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什译经与中国文学外译的译者选择

时间：2023-04-0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罗什译经与中国文学外译的译者选择[1]韩子满摘要：确定中国文学的外译者时，过度纠结于译者的文化身份和语言身份并不科学，没有顺应译作流行的客观规律。是否了解目标语文化中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界知识分子的需求，应该成为选择当前中国文学外译者的首要标准。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学外译主要应依靠国外的译者。

罗什译经与中国文学外译的译者选择^[1]

韩子满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河南洛阳471003）

摘要：确定中国文学的外译者时，过度纠结于译者的文化身份和语言身份并不科学，没有顺应译作流行的客观规律。鸠摩罗什翻译佛经给我们的启示是，来自原语文化、母语不是目标语的译者，其译作同样可以取得成功。译作能否被目标语文化接受，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目标语文化中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否了解目标语文化中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界知识分子的需求，应该成为选择当前中国文学外译者的首要标准。因此，国外的汉学家、国内的文学翻译家和研究外国文学的学者，都是外译中国文学的合适人选。

关键词：中国文学；翻译；鸠摩罗什

Who Translates Chinese Literature：Kumarajiva as an Example

Han Ziman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Luoyang，Henan，471003）

Abstract：It is misleading to solely focus on the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identity in discussing about who should be entitled to translate Chinese literature into other languages.As is shown in the overwhelming popularity of Kumarajiva’s Chinese versions of Buddhist sutras，it is the attitude of the intellectsia，literary scholars and writers in particular，of the target culture that really determines the acceptance of a literary translation.For this reason，not only sinologists in other countries，but also literary translators and scholars specialized in foreign literary studies from within China，are all potentially qualified for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Chinese Literature；translating；Kumarajiva

1.引言

中华典籍和中国文学外译的译者选择问题，近年来一直是学术界乃至普通大众关注的焦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又掀起了一波高潮。不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许多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一些相对大众化的报纸杂志也加入到讨论中来，对于谁可担当翻译中华典籍和中国文学的重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讨论虽然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但大大加深了我们的理解，同时也反映出社会对翻译的关注度在稳步上升，对于翻译行业的健康发展乃至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构建，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梳理这些讨论不难发现，无论是学者还是记者，都局限于典籍翻译或文学翻译内部进行讨论，未能参考其他领域的经验，视野有时难免显得狭隘。而且，有关典籍外译的讨论，具体的例子也大多是文学作品，多数讨论其实还是围绕中国文学的外译展开的。

因此，我们有必要把目光投向文学之外，寻找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宗教翻译就是我们可以考察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鸠摩罗什翻译佛经的经验值得我们深思。

2.译者选择之争

就现有的资料来看，对于译者在中国文学外译中的关键作用，学者和记者们的意见高度一致。《中国文化报》上的一篇报道甚至以《文学“出海”，翻译之“船”至关重要》为题（弘毅，2012），可见这一观念已为学界以外的人士所接受。但究竟什么样的译者才可堪此大任，意见却不统一，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学外译主要应依靠国外的译者。国外和国内都有学者持这一观点。早在1965年，英国汉学家格雷厄姆在谈及中国文学的英译时就宣称：“在翻译上我们几乎不能放手给中国人，……”（转引自潘文国，2004：40）。让他放心的，当然是像他这样的“老外”了。国内学者中，谢天振教授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在谈及莫言成功“外译”的启示时，他首先谈到了“谁来译”的问题。他说：“……国外翻译家显示出了我们国内翻译家较难企及的优势，这是我们在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学和文化时必须面对并认真考虑的问题”（谢天振，2012）。言下之意，中国文学的外译，首选还是要依靠国外的译者。在另一篇讨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文章中，他又提出，要“积极联合和依靠国外广大从事中译外工作的汉学家、翻译家”，“通过合适的途径和方式，中国的中译外翻译工作者依然可以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贡献自己的力量”（谢天振，2013）。也就是说，国外译者是主要力量，国内译者可以起辅助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对大众化的新闻媒体上，也有人认为应该主要依靠国外译者。上述《中国文化报》的那篇报道就认为，“中国文化的对外翻译，归根结底要依靠一批通晓中文的外国翻译家与学者”（弘毅，2012）。

这些学者提出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国外译者的外语水平更高，译文语言质量好。格林厄姆就认为，中国译者的译文“不自然”、“不像英语”（是一种中国腔的英语（Sino－English），转引自潘文国，2004：41），似乎英语国家译者的译文就没有这个问题。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也认为，国外译者“通晓自己的母语，知道怎么更好地表达”（谢天振，2012）。《中国文化报》的那篇报道也提出，鲁迅的作品在法国的书店难得一见，“究其原因，还在于法文版本的鲁迅著作翻译水平欠佳”（弘毅，2012）。二是国外的译者更了解国外读者的需求。谢天振就认为国外译者更能把握“译入语国家读者细微的用语习惯、独特的文字偏好、微妙的审美品位”。《中国文化报》的报道则认为，国外译者更了解“外国文化、外国读者、外国市场”。这两个理由背后，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翻译界许多人一直以来的一个信条，即译者应该从外语译入自己的母语，而不是相反。

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针锋相对，认为中国文学外译主要应依靠国内译者。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国内的学者，而且这样的学者有日渐增多之势。其中四位学者的主张很有代表性。胡志挥（2003）指出，中国文学的外译，主要应该依靠中国译者；潘文国没有提出中译外主要应该靠谁，但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非英语国家“不管是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还是文学、艺术、民俗等”，都需要译入英语，但“靠以英语为母语的翻译家来帮你做不现实也不可能”（潘文国，2004：42），黄友义在谈及“中国特色的中译外”时，提出“承担中译外的任务就只能落到了中国翻译工作者的肩上”（黄友义，2011：5），这里面显然也包括了文学作品的中译外；王宁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中译外要靠中国译者，但从他对国外译者的分析以及对国内学者和译者的号召来看，他也认为在新的形势下，文学和学术的翻译主要还是要靠中国的译者（王宁，2013：9）。

这些学者主要给出了三个理由。一是国外译者对中国典籍或文学的理解不够深刻，容易出现误解。王宁就提出，许多国外的汉学家“对中国的言说或描述大多基于那些关于中国的误解或曲解，所掌握的资料也不是很全面，因此并不能向世界展示真实的中国”（王宁2013：8－9）；二是愿意且胜任的国外译者太少，满足不了当前中国文学外译的旺盛需求。上面所引潘文国的话，就包含了这一层意思。王宁也注意到，“在那些精通汉语的汉学家中，究竟有多少人愿意将其毕生的时间和精力花在译介中国文化和文学作品上呢？”（王宁，2013：7）黄友义则提出，“长期以来通晓中文的外国人极为有限”（黄友义，2011：5）。作为国家翻译主管部门的领导，他的话显然是可信的；三是中国学者完全胜任中国文学外译的工作。潘文国在批判格雷厄姆的同时，从多个方面论证了中国学者胜任中译外的道理，并提出“汉籍英译不是外国人的专利，中国学者和翻译工作者应该理直气壮地勇于承担这一工作”（潘文国，2004：43）。

第三种观点调和前两种观点，提出应该兼取中外译者之长，采取双方合作的方式来外译中国文学。胡安江的看法很有代表性。在201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出“……西方汉学家群体，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最理想的译者模式选择”（胡安江，2010：11）。到了2012年，他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比较明智的做法是建立起让西方汉学家和中国本土译者‘中西合璧’的合译模式”（胡安江、胡晨飞，2012：57）。他前后两次给出的理由和上面两种观点几乎相同。之前提出由西方汉学家来翻译最理想，是因为这些汉学家“既熟悉中国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又了解海外读者的阅读需求与阅读习惯，同时还能熟练使用母语进行文学翻译，并擅于沟通国际出版与新闻媒体及学术研究界”（2010：11）。之后修正观点，则是因为西方汉学家太少，无力承担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一重大使命，而且汉学家的翻译容易“受制于其个人喜好及研究专长”，影响译文“出版、流通与传播等诸多环节”，并容易出现对中国文学的误解和曲解（胡安江、胡晨飞，2012：56－57）之所以有这样的争论，是因为中国文学外译，特别是英译的现状还不太如人意。就国外译者的情况来看，马会娟曾把英语世界从事中国文学英译的人士称作“孤独”的汉英译者，因为这样的译者人数实在太少，其中还包括母语是汉语的翻译者。莫言的英语译者葛浩文甚至认为，目前英语世界致力于中国文学翻译的只有他和另外一位翻译家（马会娟，2013：65－66）。这正是学者们提出第二种观点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内从事中译外的译者，特别是中译英的译者要多一些，还设有外文局这样的专门从事中译外的机构，高校教师中从事中译外也一直不乏其人；近年来随着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从事中译外的高校教师不断增多，逐渐形成了一支队伍。但国内译者的译作多数在国内出版，在国外的接受情况总体上并不乐观，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这一点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也是他们提出第一种和第三种观点的基础。

如此看来，三种观点都是针对具体问题，理应可以解决问题。但三者各不相同，显然又不可能都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更重要的是，支持三种观点的理由都并不完全成立。

正如潘文国所言，翻译只能译入母语，只是一般情况，不能绝对化。虽然国外译者的外语水平高，理论上说其译文会更符合外语习惯，更容易为目标语读者所接受，但这只是理论上。实际上，译入母语的译者，其译文中也会有翻译腔。中国如此，英语世界也是如此。在国内和英美世界的翻译教科书中，如何避免翻译腔（translationese或translatese）都是一个重要话题。早在1981年，就有学者专门对英语世界翻译作品中的语言提出批评，指责译文中的语言不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同时也未能保存原语的特色，成为一种“第三类语言”（Duff，1981）。另一方面，母语非英语的译者，从其他语言译入英语的能力也未必就比母语为英语的译者差。潘文国等国内学者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学者译入英语的可能性，国外则有学者通过实证的手段，证明译者的母语是原语还是目标语，与译文的语言质量并没有直接的关联（Pokorn，2005：xi）。就文学翻译而言，英语世界一些有影响的译作恰恰出自母语非英语的译者之手，比如纳博科夫翻译的普希金的作品，影响就大于母语是英语译者的译作。至于对国外读者需求的了解，在目前信息传递日益便捷的时代，也未必是国内译者越不过去的坎。身在国内，通过合适的渠道，国内的译者也可以对国外读者的需求有较好的把握。反过来说，国外的译者如果缺乏一定的素养和意识，也未必就一定熟悉本国读者的需求。理论上来说，地理上的距离并不构成熟悉读者需求的障碍。

第二种观点也有问题。国外译者是否更容易误解中国的作品，目前来看只是学者们凭印象得出的结论，尚未见到实证性的数据支持。国外学者准确传译中国作品的例子也很常见。有些国外译者甚至认为自己对中国作品，特别是古典作品的把握，要好于中国学者。如果仅仅因为国外译者的母语不是汉语，就断言他们不可能理解中国作品，那也是武断的偏见。照此推理的话，国内出版的西方作品的汉语译作，都是母语为汉语的译者翻译的，是不是这些译作都充满了误解呢？再者，根据当代文学理论，所有的阅读都是误读，并没有完全“正确”的理解。只要国外译者能和中国作品达到“视域融合”，传达中国文化文学的精髓，没有造成负面影响，就不应横加指责。至于说愿意承担中国作品外译的国外译者太少，满足不了需求，这倒是实情，但不能成为中国译者挑大梁的理由。是否应该由中国译者来对外翻译中国的作品，关键还是在于中国译者有无能力担此重任。事实证明，中国译者是有能力的，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耿强就发现，个别在国内出版、多数由国内译者翻译的作品，如《中国当代七位女作家选》在英美的反响就很好（耿强，2012：47）。

既然国内译者的译文未必不如国外译者，未必不了解国外读者的需求，国外译者也未必就会误解中国作品，主张中外译者合作模式的第三种观点也同样失去了理论基础。

因此，根据文化身份和语言身份来确定中国文学外译的译者，并不科学。其实，学者们讨论的焦点可以归纳为两个。一是译文是否准确，是否能传达中国作品的原意和精髓；二是译文能否流行，能否为国外读者接受，并产生积极的影响。其中，第二个焦点受到的关注更多，因为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译文能否产生积极影响，能否为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作出应有的贡献，才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在讨论谁来外译中国的文学作品时，我们首先要确定外语译文怎样才能在国外流行。罗什汉译佛经的实践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示

3.罗什译经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当前的中国文学外译与包括罗什译经在内的宗教翻译有诸多的共通之处，中国文学外译可以借鉴罗什译经的经验。这么说有两点原因。首先，二者客观上都起到了传播原语文化的作用。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学外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内容，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简单的文学交流，客观上承担了抢占国外文化市场、构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使命，这和罗什译经对佛教的传播有相通之处；其次，二者在目标文化中都没有明显的“翻译需求”，很大程度上都是原语文化主动而为。“翻译需要”是王友贵教授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1949年以来我国的“学术外译”之所以不成功，原因是目标国家对于中华学术并没有主动需求，翻译工作大多由我国单方面推动（王友贵，2013）。这种说法是否成立暂且不论，但却也道出了包括文学外译在内的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现状：国外没有明显的翻译需求。这和宗教翻译极为相似。所有的宗教翻译在其初期都是原文化主动推出的，目标文化都没有明显的需求。我国佛经翻译初期，译者全部是印度和西域来的僧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鸠摩罗什当然不是初期的佛教译者，中原政权主动迎请他到中原来，说明对他的翻译有一定的需求，但他克服两次破戒的尴尬，以居士的身份来中原译经，且所译的主要是中原此前没有的大乘经典，说明他的翻译并不完全是为了迎合中原地区的需求，而是出自宗教热情，本质上仍然是他主动作为。

罗什译经之所以有借鉴意义，原因在于他的译经在我国非常流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我国文学外译后，能产生罗什所译佛经这样的影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就非常成功了。罗什译经到底有多流行呢？将他与玄奘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二人都是佛经翻译史上“新译”的开创者，也是最受后世重视的两位佛经译者，一些著作提到佛经翻译时，甚至只提这二人（如Delisle ＆ Woodsworth，1995）。杨全红曾总结学者们比较二人后得出的结论，认为人们的看法有三种。一是二人旗鼓相当，二是罗什不输玄奘，三是玄奘后来居上。但就“译作流行及影响而论，大家却是‘人云亦云’，即都认为罗什远在玄奘之上”（杨全红，2010：64）。虽然也发现有学者认为，“在玄奘主持下翻译了很多佛教经典，是后人诵读和阅读的主要经典”（侃本，2008：86），但更多的学者还是认为，罗什所译佛经更为流行。有人考察了《维摩诘经》译文的流行情况，得出的结论为“鸠摩罗什的译本既不是最早的译本，也不是最后的译本，但他的译本却是最流行的”（姜春兰，2006：iv）。还有学者考察了玄奘的译经，认为“奘译终于没有代替什译”（金克木，1996：164）。从持论人数和所持论据两方面来看，多数学者的结论更令人信服，即罗什译经更流行，更为中国读者所接受，是后世吟诵的首选。

至于罗什译经更加流行的原因，杨全红从翻译方法、翻译策略、文字境界、“所谓复译”、原文潜质、受众基础六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发现罗什更加倾向于意译，文字更有文学境界，其译经的有些原文更具有文学性，而且玄奘的复译“抄”罗什旧译的成份甚多，玄奘的译经受众很少，就是否有利译文流行而言，罗什在六个方面都胜过了玄奘（杨全红，2010：65－70）。这样的总结很全面，也比较有说服力，但与本文上述译者选择之争结合来看，却很令人玩味。如果说罗什的译文语言流畅，甚至达到了文学语言的境界，是因为帮助他润色的门人汉语修养高，他的译文竟然能够比玄奘的译文更为受众所接受，更加符合受众的需求，却有些出人意料。罗什不是中国人，虽然久居凉州，对中国文化有一定了解，但说他熟知中国读者的需求，恐怕有些牵强。他汉语水平一直不高，有学者根据前人的记载推断，他“虽然能纯熟运用一般的方言表达经义，但遇到‘语言含蕴处’则未必能得心应手”（王文颜，1984：222）。这与上面所说的中国译者无法了解外国读者的需求显然是相悖的。再者，即便有门人相助，其译文的语言特色还是要受其本人很大影响，毕竟罗什本人才是其译经的主角，这与林纾与魏易等人合译西方小说完全不同，而且文献中也记载了罗什评判旧译本亲自选定译文的例子，如舍弃竺法护“天见人，人见天”的译文，采用僧睿“人天交接”的译文（转引自马祖毅，1998：41）。这就说明，即便目标语不是译者的母语，译者也有可能译出非常地道的译文，至少译出一些地道规范的句子不成问题。反过来说，玄奘作为中国人，熟知中国的情况，其译文竟然不符合广大受众的需要，译文竟然不够流畅。这说明本国的译者未必就了解读者的需求，目标语言是母语时译者也未必一定能译出流畅的译文。至少可以说，从罗什译经的情况来看，仅仅根据译者的文化身份来断定译文是否流行，这种做法不可靠。

其实，有关罗什的讨论中，有一点值得特别留意，或许从更深层次上揭示了其译经流行的真正原因。那就是罗什的译经特别受到了知识分子的欢迎，在士大夫阶层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学者注意到，“罗什在中土专弘大乘经教，更适合知识分子和中上层贵族人士的兴趣，后来逐渐发展为居士佛教。这也是中国佛教很有代表性的组成部分，对中国的思想和学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志鹏，2009：139）。也就说，通过知识分子，罗什的译经在僧侣之外的人士中产生了流传了开来，其影响范围自然就很大了。有学者考察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进程时甚至发现，迎合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佛教传播的一项必要条件。不满足这个条件，佛教就难以传播，佛经翻译自然也就难以成功。该学者认为，“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证明：任何一种外来文化的移植，首先必须在本土文化精英（知识分子）中取得认同，使它成为本土文化精英的自觉事业，不然，它将长期处于文化表层，而在文化深层结构中无立足之地，处于被批判、被阻碍、被排斥、被挑战的地位”（张晓华，2006：208）。对于目标国家来说，中国文学外译无疑是“外来文化的移植”，自然也需要满足这个条件。有趣的是，《圣经》进入中国，成功的秘诀也是满足知识分子的需求。“参与圣经翻译的来华西方传教士（多为汉学家）自始至终以推动《圣经》进入中国文化、取得相应文化地位、融入中国文学语境、取得文学地位为目的，他们对圣经汉译的理论探索和总结出来的翻译方法，主要是基于中国文化这个参照系，针对汉语语言特点、面向中国文人这一特殊读者”（任东升，2007：90）。基于此，我们可以说，罗什能够在六个方面都胜过玄奘，是因为他的译经比玄奘更符合当时及后世知识分子的需要。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余英时认为，“在传统中国，‘士’的确处于中心的地位”（1997：164）。即便是到了20世纪，“士”蜕变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中不可挽回地边缘化，其地位依然十分重要。有学者曾专门考察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从主流看，是知识分子教育大众，而不是相反”（郑也夫，2004：42）。汉译佛经要想流行，哪怕是在社会大众中间流行，没有“士”的接受与传播怎么可能？具体到佛经的传播，虽然僧侣是重要的传播群体之一，但真正能将佛经传播给社会大众，特别是信奉佛教但不出家的居士群体，还是知识分子。原因在于知识分子凭借其文化甚至政治地位，更容易接触到社会大众，对社会大众的示范作用更明显，而且居士群体中，知识分子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流行，原因就在于能够和中国固有的知识传统，如儒家思想和道教思想巧妙地调和，根据中国文化做了一些调整，但又不是一味地妥协，保留了自己的特色。要进行这种调和，显然首先要得到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的支持，由知识分子再推及到全社会。佛经作为佛教思想的载体，要想流行，自然也需要受到知识分子的青睐。

4.谁译中国文学

知识分子这种特殊的文化地位，在西方社会同样很明显。有学者注意到，“过去两百年来，知识分子的影响逐步扩大，世俗知识分子的兴起是决定现代世界面貌的一个关键因素”（Johnson，1988：1），其原因就在于知识分子可以影响甚至左右整个社会的文化心理。萨义德在论述当代西方知识分子的职责时也注意到，知识所面临的问题是“局内人、专家、小圈子、专业人士”，因为“这些人塑造舆论”（萨义德，2002：4）。与塑造舆论的人进行抗争，其意图显然也是塑造舆论，更何况“专家”和“专业人士”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塑造了舆论，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大众心理，也就具有了决定某种观念或文本流行与否的力量。知识分子的这种力量，西方国家非常清楚，并运用于他们的对外宣传实践中。有人发现，9/11事件以后，美国加大了针对中东国家的文化外交力度，其关注的重点人群就是“记者、教师、和政治领导人”这些“舆论管理者”（opinion manager）（Kennedy，2009：157）。记者和教师都是现代社会典型的知识分子。

中国文学外译是我国文化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赢得对象国“舆论管理者”们的支持。有了他们的支持，社会大众才有可能接受中国文学，中国文学才有可能产生应有的影响。中国文学英译的情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坦率地说，中国文学在西方的接受总体而言并不理想。至于原因，耿强总结了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认为“中国文学自身缺乏文学性”（耿强，2012：45），艺术价值不高，持这种看法的既有作家也有学者，总之都是知识分子；另一种看法认为，“西方在美学和历史观念上的偏见阻碍了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欣赏”（同上）。持这一观点是华人学者李欧梵。不难推断，偏见主要还是来自作家和评论家等知识分子阶层，普通大众未必有多大的偏见，即便有，其影响也有限。而且，如果有知识分子的帮助，普通大众的偏见也完全可以扭转。耿强提出，应“利用赞助人的力量，通过文学批评、译作评论等形式加强对中国文学美学独特性的阐释，让更多的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学的美学价值所在，以期影响甚至改变英美读者单一的政治的审美视角。”（耿强，2012：49）具体实施文学批评和译作评论的，显然必须是知识分子。而且，知识分子影响中国文学在英美世界的接受，也是有例可循的。有学者在研究寒山诗在美国翻译文学中的经典化时注意到，“对当时的大多数美国读者而言，寒山诗的权威可以说完全维系于译者和凯鲁亚克这样的知名人士身上，而不是文本自身。”（区鉷、胡安江，2008：23）庞德译中国诗歌能够风靡英美，决定性的因素同样不是诗歌译文本身，而是英美诗坛当时的迫切需求，以及庞德本人作为意象派诗人的巨大影响力。艾略特称“庞德发明了中国诗歌”（转引自刘象愚，1998：97），虽然对中国诗歌略有不敬，但也道出了在中国诗歌风行欧美的过程中庞德所起的重要作用。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学必须由英美的知识分子来翻译，或者必须由母语是英语的译者来翻译，才能在英美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寒山的译者斯奈德和庞德都是英美的知识分子，母语也是英语，但译者非英美人士、母语不是英语的情形也不鲜见。前面提到的《中国当代七位女作家选》在英美受到好评就是一个例子。这种情形在其他文学的英译中也很常见，而且越来越多。当代最有名的两个例子恐怕要数泰戈尔和纳博科夫。有学者指出，泰戈尔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知名的作家，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归功于其作品的英译文（Radice，2000：1369），其中许多是他自己翻译的。他虽曾留学英国，但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印度，在印度文坛享有很高的地位，是一个标准的印度知识分子。他译文所用的英语也完全达不到母语作家的水平，“用词枯燥而又陈旧，节奏疲沓，经常隐约显示出孟加拉语的用词特点和意象。要想欣赏他的天才般的作品，这一直是个障碍”。（同上）。纳博科夫虽然后来移居美国，用英语写作，算是美国作家，但英语社会从未给予他“英语母语者的身份”（Simon，2002：72）。他翻译了自己的一些作品，还翻译了普希金的《尤金·奥涅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有学者考察了他的译作后发现，他从未打算在译文中采用当代标准的英美文学语言，用词经常偏离常规，故意选用生僻、怪异的词汇（Grayson，2000：990）。

但二人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他们特别了解英美文坛的动向，译文都顺应了当时英美知识界的需求，都受到了英美知识界的高度认可。泰戈尔自译的《吉檀迦利》，1912年出版时，大诗人叶芝亲自作序，他自己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说“我的译文得到了当时著名的英国文学家们的承认。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文学的一个贡献。”（泰戈尔，1988：140－141）尽管泰戈尔自称翻译时没有明确的目的，但他了解英国文坛，并主动迎合其需求的做法还是很明显的。他自己后来也承认，自己翻译时的改动，“内容变化是考虑到英美人能否接受。”（泰戈尔，2001：314）纳博科夫翻译《尤金·奥涅金》时，早已凭借《洛丽塔》一书扬名美国文坛，被广泛认可为美国作家，已经非常熟悉美国文学界，对于美国文学界，特别是文学评论界的需求和眼光，已有了准确的切身体会。有学者就认为，他译文中怪异的表达方式并非“外语语言结构的污染”所致，而是“有意识的语言游戏”（Grayson，2000：990）。游戏的目的，自然是要博得当时美国文学批评界的认可。而他的这种近乎绝对直译的翻译风格，也正好顺应了一种当时在西方已初露端倪的翻译潮流，即所谓的“新直译派”（neoliteralism）。罗宾逊认为，这种潮流从瓦特·本雅明开始，经过纳博科夫、海德格尔，一直到韦努蒂（Venuti）（Robinson，1997：82）。这种潮流看似要反对西方主流的文学和翻译概念，但其本身也已成为一种影响巨大的潮流。

因此，从英语国家的情况来看，文学译作能否广为流传，能否产生应有的文学影响，符合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界的需求，是首要条件。译者是哪国人，母语是不是英语，反而不是必要条件。这和罗什译经在中国的传播规律是完全一样的。

由此，我们就不难确定选择中国文学对外译者的标准了。首先，文化身份不是核心标准，外国人可以外译中国文学，中国人也可以。身在海外的中国人可以担任中国文学外译的译者，身在国内的中国人也可以；其次，语言身份也不是核心标准。译者的母语不一定是目标语，但译者外语应该达到一定的水平。虽然泰戈尔和纳博科夫的英语都没有达到英语母语者的水平，但他们都可以用英语写作，并在英美发表作品，英语水平还是相当高的。或者像罗什译经那样，达到“纯熟运用一般的方言”的程度；再次，熟知外国知识界，特别是文学界，应该作为核心标准。就中国文学英译来说，熟知英美知识界的发展动向，了解英美文学界的需求和评判标准，应该是选择译者最重要的标准之一。一些学者所提出的译者的文化意识，核心内容就应该是对外国知识界的了解。

这样一来，就很容易确定中国文学外译的译者人选了。国外的汉学家当然是理想的人选，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对本国的知识界起码有一定的了解。如前所述，这一类人选数量太少，不大可能成为中国文学外译的主力。国内从事文学翻译的翻译家同样是合适的人选。这些翻译家在把外国文学翻译为汉语的过程中，必然会对外国文学有所研究，对外国文学界和知识界有相当的了解。如果他们有意改变翻译方向，从事文学外译，只要调整一下翻译习惯，集中精力研究一下对象国的知识界和文学界，理论上很快就可以胜任。这一类人选数量较多，但其中一部分人外语水平还有所欠缺，从事中译外还比较吃力。好在无论是这些人自己，还是相关政府部门都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并积极采取措施，一方面提高这些人中译外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挖掘新人。最近中央外宣办组织的“2013中国当代优秀作品国际翻译大赛”就可以看作是一次很好的尝试。国内有阅读外语原著能力的外国文学研究者中，相当一部分人也是合格的人选。这些研究者专职研究外国文学，对外国文学界和知识界自然非常熟悉，其中有些人还用外语撰写学术论文，其外语能力也不输于文学翻译家。此类人选数量不少，但从事翻译的人要少一些。即使从事翻译，很多人也是从事文学作品或文学理论的外译中，从事中译外同样可能会比较吃力。而且，在思想认识上，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中国文学外译是中国文学界和翻译界的事，外国文学研究界不必参与。因此一定要颠覆这种认识，树立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全体外语学者共同责任的意识。只要有这样的意识，有意识地做一些中译外练习，这部分学者中必将涌现出大量优秀的中国文学外译者。

至于具体的翻译形式，可以是以上几类人单独翻译，也可以多人合作，特别是国内译者和国外汉学家的合作。但目前既然把中国文学外译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形式，我们就不能坐等译者自发地进行翻译。相关主管部门应将中国文学外译上升到文化外交的高度，通过项目资助等形式，充分调动翻译界和外国文学研究界的积极性，并选择国外知名的汉学家参与其中。在推介中国文学的外语译作时，还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邀请国外知识界精英进行评论与介绍。这样既可以保证中国文学外译的力度，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中国文学外译后能产生应有的影响。

5.结语

总之，特殊时期的中国文学外译与佛经汉译有诸多相通之处，罗什译经的成功经验对我们有不言而喻的启示意义。在译者选择的问题上，我们不必妄自菲薄，过于迷信外语母语译者的作用。既然我们关注的是译作的传播和影响，我们就不能局限于文学翻译之内来思考问题，而是应该明确影响译作流行与否的因素。惟有如此，我们才能有的放矢，发动尽可能多的合适人参与到中国文学外译工作中来，真正实现中国文学在海外发扬光大的长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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