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阙失

如今，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阙失已不再是危机的预警，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第一，引导失当。

广播电视最主要的功能与职责就是宣传，世界各国的广播电视在这一点上都无一例外，不同的是为谁宣传、怎样宣传，宣传手段和技巧有高明和平庸之别，表现方式有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和半遮半掩、羞羞答答之分。“美国之音”工作人员守则的第一条就是：凡本台工作人员必须持国务院观点，否则请你走人。那观点已非常鲜明，而绝不像它在节目中所“宣传”的那样：“本台力求完全客观、公正”、“以上评论只代表评论者个人的观点，而不代表美国政府的观点”。

宣传，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使人相信并乐于接受，进而行动，这就是引导。我国的广播电视要“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这一点是明确鲜明的。我们认为，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实践中的“引导”应该是广义的，应体现在生存的、价值的、政策的、审美的、文化的等方面。如前文所论，“导向正确”是我国广播电视的一大成就和优良传统。现在的情况也当然如此，但这只是指总体，在某些节目及一些主持人的语言传播中，却的确存在着引导失当的现象——

人生态度引导失当。每个人的生存状况、生活方式、生活理想是不一样的，但人们生活的态度在总体上应该是乐观开朗、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这是每个个体人文精神的出发点。语言传播要“鼓舞人”，不仅要用明达的政策与大好的形势鼓舞人，还要倡导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帮助人们克服消极悲观的生命取向，张扬生命的内在活力，引导人们活出精彩。但由于有声语言所独有的创造性，在传播实践中，同样的内容，用不同方式表达，却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在一些节目中就存在着这种现象。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的《不老人生》曾讲述一位叫王吉东的双目失明的老人及其家人的故事。他们不向命运低头，自强不息、艰苦创业、勤奋劳作，活出尊严、活出亮丽、活出色彩、活出质量。解说的总体色彩应该深沉含蓄同时又要昂扬向上，给人以力量。而在播出的节目中，传播者却以哀痛甚至略带绝望的色彩去讲述，以下面这段为例：

生活就像爬大山，对王吉东来说，真是一点不错。这夫妻二人互相依靠，组成了牢不可分的共同体，沿着生活崎岖的山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爬过去。

解说者把“爬大山”、“一点不错”、“崎岖的山路”、“爬过去”表现得气衰声咽、悲痛欲绝，给人以痛苦挣扎、无可奈何之感，掩盖了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削减了积极进取的生活热情，完全丧失了创造生活的人生意义，与主题及人物的精神风貌背道而驰。产生这样传播效果的原因，一方面是创作主体本身的生活态度消极；另一方面，这种表达方式可能是创作主体的一种创作追求或个人偏好。这种态度如果只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很可能会影响亲人朋友，但那影响毕竟有限，但当其进入大众传播领域、被强大的电子媒体广为传播之后，其消极影响的范围就扩大了。

生存境界引导失当。我们认为语言是人的生存现实的反映，即语言的根本属性是其人文性。语言折射着人们的“生存空间”、“规范空间”、“审美空间”①。语言传播应该完全摒弃生存空间的切近随意、芜杂散乱，及其天生的地域性、私密性，而撷取其亲切平易、丰富灵动、鲜活生动，进入到规范空间的庄重规整、落落大方、胸襟开阔、普适宽广、共鸣共享，追求审美空间的音韵优美、蕴藉深远、言简意赅、辞约义丰。这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特点、主流、责任。但在目前的语言传播中，满足于“平民化”的“自然”与人际交流的“随意”，满足于对生活原生态原封不动的摹写的现象有一定的普遍性。“自然谈话”、“说自己的话”、“引入人际交流”成为一种时尚。有些人反感规范空间的时代呼唤、契约拉动、高瞻远瞩，有些人甚至以模仿更“自然”、更接近生活原生态的港台地区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及其风度、格调作为语言追求乃至生存追求。至于那有声语言的音美、情美、形美，那民族语言的韵律与意境、风格与蕴藉、文化的深度、历史的厚度、时代的高度就更是凤毛麟角了。人们更向往和崇拜的是新奇的句式、复杂的修辞、“高深的文化”（泛文化)、“精细的思维”、“绝佳的素质”、“专家学者的类型”，甚至于“记者的出身”、“采编播的合一”。

①详细论述请见张颂：《语言存在的三重空间》，《语言传播文论（续集）》，第179〜185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口语至上”是人生存境界的浅化、低化、退化，当它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而变成众人的人生诉求的时候，就会使人感觉:似乎人生当如此，无复他求，甘心居于个人存在的狭小世界，不能领略广阔世界图景的波澜壮阔与开阔胸襟，远离高远人生境界的畅达与澄明。

孳生“口语至上”语言观、文化观、生存观的土壤是几千年小农经济的狭隘目光：人被固定在土地上，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交流范围狭窄、自给自足；催生这种满足于人生生存层面的随意与杂芜的因素，还有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它主张“解构”“意义”、放弃“理想”、逃避“崇高”，拆除艺术与非艺术、美学与非美学、文化与非文化之间的界限，所以，生活的也就是艺术的，艺术并不比生活高明，主持人并不比受众高明（不论是“身份”还是语言功力）；西方发达国家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兴起的所谓“大众文化”的消极影响，也是使语言传播满足于生存空间狭隘视域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种“大众文化”并不是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确指的“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而主要是一种消费文化。它以市场为依托，以娱乐为主要功能，以现代化的生产和传播手段为基础，面向“有足够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大众文化”倡导的是消费观念，不仅消费物质产品，也消费精神文化产品。作品大多为即时消费，用完就扔，只图当时快感，并不想回味无穷、追求不朽和永恒。其结果就是语言自来水和文化麦当劳。它不求高深的学问，也不受制于崇高的理想，没有心灵的重负，只求快乐。受众丧失对高深智慧、高尚精神、高远境界的向往，而满足、陶醉于声色犬马。商人与明星联手向大众抛媚眼，受众喜欢什么就提供什么。大众喜欢感性快乐，他们就生产之而不惜降低格调与情趣。对低水平生存状态很满足的最终结果就是，受众对人存在的现实感被消解：“大众文化有效地取消了人们对于世界和自身现实处境的实际感受，同时也使人们将对于改造世界的实践热情遗弃在那些灾变的影像奇观和天道有常的幻想之中。文本中那些欢声雷动的场面是公众廉价的避难所，它是一种逃避，而且不只是逃避现实行动，也是逃避对于现实的思想。”①

价值引导和精神引导失当。

这里所说的“价值”是指广义的价值，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想道德等。广播电视及其语言传播要宣传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无私奉献的价值观，要全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大力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尤其是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和正常秩序的、以诚实守信为核心的公民道德。要加强对广大青少年的人生理想、生命追求、是非爱憎、思想道德的引导，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和人生境界、生命境界。主流是正确而鲜明的，但在语气等具体细节的处理上，在可感、可亲、可近的效果体现上，在精神精髓的传承上，却有失精当：有主持人大肆宣扬一夜成名的名人，大肆渲染某明星的广告费是多少，一场晚会要换多少件衣服；说起“大款大腕”、“款姐富婆”奢豪气派、挥霍无节的时候，心驰神往、目眩神迷……；说起歌星、影星、球星的些许琐事、生活细节、兴趣爱好、恩恩怨怨、爱恨情仇……津津有味、乐此不疲;而在宣传生产战线上先进人物、劳动模范的高远思想境界时，在宣传贯彻党的方针路线的先进典型时，在灌输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①时，却言不由衷、蜻蜓点水、生硬外在、疲于应付、过口不过脑、入耳不入心，形式大于内容、矫情胜过真情、被动多于主动、外放大于内省、重复大于创造。

①黄会林著：《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第2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②价值引导和精神引导的失当和乏力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轻则不能有效地扼制思想道德的滑坡，重则亡党亡国，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这方面前苏联的教训可谓切肤、痛心、惊心：“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对党内、国内思想混乱局面的应对乏力、对西方恶意渗透的听之任之，终于导致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在一夜之间解体，几代人经过不懈奋斗积攒下的七十年积业毁于一旦，昔日的“两超之一”，今天已彻底沦为一个二流大国。

“没有一个真正优秀的民族，不在经济勃兴的同时，开展出色的人文精神和价值体系的创造，并使之化入自己民族血肉和灵魂中，作为精神形态的生命线的。这大概就是《易经》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要义所在。”①我们不妨去看一下美国的情况：20世纪前期，美国经济崛起，但尚未建立起文化上的优势，没有成为一个文化上的强国。在欧洲人的眼中，美国的文化品位始终是“逃学顽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olt)总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演讲的时候强调，要把“我们的文化中那些经过烈火考验的精华传给青年一代”，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生命得以延续”的问题。二战后，美国斥巨资巨力投入到他们“美国学”的研究和建构中，从历史渊源和文化结构诸层面阐释他们的“熔炉文化”和“清教一扬基(Yankee)精神”，建立起一套处于强势地位的美国的人文价值系统。如今，其价值观念与文化产品一起，源源不断地输往世界各地。这种文化优势使得原来瞧不起美国文化的欧洲人为之侧目，并不得不加强文化自卫。在这方面，法国的反映最为激烈，所采取的措施也最为有效。

①杨义：枟价值重建与文学批评枠，载于枟文学评论枠2001年第4期，第5页。本书以下关于美国重建其人文价值的例证也出自这篇文章。

政策引导失当。这里所说的政策也是在广义上使用的，即它包括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国家的宪法及各项法律，各行业、各部门的规章制度等。法律和政策是告诉人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怎么做”的行动指南，当然也是语言传播工作者的行为准则。语言传播工作者应该是一个“善于传播的人”，他必须全面了解“上情”，充分掌握“下情”，这样才能沟通“上情”与“下情”，才能以“上情”引导“下情”，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要对受众说足说透，什么却是点到即可。对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理解，是语言传播工作者必备的基本功和基本素质，是“上情”的主要内容。在语言传播实践中，常有人并不了解国家的有关政策法规，却信口开河，妄加评判，甚至攻击国家的有关政策。前几年，有一档省级卫视台的夜话节目，因公然攻击国家的政策而受到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勒令停播整顿的处理。这当然只是极个别情况，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但其间反映出的问题和倾向却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闻者必须从这件事情上汲取教训：在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政策法规订立之前，人们完全有权利对其品头论足，以使其更加完善，但一经国家批准生效，任何人都必须无条件执行。“有法必依”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凡是在节目中涉及有关政策法规的问题时，语言传播工作者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绝不能滥用自己的话语权利，千万不能自以为高明，乱开药方，乃至谬种流传、误导受众。坏的影响，形成容易，要消除就太难了，好多人可能并不是这个节目的固定受众，只是偶尔收听、收看，待传播者发现错误并改正时，很可能有一大部受众并没有听到或看到，则其贻害无穷。

一段时间以来，许多电台都开办了反映问题的热线投诉节目，听众打来电话反映问题，主持人呼吁有关部门协助解决。这类节目通过广播形成社会舆论压力，相关部门不敢怠慢，所反映的问题大多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圆满解决，电台也因此受到了受众的赞誉。节目甚至成为电台的王牌节目。但我们认为，广播工作者尤其是语言传播工作者千万不能以此自满、自蔽、自矜，甚至自倨，而要保持清醒头脑，自省、自察、自节。这种现象实质上是由媒体对自己的政策导向责任理解有偏差造成的。广播电视及其语言传播工作者在政策导向上的职责是使法规政策为受众所熟知，化为其行为规范或行为指南，而不是去干涉执法及行政部门的具体工作。广播电视在政策引导上的话语权利，只能是“转述旁白”，而不能是“自说自话”，要严格按政策的本意去传达，这才是到位的引导，而绝没有“自由发挥”的权力。

文化引导失当。我们广播电视工作者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所生产和提供的“食粮”为生的，不仅如此，人民群众还给与了我们无比的信任、无上的荣誉，也寄予我们以殷殷的期待。从这一点上，称受众为“上帝”倒不如“衣食父母”恰当。“上帝”含有主人与奴仆之意，而奴仆必须惟主人之马首是瞻，言听计从；而“衣食父母”者，给我以生命，供我以衣食，容我于“意不适”之时，授我以永远之“避风港”，寄我以殷切期望……广播电视工作者须努力工作，采撷人类文明的精华，尤其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奉献于我们的衣食父母。这精华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①但以此来衡量现在的广播电视及其语言传播，我们应该感到惭愧，我们不仅还没有做到以如此之精华回报我们的衣食父母，而且还在有些节目中送上封建的、迷信的、落后的、帝王将相的、唯心的、宿命的、反科学的、殖民的、后殖民的……形形色色的文化糟粕。“豪华奢侈、挥金如土，吃喝玩乐、放荡不羁，三角恋爱、如胶似漆，愚昧无知、自甘堕落，凶残歹毒、无敌天下，福禄双全、幸运有加……人间的恩恩怨怨，老天的赏赏罚罚，把不少人搞得晕头转向，一大批‘追星族’风起云涌，不惜荒疏学业；一大批‘宿命论’从天而降，放弃全力成才。‘祝你好运’‘血型定前程’求神问卜，测字看相，诸如此类，不一而足。”②尤其应当引起我们警惕的是混杂在语言传播中殖民和后殖民的文化意识。其表现形式是隐蔽的，其影响是长期的，但唯其具有“潜移默化”之功效，因此其危害也更易侵入人心、达于脑髓。下面是福建东南电视台《娱乐乐翻天》节目中的一段主持人串联词:

①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一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第38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张颂著：《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第226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接下来我们这条是关于费翔的。噢，一个真正的‘万人迷’什么叫‘万人迷’呢？当然就是有一万个人以上去迷。其实呢，我就是觉得人一定要混血才会漂亮。比如现在的很多模特儿包括演员啊，像Megikil啊，以及包括一些在国际上很流行的一些著名的演员其实都是混血。巴主播其实也是混血，但只是民族混血:满、蒙、回、汉四族混血。但是我跟你讲，没有外国血统根本就没用。只有外国血统的时候才会……才会那样……才会帅，才会有一万个以上的人来迷他。”

语言传播者重新拾起早就已经被人们抛入历史垃圾堆中的“血统论”，并“巧妙”地嫁接以“种族优秀论”——“有外国血统才会漂亮”，才会成为“万人迷”，所以最好是从“根本”上进行血统“改造”。这种散发着腐朽殖民意识气息的思想瘟疫，却堂而皇之地通过卫星、通过现代化的传输手段，向全国广为散播，从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消蚀着我们的民族自豪感，践踏着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消解着我们的民族认同感。

先进文化及人文精神的核心是有着与时倶进品格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其基础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其有益补充是除此之外所有人类其它民族文化的精华。语言传播先进文化导向的品格是心胸开阔、海纳百川、撷英集粹的，而不是偏狭自闭、“武大郎开店”、“关起门来，老子天下第一”，但也绝不是良莠不分、泥沙倶下、鱼龙混杂的。我们汲取其它民族文化精华的目的是为了强壮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肌体，是用“我们的头脑”，借“他者的眼光”来看“我们的问题”，而不是“以他者的头脑”来分析“我们的问题”，或者干脆以“他人的头脑”完全代替“我们的头脑”。在语言传播中，我们绝不能为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所目迷五色，进而惊艳折服，艳羡之、赞誉之、向往之、传播之，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视之若敝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将成为游荡在“旷野上的精神废墟中”的可怜的、但不会有人怜的“流浪汉”。

语言传播先进文化的正确引导关乎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巩固、完善、美化。语言传播先进文化的有力引导关乎国家的文化安全。如果语言传播工作者不能和其它文化部门的文化工作者一起，建设继承了中华文化传统精髓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那就只能坐等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来“全球化”我们。到那时候，我们的民族文化就将面临萎缩乃至消亡的危险。而目前的形势已经不容乐观。有资料显示，目前美国控制了世界75%电视节目和60%以上广播节目的生产和制作，每年向国外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达到30万小时，许多国家的电视节目中美国节目往往占到60—70%，有的占到80%以上，而在美国自己的电视节目中，外国节目仅占1%—2%。文化产品是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每年的出口额达到600多亿美元，甚至超过航天航空和电子产品的出口额。仅《泰坦尼克号》一部影片的利润就达18亿美元。比巨大的商业利益更令人忧虑的是伴随着文化产品渗入输入国的其社会政治理念、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尤其是“西方文化中心论、优越论”。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不断受到侵蚀，本土文化、民族传统受到极大的影响。许多民族的语言、艺术品种受到极大冲击，甚至濒临灭绝，民族认同感被大大削弱。而多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是不惜工本地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和平演变。这其中有理论层次上各种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的观念、价值的潜移默化，更有广播电视的耳濡目染。①

造成语言传播先进文化引导失当的根本原因是创作主体及其创作群体对先进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而本身对民族文化继承、体认的力度又不够，意识与能力的双重阙失加剧了语言传播先进文化引导力度不足的现实。

第二，主体缺席。

语言传播人文精神是通过创作主体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在对创作依据进行创造性的改造和内化的过程中，在“及于受众”、服务受众、影响受众的过程表现出来的。其核心是创作主体的主体性的发掘、发挥、实现及其程度。而语言传播人文精神阙失的核心表现之一也就是创作主体的缺席。

主体的萎缩与矮化。人，都具有主体性，但其主体性的层次是参差不齐的。有学者把人的主体性划分为由低到高的九个层次：自在的主体性、自然的主体性、自知的主体性、自我的主体性、自失的主体性、自觉的主体性、自强的主体性、自为的主体性、自由的主体性。②一般来说，人的主体性层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提升的。这只是就一般性而言，在现实生活中，一个成年人也不会总是处于主体性的高级阶段尤其是当其生活与事业遇到重大挫折时，即在他处理与客体或其他主体的关系过程中，其主体性的实现受挫时，他也会偶尔退回到低层面的主体性。语言传播创作主体因工作性质的要求，其主体性应始终处于自为和自由的主体性阶段，“自为”是其主体性的最起码的要求，即创作主体要通过自己的劳动使创作依据发生改变，并且要对受众产

①以上有关资料参照了苏旭：《警惕西方的文化渗透》,《光明日报》2001年6月14日，A4版。

②参见郭湛著：《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第三章“个人主体性的演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生正向的影响。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但在语言传播的现实中，却时常有人退回到“自为”以下的主体性层面上。当下在语言传播的实践及理论领域颇为流行的“人际交流的回归”，其实质就是创作主体由自为的主体性下滑、萎缩至自在的、自然的主体性阶段。创作主体的高级层面是建立在扬弃低层主体性的基础之上的，它应该保留低层主体性的精华，这在语言传播现实中体现为：作为大众传播的语言传播是要充分汲取、存留人际传播的灵动性、激情性、内在性、质朴性、真诚性、原发性之精髓。遗憾的是，低层面主体性的这些精华在语言传播的实践中却没有被充分汲取，而人际传播中自在、自然主体性的散乱、芜杂、粗陋、随意却被过分张扬：“自然地说”、“像说话”、“丢掉播音腔”，摹写生活的原生态、不适当地显现人类更接近动物性的低水平的欲望，少谈甚至不谈理想、责任、意义，大谈消费、追星、自我感觉、名人明星们的吃喝玩乐、争风吃醋、明争暗斗……

语言传播中创作主体主体性的这种自我萎缩与矮化的结果就是丧失对受众主体性层面的提升功能，甚至延缓青少年主体性层面的提升进度。广大青少年正处在主体性提升的关键时期，即由自然的、自失的主体向自觉的、自强、自为的主体性提升，在广播电视的耳濡目染中，他们就很有可能会误以为那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在家庭的呵护下的主体性即为人的主体性的全部。由于人所共有的惰性，他们就会迷恋于这种在家人呵护下的、依附性的主体性。这样的影响对一个幼小个体的主体性成长来说，是灾难性的。当然我们所进行的分析是在排除了家长、学校、社会的正面影响的、纯粹的情况下进行的，在现实生活中肯定没有那么严重（但愿如此）。但是，广播电视作为对青少年影响最大的社会因素之一，如果不能帮助他们不断地、顺利地提升其主体性的层次，反倒起相反的作用，不但无功，反而有过，那我们怎能对得起供我们以衣食、寄我们以希望的广大受众呢？

主体膨胀。人的主体意识是以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为前提的，即在同客体、同其他主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中，时时刻刻都意识到：这是“我”在说、“我”在做。但这只是人的主体性实现的前提而已，人只有在与客体及其他主体的关系中明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的时候，才表明其主体性正在日趋成熟。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人的那句话说得言简意赅、切中肯綮：“知困，然后能自强也。”（《礼记•学记》）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提出的著名论断：“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当作如下理解:主体只有在充分理清自己同所有其他的主体的关系的时候，也即充分认识他的责任、义务、权利，其所能为、其所不能为、其所必为的时候，他才能行当应行，止所当止，既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又充分认识到其个体主体的局限、所受到的限制，此乃为人成熟的主体性的“现实性”。这在语言传播中就表现为：创作主体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在创作与传播过程中，努力发挥出自己最佳的主体能动性，在日常生活中密切关心党的大政方针、国家大事，热诚关切普通人的生存与要求；另一方面，他又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个体的主体性只有在充分融入到节目群体中，融入到党、政府、人民对我们的要求中的时候，其主体性才是完整的、真实的、有价值的，从而是“现实的”。这样，他在节目中就能自觉强化传播目的所需要的那部分自我，弱化、淡化不符合传播目的的那部分自我；在节目群体中，他就能真正做到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力合作，一心只为制作精品节目，一心只为实现传播目的，心无旁骛、心无杂念、专心致志、形神合一。

但在语言传播的现实中上述情况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是这样。由于广播电视职业的特殊性，“一夜成名天下知”，成名之后，有的人就开始把持不住自己，无视广播电视传播的规定性、群体性、公众性，脱离传播规律，误以为己本天才，节目之功，全在于己，节目之失，全在于人，有责必推，有过必躲，有利必趋。在节目中，不论节目是否需要，张扬自我，不遗余力：个人的兴趣爱好、穿衣戴帽全都搬上屏幕、诉诸声音。不论节目是否需要，总要不失时机地进行“自我才艺表演”，简单的事情，却非要拐弯抹角；简单的道理，却非要七绕八绕;一句话能说清的，却非要说上七八句;简单的修辞能解决的，却非要追求复杂；需要与节目中的对手、搭档、嘉宾一起说的，却全都由“我”说……给人以“有学问”、“有文化”、“高素质”、“全知全能”之感。此之谓“主体膨胀”。

主体膨胀发展到极致就是主体执著地以自我为中心，排斥他人的主体性，就像狄德罗所说的那架有感觉的钢琴，“在一个发疯的时刻”，“以为自己是世界上存在的唯一的钢琴，宇宙的全部和谐都发生在它身上。”①在语言传播中就表现为只听得赞扬、恭维，只能接受鲜花和掌声，而听不得批评与忠告、闻过则怒。在本单位或本节目中，“武大郎开店”，凡是能力比自己强的，一律想方设法排挤走，把节目变成自己的领地、属地，及至宝刀已老、气喘吁吁，仍勉力支撑，不肯下台。在业务实践中，“有资料藏起来，有经验昧起来，有高招留一手，有甜头留一口。”②

主体膨胀的结果，就如同小孩吹的肥皂泡一样，初时五彩缤纷、漫天飞舞、神采飞扬，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胀极而碎、灰飞烟灭、重归于寂。人本得天地之垂青，自黄土而来，禀宇宙之精气而有灵，最后都要复归于黄土，岁久成尘。因此，在人生命之有限时间，何不以一己之力融于群体、服务于社会，融吾生之须臾、入长江之无穷。如此，主体则会“喜而笑”，坦荡豁达、不为名累、不为物役，真心诚意、关怀众生，勤勤恳恳、踏踏实实、无怨无悔，全心全意为受众服务、为人民服务，甘为喉舌、勇为喉舌、做好喉舌。

①[法]狄德罗著：《狄德罗哲学选集》，第130页，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转引自郭湛著：《主体性哲学一人的存在及其意义》，第7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张颂著：《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第226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主体膨胀的结果，必将导致主体定位的迷失。

“我是谁?”多么简单的问题啊！但其实为“斯芬克斯狮”之谜，不知难倒了古今中外多少先贤圣者。在语言传播中，这也是一个貌似简单却极易出现偏差的问题。弄清“我是谁”，是探寻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前提。人民广播的实践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我”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尽我所知、尽我所职、极我所能，把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把国家的政策法规，把国家建设的新情况、新成就，把国内外新近发生的大事、要事，把中华文化及人类一切文明的精髓，鲜明、准确、生动地呈现给广大人民群众。在语言传播中，“我”就是一个“善于传播”的，党、国家、人民的新闻工作者。然而，“熟知非真知”（本文这里只是借用，非指其哲学本意），在我们的语言传播实践中，不知“我是谁”的情况却并不罕见：

“我是演艺明星”。为了吸引受众眼神，为了一举成名，个别主持人往往会忘记自己的“社会角色”，在节目中尽情“表演”，扭捏作态、嗲声嗲气、突出自我，迎合媚俗。①

“我是法官”。面对采访对象或访谈对象（尤其是面对犯罪嫌疑人、有过失的肇事者等），居高临下、语带训问、厉声厉色。——不论是谁，即使是巨贪惯盗、行将付狱之人，他们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作为一个人，其生命应受到应有的尊重，这是现代文明的胸怀。犯罪、犯错之人当然要受到惩治，为其行为付出代价，但那是法律和各职能部门之责，非吾之责，必须分清。

①对于“主持人演艺化”的表现、危害、原因，张颂教授在《电视主持人不该演艺化》一文中已详做剖析，本书不再重复，见《北京日报》2003年1月22日第8版，“文艺周刊•艺术”。

“我是社会的中心”。热线电话，受理投诉，施加压力，敦促解决，众声赞誉，欣喜有加，怡然飘然。——广播电视与社会各部门各有分工，各尽其责，虽有舆论监督之责，但不应插手其它部门之具体事务，甚至欲做其它部门的指挥棒。语言传播要“善于传播”，而不要“耽于干预”。

“我是专家”。至少也是“专家型主持人”、“学者型主持人”。昂首高视、指点迷津、开启民智、启迪“群氓”、滔滔不绝，比专家更“专家”。——“我”应是串珠之线，虽也会有珍珠出示，但并不妨碍“串”之主责。如果非要做“专家”，那也应该是驾驭节目进程的专家。

“我是邻居大妈的儿子”。吃喝拉撒、喜怒哀乐，一如常人，“并不高明”，泯然众人，“亲切可近”。——如果说“像”，似还有创作主体的取舍，但若武断为“是”，则突出了人际传播的普遍性，忽视了大众传播的制约性，也就削弱了大众传播存在的价值。

……

如此等等，还能开列出一大串，但症结一致，即主体定位迷失。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如果不能明确自己的主体定位，就不能强化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职责。不但根本不可能完成“教育、引导、鼓舞、团结、鼓劲”的职责，反而会误导受众，贻害社会。其思想根源主要是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和“大众文化”影响下的新闻观、传播观：不讲宣传与引导，只讲迎合与媚悦。那些把西方新闻传播观念奉为圭臬，并如获至宝、大肆宣扬的某些“理论家”，对此是难辞其咎的。这种新闻传播观又与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的狭隘眼光与兴趣相结合:要么就是血缘宗亲、三亲两故，要么就是帝王将相、皇亲国戚……共同加剧了语言传播创作主体的迷失。

创作主体缺席。“创造性”是人的主体性的核心要素之一。罗曼•罗兰借用笛卡尔的著名句式说：“我创造，所以我生存。”①语言传播，是有声语言创造性的活动。不论是有稿的，还是无稿的，主体都要明确立意，紧扣目的，理清思路，调整心路，调动感情，活化思维，突出重点，驾驭进程，或者化人为己，或者催内向外，都要形之于声，及于受众，影响受众。这是语言传播主体创造性主体性的要义。这也是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对学生最起码的要求。但语言传播的实践中，创作主体缺席的现象却已不少见：无态度、无感受、无感情、无意思地“创作”；有字无句、有句无章地“播音”；无重点、无变化、无驾控地“主持”……其中最具典型性的就是“固定腔调”，如报告新闻中有“八股腔”，配片中有拖腔，体育解说有高腔，主持人节目中有“快腔”、“媚腔”、“软腔”、“艮腔”、“土腔”等。其特点是语意不清、感受不深、感情不真、语势不变、声音不实、状态不活。②

创作主体缺席的后果就是传播活动无效。信息无法传达，认知达不成共识，愉悦成为传播者的“自娱”，大好的资源被浪费了，沟通的渠道堵塞了。此为传播者的失职。究其原因，一是创作主体语言功力不足，吐字归音、用气发声、观察理解、感受表达、驾控调检、文化积淀、传统传承等方面的功底和能力不足;

①[法]《罗曼•罗兰文钞》，第207页，孙梁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转引自郭湛著：《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第7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书中对“固定腔调”现象的列举、特点的描述，完全来自于张颂：《演化播音内涵，加强语言魅力》，《语言传播文论》，第118〜119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一是主体的怠惰，不动脑、不过心、不用心，以不变应万变，“吃老本”、图省事；一是观念在作怪，以某种腔调为“风格追求”、为“个性显现”、为“亲切近人”之手段。

关怀主体的缺席。语言传播人文精神是内向关怀与外向关怀的统一。一方面，它指向创作主体自身，创作主体须时时自察、强化自醒；另一方面，它必须指向广大受众。内向关怀的最终目的也还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外向关怀——对受众的关怀。他在创作准备以及进行创作的时候，就是要带着受众的需求，以传播目的之箭瞄准受众根本利益的靶心，努力做到目的明确、目标明晰。他要想受众之所想、急受众之所急、供受众之所需，同呼吸、共命运、齐爱憎，一起向人文精神的更高境界进发。但在语言传播的实践中，关怀主体的缺席一般表现为：超然事外、卓然人上、“心如止水”；绝对“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不能从采访或访谈对象的立场上真正设身处地地体会他们的感受、分担他们的疾苦；创作主体始终停留在“我的世界”中，总是习惯于从“我的世界”的视角去观察对象的世界，而不能走入到谈话对象或节目受众的世界中去，从而从“我们共同的世界”的视角去看问题、察疾苦、献关爱。关怀主体严重缺席的表现一般为：主持人在与采访对象或嘉宾的交流过程中，乱开玩笑、搞恶作剧、致人尴尬，甚至伤人感情。当然关怀是有层次的，以上所论及关怀的阙失所涉及的都是基本层面的关怀，至于那深层关怀阙失的现象，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关切不切”的问题中加以论述。

第三，品位无味。

在广播电视中，节目处于主体地位。语言传播要通过不同品位的节目达到服务受众、引导受众、鼓舞受众的传播目的。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也渗透在不同品位的节目中，因此节目的品位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文精神的品位。我们认为，从文化层面上看，节目可以分为三大品位：高雅品位、平实品位、通俗品位。每个品位中又分高、中、低三个档次。通俗品位，是一种文化娱乐，易感受，可参与，较宽松，不拘束。平实品位，是一种文化服务，易认同，可学习，较切近，不严格。高雅品位，是一种文化审美，易感悟，可欣赏，较深刻，不模糊。各品位和档次之间没有严格界限，不同品位和不同档次又可以交叉、重迭、相互渗透。①

语言传播人文精神阙失的现象主要发生在通俗品位和高雅品位的节目之中。

通俗品位，浅薄庸俗，当前表现为迎合和媚俗。通俗品位是有下限的，那迎合媚俗、低级浅薄不在通俗之列：

“受众是上帝”。套用商业领域中的“顾客就是上帝”的口号，受众需要什么，我就提供什么，受众爱听（看）什么，我就播什么。在此旗号下，什么低级庸俗的东西都敢拿到节目中去播。在上文中，我们已经对语言传播者与受众的关系进行了疏理，这里不再赘述。单就商业领域来说，那些著名的大店也绝不会提供劣等污秽的商品，而更注重其所售商品的品位、质量、档次，并以此为其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立足的根本。更何况广播电视的主要职能是要在为受众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对其进行引导、教化、鼓舞、提升。“文艺若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②

物欲化。引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物欲的泛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明确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经济走上了迅速发展的快车道。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市场本身所特有的利益驱动逐渐呈泛化之势，而相应的引导和制约机制还没来得及跟上（因为政策和法规总是针对社会生活中所暴露出的具体的问题而制定的，它相对于迅速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来说，总是要显得滞后一些）。物欲的泛化也迅速波及广播电视及其语言传播，表现为重金重奖，发钱赠物，诱发物欲，引人关注。在一些所谓“益智类”节目中，更是把千万的巨奖与参与者的瞬间抉择、一念之差，紧密联系、时时提醒；台上台下、屏幕内外，如痴如醉、心摇神荡。人在物欲的引诱及刺激下的不受意识控制的种种表情、动作、心态通过一个个特写镜头，纤毫毕现，广播全国。

①本书关于节目品位的论述引自张颂著：《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第155〜156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②鲁迅：《文艺的大众化》。

物欲，即有人所说的“情欲”，是人的一种正常的情感反应，它处于人情感的最底层。人首先是作为动物而存在的，要生存就得吃喝、消费，每个人概莫能外。但这也正是人最接近动物性的层面，人人不学而能，无需张扬，必须引导，加强规范。物欲通过广播电视而更加泛化，必然会助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滋生不劳而获的侥幸心理，削弱人们通过艰苦劳动而创造美好生活的人生信念。

私语化、私欲化。私语本为个人感受、个人境遇、个人经历、个人心理、个人欲求之显化、外化，它良莠混杂、随便闲适，用来自娱自乐，随意消遣，无伤大雅，但如果把它引入到大众传播中来，就降低了大众传播的品质。在一些“夜话”节目中，生活琐事、鸡毛蒜皮，感情困惑、空虚寂寞、百无聊赖，闲言碎语、飞短流长，不厌其详。

通俗底限的打破，加深了物欲泛化的危机，刺激了人的原欲，降低了人生的境界，引发了人性的倒退，诱发了人文精神的萎缩。

高雅品位，模糊笼统，生硬外在，似是而非。

高雅品味的倡导要注意上限，其中古奥难懂、晦涩艰深是不在高雅之列的。我们认为，有声语言中的高雅品位，关键是要有感染力、有吸引力、可感悟，其核心问题是要能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产生共鸣，即在及于受众的“达于耳”、“入于心”的过程中，受众心中也产生了与创作主体相同或相近的感觉、感受、情绪体验。在高雅品位中，品味无味主要表现为：语言传播活动自身感染力不足，不能展现有声语言的无穷魅力，引不起受众的兴趣，不能引发认知、感觉、感受、情感乃至价值取向上的共鸣。

气促情欠，音粗声糙，全无韵律。有声语言美感魅力的展现和高雅品味的召唤，在形式上体现为“字正腔圆、清晰持久、刚柔自如、顺耳动听”。当然，对于有声语言创作来说，形式与内容是浑然一体、水乳交融的，形式是饱含丰富内容的形式，而内容是精美形式所凸显的内容。形式美与人的情感是不可分割的。苏珊•朗格把艺术定义为“艺术乃是象征着人类情感的形式之创造”①。音韵优美之形式美，蕴含着创作主体独特的人生况味，渗透着主体细腻的生命感念，折射着主体高远的人生境界，因此，它焕发着有声语言的独特魅力。但在语言传播实践中，我们经常听到的是既没有多少语言天赋，又没经过训练的人在“播音”、在“主持”，那浓重的方音、粗糙的声音、喑哑的声音、单细的声音、干涩的声音、尖利的声音、混浊的声音、毫无生气的声音……在语言传播的天空中飘浮，冲击着我们的耳鼓，折磨着我们的神经，败坏着我们的语言形象。那呕呀土气、啁哳小气，在无情消解着汉民族共同语的端庄厚重、深沉刚毅、一字千钧、胸襟开阔、大气磅礴、灵动畅达、元气淋漓、音韵优美、怡神荡气的民族性特质的魅力。

①[美]苏珊•朗格著：《情感与形式》，转引自蒋孔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下），第45页，复且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意碎情跛，生硬外在，毫无蕴藉。有声语言高雅品位的魅力还应表现为语流的运动，如春日融雪，春水淙淙，转秀峦，穿幽谷，过丛林，顺势而行，毫无阻滞，元气内聚，活力外现，沿途传递着春的消息，播撒着新的希望，不断接纳着新的溪流，最后竟至浩浩汤汤，直奔海之澹澹——传播目的。语意明晰，语感具体，转换自如，不梗不塞，从容畅达。而在语言传播中，那语流的梗塞、语意的破碎、语感的苍白、语势的单一、语境的缥渺，那语言处理的随意、语言韵致的鄙陋、语言文化的贫乏，则如暴饮燕窝、暴食鱼翅，饕餮着民族文化的精髓而不问其味，挥霍着宝贵的文化资源而无视其珍。

中央电视台有一个朗诵名篇佳作的审美欣赏类栏目叫《子午书简》，其中所选的篇目大多出自大师巨匠之手，笔法细腻、视角独特、感触独到、蕴意深远、尺水狂澜。这个节目立意高远，切中时需，意在传播高雅品味的文化精华，以情感人，以境引人，以美怡人，以操冶人。但遗憾的是，由于有声语言创作质量的原因，我们并不能领略到其中为数不少作品，那令人神往的神采、那摄人魂魄的灵魂张力、那生动具体的生命活力。设若再想领略有声语言创作主体自身的生命情致、美感境界，则如缘木而求鱼——非讥求者，惟言供者之失职。现择节目中所朗诵的鲁迅先生的散文《雪》中的一段来做分析：

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蜡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蝴蝶∧确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

标有“∧”的地方全是停顿。本来鲁迅先生这篇散文的文气运行如山溪行涧，疾徐有致，缓而不滞，蕴藉幽远，深沉内在，而现在却如檐上滴水，时有时无，断处音断意亦断、语停韵亦停，生机全无，灵性顿失。情思则如寒冰塞水，幽咽难行。中医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语梗音塞，意跛情滞，百病丛生。不客气地说，创作主体把禀承鲁迅先生之生命精气的一条健硕大汉，“还原”（不如说是“创造”？如果这是一种“独特的风格”的话，那确乎应归“创造”之功）为一个骨瘦如柴、气喘吁吁、连站立都困难的病夫。

文中加“•”部分全是重音，顽石奁土，既重且硬，如鲠塞喉，却又吐之不出；如块垒积胸，他人之酒杯又遥不可及，真是苦不堪言，“有口难言”！

散文形散神聚。这里又说雨，又说蝴蝶、蜜蜂，又说梅花、“冷绿的杂草”，但都是围绕“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这一核心而起铺垫、陪衬作用的，处于隐、次地位，所以要读出蕴藉，留有余味。而主体在朗诵的时候却平均用力，就如弃耀眼的珍珠于土中，却没有用“神”这根金线来串联。

含混模糊，缺乏生气，了无意境。有声语言，意境之生，在于虚实相生，实境逼而虚境生，实境须入虚境才得其妙，虚境看似虚，实则实；意境之生，在于动静相得，静中蕴动，以静衬动，动极而静；意境之生，在于情景交融，景因情显，景中须含情，否则如无魂之躯、行尸走肉，情因景彰，情须蕴于景，否则如空中楼阁，心造幻影；意境之生，在于万有一体、一气贯通、元气淋漓、生机盎然、生气勃勃、生生不息……有声语言创作，须实境清晰、动静相生、景真情挚、元气充沛，才会彰显汉民族共同语的意美、境美、情美、意境美之神韵魅力。在语言传播的实践中，我们听到更多的却是实境的模糊、虚境的缥渺、动静的分割、生气的阻滞甚至缺乏。现以中央电视台的教育审美类节目《岁月如歌》之《江南行•兰亭小记》中的一段为例，剖析之：

在兰亭，你会看到一处修竹环抱的开阔平地，一之字形小溪蜿蜒于其中。这里就是《兰亭集序》中所写的曲水流觞处。中外书法爱好者常来这里效仿王羲之当年的曲水流觞雅事。流觞亭内那幅扇开的兰亭修楔图，描绘了王羲之等四十二位名士当年在兰亭曲水流觞的情景。……“永和九年，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之兰亭。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乐之盛，一觞一咏，亦足矣畅抒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合畅，（此处应有一‘仰’字——笔者注）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有（为‘游’之误——笔者注）目骑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兰亭集序》文采灿然，字字玑珠。但其更大的成就在其书法艺术，通篇气息淡和空灵，潇洒自然，用笔遒魅飘逸，自然天成，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代表作。

《江南行•兰亭小记》，即身兰亭，天清气朗，眼前地平野阔、竹林扶苏、清流潺潺，追忆当年四十二位雅士，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倶，风雅随曲水流转，神气伴清风飞扬。但在电视片解说者平直如线的语流中，所有这一切皆列于平面，听者眼中全无画面，茂林修竹之幽不见其踪，曲水流觞之雅亦难觅其影。画面既失，美感已泯。实境模糊，则虚境无从生；动静无间，如池塘死水、波澜不兴。

另，《江南行•兰亭小记》以书圣王羲之那篇著名的《兰亭集序》为核心，抚今之鹅池碑亭、茂林修竹，追昔日之曲水赋诗，溯后世帝王墨客之追附效仿。而《兰亭集序》通篇紧扣“死生”二字，叹当时之士大夫空谈死生，不尚实务，俯仰天地，气贯寰宇，感叹苍凉，逸趣无穷。而在电视片的解说中，创作主体气滞声凝，元气不足，生气奄奄，灵气缥渺，贯通动与静、虚与实、有与无、远与近，情与景、意与境的贯穿线断了，景单情欠、意涩境幻，那蕴藉、那韵味、那境界就全都无迹可寻了。

总之，在高雅品位节目的创作过程中，部分创作主体实际上是以初级水准的语言功力驾驭高难度的艺术创作，是对高雅品位和高层次审美理想的浅表化、庸俗化。这种对高雅品位的庸俗化理解和庸俗化操作，对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对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人生境界的提升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一定程度上，它要比那些旗帜鲜明地反对高雅品位、鼓吹媚俗流俗的理论与实践的危害更大。它就像当年被马克思所严厉批判的形形色色的庸俗化的社会主义思潮一样，败坏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声誉，混淆了人民的视听，误导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这种庸俗化的高雅品位损坏了受众对真正高雅品位节目的胃口。既然“高雅品位”如此索然无味，远不如那些宣扬官能刺激、刺激消费欲望的真正的低俗的东西来得方便，“可感”、“可听、可看”，那些缺乏辨别力的人就会由此弃绝高雅，心安理得地去吸食鸦片、拾人牙惠，捡拾垃圾。

造成高雅品位庸俗化现象的根源在于创作主体语言功力的不足，甚至语言功力的阙失。至于以此自诩、自矜、自得，甚至于美其名曰为“新风格”的，其背后就是“自然主义”语言观、艺术观在作祟了。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下的语言传播的现实中谈“高雅品位的无味”或美学品格的缺乏确乎有些“超前”。因为，我们现在仍然在为清除语言传播中假、丑、恶的东西而呼吁，而美的境界还只是一种理想。但臻美毕竟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把高雅品位存在的问题提出来，与广大同仁一同自省、自励。

第四，关切不切。

这里的第二个“切”是贴近、殷切、切实之意。语言传播最终是要为受众服务的，要关注、关心、关爱受众，在这一点上，应该没有歧见，前文所讨论的人文精神关怀主体缺席的情况毕竟尚属少数。但在如何实施关怀的问题上，有多种不同的看法和做法。我们认为，广播电视及其语言传播对受众的关怀是在“以事醒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的过程中，通过“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而实现的。语言传播对受众的关怀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是高标准、高要求的。既提供萝卜白菜，更提供鱼翅熊掌；既关心物质，更关心精神；既关心温饱，更关心发展。要以前者为基础，以后者为发展的方向乃至关怀的重点。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广播电视及其语言传播中的人文关怀是对党和政府负责与对人民关怀的统一，而不是片面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理论上的明晰会有助于我们在实践中明确方向，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信心都不会动摇、坚定不移。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政府的利益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更不寻求自己的特殊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战斗力之所在、先进性之所在、力量源泉之所在、希望之所在。在一项新方针政策的具体落实过程中可能会有极小部分人的利益受到影响但语言传播者一定的看到其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终极方向。当然，我们也反对个别人打着为人民谋长远利益的旗号，故意损害群众利益的情况。

所以达不到以上要求的关怀就不是切实的关怀即我们所说的“关切不切”，就是人文关怀阙失的一种表现：

片面的关怀。我们说语言传播的人文关怀是全面的人文关怀意指我们关怀的对象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关怀他们生产生活的一切方面。片面的关怀，首先表现为只关怀部分人。有的论者在谈到人文关怀的时候，注意力几乎全都在关心残障人士、弱势群体上面，浙江卫视的《亚妮专访》是人们常提的例子。《亚妮专访》是一个能够在一些节目中体现广播电视及其语言传播人文关怀的比较不错的栏目。我们在这里丝毫没有批评这个栏目的意思，而是想说明是不是我们要把所有的节目都办成《亚妮专访》呢？当然不是。残障人士需要关怀，其他人士也需要关怀呀！节目分工不同，只要大家都能在每个人的节目中为一定的受众群体服好务，那我们广播电视作为一个整体不就能为所有人服务了吗？

片面的关怀，还表现为只关怀受众一方面的需求而不及其余。在美国故意轰炸我国驻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并致三名中国公民失去宝贵的生命之后，众多媒体为了抢新闻，制造所谓的“看点”，都纷纷把镜头对准罹难者家属之悲痛表情，并以特写镜头放大之，公示之。在采访中，如果只是强求其回忆死者生前之亲情，而不去关怀其道德——情操的高尚，工作、生活、学习等的历练，自强不息、无私奉献等等，那就是对关怀的片面理解。我们古人就讲“人皆有不忍人之心”①，以上所述人文关怀没有超出这一层面，而那全面的人文关怀至少还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舍生而取义”呢。

浅表的关怀。关怀是有层次的，从受众的需求角度讲，有从生存到发展，从物质到精神，从怜恤之心到舍生取义的志士之心，从市井之音到高山流水……在关怀的层次上，应该是以浅层关怀为起点，必须深入进行更深层的关怀。人文关怀浅表化表现为，只注重低层面、浅层面的关怀，而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漠视人民大众对深层关怀的深情呼唤、殷切期望。

只停留在对受众生存需要的关怀上面。我们认为，人的存在及由语言所反映的人的存在状态至少有三重空间：存在空间、规范空间、审美空间。但有些人只愿意关怀受众的生存空间，而且是生存空间中的个别的、低层的东西，“自然些，再自然些”、“说，要像说话”、“扔掉播音腔”……含混的吐字、粗糙的声音、丑陋的容颜、怪异的表达，满足于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追逐时尚、进入流行……甚至使用乡音俚语，张三李四、个人隐私、飞短流长，“自给自足”、自娱自乐却非要进入大众传播，津津乐道、乐此不疲。

①《孟子•公孙丑上》。

只停留在形式的关怀上面。“再亲切些”，软语轻声，嗲声媚气，低声下气、轻浮飘忽，但却恰恰不去重视充实节目的内容，提高节目的质量，提升节目的品位。

只注重基础品位的关怀，忽视高品位的关怀。名人轶事，居家休闲、吃喝用度，股市风云、商海狂潮，神气完足、滔滔不绝；及至文化经典、民族精萃、怡情励志，则仓促上阵、力不从心、敷衍应付。

偏执的关怀。表现为低估受众的欣赏水平、文化水平、认识水平、认知水平，甚至生活自理能力。如天气变化、加衣戴帽，须加叮嘱；雨大路滑、多加小心，刻意提醒；平白道理，唯恐难懂，七绕八绕；简明消息，只怕不解，掺水加料。“但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由我看来，其实也并不如读书人所推想的那么愚蠢。”①

畸形的关怀。主要表现为只讲“迎合”，回避“引导”。只要是受众需要的，就可不管层次、不问品位、不论内容、不讲质量、不讲责任，“热情服务”、送货上门，封建的、迷信的、唯心的、宿命的、原欲的、庸俗的、粗俗的、滥俗的……“包你满意”。至于“引导”与“灌输”，那是“政治宣传”，已不适应“平民化时代的需要”，弃之如敝履。

①鲁迅：《门外文谈》。

如果我们听任以上现象蔓延，就会只认经济效益，回避社会效益，就有可能加剧道德的滑坡、人文的失落。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传媒、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广播电视的社会效益永远都应放在第一位。这已不需理论阐释，而必须真正化为广播电视及其语言传播实践中的实际行动。

引发上述关切不切现象的原因，除了前文所提到的几个原因以外，就是对受众的低估与对引导之责的懈怠。这二者是合一的。你不去引导，受众的科学文化、思想道德、教育审美水平当然不会在一夜之间提升；另一方面，受众也并非如有些人所推想的那样，都喜欢集怪猎奇、招欢买笑，他们是分层次的，况且就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也会有高水平的文化需求。还是让我们再次聆听鲁迅先生在几十年前对此问题所做的经典论述:“说起大众来，界限宽泛得很，其中包括各式各样的人，但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由我看来，其实也并不如读书人所推想的那么愚蠢。他们是要智识，要新的智识，要学习，能摄取的。如果满口新语法，新名词，他们是什么也不懂；但逐渐的捡必要的灌输进去，他们也会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许还赛过成见更多的读书人。”“不过也不能听大众的自然，因为有些见识，他们究竟还在觉悟的读书人之下，如果不给他们随时拣选，也许会拿了无益的，甚而至于有害的东西。所以‘迎合大众’的新帮闲，是绝对要不得的。”①

好的！“逐渐的捡必要的灌输进去”，灌输就是教育，就是引导，就是“汇天下之精华，扬独家之优势”！这就是广播电视及其语言传播的责任，这就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特点。关键是要看你怎么去灌输。这将是本书后面将要解决的问题。

①鲁迅：《门外文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