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文本主体”指的是创作依据,包括有文字依据的稿件和没有文字依据的提纲或腹稿。主体间性思维的特点是在扬弃了主客体关系的基础上,把世间万物都当作平等的主体来看待。所以,创作主体对创作依据(为了使语言表述对称,以下均称“文本主体”)的理解、感受以及调动思想感情使之处于运动状态都可以看作是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对话。
我们认为语言传播的本质是人文精神的音声化。根据我们在前面的论述可知,人文精神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有高下之别、精粗之判、主次之序、文野之分,而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是处于时代主流的、位于主导地位的、先进的人文精神通过优美的有声语言的显现并且这种人文精神是指向受众的是期待着受众对其有所反应、产生共鸣并化之为己的人文精神。我们是从“文化论”的角度去考虑语言对于人的存在的意义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同意海德格尔的说法,“语言是存在之家,在它的住处住着人”。语言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本身就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的全部理解都是以语言的形式实现的。因此,语言传播就是人的存在之家,是人文精神之家。哲学解释学也为我们解决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建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哲学解释学认为,人的“理解”这种存在方式,也就是关于存在的普遍真理,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因为语言是理解的普遍媒介,我们只能在语言中进行思维。不仅理解的对象是语言的,而且理解本身也是语言的,对存在的解释是理解的实现,而一切形式的解释都是语言的解释,理解和解释都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说明存在的意义。伽达默尔使语言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并上升到本体论的位置,的确夸大了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地位,但是它却为我们研究语言传播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我们不能再仅仅从“工具论”的视角去看待语言,语言是对人的存在全面的反映。语言传播作为一种集中了党和政府对人们的引导的传播,作为一种语言传播者自身不断对人文精神的主流和精华进行内省、内化和外化的传播,其本质就是人文精神的音声化。
创作主体对文本主体条理化、内化、强化、目的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广义的“理解”过程(我们说是广义上的,就是因为,在语言传播过程中,创作主体对文本主体的改造不仅是理解,还有感受、形成态度、调动情感等。下文所说到的“理解”也是这种广义上的理解)。这一理解的过程就是创作主体对“此在”即人自身的领悟的实现,这一理解的过程就是意义展开的过程,就是人文精神在语言中展开的过程。因为语言在本质上属于人的生活世界,“它并不是一种工具,或者是人类天赋所有的一种特殊的能力;宁可说它是中介。我们一开始就作为社会的人生活在这种中介之中,这种中介展示了我们生活于其间的那种全体性。”①而在语言传播中,这种“全体性”就是人之为人的人文精神的全部。因为语言传播是通过语言创造价值对象和意义的(即要实现“信息共享”、“认知共识”和“愉悦共鸣”的功能),在语言中蕴含了人的文化建构。从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建构的意义上讲,有声语言的创造是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之间的交往活动,是创作主体作为人的主体间的生存方式。
文本主体是关于意义的世界,是人的世界,那里面有着无数的生灵需要我们去关心、关注,那个世界是与我们的现实相连接的世界,即人文精神的世界。在创作主体对文本主体的理解过程中,按照传统的认识论样式是创作主体向客体(即这里所说的文本主体)的单向运动,而在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建构过程中的理解应该是扬弃了认识论概念上的理解的基础上的主体间的对话与相互理解。创作主体所面对的创作依据也是主体,要不断地向它提问:你要传播的是什么信息?你要表达的是什么情感?你要传递的是什么认识?创作主体要与文本主体中的人物对话: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怎么想的?面对这样的情况你的心情如何?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的这种主体间的交流,不仅要有问,还要回答文本主体所提出的问题:身处这样的良辰美景之中,你的心情如何?面对生产战线上如此鼓舞人心的成就,面对各行各业劳动者所创造的巨大成绩,你打算怎么办?你对文本主体所讲的道理是如何认识的?理解之后你打算怎么做?面对其中人物所遇到的困难或困境,你是怎么想的?如果你碰到其中所说的英雄人物所面对的情况时,也会挺身而出吗?创作主体对文本主体要尊重、同情、设身处地、将心比心,通过互相倾诉和倾听对话,进入文本主体的内心世界,充分理解文本主体。同时也意味着向文本主体敞开了自己心灵的世界,文本主体也理解了创作主体。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惺惺相惜、相见恨晚,自我与对象融合,自我消失了,都进入了传播的内容当中去了。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创作主体对创作依据进行内化和改造时的“忘我”——“有我”——“无我”的过程:创作主体进入到创作依据所提供的人文精神的意义世界,被里面“真、善、美、新、雅、精”的绚丽风景所陶醉,创作主体与其中的人物甚至花草鱼虫对话,目的是为了把它们的美传达给对这迷人风景同样满怀期待的受众。
①[德]汉斯一格奧尔格•伽达默尔:《论科学中的哲学要素和哲学的科学性特征》,《哲学译丛》,1986年第3期,转引自潘德荣:《从主客体间性到主体间性》,《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正像上文所说的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的对话不仅是与他人的对话而且是与文本主体中一切对象性东西的对话在这个对话过程中,作为意义的人文精神就展现、生成了。所以,在语言传播中,人文精神不仅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有待于我们去认识的对象它更是一种需要我们在与文本主体的对话与互相理解过程中不断生产、生发出来的东西。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取得需要创作主体用心去体悟去领会变成一种心灵上的交流这样文本主体中的世界就不再是自在的世界,而是与创作主体密切相关的世界,它同我们一样享有人性、主体性:“溪水无情似有情,入山三日得同行。”(温飞卿)文本主体本来是没有生命的,但创作主体赋予它生命;创作依据本来是没有人的性情的,创作主体赋予它人的性情,于是创作主体就可以与文本主体所包含的万事万物对话、交往,同喜同悲,心心相印。“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在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之间的交往中,文本主体中的一切都化为“你”与创作主体——“我”进行交往、交流、对话,即“人看花,花看人。人看花,人到花里去;花看人,花到人里来。”①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的交往是自由的交往,创作主体参与创造了对象——即有声语言,但却不据有它,而是要与受众分享它。文本主体也不再作为“对象”而存在,由于创作主体的态度,它转而也成为自由的主体。这也就是马丁•布伯所说的“我一你”关系,“他不是‘他’或‘她’不是与其他的‘他’或‘她’相待的有限物,不是世界网络中的一点一瞬,不是可被经验、被描述的本质,不是一束有定名的属性,而是无待无限、纯全无方之‘你’充溢穹苍之‘你’这并非意指:除他而外无物存在。这毋宁是说万有栖居于他的灿烂的光华中。”②在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这种“我一你”的理解、对话与交流中,“我”凝神关照,醉心体验,尽最大努力去发现,全身心去感受“你”的真善美,而“我”也被“你”关照,与“你”共同栖居在真善美灿烂的光华中。
在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的相互理解、相互交流过程中,必然要带有创作主体的人生经历、生命感念、审美追求、文化积淀、当代的心态、思想感情,即所谓“前理解”、“前感受”。而当创作主体带着这样的“前理解”和“前感受”与文本对话、交流的时候,就必然有一个“视域融合”的过程。“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融合的过程。”③在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的视域融合的过程中至少有这样几个视域进行了融合:创作主体的视域,如上所述;时代精神的视域,即时代发展的特征、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审美、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党性的视域,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等;媒体的视域,即电台、电视台的要求、新闻工作者的纪律与自律、栏目与节目的宗旨、这次节目的主题与目的;文本主体的视域,即其中所展现的时空、场景、人物的心理等。当然如果再继续划分的话,还可能有其它的视域。
①金圣叹:《鱼庭闻贯》。
②[美]马丁•布伯著:《我与你》,第23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③[德]汉斯一格奧尔格•伽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第393页,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版。
而在视域融合的过程中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就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先进。因为这些视域的融合不是把一个移入到另一个中去,也不是使另一个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标准,而是意味着它们共同向一种更高的普遍性提升。这种普遍性就是作为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普遍性、先进性、主导性、主流性。这种普遍性不仅克服了我们自身人文精神的个别性、不完善性,也克服了其它视域中人文精神的个别性、不完美性。“获得一个视域,这总是意味着,我们学会了超出近在咫尺的东西去观看,但这不是为了避而不见这种东西,而是为了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按照一个更正确的尺度去更好地观看这种东西。”①上述不同领域的人文精神互相补充、交融,这也就使我们能在更广阔的泛围内、更高的程度上获得新的人文精神的提升。
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的主体间的视域融合是一个筹划与分享相统一的过程,即以创作主体已有的人文精神去融会各个视域中的人文精神。这就要求创作主体要尽可能地、不断地拓展自己的“视域”,要具有宽广的文化积淀和丰富的人生历练,要有更扎实的理论和政策功底,要更紧密地与现实、与世界相联系,要砥砺更敏锐的新闻敏感,要涵养更深厚的语言功力,要有更高远旷达的人文精神境界。只有这样,创作主体才能确保能够全面领会、切近感悟、深刻把握各视域中的人文精神,也才能在各视域的融合过程中以高起点去“筹划”人文精神,在更宽广的范围内去分享、整合人文精神,正所谓“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见之愈奇。”
①[德]汉斯一格奧尔格•伽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第392页,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版。
创作主体对文本主体的理解总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并且文本主体也是在一定的历史中存在的,有些文本主体本身就是历史性的、与现在有时间距离的。因此,创作主体对文本与文本主体间的理解、对话都是要在历史中进行的,所以创作主体还需要有一种历史的视域。这在语言传播中就体现为,我们要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在与历史留传下来的文化典籍、经史子集的倾心对话中,去亲近历史、了解传统文化。这其实就使创作主体获得了一个融合古与今、过去与现在为一体的、连续性的统一体,这是由现在的视域与过去的视域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大视域”,“一种唯一的视域”。“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们就把我们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①
“效果历史”原则对于语言传播的借鉴意义以及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建构的作用是巨大的。它启发我们,任何语言传播都不是在虚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一定的时间历史和民族传统中进行的,语言传播也是历史地演进着的,我们是在文化传统中进行语言传播的,当代是植于传统的,这当然也包括人文精神中好的传统因素。要使语言传播更为有效,语言传播者就必须亲近文化传统,切近之,仰慕之,倾心之,温习之,撷取之,暖之于胸,化之于心,融之于血,诵之于口,托之于言。这样,语言传播者就会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根柢之所在、力量源泉之所在,当我们对传播的内容与形式化之于心形之于声的时候那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中华民族的恢弘大气、落落大方、胸襟开阔、庄重质朴、融通畅达、豪迈进取、意气风发……无不发于己心,出于己口,那“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又怎能不为中国的受众所喜爱。创作主体,多么畅快,多么骄傲,多么自豪!
①[德]汉斯一格奧尔格•伽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第384〜385页,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版。
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人文精神传统的精粹也就被语言传播带入了当代,也就通过受众而成为当代人心中的文化根柢。而语言传播者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了历史,我们的视域就与历史的视域相融合,在这种融合中,我们的视域和历史的视域都不会被消解,而是形成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贯通历史和现代、融通中国与世界的“整体视域”。人文精神、传播的意义在这整体的视域中获得了更为普遍的意义,也被提升到了更高的层面。而我们创作主体自身内部的一些不真、不善、不美的特殊性也在这种大的“视域融合”中被消解、修正,从而获得了更高的普遍性,创作主体的人生境界、人文精神境界在与文化传统、与历史的大的“视域融合”中潜移默化地提高了。“在传统的支配下,这样一种融合过程是经常出现的,因为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在这里总是不断地结合成某种更富有生气的有效的东西。”①语言传播创作主体在与文本主体的理解、对话中,在诸视界的“视域融合”中,在与民族文化传统的“效果历史”的生成中,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升华了、丰富了、可感了,并内化为语言传播者的生命感念、心理依据、创作冲动,只等创作主体一声令下,千帆竞发,奋勇争先,开赴对之热切盼望的接受主体的港湾。
①[德]汉斯一格奧尔格•伽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第384〜385页,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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