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功能

人文精神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状况在社会意识、意识形态中的反映，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是“人应当怎样生活”、“人类社会应当怎样组织”。语言传播中的人文精神就是要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互动”中，帮助人们考虑如何正确处理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社会、自己与文化、自己与历史、自己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关系，使人们自觉地不断超越自己、提升自己，使自身与社会协调发展，使个人与民族国家共兴共荣、内心平和、充实、积极向上。

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通过影响人的思想观念、感受感情、心理倾向进而影响人的行为方式、存在方式，最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精神动力、软性保障。更重要的是，语言传播对人文精神的建设和诉求，最终是要在人们内心形成一种“软实力”①: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文化的认同力、国家的感召力。这种力量是与国家的“硬实力”（经济力、军事力）同等重要的“文化力”。

①关于“软实力”的提法，最早出自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斯比特的著作，这个概念已经被世界各国所广泛接受。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不仅仅由经济和军事实力所决定，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软”实力，即这个国家的文化、道德、形象和感召力等。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硬实力”在成倍地增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软实力”的增长却没有相应跟上。党和国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加强“软实力”的极度重要性和紧迫性，“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已经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起，被确立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源、力量之源”，是“我们……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①。可以说，这种“软实力”就是一种“心力”，就是人们心灵的力量，它更带有根本性。我国古代兵法所推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谋”，讲的都是“心力”的巨大作用。“心力”的形成和壮大是通过对人的心灵、思想、情感的影响而发生的。“软实力”的养成与“硬实力”的强化有着并不完全相同的规律，十九世纪，经济落后的德国却能在思想和文化领域“演奏第一小提琴”，而“硬实力”仅次于美国的前苏联却在几乎一夜之间红旗落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而在国家“软实力”的建设中，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重建与共建恰恰可以大有所为。语言传播就是要通过精妙优美的有声语言，通过对人的心灵的影响，实现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社会、理想与行动、党与政府和人民群众、政策期望与现实改变之间的彻底沟通，整合全社会每一人的力量，集滴滴清流而成雄伟的长江黄河，奔涌不息，永远向前。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对这种“软实力”形成与壮大是通过以下方式完成的：

一、确立价值法则，强化思想道德建设，规范共同生活秩序

任何社会都要有自己的物质基础，但更离不开建立在一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基础上的人们的自觉组织和自觉规范。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就是创造出了规范他们共同生活秩序以及由此而构成的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组织。我们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协调的、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①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第13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对人的价值选择和价值法则的确立不像法律法规那样是硬性的、强制性的，而是以亲切可感的方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综合作用于人的感情、意志。语言传播通过具体、鲜明、生动的人、事、理向受众渗透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使人们在内心的最深处，对共同的价值观念重新确立认同感、共通感、亲近感，让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文明有礼、爱护公物、爱惜环境、助人为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观念，让工作和职业领域中的勤奋敬业、一心为公、讲究效率、锐意进取、团结合作等观念，让家庭生活中独立自强、平等互爱、互相帮助、孝悌有序、积极健康、乐观向上等观念走入人们心灵的深处，成为越来越多人饱含着丰富情感和严肃理性的人生选择。强化人们心中对有失社会公德、缺乏职业道德、缺少家庭美德现象的心理拒斥感和批判感。

二、铸就社会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

前文已经提到，美国的学者认为，今后中国可能出现社会动荡的根源之一就是人们对党和政府所倡导的社会理想失去认同感。而语言传播在强化人们的共同理想方面责任重大。中国共产党从最广大人民共同利益的角度，从马克思主义与时代要求相结合的高度提出，在未来至少100年中国历史进程中，“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应当而且能够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

语言传播人文精神是要帮助人们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社会共同理想达成“认知共识”。包括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在内的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是从战略的高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文化认同的高度予以明确确认。而这种文化认同就使人们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达到一种普遍的自觉状态。文化认同的核心就是价值观念的认同。而语言传播中，人文精神所特有的情感性不断地对人们动之以情，达到情感上的共鸣，可以使人们自觉地、发自内心地去认可这一共同目标，并且为之奋斗。语言传播必须通过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全体人民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体中国人民自由生存的必然选择，是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是现在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最大的“善”。而语言传播者必须通过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让全体社会成员充分认识到，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对全体人民所担负责任的自觉，应该而且必将会得到全体人民的尊重和心理上的认同，从而也激发起全体共产党员、全体人民强烈的进取意识和奋斗精神。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人人都知道，自己的工作并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生存在谋取私利，而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民族的复兴在奉献。

三、重新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信仰

信仰是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一种具有社会文化性的终极关怀。信仰是一种精神状态、精神机制，它是一种价值。它的独特性就在于它能够提供知识以外的关于未来的信念，并且成为全人类向浩远历史深处延伸和向无穷的未来极限处延伸的精神动力的源泉。①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对人的终极关怀。而这种终极关怀就是用伟大的共产主义信仰去启发、引导、吸引、鼓舞、激励人们。对于语言传播者来说，这种信仰决不是仅仅挂在嘴边的标签，或是每次开党代会时常常重复的一个名词，而是首先要把它变成自己心中真正的信仰，变成自己人生观的支柱，在自己的内心真正建立起对它的感受、感情，使它变成自己的态度，使它渗入自己思想的深处，使它融入自己的血液中，使它表现为语言传播过程中具体的感受、语气，使它化为自己生活工作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

①有关信仰的观点，本文参考了荆学民：《论信仰价值的发生》，《哲学研究》1994年第5期。

语言传播者要切身地感到，在人们心中重新牢固树立起共产主义信仰是多么迫切、多么重要（为什么不从信仰缺失的角度去认识“法轮功”之类的社会瘟疫、精神怪胎产生的根源呢？只在当人们的精神肌体对病毒的抵抗力下降的时候，才会引发精神疾病）我们觉得，在信仰方面，对于语言传播者来说，最大的敌人就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庸俗化和浅表化。它表现为，某些语言传播者没有从理论的高度、精神皈依的深度和追根问底的锐度上去认识共产主义信仰对人的本原性、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性。他们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生产资料公有”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上，而没有认识到共产主义的文化内涵是每个人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和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即不断远离动物性，培养属于人的高尚情操、高雅品味、高远追求。如果我们能从思想上、情感上真正把它作为一种如同人生存就要不断呼吸新鲜空气一样的“心理本能”，那共产主义信仰就会成为我们自觉远离低级趣味、不断提升人生境界的内在心理动力，那共产主义的信仰就会自觉融入到我们“非说不可”的创作冲动中去，对受众“暖之以日月”，就会在全社会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张扬人类伟大信仰的巨大吸引力，使伟大的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人们精神领域中光芒万丈的灯塔，使在人生的茫茫大海上行进的人心航船自觉地接受光明的指引，共同驶向人类理想的港湾。

四、维护民族文化特性，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抵制腐朽文化侵袭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敌对势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国进行“分化”、“西化”的政治图谋，“经济封锁”、“军事恫吓”、“全盘西化”、“和平演变”，花样翻新。尤其是在“全球化”进程越来越快的今天，西方敌对势力依靠其经济和文化生产力上的优势，借助文化产品的输出，正在向中国不遗余力地渗透他们的文化理念、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对中国进行“文化殖民”，利用其“软力量”对中国进行新式的“和平演变”。这种“文化殖民”比以前的“分化”、“西化”方式更为隐蔽，它往往贴上美妙的“国际化”、“全球化”的标签，渗透在所谓的“大片”、“国际一族”的生活方式中、渗透在电视节目中、学术著作中，使人（尤其是青少年、个别语言传播者、某些“理论家”）对比自己，往往自惭形秽，继而对其趋之若鹜、奉若神明。这种“文化帝国主义”用意更恶毒，是对人的精神下毒，毁大厦于根基。这种“软力量”的破坏力也更大，用的是高效慢性毒药，人们饮之若醴，等到出现中毒症状时，早已毒侵脑髓，回天乏力。因此，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关系到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关系到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独特与独立。

语言传播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方面的责任重大，不仅自身要抵制这种“文化殖民”的侵蚀，同时更要提醒广大受众，提高他们的分辨力，自觉拒腐蚀于身心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充分汲取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精华，创造出更多的有声语言文化精品，为广大受众奉上更多的文化经典，用充满汉民族共同语美感魅力的精彩节目去培养更多的人对传统文化的感情，用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庄重大气、胸襟广阔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作为解药，唤醒已被麻醉的神经，用充满民族刚健豪迈气概的黄钟大吕之音撞击炎黄子孙的心弦，让充满激情、满怀期待的时代之声、民族精神之音永远回荡在神州大地上，时刻回响在每一个中华儿女心灵原野的上空，引发此起彼伏的、经久不息的强烈共鸣

语言传播，多么光荣！肩上责任，多么重大！时代召唤，多么迫切！

五、完善语言传播的本质，为有声语言创作提供核心动力

我们认为，语言传播的本质是人文精神的音声化。缺乏人文关怀的语言传播不仅误己而且会害人，会殃及社会，加剧全社会范围内人文精神失落的危机（关于如何重构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我们将在下两章中做详尽论述）。

我们认为，在语言传播创作过程中，关键的是“非说不可”状态的培养、酝酿和取得，这是有声语言创作“共同的基点”①。“非说不可”是创作主体的一种综合心理状态，表现为战士请缨杀敌、急于上战场般的急切，表现为骐骥即将踏上千里征程时的兴奋，表现为身经百战的上将面对大战时，运筹帷幄、胸有成竹的气定神闲……必须指出的是，它决不是创作主体基于个人得失的、心胸狭隘的自我陶醉，而是主体与客体相贯通、个人与社会相融合、“小我”与“大我”相统一的灵魂愉悦，是传者与受众心有灵犀的气通神契……而那主体与客体贯通的桥梁、个人与社会相融合的催化剂、“小我”与“大我”共舞的舞台、传者与受众万里相牵的“缘”就是这语言传播中的人文精神，就是这贯注于创作全体心性中的人文关怀！有了它，创作主体就可表情达意、言志传神、“进行企图”、“实现沟通”、“达到目的”而无所不适。放，可以远达无垠宇宙、灿烂星河；收，可以近抵心灵之尖、泥丸神府；上天入地，左右逢缘；达古通今、上下贯通。

①张颂：《播音语言规范化三题》，《语言传播文论》，第175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有声语言，魅力无穷。人文精神，收魂摄魄。创作主体，不胜快哉!

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价值的、道德的、文化的、国家的、民族的、主体的、真的、善的、美的……都是人的。我们说，共产主义信仰也好，价值共建也好，文化认同也好，民族特色也好，全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真正做到价值共识、文化共建、信仰共向、民族共荣、真善美共求，那么，十三亿神州的每个人就有望达到全面发展。对于此点本书在后面章节中还将详细论述，本章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