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的王宣忱译经行为研究

时间：2023-04-0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的王宣忱译经行为研究[1]高玉霞摘要：在1919年圣经官话“和合本”问世之前百年圣经汉译史上，西方传教士处于主导和主体地位，而华人学者充当“助手”角色。本文借助译者行为批评新视角，特别是译者角色化行为理论，结合王宣忱的多重角色和译本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考察其译经行为。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的王宣忱译经行为研究^[1]

高玉霞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青岛266100）

摘要：在1919年圣经官话“和合本”问世之前百年圣经汉译史上，西方传教士处于主导和主体地位，而华人学者充当“助手”角色。直到1933年曾经协助“和合本”翻译的王宣忱独立翻译出版《新约全书》，才开创了华人独立译经的先例，王宣忱的译经行为和译本自有独到之处。本文从译者行为批评的视角，尤其是译者角色化理论，考查王宣忱的多重角色和其新约译本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进而通过分析其译本特色揭示其译者意志、身份和角色对其译经行为的制约，认为王宣忱在追求圣经本意之“求真”性的同时，呈现出宗教情感传达和信仰体系构建的“务实”性。

关键词：译者行为批评；王宣忱；圣经汉译；角色化

A Research on Wang Xuanchen’s Translational Behavior in Translating the New Testament from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 of Translator Behavior

Gao Yuxi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Shandong 266100）

Abstract：The 100－year history of Bible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before 1919saw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western missionary translators in China as dominating and leading party and the Chinese scholars serving the role of“helpers”.It was not until 1933that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done independently by Wang Xuanchen，who used to serve as a key helper for preparation of the Chinese Union Version，marked a new era of Chinese scholar’s independence in translating the Bible.Wang’s behavior as well as translation is a topic for research.The paper makes an investigation of Wang’s multiple roles and the social－cultural context where he did his translation from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al behavior，and the theory of translator’s role shifting in particular，followed b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his version so as to reveal Wang’s translator willpower，identity and role that might constrain his translational behavior.The authors contend that Wang’s version displays truth－seeking in representing the biblical intention while revealing utility－attaining utility in conveying Christian devotion and constructing a faith system.

Keywords：critical perspective of translator behavior；Wang Xuanchen；Bible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role shifting

1.引言

在长达200年的新教圣经汉译史中，华人学者从一开始就扮演着“助手”角色，发挥辅助作用。随着译经工作的深入，华人学者的作用才日渐显现，其角色也经历了“翻译助手——合作伙伴——独立译者”的重大转变（任东升，2007：214）。事实上，早在1836年，传教士圣经译者麦都思就意识到中国学者在圣经汉译中的决定性作用，他表示：“毕竟，最好的翻译还是由一位当地人完成的；而当我们可以得到一位有学问、态度虔诚的中国人，且这位中国人对本国经典修养深厚时，毫无疑问他就可以完成这种翻译，有了这样一种译本，此前我们所完成的再好的译本也只有为之让路了。”（韩南、段怀清，2010）这似乎为华人个人独立译经提供了理论依据。虽然严复成为传教士选中的独立译经第一人，但是他只是进行了一点尝试，真正标志着中国人独立译经梦想实现的是1933年王宣忱所译《新约全书》的出版。官话和合译本出版之后，“在中国各地教会之中西信徒，均以其与西文吻合为妥，争相购读，称羡不已”（柯向荣、张崇德，1916；转引自赵维本，1993），王宣忱作为官话和合译本译委会一员，与传教士共同缔造了影响中国基督教百年的权威圣经译本，本应该引以为豪，即便日后和合本招致批评，毁誉参半，他也应该为自己和传教士的工作努力辩护才对，为何又独立重译新约，并重新编译《颂赞诗歌》？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王宣忱的译经行为和译本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呢？本文借助译者行为批评新视角，特别是译者角色化行为理论，结合王宣忱的多重角色和译本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考察其译经行为。

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是：将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结合起来考察，将翻译内对于原文的“求真”和翻译外达到的“务实”效果结合起来考察；将译者的身份、角色及相应的行为与译文质量评价结合起来考察，通过分析其译本检测译者意志、译者身份和角色对译本的影响。

2.王宣忱翻译活动综述

1901年，王宣忱进入广文大学学习，六年的教会学校教育，不仅学到了广博知识，而且精通英文。其译经活动可分为三个阶段：参与官话和合本翻译（1904—1908）；独立重译新约（1931—1933）；编译《颂赞诗歌》（1938—1941）。

第一阶段：参与官话和合本翻译。1904年，结识北美基督教长老会狄考文（Calvin W.Mateer）博士，并担任其译经助手，参与《官话和合译本》翻译长达五年之久，他对该译本的贡献相当大。正如刘翼凌（1979）所言：“我们要承认和合本圣经的翻译，是外国的宣教士策动的、组织的、资助的。但是动笔翻译的大部分还是中国人。”作为狄考文的助手，王宣忱非常认真，翻成了一句，或者一段，要读几十遍，少的五六十遍，多的一百多遍。一直的读，读到哪里不顺，他就改，改到跟说话一样为止。官话和合本通顺流畅，简洁明快，读起来朗朗上口，有音乐感，特别是诗歌体裁的句子，平仄格律排列有序，没有佶屈聱牙的弊端，也没有啰嗦累赘的毛病，传达出了原文的风格，又符合中国人的阅读心理和习惯，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王宣忱。

第二阶段：独立重译圣经。官话和合译本，在信达雅方面在当时看来都是上乘的，周作人（1921）认为这个译本达到了“信”和“达”，朱维之（1941）则认为这个译本是“模范的翻译”。然而王宣忱对于其翻译还是不满意。狄考文死后，他决定自行重译圣经。他先到神学院深造，并搜罗不同译本作为参考。自1931年起，他用了三年时间自行翻译《新约》。他以伦敦的拉丁文译本为蓝本，参照1901年在纽约印行的英译本和参考五六种中译本圣经，包括1907年和1919年的“官话和合译本《新约》”、“文理和合译本”《新约》、“马礼逊译本”，以及1922年由萧静山翻译的天主教《新约》译本译成《新约全书》，于1933年11月由青岛中华基督教会出版，共612页，这是第一本由华人翻译并出版的中文圣经。

第三阶段：编译《颂赞诗歌》。1917年，华北长老大会在济南开会，推选王宣忱等七人担任“编辑圣诗”委员，曾经出版过一本赞美诗，向全国颁发。事隔20年，王宣忱认为赞美诗有必要根据形势发展需要，与时俱进，加以增广，就对全国教会的赞美诗进行采集筛选，并编好了新目录。但当时全国六大公会也组成了一个圣歌委员会，正在编写六大公会同唱的“普天颂赞”赞美诗，王宣忱得知后只好暂时搁置自己的编辑计划。1936年“普天颂赞”赞美诗问世，王宣忱看后觉得毛病甚多，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有100多首是旧谱重新填词，填写的新词令王宣忱感到很糟糕。所以他决定重新整理旧稿，在圣经赞美诗的基础上，也吸收“普天颂赞”的几首，加以增订。正如他自己在《颂赞诗歌》序言中所言：“念宣忱以三年之努力，昼夜兼工”（王宣忱，1941），汇集公共礼拜用赞美诗633首，歌咏团用35首，终于编成一本赞美诗，起名《颂赞诗歌》。其中经王宣忱之手翻译、重译的283首，几乎占二分之一。这200多首圣乐诗歌，都是由王宣忱孟冰仙夫妇一面抚琴一面逐字逐句，对照原来英文歌词翻译成中文的，符合音阶曲谱规律，易于歌唱。1940年9月15日山东中华基督教会董事会在青岛开会，王宣忱将自己编的赞美诗作为草案提请会议审议，受到一致嘉许。1941年9月9日，该赞美诗集由青岛德民印刷局（范县路20号）印刷，青岛华北商行（普集路13号）发行，第一版印刷3 000册。这本《颂赞诗歌》也成了青岛市最早的音乐歌集。

在这三个阶段中，王宣忱在圣经汉译中的角色经历了“译经助手——独立译者——基督教传播者”的转变，成为华人圣经译者中第一位实现多次译经角色转变的译者。作为第一位华人圣经独立译者，其译经行为又有何独到之处？

3.王宣忱译经行为研究

译者是有意志的，“兼具语言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属性”（周领顺，2011）。除了具有译者身份外，译者还是社会人，“具有多种多样的角色特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展现角色特征的过程便是角色化（role shifting）过程。”译者身份和角色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翻译范畴内的关系和角色行为倾向可图示为（周领顺，2014）：

图1　译者角色、行为倾向与评价模式

因此，“在翻译活动的过程中，译者表现有紧扣原文语言负载意义的求真行为和顾及译文应用效果的务实行为”。“求真”与“务实”分布于连续统一体的两端，构成“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对于译者的实践而言，‘求真—务实’是一个动态的自律过程，译者总是努力在‘求真’和‘务实’间保持自己理想中的平衡，既要保持翻译作为翻译的根本（原文语言极其意义的转换），也不失翻译的社会功能（包括译者在内的社会人借翻译意欲达到的社会目标）”（周领顺，2010）。

圣经译者翻译圣经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传教，译本的首要功能是“具有与原文同等塑造信徒身份的权威”（任东升，2013）。因此，《圣经》的翻译在“求真”的同时，也需要“务实”，并在两者之间达到最佳平衡。而这种平衡的实现取决于圣经译者的译经行为。译者行为分为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译内行为是译者的语言性行为，处于翻译的基本层，译者是语言人；译外行为是译者的社会性行为，处于翻译的高级层，译者是语言人和社会人，其行为部分表现为译者参与社会活动时的普通人之为”（周领顺，2014，如图1）。王宣忱除了是圣经翻译家外，还是牧师、教育家和实业家。他的多重角色对其译者行为有何影响呢？其译本是如何体现其译者角色化和意志性的呢？为探究王宣忱的译经行为与其译本之间的关系，我们从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两方面加以考察，通过译本分析译者角色和意志性的痕迹。

3.1译内行为：求真

《圣经》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节宣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用奈达（Nida，1952）的话说，《圣经》是“神语人言”。因此，圣经文本翻译的首要原则是“听——写”式忠实，是十分强调“高举基督”和“属灵语言”之重要性的。（任东升，2013）这就要求圣经译者要以原文本为中心，追求高度“求真”，尽量实现辜正坤（1989）提出的翻译最高标准“最佳近似度”，即“译作模拟原作内容与形式的最理想的逼真程度”。正如耶稣会士贺清泰在其圣经译本《古新圣经》之“圣经之序”中所言：“翻译《圣经》的人，虔诚敬慎，唯恐背离《圣经》本意，《圣经》大道即错乱了。那翻译的名士，也知道各国有各国的文理的说法。他们不按各国本国文章的文法，完全按着《圣经》的本文本意，不图悦人，惟图保存《圣经》的本文本意。”（转引自徐宗泽，1949：19－20）

王宣忱在教会学校文华馆学习6年毕业后，随即进入广文大学（基督教共和大学）学习，长期的教会学习加之牧师身份，确立了王宣忱坚定的基督教信仰。而和合本出版发行以来，“各界基于各种理由，对和合本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针对的是和合本译文的艰涩难懂”（马乐梅，2006）。因此，他独立重译圣经必然会力保《圣经》之本意，并去和合本之拮据。正如他在译本的凡例中指出的，“对原文详加校对，不因文字之工雅致失原文之意义”（王宣忱，1933）。可见王宣忱重译圣经是以“忠实”为前提的，体现的是王宣忱作为译者的语言人身份，需要我们借助文本分析来考察王宣忱的译经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译本之“求真”。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发现，王宣忱译本在用词和神学教义上都比“官话和合本”及日后出现的一些新译本更为精确。

（1）用词精到准确

如王宣忱在序言中所言：“余自束发受书即笃信基督教旨，投入山东潍县文华书院（即今广文中学）肄业，于各课尤嗜新旧两约，精研熟读、反复背诵，迨升入文会馆（即今齐鲁大学）尤悉心研学。”他本人对圣经是极为熟悉的，对基督教教义更是了如指掌，又对和合本“多以西教士为主体，但求原文之苟同”折中妥协而深表遗憾。故他在用词修辞上力争更为准确，以纠正和合本的瑕疵。

例1：《马太福音》第5章第47节

王宣忱译本：你们若单给你弟兄请安，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呢？外邦人不也是这样么？

官话和合本：你们若单请你兄弟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么。

吕振中译本：你们若单给你们的弟兄请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国人不也是这样行么？

英王钦定本：And if yee salute your brethren only，what do you more then others？Doe not euen the Publicanes so？

英文标准本：And if you greet only your brothers，what more are you doing than others？Do not even the Gentiles do the same？

这句话中，王宣忱没有延续官话和合本的“比人有什么长处呢”，而是选用“别人”，这不仅与英王钦定本“what do you more then others？”和英文标准本的“what more are you doing than others？”相一致，而且更合情理。如果只用“人”，容易让人联想到所有人，而这里强调的实际上是“外邦人”，非信徒，因此添上一个“别”字更为准确，这一点连依据希腊文原文译经的吕振中都没能做到。

例2：《马太福音》第6章第4节

王宣忱译本：你的施舍，不妨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要报答你。

官话和合本：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

吕振中译本：好叫你的施舍可以在隐秘中；你父在隐秘中察看的，必（有古卷加：在明处）报给你。

英王钦定本：That thine almes may be in secret：And thy father which seeth in secret，himselfe shall reward thee openly.

英文标准本：So that your giving may be in secret.And your Father who sees in secret will reward you.

在此句中，王宣忱加了“不妨”二字，使经文和教义诠释更为准确。上帝并不是要求信徒将所有的施舍都行在暗中，而是鼓励行在暗中，这体现了基督教“谦卑、不张扬”的教义，英王钦定本和英文标准本中的“may be”和吕振中译本中的“可以”都说明，王宣忱的译本是更为准确的。和合本的译文实际上歪曲了基督教的教义。

（2）神学教义诠释精准

例1：《歌罗西书》第1章第15节

王宣忱译本：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的上帝的像，在一切被造的里头是首生的。

官话和合本：他是那不能看见的神之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

吕振中译本：他是人不能见的上帝之像，是首先者超越一切被创造者；

英王钦定本：Who is the image of the inuisible God，the first borne of euery creature.

英文标准本：He is the image of the invisible God，the first born of all creation.

这句经文的翻译是非常难的，因为涉及一个重大的神学问题：基督论。无论是官话本还是吕振中译本，对这节圣经翻译都做了不同程度的转译，目的都是希望能在翻译中表达明确的神学观点：基督非被造，乃是创造的源头。官话本和吕本都有意地避开“of all creation.”翻译，增加“超越”或者“以先”来说明基督与被造者是分开的，然而却隐含着既不忠实原文又有逻辑上不严密的问题。因为既然基督是“神之像”，可以被看见了，又是“第一个诞生”的，怎么又不是在“一切被造的”里面呢？被“生”出来和被“造”出来有什么区别呢？不过是用词不同而已。既然有“首生”，就意味着有“二生”“三生”，难道“二生”“三生”又不在“被造”里面吗？

王宣忱却能忠实于原文，敢于表达自己圆融的神学观：基督是神“首生”的“爱子”，既是“在一切被造的里头”，又是其他万物的“创造者”！这在当时以西方教士为主导的教会神学观中是无法理解的。正如光既是波又是粒子一样，基督既是神的独生子，又是三位一体的一位！基督道成肉身为耶稣，又有了“神人二性”！既是神，也是人！这也是神学中最难理解的地方之一。于是在这节经文翻译中，我们看到王宣忱译本与和合本的不同之处，改“他”为“爱子”，改“以先”为“里头”，这样“爱子”强调了儿子的身份，又是“上帝的像”，就有了诞生的时刻，造就了爱子“在一切被造里头”的理论基础，也不至于与“首生”有逻辑上的矛盾。同时，另外一个原因是对于基督创造者地位在紧接其后的经文中已经有了更详细的补充说明。因此，王宣忱的翻译不但切合原文，又建构了精确的神学思想。

例2：《约翰一书》第5章第7～8节

王宣忱译本：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灵，与水，与血，这三样都归于一。

官话和合本：作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

吕振中译本：作见证的有这样——灵、水、和血——这三样都是要立成那唯一之目的。

英王钦定本：For there are three that beare record in heauen，the Father，the Word，and the holy Ghost：and these three are one.And there are three that beare witnesse in earth，the Spirit，and the Water，and the Blood，and these three agree in one.

英文标准本：For there are three that testify：the Spirit and the water and the blood；and these three agree.

圣经里的事物都有很强的象征性意义，比如“预表”，这是从旧约以来一直的惯例。在圣经神学里面，“灵”指的是神秘的不可见的“灵界”事物，泛指最高精神层面决定性的东西。“水”代表对传统的尊重，这里特指以色列人传统仪式“水的洗礼”，代表着悔过与洁净。“血”代表现世的“奉献”和“牺牲”，以色列传统献祭规定中也是要用牲畜的血为人代赎。这节经文是要表明一个真理，就是新事物的诞生，必须要有三个要素：①理论的指导；②传承的选择；③必要的牺牲。三个要素为了同一个目的。在此经文中，王宣忱译本与和合本的不同有两点：一是将“圣灵”还按原文译为“灵”；二是在“水”和“血”之前都加“与”字。

将“圣灵”还按原文译为“灵”表明王宣忱对神学和经文理解的透彻。“圣灵”特指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上帝的一位，和合本这样翻译也无可厚非，却不精到，因为圣经里也说上帝就是个灵！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灵！

“与”字的重复出现，从句式上体现教义精准。英王钦定本和英文标准本中的“and”也重复出现了两次，而第一个“and”按照英文语法本可以不要，两个权威译本都这样处理，并不是巧合，而是有深刻的神学教义在里面。早在公元三四世纪，哲罗姆就曾表示：“在《圣经》里连词序都是一种‘玄义’”（Scharz，1963；谭载喜，2004），这实质上是承认了圣经语言的“神圣性”。王宣忱译本跟两个英文译本一样采用重复性句式，可能是考虑到中国人出于自己的民俗传统也许会对水和血的理解有歧义，于是加上了“与”字，约束了“水”和“血”的性质，强调它们归属于“灵”的系统控制。同时，也为最后一句话“这三样都归于一”做了很好的铺垫。如此精到的翻译和文字功力，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王宣忱作为企业家商人是如何在合同法律文件上字字较真，是如何在与日本人谈判中为自己同胞争取最大利益的。身份角色的不同，很自然的反映到对译文要求的标准的不同。如同法律文件一样严密的逻辑表述，是王宣忱独立译本的特点。

3.2译外行为：务实

译者除具有语言人身份外，还扮演着多种社会角色。扮演的角色不同，行为特征就不同。由于不同的主客观条件、目标、策略以及涉入程度的深浅，译者“扮演了中介者、沟通者、传达者、介入者、操控者、转换者、背叛者、颠覆者、揭露者/掩盖者、能动者/反间（agent/double agent）、重置者/取代者、脉络化者、甚至双重脉络化者的角色。”（单德兴，2005）译者角色化（role shifting）过程，是译者为了使译文满足某种需要而调整和改变自己行为角色的社会性选择过程。（周领顺，2014）译者的身份和他扮演的角色决定着译文的走向。

王宣忱除了是牧师之外，还是教育家。1911年与青岛、济南、潍坊、烟台等地的基督教自立会负责任成立了“山东基督教自立会”。1920年，脱离外国教会的“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成立，王宣忱被选为济南中华基督教自立会董事，进德小学校长，进德中学董事，坚持自养、自传、自立地办教会和学校。1930年在青岛兴建上海路基督教礼拜堂，任上海路中华基督教会自立会长老兼教会学校尚德小学（现上海路小学）校长。不仅如此，王宣忱还是中国早期实业家代表，曾担任青岛万国总会董事，参与建造青岛跑马场（1924），创办“华北酒精厂股份联合公司”（1931，青岛酒精厂前身），产品“栈桥白干”成为名牌酒。与人合办汽车公司，又曾与犹太商人合办“中美合资冷藏股份有限公司”（1931），工场规模相当大，是著名的实业家。王宣忱不仅仅是译者，还承担着基督徒、牧师、大学教授、小学校长、实业家等多种社会角色。多重社会角色决定了他看待圣经的视角是多方面的，他的意志与西方传教士译者和普通圣经译者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意志性会影响其译者行为，进而反映到译本当中，正如周领顺（2014）所言：“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是意志体，译文中自然会融入译者的意志性。”

参与官话和合本翻译长达五年之久，深知和合本之缺点，王宣忱“重译圣经之志，早已潜伏于助理译经之时矣”（参见王宣忱译本序言）。加之，1920年之后，教会本色化运动逐渐兴起，他作为中华基督教自立会的董事和实业家，深知中国基督教发展的社会处境和教徒的信仰状况。他是基督教本色化的首批旗手，极为希望《圣经》翻译也能适合中国信徒，实现本色化，因而他对圣经的理解是站在中国信徒的立场之上的，他的译本并非仅仅求真而且也是务实的，他的务实性有两个明显的体现：使用现代标点符号和以特殊的代名词称谓超自然的存在者（尤思德，2002）。他使用了新式标点，包括问号和感叹号，而非和合本的简单句点，这样不仅利于表达圣经文本所承载的宗教教义和情感，也便于教徒阅读和理解。对于神、基督、圣灵、天使等，他使用了“属灵”（Spiritual）的代名词“祂”。至于邪灵，则用中性代名词“它”。后来圣经翻译者，包括《国语新旧约译本：新约全书》（1939年出版）、吕振中译本的早期版本（1946年版）、李山甫（G.Litvanyi）翻译和领导下的天主教新约译本（1948年以后出版），或《圣经新译本》（1976年版），都采用了“祂”字，但仅限于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在新形成的代名词“祂”中，使用“属灵”或“属神”（godly）的部首“礻”，呈现了在“基督徒语言领域中一种独特的语言学现象”：神不再被界定为阳性“他”、阴性“她”或者中性“它”，而代之为“属灵”的性别（Zetzsche，1995）。

除以上两点外，王宣忱还特别关注圣经译文在读者心灵中所构建的思想、信仰和情感，在他的个人独立译经中，采取了不同于和合本的较为“务实”的翻译手法，而这些细节却会产生出不同的信仰体系。由于王宣忱独立译本的稀少以及和合本的强势地位，往往被世人和学者所忽略。如果能够被后人不断修订的圣经汉译本反省并采用，相信必能避免和合本的众多争议和弊端，避免当今基督教神学思想仍存在中国水土不服和基督教会团体的众多信仰分裂等问题。

以《犹大书》为例，这本书通常被信仰集体用于批判和审判内部异端邪说分子，抵制邪教入侵，维护纯正传统信仰的权威地位。和合本是早年王宣忱作为狄考文的首席华人秘书助手翻译的。和合本在翻译中，采用了我国古代一贯的修辞手法排比、对偶、反复等，如秋风扫落叶，如诗如歌，反复咏叹，来表达强烈的情感，且能忠实切合原文。其格式整齐有序，而又回环起伏，充满节奏美。按常规来看，和合本的犹大书翻译几乎达到了圣经汉译的极致，成为一部完美的文学作品。那么，王宣忱的译本还要修改什么呢？对比后很快就发现，他却做了异常决断的转改。

总体来看，他打破了犹大书过于注重体现优美文学修辞的翻译结构，传达圣经整体的信仰精神，一是服从信息的精确，二是反映信仰化的情感。避免因文学修辞手法而过分夸张强调信仰的局部意义，忽略整体的精确，忽略信仰情感的升华。具体我们以犹大书1章5～6节，和11～12节来详细分析：

例1：《犹大书》第1章第5～6节

王宣忱译本：现在我愿意提醒你们，你们难以知道一切的事，就是主如何拯救百姓出埃及地，后又把那不信的毁灭了。并且天使不守自己的职位，却擅离规定的居所就永被捆绑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

官话和合本：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

吕振中译本：从前主（有古卷作：耶稣（约书亚））曾尽一次地救了他的人民出埃及地，后来（希腊文作：第二次）又叫不信的人灭亡；这一切事你们虽都知道了，我的意思还是要提醒你们记得。还有那些不守自己职位、却离弃自己住所的天使，主怎样用永久锁才给拘留（与本书‘保守’、‘守’、‘保留’等词同字）在幽冥之下，等候着那大日子的审判。

英王钦定本：I will therefore put you in remembrance，though ye once knew this，how that the Lord hauing saued the people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afterward destroied them that beleeued not.And the Angels which kept not their first estate，but left their own habitation，he hath reserued in euerlasting chaines vnder darkenesse，vnto the iudgement of the great day.

英文标准本：Now I want to remind you，although you once fully knew it，that Jesus，who saved apeople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afterward destroyed those who did not believe.6And the angels who did not stay within their own position of authority，but left their proper dwelling，he has kept in eternal chains under gloomy darkness until the judgment of the great day—

王宣忱译本打破了原文的次序甚至改变了原文的意思，也打破了和合本2～3、2～3的排比对偶节奏。

（1）务实精到地将“我愿意提醒你们”放到这两节经文的最前面，作为总括，明显比放在中间更有意义，更符合汉语表述的特点，也是最新英文标准版ESV的次序；

（2）把“你们虽然都知道”改为“你们难以知道一切的事”，这样的改动与原文本意并不吻合英王钦定本和英文标准本的对应翻译分别是“though ye once knew this”和“although you once fully knew it，”。这段经文实际上隐含着一个难懂的神学概念。不信的被灭和不守本位的天使之结局，这两件事，头一件，以色列犹太人应该是知道的，但当时的非犹太信徒却未必知道，因为这是旧约的故事。后一件是个奥秘，应该说是整本圣经第一次的揭示，体现使徒级先知圣徒的权柄和权威。这样看来，王宣忱创造性的转译，成功构建了信仰的深度，就是神的奥秘，人不可能全部透彻的“知道”！只有怀着敬畏！

（3）语气上比较缓和，带着惋惜与柔和，如爱人般的平等对话，谦逊的说明劝慰。这种情感的流露非常符合新约爱仇敌的博爱教训，该翻译显然是王宣忱的有意之为。

例2：《犹大书》第1章第11～12节

王宣忱译本：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走了该隐的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奔走，并灭亡在哥喇的背叛中。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筵上与你们同席，乃是暗礁；他们作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的树，没有果子，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

官话和合本：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或作玷污）他们作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

吕振中译本：这些人有祸阿！因为他们走该隐的路；为了工钱向着巴兰的谬妄狂奔；就在可拉的顶撞（或译：背叛）中灭亡了。这些人是你们爱席上的污点；在宴会时只顾牧养自己，毫无畏惧！没有水份的云，被风飘荡着！深秋时没有果子的树，死了又死，连根都拔出来！

英王钦定本：Wo vnto them，for they haue gone in the way of Kain，and ranne greedily after the errour of Balaam，for reward，and perished in the gainsaying of Core.These are spottes in your feasts of charitie，when they feast with you，feeding themselues without feare：cloudes they are without water，caried about of winds，trees whose fruit withereth，without fruit，twise dead，plucked vp by the rootes.

英文标准本：Woe to them！For they walked in the way of Cain and abandoned themselves for the sake of gain to Balaam’s error and perished in Korah’s rebellion.These are hidden reefs at your love feasts，as they feast with you without fear，shepherds feeding themselves；waterless clouds，swept along by winds；fruitless trees in late autumn，twice dead，uprooted；

这句经文不但在基督教会中常用，就是在其他文学作品和评论中也时常见到。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观，实际上并不符合圣经，特别是新约的精神。由于强烈漂亮的排比对偶，形成气势的逐渐加强，最后竟判决为“死而又死，连根拔出来”，容易让中国读者产生对待敌人异己要斩草除根的误读。属于矫枉过正，破坏整本新约博爱怀柔的情感精神。这种精神的升华，正是耶稣基督提出的有别于旧约“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最震撼的教导。

王宣忱大胆而微妙地修正原先他和西洋教士翻译家狄考文的和合本译文，采取替换词汇、调换位置和打破排比对偶工整的方法，缓和节奏，注入一丝惋惜挽留之情。使之读起来，完全不是怒气的发泄，更像是爱到极处恨到极处的悲悯之感：

（1）“他们有祸了！”和“因为他们走了该隐的路”，与和合本的差别非常微妙。一是加了感叹符号“！”，二是重复“他们”，三是将道路改为“路”。先激扬“！”，然后重复“他们”，表现一种痛惜的情感，最后在一个“路”字中曀语，泣不成声。

（2）“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奔走，并灭亡在哥喇的背叛中。”将和合本的“直奔”改为“奔走”，更柔和，。把“灭亡”与“背叛”调换次序位置，最后译一个“中”字收尾，虽然排比气势被打破，，但涵义却多了一层：虽然犯错，但还有挽回余地。符合“爱能遮掩一切的过犯”这个新约教训。对于失足者，除了警戒惩罚，更应该是在爱中挽回！

（3）“在你们的爱筵上与你们同席，乃是暗礁。”“同席”和“暗礁”的译法与和合本相比不仅更为忠实，而且表达了惋惜之情。

（4）“是秋天的树，没有果子”，与英王钦定本“trees whose fruit withereth，without fruit”的句式一致。和合本为了整段经文的排比对仗，有意做了调整，使得整段经文朗诵起来，如同对敌人进行死刑宣判。而王宣忱译本的处理却呈现出一种柔和悲悯之情。

4.结论

借助译者行为批评新视角，我们将王宣忱的译内行为和译外行为结合起来考察，将其译本放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上加以评价，发现其多重社会角色使得他对中国基督教发展和圣经汉译有着不同于西方传教士的特殊情感，促使他站在为国人建立中国自己的基督教教会和神学教义基础上重译《圣经》，在保持《圣经》之本意，即“求真”的基础上，将自己的意志和情感融进译经行为当中，并最终体现在其译本之上，特别是在《犹大书》中，他故意利用文字建构圣经文本背后的情感维度，体现了很强的“务实”性。虽然，中国圣经学者在圣经汉译上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似乎却一直忽视王宣忱在力保圣经之本意前提下所作的宗教情感传达之务实努力，这也是一直以来国人把基督教看做舶来的“洋教”并不太接受其教义的原因。作为第一个独立完成圣经新约翻译的中国人，王宣忱的译经活动具有开创性质，其翻译活动、译经思想和神学思想本身就值得现代圣经研究者关注。他的圣经译本是在对官话和合本不满的基础上翻译的，对于官话和合本的进一步修订和以后的圣经翻译实践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重新挖掘，加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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