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妙的有声语言创作

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在创作主体的主体性的确立和发展中孕育、成长，在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接受主体的主体间“交流”、“交往”中实现、完成。

运用语言进行交流、交往几乎是人类的本能，因为这是人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在语言发生阶段，人类的祖先也是由于共同的劳动所需，到了“非说不可”的地步时，这种内在的心理需要使原始人的生理结构发生了变化，逐渐能发出清晰的音节，语言产生。此时的语言是为了通过交流协调动作，汇聚更多人的力量以形成合力，这样人类就能与比自己强大得太多的大自然相抗衡，获取食物，取得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和时间。可见，语言以及语言的交流与传播（不过这只是最广义的“语言传播”）初始动力是为求生存、求温饱。而这其中的关键之处在于“意义”的主体间生成，即不同人能听得懂对方在说什么，明白意图之后才能采取相对协调一致的行动。而意义共存的前提就是“契约”的逐渐形成与共同遵守，以至于契约所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遵从共同的规则。这样人与人之间对话与交流的广度与深度就向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扩展。在这一过程中，人离动物界越来越远，人文精神也越来越丰富、充实，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协调也越来越多，氏族、部落乃至国家逐一出现，法规律令、伦理规范都需要通过语言这一“契约”而生效。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程度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程度互相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科技进步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交往提供了越来越先进的手段，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交往的深度不断加深，人们对于共同“契约”的完善和对其更严格遵守的内在需求就越来越迫切，其内在动力是求富足、求发展。因为主体与主体之间信息的准确传递、认识的互相交流，以每个主体对语言的意义和规则的共同掌握为前提。在共同规则映照下的广阔空间内，人与人的交流与交往日趋自由，主体也就能在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内分享国家的、民族的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共有资源。由于规范的日趋稳定和影响力的扩大，主体的存在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主体可以通过便捷、迅速的语言传播了解古代的、当代的、中国的、外国的人文精神的精华。在规范光辉的照耀下，主体的人文精神应该通过语言传播得以最大程度的提升和弘扬。问题的关键就集中到了语言传播本身：你要传播什么样的人文精神？你要怎样传播人文精神的精华?通过本文前面的论述，我们已经能够对此问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回答了。但语言传播中的创作主体怎样才能从根柢上做到用生机盎然、生气勃勃的有声语言（即富有人文精神的有声语言）去传播传统的、时代的人文精神的精华呢？

我们的回答是：用精妙的有声语言。什么是精妙的有声语言？曰：剔除了日常语言芜杂、散乱与模糊的，涵化了规范于自身之内的诗性有声语言！

精妙的有声语言是剔除了日常语言的随意、零散、芜杂、单调、刻板、生硬、冷漠的有声语言；精妙的有声语言是生动、准确、规范、精心、集中、丰富、亲切的有声语言。日常语言所渗透的人文精神也必然是主观随意的、浅表的、繁杂的、良莠不齐的。现在语言传播中“拉家常”式的“说”，不仅蔓延于谈话类节目中，更渗透到了新闻性节目中，一句话说不清楚，就多几句解释，加零碎、兑水，鼓吹“语言创新”，实则语言功力太差，貌似“尊重受众”，实则矮化大众传播。

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在主体间的交往中生成，它是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接受主体之间生气勃勃、元气淋漓、生机盎然、生动活泼的交流与交往，所以它不能仅仅满足于符合规范。一般化的、概念化语言（即仅仅满足于规范的有声语言）通过普遍性的概念和推论展开，它作为主体间交流的中介是不透明的，它把主体间的关系降为主客关系，它具有抽象性、工具性，不能充分实现主体间性①，而进入规范空间和审美空间以后的诗性有声语言是真正主体间交流的透明的语言。这种诗性的有声语言是充分发挥了汉民族共同语特点的、真正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精妙的有声语言。它以具象铺排克服了语言的抽象性，以内涵的充分释放超越了语言的工具性，把抽象的文字化成个性化的、有生命的意象，从而消除了主体间交流的障碍。使用诗性有声语言进行交流的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文本主体之间的沟通是一种心灵的默契，是充分的、自由的交流，从而获得了直接的生存体验。

①列宁的著名论断：“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列宁全集》第20卷，第396页）就是建立在主客二分的思维向度基础上的。因为在这种思维取向中，人之外的一切都是与人对立的对象性的存在，这其中也包括语言。相应地，这种语言观下的语言所传递的人文精神也是以主客二分、无限征服客体为代表的精神。提倡这种精神对于缺乏科学精神传统的中国是很有必要性的。但是“工具论”语言观对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建构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认为，要从“存在论”的角度去认识语言的根本属性，认为语言的根本属性是其人文性。其哲学基础是主客浑一的宇宙观。汉语所具有的意象铺排、言约义丰等特点，本身就有主客浑一的特点，也更具人文精神的先进性。这是本文所要着重论述的。

只有把人放到抛弃了主客二分的主客浑一的、元气贯通的、万有相通的、整体的、主体间的世界中的时候，按照我们今天人类精神所达到的高度，我们的人文精神才会是充分的、先进的。世界上的每一个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投射的一个聚焦点，这个点，包括人也包括物。而万有相通、万物一体、气脉贯通的关键在于语言。旧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论把人看作主体，把万物作为客体，语言就被看作是反映天地万物的工具和镜子，万物不能言，只有人能言，但现在，不仅是人能言说，而且万物也都能“言说”（当然，万物不是真的会张口说话，还是要通过人的语言来“言说”）。世界因人而有意义，无人的世界是谈不上意义的，也不能称其为世界（这是在世界物质统一的本体论基础上的价值论，而不是唯心主义本体论）。使意义和世界得以表现的就是语言，所以伽达默尔说“世界本身在语言中得到表现”，“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①但这种语言不是概念化的语言，即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语言，因为这种语言只能表述“在场”的东西。但是，如上所述，每一个事物、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天人合一的整体，是一个时间与空间的“集合”，它横联万物，纵接古今与未来。每一个“这一个”都是一气贯通、普遍联系的宇宙中的一个点，它又都能以滴水显太阳，都是能于个体见宇宙整体的“通透”的点，所以是“在场”与“不在场”的东西的结合体。这种语言就是诗性的语言。对于语言传播来说，就是恢复了汉民族共同语之本来面貌，充分发挥了汉民族共同语魅力的有声语言！这样的有声语言是能够充分调动接受主体能动性的语言，它需要接受主体充分发挥想象、知识储备、文化积淀进行补充，以领会“言有尽而意无穷”之佳妙之处。

①[德]汉斯一格奧尔格•伽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第537、570、577—578页，洪汉鼎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

这样，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建构的主体间性、互动性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精妙的有声语言是能够从看到的东西中体会和抓住未看到的东西，从说到的东西中体会和抓住未说到的东西，从而能使创作主体个人独特的人文情怀、人生感念被接受主体所理解，也更能激发接受主体独特的人文情怀。①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中说：“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这里所说的词外之情就是言外之意，即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即能够以在场的东西显现隐蔽的东西，以有限言说无限的东西，以“有尽”表现“无穷”，而这“无限”和“无穷”的东西又不是抽象的本质或概念，而是现实中的人事情理、人生的感念等，能够以“这一个”折射出宇宙万有的整体。

①关于语言联系“在场”和“不在场”事物的论述，本书参照了张世英著：《进人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精妙的、充分发挥了汉民族共同语魅力的有声语言正好能够使在场与不在场的主体连成一体，一气贯通，元气生动。但是，创作主体要涵养如此深厚的充满民族美的语言功力是“非下苦功不可”的，这与某些人急功近利的想法是极不相容的，因此，就被“锐意创新”的“改革家”们当作“节目就办不下去了”的绊脚石，一脚踢开，转向“像说话”的“语言自来水”和“语言快餐”，甚至不惜制造“语言垃圾”。这正是语言传播缺乏先进的人文精神的根本原因，这也是笔者在语言传播的实践中难以找到合适语言实例的原因，因此，笔者在进行论述的时候，只能到传统的语言经典中去寻找力量的源泉。但是我们认为，语言传播的现实“不应如此”。我们坚信，语言传播的未来“不会如此”。因为，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发展方向。因为，“我们不能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僵死的生产品，而应视为一种生产过程，不能只注意语言作为对象之描述和理解之中介的语言的作用，而更应当谨慎地回到语言的与内在精神活动紧密交织的本源和语言与这一本源的相互影响上去。”①

作为体现这种先进人文精神的精妙有声语言应该是这样的：它是充分体现汉民族共同语韵律美的有声语言。有声语言韵律美的内部是深蕴着生命活力的，而不仅仅是形式美，这种形式美本身是体现生命律动的形式。生命是一种气的积聚，而韵是创作主体与文本主体、接受主体所共有的生命的灵性，是主体生命的情调、风神、风韵。有气韵才能生动，所以杨维桢才说：“传神者，气韵生动是也。”②它是充分体现汉民族共同语节奏美的有声语言。在有声语言中，相同或相似的语气、语势、转换所形成的回环往复即为节奏。有声语言的节奏体现了相通的万物的生命的节奏，没有节奏就没有生命。时光昼夜交替，春秋往返；人的呼吸、心跳莫不循环往复而成节奏。而宇宙大化就是一个气脉动贯通、阴阳相生的生命整体，创作主体内在的生命节奏与宇宙中对象主体的生命节奏相合，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则有声语言便会体现出生命整体勃勃的内在生命力。创作主体以生命去体悟生命，然后把它变成可听可感的、鲜活生动的有声语言。而接受主体也是有着内在生命节奏的主体，它一定会与创作主体所发出的生命节奏产生共鸣，从而一气贯通，共同提升人文精神的境界。这才是有声语言人文精神重建的灵魂。

①[德]威廉姆•洪堡著：《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转引自[德]马丁•海德格尔著：《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210页，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②杨维桢：《图绘宝鉴序》。

它是充分体现汉民族共同语辞约意丰、言近旨远之含蓄美的有声语言，也就是能通过“在场”的使人联想到“不在场”的事物和情怀。创作主体充分运用有声语言的特点，通过说出的东西“折射”出没有说出的东西，在空间上纵横宇内，在时间上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魏庆之编《诗人玉屑》引述了《漫斋语录》中的一段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诗文要含蓄不露，便是好处……用意十分，下语三分，可几风雅；下语六分，可追李杜；下语十分，晚唐之作也。用意要精深，下语要平易，此诗人之难也。”这也是有声语言之难，却是汉民族共同语之魅力所在。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仅二十个字，一幅“寒江垂钓图”豁然“秀”于目前，但创作主体如果只看到这些，那可以肯定地说，他的表达一定是索然无味的。关键是创作主体要“看”到那画面背后柳宗元虽谪居异地，但却不畏雪寒风冷、人寂物静、与世相隔而泰然自若的神情；要看到那种遗世独立的孤高人生气节；要联想到更多的不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的崇高风骨；要联想到做人要有气节、有理想，要信念坚定……如此，胸中若有块垒，夺他人之酒杯而浇之，“非说不可”。对于接受主体来说，由于我们有共同的文化背景、相近的生命体验，胸中浩然正气则陡然升起，高远的人生境界、高尚的人文情怀在主体间生成。创作主体通古人、通今人、通境界、通人格，崇高的人文精神氤氲于胸，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它是充分体现汉民族共同语言此及彼、象征暗喻之蕴藉美的有声语言。这样的语言能以表示具体事物或实景的语言暗示深远的意境。对于有声语言的这种特点给语言表达所带来的奇妙效果，亚里斯多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他在谈到“巧妙的话和受欢迎的话是怎样造成”的时候说：“我们的基本原则是这一条：不费劲就能有所领悟，对于每个人说来自然是件愉快的事情；每个字都有一定的意思，所有能使我们有所领悟的字都能给我们以极大的愉快。奇字不好懂，普通字的意思又不太明白，所以只有隐喻字最能产生这种效果。……只有那些一说出来就能被领悟的修辞式推论，或是那些先前还不明白，过一会儿就明白的修辞式推论才能受欢迎。”①如张九龄的《感遇》：“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可以荐佳客，奈何阻重深。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丹橘经冬不谢，其状溢于目前，但通篇所说，都是诗人以丹橘自喻，叹命运弄人，怀才不遇，但又胸怀高洁，不屈于俗，伟岸人格，显于橘后。由于创作主体与诗人、与接受主体有共同的传统文化背景，生活于古今一体的宇宙生命体之中，所以今人也能理解丹橘的品质，从而理解诗人的气节，也都会受其感染，共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