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古籍英译研究综述

第二节　国内古籍英译研究综述

国内翻译研究界对古籍英译的研究虽然早已有之，但开展得还不算深入。中国古籍英译研究方面的专著数量很少，代表性的有许渊冲的《中诗英韵探胜》、汪榕培编著的《比较与翻译》等。前者主要通过大量汉诗英译的实例及分析，展示作者汉诗英译中“音美、形美、意美”以及“与原诗竞争”的追求；后者则通过古籍英译的片断分析，指出古籍英译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希望把中国传统文化以“准确真实的本来面貌”^[13]推向世界。总的来说，这两本著作讨论的仍是传统翻译研究中“如何译得好”、“如何译得对”的问题。散见于各类论文集以及报刊杂志的有关古籍英译的论文数量也并不多，以《中国翻译》为例，1990年至2005年十五年间，不足四十篇。而所见的论文，一是讨论的文本对象比较分散，彼此没有联系，显得很随机，可以见出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在总体上并无较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二是讨论基本上仍然围绕译文的准确和译笔的优美等问题，可能是由于篇幅的关系，所选取的译例也显得单薄，影响了说服力。总之，这些论文没有集中就某一类古籍英译的问题进行讨论，也没有集中就某一文本的若干译本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因此讨论本身虽然很有意义，得出的结论也较可信，但同时也难免零散而缺乏深度。

古籍英译的论文或者译评中，有一类相对集中的论题，那就是试图在译文的“质量”和译者的“国籍”之间寻找必然的联系，并由此推断：古籍英译到底由谁来译更好。有学者认为，“西方汉学家再怎样对中国文化进行研究，他们对中国文字中的内蕴理解总很难透彻。他们用西方人的习惯思维考察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哲学和伦理，就可能有误解。因此，今天为了使中国文化让西方读者分享，就得有新的译本，最好新的译者是中国人，而且应当是学贯中西的中国译者”^[14]。也有论者宣称“要指望由西方人出钱来弘扬中华文化，那是一厢情愿，万不可能”^[15]。这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而另有学者，如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1919—1991），则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在中国文本的英语翻译上，“我们几乎不能放手给中国人，因为按照一般规律，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的，这一规律很少例外”^[16]。事实上，这个“从事汉籍英译的译者资格问题”并不是由国籍说了算的。两派意见所关心的实质，是译者的理解力和表达力，而这两种能力与译者的国籍只有某种相对而非绝对的联系，不能作为衡量的标准。因此，对于这一问题，还是潘文国的结论比较理性：“汉籍英译不是外国人的专利，中国学者和翻译工作者应该理直气壮地勇于承担这一工作。”^[17]这种提法没有意气用事地比较出外国译者和中国译者孰优孰劣，而是指出中国译者有权利、有能力、也有义务承担这样的重任。事实上，我们国内确实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古籍英译学者，他们的译作质量非常高。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译本质量的好坏并非决定译本成功与否的唯一因素，翻译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èLefevere）在他著名的《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中指出的“诗学（Poetics）、赞助人（Patronage）、意识形态（Ideology）”^[18]等因素，在译本的流传和接受方面，有时甚至起着更加关键的作用。这些译本外的因素，正是“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非常重要的考察对象。

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古籍英译研究的著作和论文，笔者掌握的资料不多，不敢妄自判断数量的多少。但就已见到的少量资料而言，似比国内的同类研究更接近文化层面的探讨。以1991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有关中国古籍英译的论文集《翻译作为文化阐释的途径》^[19]（Interpreting Culture Through Translation）为例，仅题目就已经表现出鲜明的文化观照的视角，其中的讨论不局限于“是否译得准确”，还从语言、文化差异的角度来揭示翻译的难点与局限，并进一步讨论翻译在阐释他文化过程中的意义和影响，试图澄清翻译所不能完全体现或不能准确体现的种种文化本质。