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自发受动到自觉能动

语言传播主体的觉醒首先表现为从自发到自觉的提升。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实现是以“非说不可”的强烈创作愿望的取得为基础的。但这种冲动是生理与心理、个人与社会综合作用的结果，是自发性与自觉性相结合的结果。自发性是人的意识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人的活动受感性意识支配，或者是没有明确的自我意识的一种精神状态和行为状态。创作主体的自发性在语言传播中就表现为创作主体在接触到创作依据之后的最原初的触动、感念。比如采访生活在农村而又身受现代文明冲击的一位女性，她那被田野的冽风吹得黑红的面颊、因做饭被柴草熏黑的双手、那高高的院墙、堆在墙角的木柴、墙外厚厚的黄土、耕牛不紧不慢的步伐……这一切都因与传播主体生活体验的不同而对其心理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但这些刺激都是零散的、易碎的、随机的，是对自觉性的否定，但其中也内在地蕴含着转为自觉性的可能，“‘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①。创作主体要把这些零散的、稍纵即逝的但却是真实鲜活的感触进行综合和提升，按照一定的传播目的对其进行驾控，使其在一定的轨道上运行。“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社会主义的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②列宁所讲的这番话对于处理语言传播中创作主体的自发性与自觉性的关系同样非常有指导意义。因此，创作主体要促使自发性向自觉性提升，这种提升是创作主体在明确的传播目的之后，在明确的意识引导、指导下的行为，是其自己“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他要在感性触动的基础之上（注意:绝不是抛弃感性触动，而是扬弃感性触动）使之上升为理性的自觉，认识到了事物、事件的内在本质的联系和规律。这反映在语言传播实践中就是创作主体按照传播目的的要求对以上所说的感念、感触进行归纳、提升。就拿刚才所举的例子来说，创作主体就是要在那其中进一步看到、想到：这就是展现在一条高速公路边上的景象，高速公路的那一头连着都市，连着高楼大厦、商场书店、音乐厅、时装秀，连接着紧张而有活力、充满压力却又富于变化的现代文明，在悠悠行走的黄牛与呼嘯而过的汽车之间，在被柴火熏黑的双手与纤纤玉腕之间是怎样的咫尺之隔而又天地之遥啊！而这就是占全国总人口70%的农民的现实生活图景。他们背负着土地的沉重，但他们的心中是多么向往文明的轻松啊。他们需要怎样的人文关怀呢？这样，自发性就被导引到了通向传播目的的道路上，推动着创作主体调动所有的人生经历与人生感悟向传播目的快速前行。

①《列宁选集》第1卷，第31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列宁选集》第1卷，第317〜31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因此，在语言传播中，创作主体发挥自觉的主体性的涵义首先就是确证自我意识，即“意识返回到自身，是在它的对方中意识到它自身”①，也就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依据中去，集中精力，反复体味，开掘意义，但那是“我”在感受，“我”在认识，“我”在评价，“我”在开掘，“我”在体味，“我”在创作依据中发现了“我自己”，并且使创作依据成为“我”要说的话，发“我”之心，融“我”之血，出“我”之口。与此相反的情况就是“我”既不去深入认识创作依据、创作要求，也不设身处地去感受其中的场景、情感，更不去以“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对创作依据进行全面整合，及至创作，动口不动脑，过手不过心，无感受、无意思、无认识、无感情。那“创作”（如果这也算创作的话）的结果自然与真善美无关，去新雅精准远甚，连最起码的表意性都达不到，就更遑论主导性与引导性了。所以，我们认为，自我意识的确立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建构的一个底限。当然这还只是语言传播主体自觉性的开始。

其次，要形之于声。作为语言传播主体自觉性的成果是在有声语言“及于受众”的过程中实现的，否则，不论“我”在对象——创作依据中如何显赫、意思多么清晰、思想多么深刻、认识多独到、感受多么细腻、感情多么饱满，都还只是“理想的意图”，还要把这变成“理想的力量”，还要把这变成有声语言啊。也只有通过有声语言，那“意识返回自身”的成果也才能得以显现。在这一过程中，对气息深浅自如的调整、吐字力度大小咸宜的控制、语感精密丰富的开掘、语气异彩纷呈的调配、节奏律动如舞的把握、韵律飞泉流淌的展现、意境生气氤氲的酝酿……都必须而且只能通过创作主体的有声语言来实施，使之成为“理想的图式”。创作主体宛若只身入林，那状态全神贯注，形神合一;那历程，蜿蜒曲折，攀爬艰辛，峰回路转，曲径通幽；那景色，却美不胜收，无限风光在险峰。这都是源于主体的自觉。

①[德]黑格尔著：《精神现象学》上卷，第113页，贺麟、王久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再次，要由己达人。形之于声了，但若只是空谷回音、大漠驼铃、高山流水响、应者无一人，那还不是自觉。语言传播主体的自觉性还要表现在“钟期既遇”上，把那“理想的意图”、“理想的图式”变成“理想的力量”。满足于自我陶醉只能算是自娱，而语言传播作为大众传播的本性却要求创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心中一定要想着那千千万万的“子期”正在翘首苦盼，其情可感，其状若现，于是创作主体心有戚戚，灵犀既点，豁然开朗，相见恨晚，惺惺相惜。

复次，要细密监控，确保效果。在实现“理想的意图”，取得“理想的力量”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些疏漏，会有蹉跎，会有梗塞。此时语言传播主体的自觉性就表现在对音声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和问题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那“第二自我”一直处于整装待发状态——声音高了，调低一点；状态冒了，回收一点；语势平了，抑扬起伏的力度大一点；语气单了，色彩再调得丰富一点，等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跑冒滴漏尽在监控，狼奔豕突消于无形。

最后，要强化责任。语言传播不是自娱自乐、自我欣赏、自我展示的舞台，更不是向社会横征暴敛的工具，绝不是流俗、媚俗、贩俗、滥俗的名利场。语言传播者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语言传播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的。语言传播主体的自觉性就表现为：召我以“责任”，趋“我”以真善，唤“我”以美感，醒“我”于喉舌，融“我”于社会，远“我”于物欲，浸“我”于高雅，励“我”于经典。但这一切也还都是为了使“我”与“你”，共沐于真善美的甘霖，共赴“新雅精准”之圣地。

在语言传播主体性的天平上，自发性是不能与自觉性相提并论的。在实践中，我们要警惕那些人为抬高自发性甚至推崇自发性的倾向。有人认为语言传播越远离“播音腔”、越“生活化”、越“自然”就越好，稀释、加零碎，不管大事小事都把它说成鸡毛蒜皮的琐事才好。这种现象的根源，就是对受众当中自发性的盲目崇拜和媚悦，进而放纵创作主体的自发性。放任自发性、放逐自觉性是语言传播中人文精神阙失在语言传播主体性认识上的一个重要根源。

语言传播主体的觉醒还表现为对“为我”与“我为”的清醒，是“为我”与“为人”的统一。从人的主体性实现的过程来看，“为我”是主体性实现的目的性的前提和结果，而“我为”则是主体性实现的状态和过程。从学理上讲，二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并且二者互为因果，只有“为我”的前提才会有“我为”的状态，只有“我为”的过程才会有“为我”的结果。那细节是哲学家们的事，我们关心的是语言传播中的“为我”与“我为”是如何实现其人文精神主体性建构的。

语言传播主体的“为我”应该是“小我”与“大我”的统一，并且以“大我”为目的，而决非以“小我”为目的。即语言传播者的传播行为的终极目的绝不是满足个人的一己之私欲，而是为了实现最广大的受众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然，语言传播主体作为“小我”也是这“大我”的有机组成部分，他的利益的实现是建立在最广大的受众的利益得以实现的基础上的。即语言传播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及党和政府的喉舌，在语言传播过程中他的喉舌只有成为人民的喉舌才有其存在的意义，而如果那只是他谋一己之私利的喉舌，就不能称其为喉舌。以“小我”之须臾，融“大我”之无穷，与大化同行，畅游天地间，集古今中外人类精神之精华，献华夏九州之人民，有限与无限，瞬间与永恒，达到统一，身心倶悦，神契形合，生当如此，还复它求？

而语言传播人文精神阙失的原因之一在本质上就是“我”之迷失、“小我”之膨胀。语言传播主体首先是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不论在任何一种节目形式中、节目样态中（即使是在表面上离“新闻性”最远的综艺娱乐类节目也是如此），他都是以“我就在”的真实身分，以真诚的态度，真挚的语言向广大受众传达他的所见所闻，发表他的所想所感，而绝不是一位“艺员”。（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说“艺员”就假，而是指当下语言传播中部分人的“演艺化”倾向①）但是在当下的语言传播实践中，一些语言传播者为了提高收听率、收视率，以“我就贫”的姿态，扭捏作态，嗲声嗲气，自我炫耀，大肆“表演”，招欢买笑，搔首弄姿，媚态百出，令人生厌。在理论领域中也有一些“理论家”们为各种形态、或隐或显的“表演化”摇旗呐喊，大声鼓噪。“非角色化表演”、“表演自我”已经不新鲜，主持人的“是我”、“非我”又粉墨登场。语言传播之“我”的膨胀表现为，或高高在上，以“无冕之王”抑或“先贤圣哲”自居，昂首扬颏，指点迷津，感觉良好；或者超然物外，冷眼旁观，绝对“客观”，貌似公允，实为冷血。

①张颂教授曾对语言传播工作者的“演艺化”倾向作过深刻批判，欲见其详。

“我为”就是要强调创作主体对传播结果和传播目的的手段性。语言传播中的“我为”即创作主体要有所作为，把握创作状态，驾驭传播过程，优化传播结果。把握创作状态的关键是正式创作之前的精心准备最后全都要凝结为“非说不可”的强烈播讲愿望。既然“小我”是“大我”中的一分子，“我”的职责就是要以一名新闻工作者的特有敏感，把那新事物、新发明、新经验、新成就、新场面、新风貌、新风尚、新思想、新认识、新政策、新方向等，传达给急需了解、掌握、分享、分担它们的广大受众，让时代主流的宏伟叙事、英雄伟业的激情诗篇召唤那些想建功立业、有所作为、建设美好生活、追求美好明天的人们。个人与社会、中国与世界、历史与今天、传统与现代、权利与责任、瞬间与永恒、光荣与梦想、理想与奋斗……全都涌上心头，热烈而有序，积极而松弛，那发音器官已潜流暗涌，那气息已呼之既来，那感受已精如毫发，那思维已精骛八极，那情感已惊涛拍岸……一切都已整装待发，万事倶备，只等创作主体一声令下，东风既至，千舰齐发，万舸争流。攻城拔寨，挥洒于须臾之间；风云际会，卷舒于九天之外。及至将令已至，千军万马，卷地前行，创作主体就要集中精力，全神贯注，密切关注，驾驭节目进程，察觉方向偏差，马上矫正；发现有小股部队游离大部队，赶快召回；发现受阻，立即增援；胜利将至，宜将剩勇追穷寇，一鼓作气。

语言传播主体的“不为”，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阙失的根源。没有创作状态的调动和把握，没有对节目进程的因势利导、灵活驾控，就难以做到真挚真诚、善意关怀、美感创造，更谈不上新雅精准了。

语言传播主体的觉醒还表现为受动性与能动性的融合。主体性意味着能动性，但同时也意味着受动性，并且受动还有着某种前提性的意义。我们对受动也不能完全从被动、受作用的角度去理解。主体的受动性表现为，人既然是生命的、感性的、现实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他必须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就是指它是受动的。”①这一点对于语言传播的创作活动来说，也有本体论的意义。①语言传播是创作主体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身份，用自己饱含生命体验的有声语言，向受众传情达意、言志传神的大众传播行为，这一过程是充满主体人生诉求和生命感念的。那声音应该是富有感染力的，因此，“感受是关键”②。在随后的论述中，我们还会讲到这种感性要上升为理性，但那也是“被感受之水浸透了的理性”，那理性也是以感性的形式呈现的。语言传播对于真善美的吁求，对于“新雅精准”理想的传播，都是以可感的、亲切的方式进行的，那效果应该是受众乐于接受，甚至欲罢不能的，而绝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高高在上”、“呆板”、“僵硬”、“无生气”地“进行政治宣传”，拒人于千里之外。因此，语言传播主体一定要敞开襟怀，调动所有的器官，全身心地投入到语言传播过程中去。不仅如此，语言传播主体在其生活中也一定要注意感受的积累、沉淀、存储，以便到需要时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因此，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受动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③有感受才会有热情、有激情，有热情才会吸引人，有激情才会出精品。语言传播主体在这个意义上的受动性是其在创作过程中发挥能动性的前提、基础乃至动力源泉。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①当然，语言传播中的感受与人们常说的“感性”的涵义是不完全一致的。其不同之处在于：一、语言传播中的感受是创作主体的“感之于外，受之于心”，是含有一定程度主动意义的；二、语言传播中所说的感受不仅包含人们常说的眼、耳、鼻、舌、身等器官所接受的形象感受，也包括对关系的逻辑感受，还包括对创作依据的形式、体裁、风格等的感受；三、现实生活中所说的感性大都实指，而语言传播中所说的感受是创作主体透过“言”而得“象”，再透过“象”去感受人、事、理、景、物、情的，这一过程都是通过想象完成的，为虚指。

②张颂著：《朗读美学》，第171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在语言传播中那种无感受、无感情、“零态度”的有声语言表达，连“意思的沟通”都谈不上，更进入不了“准、真、善、美、新、雅、精”的层面，毫无人文关怀可言，其根源就在于语言传播主体受动性的缺乏。

能动性是人的主体性最重要的内涵和最鲜明的表现。毛泽东说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特点。”在语言传播过程中，人文关怀的实现情况，甚至创作的顺利完成都要取决于创作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程度。语言传播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及其对于人文关怀的作用应有以下表现①:

从潜能到效能。创作依据在与语言传播主体发生作用之前，其实现的方式、表现出的风格，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而创作主体由于其语言功力、生活历练、理论文化修养、审美趣味的积淀而拥有巨大的潜在能力。但正是由于创作主体的创作活动改变了创作依据的存在方式，使其以一定的节目形态呈现在受众面前而对受众产生影响。把潜在的变成现实的，把纸上谈兵变成在战场上奔袭的千军万马（那战斗力倒可先不论，因这只是创作主体能动性之初现）。

从消极被动到积极主动。消极被动就是简单地念字出声，积极主动就是创作主体调动分析理解力、词语感受力、思维反应力、观察力、表现力、感染力等，深入创作依据，进入创作状态，驾驭节目进程，直奔创作目的。

从理解感受到及于受众。这一过程的实现已在“主体的自觉性”当中做过详尽论述，在这里不再重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创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要尽量做到状态一致、善始善终，避免左冲右突，进进出出。

①本书对于主体能动性表现的提法参考了郭湛著：《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一书中的相关提法。《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记住魏征的忠告：“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①

从完成到完善。此为语言传播若达于“准、新、雅、精”之境界，创作主体所必须发挥出的最高的能动性。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对后人有一句言简意赅的告诫：“应当努力追求把事情做好。”②完成理解感受到形之于声、达于受众的过程，创作主体就完成了创作预想，基本上达到了创作目的。但是预想与目的是总体性的，它不可能穷尽全部细节，而细节是需要完善的。理解表达及主体定位的准确把握、崭新风貌的体现、离俗趋雅的品味提升、精益求精与创造经典的追求都要求创作主体在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细化过程中实现，创作主体要调动自己的最大潜能，发挥最佳水准，力争在每一次创作中都有新的提高，积水成渊，积土成山，积小善成大德，就一定能创作出有声语言的时代精品、世代经典。

而语言传播中“准、新、雅、精”的鲜见，其主体性的根源就在于尽善尽美、精益求精的能动性的不足。频道越开越多而节目源匮乏、节目制作周期短、时间紧张、准备不足等似乎都是不可抗拒的理由。但是我们相信，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良性发展，随着大量有才华年轻人的加入，随着受众欣赏品位的不断提高，那些粗制滥造、疲于应付的节目以及语言传播会越来越没有容身之所。

①魏征：《谏太宗十思疏》，《古文观止》，第277〜278页，[清]吴楚材、吴调候选注，安平秋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版。

②[古希腊]色诺芬著：《回忆苏格拉底》，第119页，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崭新的时代、先进的文化强烈召唤着语言传播主体：发挥出最大的能动性，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有声语言时代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