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根本属性是其人文性

语言的根本属性是其人文性。“人文”的含义就是人之为人的特质。《易经•贲卦》中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的本义是物之交错杂陈的纹理，《说文•文部》云：“文，错画也，象交文。”文，可以引申为文饰、条理，乃至规范之意。天即自然，人即人化，即文化。

“语言的根本属性是其人文性”的意思是说，决定语言性质和属性的核心要素是语言所折射出的人的存在状况、精神、修养、品位、境界等。

从源头看语言的产生是和人的产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是由于人的现实的生活需要而产生的，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对于人类的祖先来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①，仅靠个体的力量是不能与之抗衡的，他们只有通过共同的活动（即劳动的前身）来改变人与自然的力量对比。随着手的发展，人开始了对自然的统治。在共同的劳动中，人类的祖先意识到需要有一种简便有效的方式来进行协调，于是语言便产生了。恩格斯在《劳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说：“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之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②人类祖先最早感到“非说不可”的就是“杭育一杭育一”的劳动号子。语言和劳动一起，促使人类的祖先完成从猿到人的转变，“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③。而反过来，人脑功能的不断完善也成为劳动和语言发展的不竭动力。从语言的产生和人类产生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语言是人类的祖先从动物界走向人类社会的动力，是人之为人的前提。

①马克思、恩格斯著：《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恩格斯著：《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③恩格斯著：《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而人在语言中，尤其是语言传播中的存在状况是人的全部存在状况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个缩影。语言的产生是人类迫于生存的压力而“非说不可”的，在语言产生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处于谋得温饱的“生存空间”。自此，人才开始成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成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结节点。在语言的“生存空间”中，语言是粗砺的、原始的。语言传播也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不同区域之间的人们难于交流。而由于社会发展阶段所限，人们也没有意识到有这个必要。

生产在不断发展，社会在日益进步，人的社会化程度也在日趋提高。大工业的飞速发展打破了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狭隘性，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推向更加广阔的范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尤其是现代科技的发展，电子媒介的逐步普及，使人与人交往的深度与广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语言传播也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了。它要求冲破一切藩篱，制订和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语言就进入了“规范空间”。在规范空间内，人类的文明成果得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被更多的人所分享。哪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普及共同语，这个国家和民族才有可能以最快的速度推进信息化进程，它也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分享“全球化”所带来的益处。在语言传播领域中，仍然有一小部分人留恋小农经济时代的各自为政，视规范为对“自由”与“风格”的扼杀。但这就如浩荡前行的历史大潮中的一股逆流，在掀起几个漩涡后，旋即就会汇入奔涌的洪流，不留一丝痕迹。

①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25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但是规范所形成的尽可能大的空间只不过是为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共享创造了条件而已，它只是手段而远非目地本身。语言规范的最终目地是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本质的不断向新的深度和广度的拓展。人类文明的光辉是在感性与理性的互相激发与悟性的滋润下才能彰显的。人的全面发展首先是物质与精神的协调发展，物质的丰富根本不能填补精神的匮乏。动物的生产和它自己相等同，而人却能创造出对象世界，并在对象世界中反观自身。在语言传播的“信息共享”之后，那“认知共识”与“偷悦共鸣”就显得水到渠成。而语言也进入了审美空间。在经历了对自然及相互之间长达数十万年的杀伐征战后，人类也意识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可贵。在语言的审美空间内，要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的和谐。而当这种和谐与语言内部自身的和谐融为一体的时候，人便找到了精神的家园，达到了至美之境。①

①对于语言传播“三重空间”的论述，本文参照了张颂教授的观点，请见《广播电视语言艺术•绪论——中国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研究》，第4〜7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著：《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来看，“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气首先，语言与思维是互相促进的，它们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共同发展。上文中曾提到，劳动和语言一起促进了思想的物质载体——人的脑髓的形成而人的脑髓的形成也同样推动了劳动和语言的发展。其次，语言与思维是缠结在一起的，“‘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①再次，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思想要通过语言来实现，但是思想并不能自发地变为语言，主体需要经过长时间的锻炼、训练、积淀、强化才能使语言和思想、思维逐渐融为一体。然后，主体还要经过恰当的外化才能使思想在语言中生发、展开。在这方面，主体是“非下苦功不可的”，不论是文字语言还是有声语言，也不论口语抑或书面语，都是如此。那种认为只要思维好，语言理所当然地也会出色的自然主义观点是缺乏理论常识和语言实践支撑的。

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来看，它蕴藉着文化的内涵，传承着文化的传统，折射着文化的水准，拓展着文化的空间，召示着文化发展的方向。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许嘉璐教授认为，语言既不属于主观世界，也不完全属于客观世界，它具有介于二者之间的性质。②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为其介于主观与客观之间，才能作为桥梁有效地沟通主观与客观，作为主观作用于客观的媒介;也才能作为重要的介质，既保存了主观世界又保存了客观世界的人化成果。因此，语言是文化非常重要的载体。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指的是广义的文化，即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过程中形成的全部财富的总和。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文化就是人化。语言在文化的维度上记录着人类进步的成果，反映着社会的文明程度，体现着个体进化的程度，更会反射出人而“非人”的缺憾，从而昭示人类前进的方向。

①马克思、恩格斯著：《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参见许嘉璐：《语言与文化》，载于《中国教育》，2000年10月17日。转引自《新华文摘》2001年第1期。

文化传承物的根本属性是语言性。海德格尔说，即使像雕塑这样的历史传承物也在向驻足于其面前的参观者“诉说”着它所目睹的繁荣与衰败、它所历经的丽日与风雨、它所见证的沉沦与崛起。文化观念及其诸多形态只有进入语言之后才能被理解、接受、消化、弘扬、传承。

从语言的本质与人的本质关系来看语言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体现。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首先表现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只有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才成为人，而语言是协调人与人关系的最为便捷有效的手段。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人的终极本质是自由自在的创造，“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①人创造了对象世界，同时也改造了主观世界。在语言之中，尤其在语言传播中，人的创造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和展示，人创造的成果要通过语言才能得到保存、彰显和流传。

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97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而语言是有其鲜明的民族性的。汉语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语，又体现了这个民族的民族特点、民族精神、民族心理。汉语为非形态语言，意象铺排、具象生动、字义精当、言简意赅、辞约义丰，这就为有声语言表达留下了丰富的可拓展空间。而汉语普通话四声相间、抑扬顿挫、音声和谐、气韵生动、琅琅上口又使得有声语言的表达充满了音声美、韵律美。而中华民族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①，则体现为汉语及普通话的庄重大气、质朴厚重、落落大方、一字千钧等。这都构成了汉语及普通话的独特人文内涵与人文特质。而“汉语的人文性用哲学语言来表述，就是重了悟不重形式论证”②。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于其特殊性——其对于文化的全息性。正因为语言有这样的特点，语言的理解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理解，同时语言理解需要文化理解；语言理解的层次越高，文化理解的层次也就越高。语言的传播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文化需要借助语言来传播;传播者的语言功力越高，他所进行的文化传播行为也就越成功。语言的表达就是文化的内省与外放的结合；语言传播者越是能用其悟性涵化其感性、知性和理性——文化的不同表现，他的传播语言也就越能够动人心魄、冶人性情。

我们认为语言传播的本质是人文精神的音声化。那么，什么是人文精神呢？

①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第39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申小龙：《神摄与形摄：汉语人文价值再认识》，转引自张颂：《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第115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