界、学术界、以及社会上对宗教、文化和经典等探究都有着重大意义，并会加深我们对文化“软实力”“巧实力”的理解。

就《圣经》本身而言，其翻译过程虽然就是一个“注解”的过程，却不能将这种“注”与“解”加以过度的展开和发挥，而只能忠实依附于《圣经》经文来论说。此即基督教会所坚守的“信”之原则，亦是其汉译中“达”“雅”之展开的前提。因此，我们学术界要尊重教界对其经典的信守及其内涵式原则。但学术界对《圣经》的系统、详尽“注解”则可以在这种初步“翻译”的基础上得以深究和完善，走其外延式发展的道路。这种学界“注释”既应有历史的考辨、亦需有哲学的思索，其学术性、研究性由此而凸显。所以，我们的研讨应定位为开放性学术平台，在重视《圣经》“注解”之细节研究、微观探讨的同时，也要有更广阔的视域、更开放的探讨、更深邃的思考。这种学无涯、思不禁的境界会使我们更为客观、更加理性、更能基于历史真实地来认识并理解《圣经》，同时也能让我们把这种研究与今天的中华文化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自然且密切地结合起来。

【注释】

[1]卓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及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