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作品中的“残疾儿”主题

大江作品中的“残疾儿”主题

南京师范大学　陈宝剑

〔摘要〕大江健三郎作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不仅在日本文学史上，甚至在整个世界文学史上，可以说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在文学作品的创作生涯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其中“残疾儿”问题是其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残疾儿”问题也是全世界乃至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主要通过对大江健三郎的“残疾儿”创作主题进行简单分析，以此来探讨大江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残疾儿”的共生问题以及大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关键词〕大江健三郎　残疾儿　共生

1.引言

大江健三郎作为日本战后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于1994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授予其该奖项的理由是“通过诗意的想象力，描写出了一个把现实与神话紧密凝聚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写出了现代人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以震撼。”^[1]可以说“残疾儿”主题是大江健三郎文学出发的一个“原点”，这个“原点”贯穿于大江健三郎的文学创作中，并且成为大江文学中的标志性题材。自从大江健三郎的家庭出生了一个智力有障碍的孩子，和这个孩子共同生活，就成了他和文学世界的主线。残疾儿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二战结束前夕，广岛和长崎遭受了原子弹爆炸之灾，这给广岛和长崎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尤其是因原子弹爆炸后的核辐射而使得许多孩子一出生就成为残疾儿。大江健三郎于1963年夏访问广岛，目睹了这一切之后，意识到核武器的危害。从维护和平的角度出发，将这些内容逐一写进了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这看似个人化却具有普遍性的题材也使大江文学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认同。

2.“残疾儿”主题的主要成因

众所周知，“残疾儿”主题是大江健三郎文学作品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脑部功能有障碍的长子大江光降生后的第二年，大江的许多文学创作都包含着“残疾儿”这一主题，如《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空翻》、《新人呵，醒来吧》等。这一主题之所以会在大江的文学作品中出现，是因为1963年，在大江健三郎的生命中发生了两件难以预料难以承受的大事，它们改变了大江健三郎的人生进程，促成了“残疾儿”主题的形成，同时也成为大江健三郎文学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这两件大事可以看做是大江文学中“残疾儿”主题形成的主要原因：

其一是长子大江光的诞生。当大江健三郎怀着初为人父的期待、兴奋、紧张和不安等待孩子的诞生时，不幸降临了。新生儿患有严重的脑部功能障碍症，这对于作为父亲的大江健三郎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对于作为作家的大江健三郎来说，却因此而意外地获得了一次独特的个人体验，成为他人生经历中一笔难得的宝贵财富。在此之前，大江健三郎的文学创作只停留在观念的层次上，在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下，他一直在思考存在的本质，一直在探索暧昧的日本及日本文化的出路所在，而这一次却是他难以逃避、必须要面对的困境。面对突然降临的残疾儿子，初为人父的大江健三郎有过犹豫、动摇、彷徨、痛苦、颓废，甚至绝望与放弃。然而，大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和思考之后，决心与这个孩子共同生活下去。他曾说过：“我作为一个作家，不得不承认，我的最本质的主题是考虑如何一辈子与残疾儿在一个家庭里共同生活。自己对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思考，并对超现实的东西的思考，从根本上说，其实就是通过与残疾儿的共同生活发现并得以确认的思考。”^[2]这使得残疾儿成了大江文学中最常见的因素，甚至成为大江文学中最具有本质性的东西。可以说大江光的降生给了大江巨大的人生考验，也使他彻底摆脱以前文学创作的模式。自那以后，他开始关注残疾儿，并将其引入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形成了独特的“残疾儿”意识。

其二是广岛之行。1963年8月在残疾儿子大江光降生后的第二个月，大江健三郎应《世界》编辑部的邀请去广岛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在那之后的1964年夏天，大江又重访广岛。关于在广岛的这些经历，大江在《广岛札记》一书中写道：“那些真正的‘广岛人’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直接给了我勇气；反过来，我也品尝到了因儿子置身于玻璃箱中而深藏在我心底的精神恍惚的种子和颓废之根，被从深处剜了出来的痛楚。而且，我开始希望以广岛和真正的‘广岛人’为锉刀，来检验我内心的硬度。”^[3]这次的广岛之行给大江的内心带来了深深的震撼。如果说，长子的出生是他个人生活的不幸遭遇的话，那么这次的广岛之行则是一次意义不同的人类共同的悲惨经历。在访问当年原子弹爆炸中的幸存者时，“残疾”这一概念使他自然而然地将自己家庭的不幸与民族的灾难联系在了一起，由此体验了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核武器对人类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最重要的是大江健三郎和真正的广岛人相遇，发现了可以帮助自己直面困境的“广岛人的特质”：即使曾遭受过人世间最残酷的灾难，即使仍生活在那种确实没有希望的地方，广岛人却能继续坚持正气，继续怀抱坚强的意志，为维护世界和平做着自己的努力。可以说真正的广岛人对待生活的态度让大江获得了精神的再生，因此他在《北京讲演二〇〇〇》中说：“通过直接接触广岛的放射能受害者的思想和行动，我得以深入个人的内部状态，并且恢复了面向社会，进而面向世界开放自我的勇气。作为一个专修法国文学的学生，我从萨特那里学到了参与社会。从那时起，我就反复将个人内部这个课题与面向社会和世界开放的课题重合在一起，不断重复着回到原点后再行出发的循环行为。”^[4]

残疾儿的降生和原子弹爆炸的灾害，都是人类无法抗拒的灾难，面对这样的巨大打击，人类该如何生存？作为残疾儿父亲的大江和遭受原子弹侵害的广岛人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时间上的偶然性，使残疾儿的降生和广岛之行联系在了一起，同时也给大江的创作带来了新的转折点，大江将自己对这两次大事的体验融入文学作品创作中，从而形成了其独有的“残疾儿”主题。

3.在超越中形成的“残疾儿”主题——共生

对于一个父亲来说，残疾儿的诞生无疑是个沉重打击，用大江健三郎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危机”，即危险加机会。所谓危险是指要时刻承受生活中的这种变故，所谓机会是指对现实生活中行为的主体而言，任何一次变故都能激起生活中的涟漪，引起生活的变化。而对大江而言，这次变故让其找到了自己文学世界的“原点”，即现实生活和个人体验的结合，这一“原点”使之成为大江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

《个人的体验》就是大江健三郎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创作的作品，是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作品之一。《个人的体验》中的主人公——鸟27岁，是大学预备学校的老师。他虽然在生理上已经是成人，但在心理上却还尚未成熟。25岁结婚，虽然事实上是家庭的一家之长，却缺乏对家庭的责任感。妻子住院分娩，他却走街串巷，搜求去非洲旅行的地图。孩子出生了，先天头盖骨坏损，如果做手术，有可能成为植物人，但他还是同意把孩子转到大学医院做手术。由于心情不好，便去找大学时代的情人火见子，两人久别重逢，感慨万千，喝得酩盯大醉。第二天，鸟在课堂上呕吐，被校方解雇，从此，鸟置妻儿于不顾，每日在火见子家里鬼混。为了实现非洲之行，也为了解除残疾儿的拖累，火见子要鸟把孩子交给一个私人医生去处理。在实施这一罪恶计划的途中，鸟的内心经过激烈的斗争，毅然放弃非洲之行的计划，决定承担起对妻儿的责任。通过这次严峻的考验之后，鸟才真正走向了成熟。在决定把婴儿从私人医生那里带回大医院接受手术时，他甚至感到“如果在我救出婴儿之前出了交通事故死了的话，我至今为止的二十七年的生活都成了无意义的了。”^[5]大江健三郎通过对主人公鸟的最终决定，即决心负起责任，和残疾儿共生，隐约地表示了他与萨特存在主义人生态度的疏离。因此当大江健三郎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回顾当年情形时明确地说：“当我想通过和这个孩子共同生存而重新塑造自己作为小说家的生存方式时，渐渐地，我认识到，自己的家庭里有这样一位智力有障碍的孩子，对我来说，是意义极为深刻的必然。……在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通过自己有过的动摇和痛苦以及自己把握现实的能力的丧失，不得不重新检讨了两件事情。其一，像刚才说过的那样，我经历了那样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进入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在我的精神形成过程中，法国文学作为坐标轴发挥了作用。其中，萨特是最为有力的指针。但是，身患残疾的儿子诞生的几个月里，我终于明白迄今为止我坚信在自己内心里已经积累起来的精神训练，实际上毫无用处。我必须重塑自己的精神。”^[6]

大江健三郎在选择接受残疾儿降生的现实后，给孩子起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名字——“光”。经过大江健三郎夫妇的共同努力，如今已而立之年的大江光现在在一家福利工厂工作。在家庭的努力下，他走上了正常人高不可攀的殿堂，成为一名著名的作曲家。到现在为止，大江光已经发行了两张CD，深受听众喜爱。而大江健三郎这位伟大的父亲也为自己的儿子做好了最后一搏的准备，他想在大江光有希望自立之时，结束自己的作家生活。瑞典文学院在大江健三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理由中这样写道：“人生的悖谬、无可逃脱的责任、人的尊严等这些大江从萨特中获得的哲学要素贯彻作品的始终，形成了大江文学的一个特征。”^[7]正是因为对残疾儿这一弱势群体的关爱和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得以让大江健三郎登上文学创作的最高殿堂，因此大江也毫不隐讳地说：“在我的作家生活中，三分之二的时间，是用在了写我那弱智的长子上，写关于他的、我知道的事情，也写他心里黑暗宇宙般辽远空阔的、我所无法知道的东西。”^[8]可以说，没有大江光就没有大江文学。

在《个人的体验》中，大江健三郎以个人的生活经验为基点，在与残疾儿的共同生活中，提出了共生这一主题。可以说共生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获得再生，如作品中残疾儿的出生，作为一个严酷的参照物，照射出鸟心灵的残疾，最后促成鸟走过心灵的炼狱，获得了精神上的再生；另一层含义是人与人相互依偎着生存下去，这也是共生包含的主要内容，大江健三郎和儿子大江光就是因为互相依偎着生存下去，互相鼓励，才创造了两人生命中的奇迹，他说：“我决心把与残疾儿光共同经历的生活作为主题，鼓励他勇敢地与命运抗争，成为一个自强自立的人。”因此，在面对残疾儿的问题上，他没有沉浸于自己的悲哀中，而将之上升至与人类共生的层面。大江健三郎通过“残疾儿”这一主题把个人生活的小世界与人类生活的大世界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从个人的内心痛楚和生活体验出发，让个人生活的小世界去包容人类生活的大世界。因为无论是在作品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父亲与残疾儿在心理感情上的相互依存，都表现出了残疾儿那未曾受到世俗污染的纯洁灵魂，这是他们一直保有着的对全人类来说都是最珍贵、最本质的东西。

4.小结

可以说，残疾儿的降生和广岛之行使大江健三郎形成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表现了对普遍人性的关怀，成为大江健三郎以后文学创作的鲜明旗帜，指引着大江健三郎的创作方向。主张和平，热爱人类，同情弱者，是大江健三郎多年来执着追求的，是他作品创作的中心和原点，也是大江健三郎小说的真正价值之所在。大江正是通过对残疾儿的关心和关怀，使其文学创作达到了其创作生涯的最高峰，使其文学作品从日本走向世界，为广大读者所认可和接受。从这一点来讲，可以说大江既是日本的又是世界的。

当然，大江作品给读者带来的震撼远在笔者所能叙述的能力范围之外，因此笔者希望能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将自己的视野扩大至所有关注“残疾儿”问题的大江作品中去，以便更好更深刻更全面更彻底地来研究大江文学中的“残疾儿”主题，为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维护世界和平尽一点自己的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胡志明：“残疾儿主题：大江健三郎文学出发的原点”，《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1卷第5期。

［2］叶渭渠，唐月梅：《20世纪日本文学史》，青岛出版社，2004年。

［3］王琢：《想象力论一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方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

［4］张如意：《日本文学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

【注释】

[1]王新新：“发自心底的无声呐喊”，《日语学习与研究》，1996年第2期。

[2]大江健三郎著，王成等译：《小说的方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39页。

[3]大江健三郎著，刘光宇等译：《广岛札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4页。

[4]大江健三郎：“北京讲演二〇〇〇”，《世界文学》，2000年，245页。

[5]大江健三郎著，王中忱等译：《个人的体验》，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184页。

[6]大江健三郎：“致北京的年轻人”，《中国青年报》2000年9月29日第二版。

[7]摘自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歇尔·耶思普玛基授予大江的颁奖词。前引《广岛札记》，348页。

[8]大江健三郎著，王新新等译：《大江健三郎自选随笔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