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综合体

时间：2023-04-0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综合体——试论《破戒》中岛崎藤村批判的不彻底性南京师范大学　缪婷婷〔摘要〕在日本，岛崎藤村的长篇小说《破戒》一直被作为自然主义大作倍加推崇，而在中国却是作为现实主义优秀作品来被介绍的，并且这种说法被大部分学者沿用至今。

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综合体——试论《破戒》中岛崎藤村批判的不彻底性

南京师范大学　缪婷婷

〔摘要〕在日本，岛崎藤村的长篇小说《破戒》一直被作为自然主义大作倍加推崇，而在中国却是作为现实主义优秀作品来被介绍的，并且这种说法被大部分学者沿用至今。将其视为自然主义还是现实主义，还是模糊两种主义的界限作双重理解，其实一直是中日两国学者认识的分歧点。本文就这三种观点加以分析、对比，在此基础上提出第四种观点，即《破戒》是两者的矛盾综合体，并由此得出岛崎藤村在此作品中批判不彻底的结论。

〔关键词〕破戒　自然主义　现实主义　矛盾综合体　不彻底性

一

《破戒》是岛崎藤村由浪漫主义转向自然主义的第一部作品，其巨大成功有著名评论家岛村抱月和日本近代文学巨匠夏目漱石的评论为证：“《破戒》的确是近年来出现的大作……这部作品使文坛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期。”^[1]“此书将作为明治小说的代表流传后世……作为明治小说的代表，《破戒》是当之无愧。”^[2]现如今，这部小说在日本成了近代日本文学成熟之标志，被视为自然主义的代表作。

为了更准确地解读《破戒》的派别归属问题以及论证本文观点，笔者认为首先要明确两点。其一是这部作品创作之时日本社会的大环境，其二是在大环境之下构成《破戒》主题的核心，即部落民问题。

众所周知，《破戒》描写的是日本部落民出身的小学教师濑户丑松如何背负着“贱民”的身份忍受社会的巨大压力和心理煎熬，如何承受部落民出身的勇士猪子莲太郎被害的巨大伤痛，最后一步一步走向破戒这一结局的。其中构成大环境的便是明治维新二三十年“自由民权运动”进入低潮，天皇制得到进一步加强，面对现实巨大压力的人们陷入思想上的挣扎和内心的苦闷这一事实。这样的思想上的困境给日本自然主义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温床。但由于明治维新主要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科技，并没有在日本建立起如西方一样的自然科学、哲学体系，对于遗传学、生理学也只是抽象、感性的认识，所以日本的自然主义不免变得狭隘。其表现便是忠实自我、注重内省，对所见所闻只作客观、露骨描述而不掺杂任何个人主张。《破戒》之所以会被日本文学界划为自然主义范畴其理由也源于此。这在本文第二部分笔者会作进一步论述，在此先一笔带过。

第二点不得不提的便是构成《破戒》主题核心的部落民问题。这一问题其实在日本有很深的历史渊源，而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问题其有据可查的是江户时代的身份等级制度。为了维护、巩固封建统治，政府不但创设了士农工商的身份制度，还在其下设置了“秽多”、“非人”这样的贱民身份。这其实是“士”这一统治阶层把被统治阶层“农工商”的不满转嫁到对贱民的差别待遇、歧视之上的卑劣手段。虽然在明治四年政府颁布了户籍法，在同年八月废除了“秽多”、“非人”的身份制度并将这部分人改称为“新平民”，但这一举措实际上不仅没有从政治、经济方面消除差别待遇，反而更加剧了社会对于他们的歧视，将“新平民”推入了万劫不复之地。即便时至今日，这种对部落民的身份歧视在日本还根深蒂固。部落解放同盟的存在便是证明之一。由此可见，部落民问题在日本社会是非常严重的，进而也可以看到岛崎藤村在当时取材这一方面是观察力极其敏锐、视点极其独到且有远见的。明确了以上两点，笔者基于此针对《破戒》的创作倾向作以下分类分析。

二

绝大多数日本学者认为《破戒》是自然主义作品，日本的文学史著作也几乎都如此认定。例如吉田精一在《现代日本文学史》中就指出：“最初非常明显地阐明了自然主义文学色彩的作品是岛崎藤村的《破戒》。”^[3]中村新太郎在《日本近代文学史话》中也主张：“唯有《破戒》能成为自然文学的先驱和宣告日本近代文学成立的作品。”^[4]之所以日本文学界在《破戒》的倾向认定问题上能达到如此一致，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三：

其一，作家的创作过程是符合自然主义要求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奉行左拉崇尚写实的艺术原则。它要求作家“以照相机一般的忠实性和精确度记录生活，要求作家隐藏自己的观点，让倾向和意图从作品的事实表述中自然流露出来，反对作者道德说教式地在作品中干涉生活”^[5]，即要通过忠实记录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细节来反映现实社会和人物。《破戒》的创作可以说是完全符合自然主义这一特点的。岛崎藤村以自己在信州任教期间亲眼目睹毕业于长野师范学校的教员大江矶吉因部落民出身被社会驱逐随后又惨遭杀害的经历为契机，深入部落民当中，了解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积累大量第一手素材，又结合之前创作《千曲川素描》时在农村的实地体验，最终在《破戒》中成功展现了部落民生活原貌以及社会上其他阶层的丑态。中村新太郎评价“这是一部根据实地调查和记录制成的艺术品。”^[6]

可以说，岛崎藤村在《破戒》的创作准备和写作过程中是十分严谨和客观的，完全符合自然主义真实的艺术原则。

其二，作品内容符合自然主义文学创作“真”的态度。“真”是自然主义的核心和生命。如何摆脱一切外界束缚和人为修饰，不添加任何主观色彩和倾向达到赤裸裸地表露人和社会是其关键要求。小杉天外指出：“自然本身并无善恶美丑，只是人将其擅自区分。善恶美丑没有哪一个能写、哪一个不能写的限制。”^[7]《破戒》是兼具美和丑的元素的。岛崎藤村在书中既描写了土屋银之助和志保这样拥有人性美好的一面并真诚对待丑松的美好形象，又塑造了利欲熏心的校长、郡视学和心胸狭窄、处心积虑的胜野文平等本应以授业解惑为业的丑恶形象；既展现了部落民生活环境的自然、纯朴又揭示了其生存环境的恶劣、艰难。这是建立在作家不戴有色眼镜的观察和客观、写实的创作基础上的，是真实的，符合自然主义“真”的要求。

其三，作品在环境描写之外以大量的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即“告白”为主线，亦是符合自然主义“大胆而露骨”、“无理想、无解决”的写作要求的。这里的“大胆而露骨”可以理解为丑松毫无掩饰的思想斗争和内心独白。岛崎藤村花了大量笔墨来叙述丑松守戒时内心的彷徨和恐惧、破戒前的憧憬和挣扎以及破戒后心灵的安逸与解放，不遗余力地将丑松的精神世界完完全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仿佛能想丑松之所想、痛丑松之所痛，因而“大胆而露骨”的感染力很强。同时，作者在小说结尾的处理方面又顺应了日本自然主义“无理想、无解决”的观点——主人公丑松破戒的结果是到得克萨斯开辟新天地而并非与社会抗争。这是“无理想、无解决”原则作用的结果。自然主义论支持者们认为作家不应当带有主观感情色彩擅自决定人物的命运，而应当顺应社会现状，顺应主人公无论如何都想活下去、不用担惊受怕过日子的切实愿望，不让其作悲剧英雄式的无谓抗争。笔者认为时至今日部落民问题还在延续便是其实证之一。所以，结合以上三点原因，也就难怪日本文学界在肯定《破戒》之自然主义倾向上会步调高度一致了。

三

与日本文学界相对，中国文艺界长久以来是把《破戒》当做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加以介绍的。其理由概括起来大致有三：

其一，《破戒》的主题是积极深刻的、有现实意义的。如前所述，《破戒》取材于日本社会中较为严重和敏感的部落民问题，其本身就带有很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这是无法否认的。《从〈破戒〉想起的》一文作者刘振瀛曾分析过：“《破戒》的主题，在于揭露、抨击日本近代社会中不合理的、野蛮的身份制度，同时也批判了天皇专制主义教育机构的腐败与黑暗。但它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揭示了日本近代社会中新事物与旧事物的冲突，在于揭示封建落后性与近代自我觉醒的矛盾。对日本近代社会的阴暗现实的批判与对民主精神的炽热追求，形成了这部作品的主调。”^[8]在这里，我们姑且先不谈作者于作品中对教育机构的腐败与黑暗的描写是否直指天皇制度，也不深究作品是否暗示新旧事物的冲突，但就揭示不合理、野蛮的身份等级制度和封建落后性与近代自我觉醒这两方面而言，我想是能证实作品的现实主义性的。虽然丑松未必能称得上完全自我觉醒（因为他对自己的身份感到的不是不平而是羞愧和自责），但至少能引导人们对于身份等级制度和社会体制的思考与批判。如此，作品被认为有现实主义倾向也就顺理成章、无可厚非了。

其二，《破戒》描写人物涉及面广，小说结构井然有序，作者构思严密，描写细腻。岛崎藤村在《破戒》中对主人公的刻画是下了一番苦功的，这在前文“二”中已有介绍，在此不再赘述。但除主人公之外，对于校长、视学、文平这类反面人物刻画得也是淋漓尽致、其丑恶形象跃然纸上。而大凡写过文章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想要塑造一个大善或大恶的人物形象，作家是不可能不掺杂任何个人感情而能写得惟妙惟肖的。否则这样的艺术形象又怎么能有血有肉，怎么能具备震撼读者心灵的力量？因为首先作者自己就没有被感动。因此，认为岛崎藤村不带任何主观色彩的自然主义文学创作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更何况如“二”之介绍，作者在下笔前做了那么多实地考察工作，若没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没有对现实社会的质疑和不满是无法坚持那么多年的，也无法写成这样一篇完整严谨的小说。因此，从作者个人创作动机和内容表现来讲，《破戒》是严肃、全面、忠实的，是具有浓厚现实主义批判色彩的大作。

其三，小说出乎众多读者意料之外的结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作品现实主义的反映。自然主义论者把丑松远赴美国开辟新生活的结局解读为作家符合自然主义“真”的创作原则，是顺应社会现实和人物性格与愿望的。但从现实主义出发，也可以认为其逃避斗争的行为，是作者对无法改变社会现状的悲哀，是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另一种方式的批判。虽然主人公消极的做法不能被中国大多数读者认同，虽然作者当初对结局的设定到底是出于何种心态也无从所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作者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是不满的、持批判态度的。否则也不用让丑松到美国去实现生存梦了。所以，基于以上三点原因，中国多数学者认为应当将《破戒》看做现实主义的大作也是有证可查、有理可依的。

四

基于以上两种相持不下的意见，相关中日学者提出了第三种观点。比如三好行雄就主张：“认为《破戒》是社会小说或是自我告白小说，从问题设定的本身来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破戒》本身就具有二重性，它既有对社会偏见的抗议，也表现了自我意识上的矛盾。”^[9]“该作使两种主题并行，以作者自身的投影，刻画了‘觉醒者的悲哀’，同时围绕部落民来批判社会的矛盾。”^[10]有些中国学者也认为：“对《破戒》的理解，不必以自然主义来否定它的现实主义精神，也不必以现实主义来否定它属于自然主义。在《破戒》当中，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不是针锋相对的东西。”^[11]即：《破戒》是兼具两种文学主义倾向的综合体。但在笔者看来，第三种观点是调和、折中性质的；它把作品中无法用自然主义印证的部分用现实主义加以解释，把现实主义牵强附会的部分用自然主义加以补充，如此互相调和其实质却是掩盖了作品的缺陷，减弱了后世读者对于作品主题、内容和手法的思考。诚然，不管是主张自然主义倾向还是力证现实主义特质，中日双方学者各自的论点都有其合理性，但这样的解读离不开两国国民本身固有的文化土壤和思维方式。

吉田精一在论述日本自然主义时曾说道：“（日本自然主义）的确是接受欧洲思想的影响，但它不是像以前那样单纯作为外来的东西介绍和宣传，而是在本国基础上吸收消化，并以此为本进行创造。”^[12]其表现之一便是作家不是对社会、人生进行直接剖析，而是追求文学韵味和审美情趣并且“写生文”的传统让作家更注重身边琐事。《破戒》是岛崎藤村由浪漫主义转向自然主义的第一部作品，文中虽然已经大量写实，但很多细节部分尤其是景物描写还是时常流露出作者浪漫主义的情怀。与此同时，作者也并没有承认过自己是自然主义作家，只愿以写实主义者自称。这就是从反面说明日本文学界将《破戒》作为自然主义小说解读是符合日本文坛传统的。

另一方面，中国文人自古以来便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居安思危、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因此对于“无理想、无解决”、一味求“真”的自然主义有所排斥也是情理之中。并且《破戒》写成的1906年正是中国国难当头，需要文学承担教育国民、拯救社会角色的时候，这样被中国学者解读为批判社会的现实主义作品也就可以理解了。

此外，还如同《岛崎藤村及其代表作〈破戒〉》作者黎跃进所讲：“我国理论界认为现实主义是本质的真实，自然主义是表面的真实，现实主义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自然主义局限于自我天地；现实主义表现的是社会的人，自然主义表现的是动物的人。从这样的既定理论范式出发，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是对立的两个营垒。加上我国的习惯思维是尊崇现实主义、贬损自然主义，因而对《破戒》这样在文学史上有着突出地位的作品，非将它从自然主义行列中拉出来，抹上现实主义的光彩不可。”^[13]即结合“三”之所述，将《破戒》作为现实主义作品解读也是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并且其原因也并非无中生有、牵强附会。

但是，笔者认为应当从除去前三个方面的第四个方面来进行思考，即：应当跳出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条条框框，更多地从作品主题、内容和手法上进行探讨，研究岛崎藤村创作的不足和作品主题、思想上的缺陷，而不是拘泥于对日本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固定理解模式，这样才更合理。

首先，从创作手法上来讲，笔者认为《破戒》是有缺陷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丑松破戒方式的设计过于突兀、不符合文理和读者心理需求。小说前二十章其实都是在为最后的破戒做铺垫。为此作者不光刻画了校长、文平、高柳一类人来暗示丑松的危险处境、激发丑松破戒的决心，而且着重对丑松的心路历程和思想变动进行了大量描写。光是其犹豫不决的心境就在文中反复出现。

「ああ。幾度丑松は蓮太郎に自分の素性を話そうと思ったろう。昨夜なぞは遅くまでランプの下でその事を考えて、もし先輩と二人ぎりに成るような場合があったなら、ああ言おうか、こう言おうか、様々の想像に耽ったのである。」^[14]

「道々丑松は話しかけて、正直なところを言おう言おうとして見た。……こう考えて、それを言おうとして、言いえないで、時々立ち止って溜息を吐くのであった。……言おうとしては躊躇した。躊躇しては自分を責めた。」^[15]

「到頭丑松は言おうと思うことを言わなかった。吉田屋を出たのは宵過ぎるころであったが、道々それを考えると、泣きたいと思うほど悲しかった。何故、言わなかったろう。」^[16]

「言おう言おうと思いながら、何かこう引き止められるような気がして、丑松は言わずに風呂を出た。」^[17]

这样反复的描写使读者几乎坚信丑松守戒的巨大痛苦与挣扎到最后会导致毅然决然式的破戒的爆发，使读者在深感其内心痛苦的阅读过程中渐渐燃起冲破桎梏、勇敢抗争的欲望。但结果并不随人所愿。丑松跪在学生面前表明身份乞求原谅的破戒方式是极其突然，让人愤懑难以理解的。笔者在此并不是主张作家的创作应当迎合读者感情的需要。事实上，“真正的艺术家不能也不会符合读者或观众的要求”^[18]。但从小说本身来看，上下文衔接是不够合情合理的。笔者认为作家既然选取了部落民这样一个触动社会制度的深刻主题，就应当在最后给予一定程度的解决，而不是以削弱主题力量、与主题背道而驰的方式结尾。如若不然，前二十章的大费笔墨、用心刻画又有何意义呢？日本自然主义论者辩解说这恰巧正是《破戒》符合自然主义追求真实、“无理想、无解决”的表现，但是一旦文艺理论沦为文学创作的桎梏，那么理论本身的存在就值得怀疑，文学创作也就难以自由，难以达到真正的贴近真实与自然的境界，难以在读者中引起共鸣了。其最终结果便是降低作品本身高度、削弱其历史感。

第二，与志保的关系刻画不够细致，着墨不够。尤其在得知丑松身份之后志保竟然面对银之助的提问用“一生”做了回答，这让人感到突然。虽然作者设定的这样一个大团圆结局是好的，但却让人读后不能由衷地高兴起来。联系小说中在此之前有关二人的描写，更是缺少互动，缺乏足够使之在一起的契机。或许作家是出于对丑松艰难命运的关怀和同情而刻意安排了这样一幕，但对志保来说其实不是不公平的吗？这样的结局反而让读者感到苍白无力。

第三，最后对于丑松远渡重洋开辟新天地的安排更是毫无征兆。针对这一结局，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已作出了相关解释，并且如前所述，笔者并不全盘否定。对折中形式的第三种观点笔者也不认为无一点可取之处。毕竟任何读者的解读都受到自身文化、社会环境的影响。很多对日本文学有极深造诣的学者也认为在评价日本文学作品时不应当把自身观点强加于作者，不应当把自己所处文化圈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套在对方作品上。我想大凡有一些日本文学作品阅读经历的人都会感觉到，日本的文学作品经常洋溢着物哀，给阅读者一种不足感。我们把它作为日本文学作品的一种特质，总是试图去理解和消化。就如同《破戒》，很多评论者认为不能也不应当要求岛崎藤村给出一个积极奋发式的结局，而应当理解作者的安排，理解他那样做的动机。但在此，笔者还是认为对丑松结局的安排削弱了主题的力量，降低了作品的质量。从这一点上来讲，《破戒》不能被称为一部能震撼人心的作品而富有极高价值，充其量也就是一篇带点沧桑与无奈的一般小说而已。这就牵涉到一个作家社会责任感的问题。笔者认为，作家创作是可以与社会问题绝缘的。或写风花雪月，或抒发各式心境，均无可厚非。但一旦涉及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作家便应该有高度的责任感把作品完善好。否则便不能提升到这一高度来鉴赏。进一步讲，笔者还认为，不管在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什么样的作品当中，作家其实都应当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人是有社会属性的。这决定了人必须注重自身言行，做到对自己和他人负责。作家则更是如此。若其写的文章缺乏对社会现象最基本的恰当且合理的认识，则不应当被作为健全的认识来对待；若其写的文章与社会方方面面完全没有联系，与人的发展也无任何触动，则更不能被当做文学来对待，只是辞藻无聊的堆积而已。岛崎藤村不应当屈服于社会的重压，更不应当借由丑松流露出听天由命的倾向，而应将看待社会制度问题的眼光放得更加长远，用冷静、批判的头脑思考部落民的命运和社会的现状。逃离日本到自由、民主、平等的美国去开辟新天地，这与之前丑松的万般挣扎、苦恼相比，不是显得虎头蛇尾吗？“真正的艺术家必须坚持自己的独立自主性。真正的艺术家应当引导时代潮流，而不应尾随时代潮流的。”^[19]

因此，虽然无法真正走进岛崎藤村创作《破戒》时的内心世界（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笔者在此还是提出这样一个主张，即：不管对《破戒》的文学主义倾向作何种理解与划分，岛崎藤村在《破戒》创作的构思和表现手法上都是有缺陷的。因为就主题和表现手法的不一致来看小说对部落民问题的批判是不够彻底的，而其倾向划分的不一致也恰好说明了它是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综合体。作家的创作不光应当有敏锐的洞察力、真实创作的态度，更应当有独立的自主性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注释】

[1]三好行雄编：《岛崎藤村全集·别卷》，筑摩书房，1983年，280页

[2]小田切进：《日本的名作》，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31页。

[3]吉田精一：《视代日本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57页。

[4]中村新太郎：《日本近代文学史话》，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91页。

[5]陈婷婷：“从浪漫主义到自然主义”，《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年06期。

[6]中村新太郎：《日本近代文学史话》，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91页。

[7]伊東一夫：《岛崎藤村研究》，国书刊行会，1993年。

[8]刘振瀛：“从《破戒》想起的”，《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02期。

[9]三好行雄编：《岛崎藤村全集·别卷》，筑摩书房，1983年，120页。

[10]市古贞次：《日本文学史概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239页。

[11]黎跃进：“岛崎藤村及其代表作《破戒》”，《衡阳师专学报》第18卷第5期，199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